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的人口和經濟狀態

黃巾之亂後，中原地區發生天災饑荒，例如：「建寧三年春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等紀錄。

董卓掌在面對關東軍聯合討伐下，竟然「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以至於民怨載道，人口數大減。

曹操征徐州時，「凡坑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跡」。

李傕等在關中，「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飢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

益州的劉焉、劉璋及荊州的劉表鎮壓叛亂，揚州因為孫策等人的戰爭，使得人口數都減少。

當時的人民朝三個方向流動：由關中西遷至涼州或是南遷至益州、沿漢水遷移至荊州，各約十萬戶。

由中原地區往東北遷移至冀州或幽州，再遷至遼東。

鮮卑和烏桓也因為這波流民而壯大。

最後也是最大一股，是由中原地區遷移至徐州彭城，再南遷至江南地區。

當時「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孫吳立國的基礎即建立在此上。

例如：魯肅、諸葛瑾、呂蒙、張昭及徐盛等人就是此次南渡的中原士族之一。

曹操攻擊張魯時及攻下後，共遷部份的川東漢中居民入關中。

曹丕建都洛陽後，遷冀州五萬戶士家以實河南。

魏滅蜀後遷蜀人三萬家至洛陽和關中。

劉備領有益州，多次遷民於成都平原。

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敗後，也遷隴西居民以實漢中。

孫權在早期即擊敗江夏太守黃祖，虜掠男女數萬口。

他建國後為了提升人口數，平定山越並以其「羸者充戶，強者補兵」，並且騷擾淮南來獲得人口。

根據史料記載，公元263年，蜀國有1082000人

；魏國有4432881人

；公元280年，吳國有2562000人

，總計郡縣編戶人口為7672881人

現代學者認為三國末期約有3000萬人，三國初年約有2224萬~2361萬人左右，僅有東漢人口峰值的40%。

東漢末期，因為天災戰亂，社會受到破壞，使得經濟衰退，大量農地荒廢。

部份豪強世族漸漸成為自給自足的莊園制度，塢堡和莊園制度都影響後來魏晉南北朝的經濟模式。

銅錢未能廣泛通行，只好正式以布帛谷栗等實物為主要貨幣。

曹魏、蜀漢、孫吳三國當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墾荒的面積最廣，這正是當時三國中以曹魏實力最強的原因。

曹魏推行屯田制，組織流民耕種官田。

這使得恢復社會秩序，增強曹魏實力。

曹魏重視農業的另一實證是其大興水利，其工程的規模和數量在三國中首屈一指。

如233年關中一帶闢建渠道，興修水庫，一舉改造了三千多頃鹽鹼地，所獲使國庫大為充實。

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糧食產量倍增，但三國食貨志也指出這些水利工程許多缺乏規劃，僅能收短期效果。

曹魏建置大型官營手工業作坊，發展手工業生產。

鄴（今河北邯