太離譜了！三國時期真實人口數據考證

最近網上有一些文章傳得比較火，大概是列舉了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人口變化，朝代更迭往往戰亂頻繁是人口銳減的重要因素。

其中人口減員最大的時期不是烽煙四起的隋末，也不是人竟相食的唐末，竟然是漢末三國時期。

而且人口減少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在漢桓帝時期，黃巾起義爆發之前，全國進行過一次人口普查。

統計數字大概在五千六百萬人左右，略低於漢和帝時期的六千萬。

而到了三國並立時期，全國總人口統計數字僅有七百多萬。

在三國並立時期人口已然有所恢復，各國相對重視休養，此時全國性的大混戰局面已經結束。

《歷史不忍細看》一書中曾提出觀點，赤壁大戰以後中國人口統計僅剩143萬人，最低的公元221年甚至不足百萬。

黃巾起義

如果真的人口毀損到這種程度的話，我們知道按現在社會的常識，例如朝鮮，是軍事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2千多萬人口供養110萬人民軍，這是現代化社會裡比較極端的案例。

很難想像在古代，例如三國實力最弱的蜀漢，戶口數字全國90萬人，帶甲約10萬人，此外還要供養4萬官吏，這樣的比例維持軍隊和社會的基本運營是幾乎不可能的。

而且短期內人口減少率這麼大的話，是很難迅速恢復的，甚至有絕種的可能，三國之間竟然還維持了那麼多年連續的戰爭。

估計各國領導人首先就得先開個會討論一下休兵的問題，再打下去估計人都打死光了。

既然數字存疑，我們就來看看數字到底是怎麼得來的。

赤壁大戰

事實上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220—265年），戶口統計數據普遍缺乏明確記錄。

西晉初，陳壽撰《三國志》，有紀傳而無表志，內容失之過簡。

南朝宋裴松之作注，博引群書，以補其闕，始有蜀後主炎興元年（263年）降魏時「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及吳天紀四年（280年）王浚於孫皓受降時「收其圖籍，領…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的記載。

其後南朝梁劉昭為成書晚於《三國志》的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作注云：「（魏）景元四年（263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減去同年蜀戶口數，則魏有戶663，423，口4，432，881。

唐杜佑《通典》即綜合以上數字為「天下通計戶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與同書記載的東漢桓帝永壽三年（157年） 10，677，960戶， 56，486，856口相較，尚不及七分之一，降到了我國有史記錄以來人口數字的最低點。

三國鼎立

1.三國戶口數字不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實際

曹魏統治下的黃河流域中原地區，是東漢末黃巾起義軍受到地主武裝的血腥鎮壓，以及繼之而來的軍閥混戰的主要廝殺場，再加上天災頻仍，人口有了空前的減耗。

全國精華所在的東、西兩京及其附近的河南、三輔地區，在董卓及其部將的劫掠下，「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青州「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冀州在曹操占有其地時，得戶「三十萬眾」，只及東漢時的二十分之一，其人口減損之多，當可想見。

曹魏承漢末喪亂之後，經過四、五十年相對穩定局面，生聚孳息，由於廣行屯田，興修水利和招徠流民，使東漢以來脫離了土地的農民又重新與土地結合起來，農業生產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

如兩淮地區，「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達到「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再加上曹魏對農民剝削的程度比東漢為輕，在《收田租令》中規定：「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也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

農田畝產量提到了歷史時期的新水平，由東漢末建安時的「令畝收三斛」，提高到「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

從左思《魏都賦》所述「綿繡襄邑（今河南睢縣），羅綺朝歌（今河南淇縣），綿纊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縑帛清河（今山東臨清東北）」，可見絲織業在漢末嚴重破壞以後也已得到復甦：而漢末殘敗不堪的曹魏首都洛陽，到魏齊王時（240—253年）已成為「其民四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的繁華的國際都市了。

蜀、吳統治下的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東漢末受到戰亂和天災的影響較少，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下，生產得到發展，也為人口的自然增殖提供了物質前提。

蜀漢所在號稱「天府之國」的益州，在諸葛亮「唯勸農業，無奪其時，唯薄賦斂，無盡民財」的政策下，農業畝產量大大提高，「綿（綿竹）與雒（廣漢）各出稻稼，畝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

成都平原出現一片「溝洫脈散，疆理綺錯，黍稷油油，粳稻莫莫」的繁榮景象，素負盛名的蜀錦遠銷魏、吳兩國。

「水陸所湊」的成都，已是「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里，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的一大都會。

到蜀向鄧艾投降時，劉禪在給魏國的降書中說：「百姓布野，餘糧棲畝」，府庫中存有「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彩、絹各二十萬匹」。

東吳立國之初，由於北方勞動人民的南下，帶來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擴大了耕地面積；又由於實行屯田和興修水利，農業生產得到發展。

在京都建業附近，「其田野則畛輟無數，膏腴兼倍，……國稅再熟之稻」；武昌冶鑄業，海鹽（今浙江海鹽）、沙中（今江蘇常熟）的鹽業，三吳的絲織業，侯官（今福州市）、臨海（今浙江臨海）、番禺（今廣州市）的造船業都有很大發展。

吳都建業有大市、東市，商業繁盛。

「富中之氓，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

隨著東南地區的開發和社會生產的發展，其人口自應處於不斷增長之中。

可是，裴注所引三國末期蜀、吳兩國的戶口數，較之東漢相去卻極為懸殊。

東漢時益州刺史部所轄十二郡國，計152萬餘戶，724萬餘口，其中蜀郡一郡即有30萬餘戶，135萬餘口，蜀漢領土相當於益州全境，而只有28萬戶，94萬口，戶與口分別為東漢時的18.3％及12.9％。

甚至比東漢蜀郡一郡的人口還要少得多。

東吳領土相當於揚、荊、交三州全境，有52.3萬戶、230萬人，僅及東漢時269萬餘戶、1，171萬餘口的19.4％及19.6％，這樣大幅度人口減耗的記錄，也顯與蜀、吳兩國原有的基礎及經歷了半個世紀生聚孳息以後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

2.三國戶口統計數字為何偏少

三國末期見於史籍記載的戶口數字偏少的主要原因大抵有四：

（l）世家豪族蔭附戶口對封建國家人口的分割

曹魏統治下的中原地區，東漢末，世家豪族在戰亂中多率領自己的宗族、部曲築塢壁以自保。

如許褚，「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即其一例。

曹魏代漢後，隨著世家豪族勢力的發展，實行「給客制度」：「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

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一般農民為逃避賦役，紛紛依託豪強。

這些處於世家豪族蔭庇之下的部曲、佃客，是不列入政府戶籍的。

蜀漢政權所在的益州，豪強地主也有眾多的部曲、佃客，據《華陽國志·蜀記》記載：「郪縣（今四川三台縣）大姓王、李氏，又有高、馬家，世掌部曲」。

諸葛亮征服南中後，將「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為部曲」。

又從李嚴以罪廢后，猶有「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可見蜀漢政權的貴勢之家，擁有佃客、奴婢的數字也不在少。

以世家豪族作為政權基礎的東吳，採取與曹魏給客制度相似的復客制度，以賞賜功臣的形式，賜給大族以土地和佃客，如呂蒙征皖有功，孫權「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今湖北廣濟東北）屯田六百人，官屬三十人」，蒙死，「蒙子霸襲爵，與守冢戶三百家，復田五十頃」。

孫權給臣下的賜客享有免除承擔國家租役的特權，《三國志·吳志》中常有「殊其門戶」的記載，它們從孫氏皇室合法地瓜分得土地和勞動力，在其蔭附下的佃客，也就成了從政府編戶齊民中分割出去的戶口。

（2）屯田生產者不列入郡縣的編戶

繼漢末社會動亂之後，三國的統治者為使流民與土地結合，以解決軍糧的需要，實行屯田制。

民屯的生產者「屯田客」（亦稱「典農部民」）直接置於農官的管理之下，曹魏在中央為大司農，郡為典農中郎將及典農校尉，縣為典農都尉。

在典農官管轄下的屯田戶，是獨立於郡縣之外的。

蜀、吳兩國屯田組織史無翔實記錄，但從呂乂為漢中（今陝西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及陸遜「出為海昌（今浙江海寧鹽官）屯田都尉，並領縣事」的記載，可見蜀典農官為督農，吳為屯田都尉，也是獨立於郡縣之外而自成系統的。

（3）「兵家」和「吏家」也不屬於州縣的管轄

《三國志》裴注所記蜀、吳投降魏、晉時的士民簿和圖籍，均將州縣的「戶」與「兵」、「吏」並列。

據曹丕「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及孫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對士兵以「戶」或「家」相稱的記載，表明士兵是與其家屬一起，作為「兵戶」或「兵家」（曹魏稱為「士家」）而單獨入籍的。

吏即「庶民之在官者」：大多是在郡縣服役的「吏卒」，「吏家」和「士家」同樣是世代相承的，只是其地位較高於士家而已。

杜佑《通典》對三國人口的統計，僅限於州縣編戶，而不及「兵家」與「吏家」，其本身就是不全面的。

（4）少數族大多不在州縣的編戶之內

漢魏之際，西北邊陲少數族陸續向內地遷移的人數很多。

漢族統治者為了加強對邊境少數族的控制，和補充內地勞動人手及兵源的不足，招引或強制塞外鮮卑、烏丸、匈奴、羯、氐、羌等族人民徙居內地。

這些少數民族內遷後，雖與漢族犬牙交錯地雜居在一起，但他們多仍保留其原有的部落武裝組織形式，不在州縣的編戶之內。

蜀漢境內處於時叛時服之中的南中地區的少數族人民，以及東吳境內累經征伐的少數族山越，也有部分置於國家的編戶之外。

三國時期從政府分割出去的「部曲」、「佃客」、「奴婢」等世家豪族的私家戶口，由國家典農機構管轄下的屯田上的生產者「屯戶」，郡縣編戶之外另立戶籍的「兵戶」、「吏戶」，以及仍保持其原有部落組織形式的少數族的「牧戶」等不屬於郡縣管轄下的人戶，已遠遠超過封建國家的編戶齊民，再加上郡縣編戶中廣大自耕農因逃避賦役而流亡的「逃戶」、「漏戶」，封建國家地方行政機構郡縣所能直接控制的人戶，僅僅是整個戶口數的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綜上所述，三國時期的人口統計相當於是國家直轄人口的一個合計數字，或者說納稅人口。

而為數眾多的部曲，佃戶，奴婢以及躲避戰亂和賦稅隱藏避世的人口數字無法統計，學術界比較認同的數字應當在兩千三百萬到三千六百萬之間。

但是無可否認的是漢末三國時期仍然是中國歷史上人口減員極大的時期，人口減少超過半數以上。

不僅僅因為戰爭，也由於東漢末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罕見的災害頻發的時期。

地震，蝗災，瘟疫等幾乎年年爆發，這些都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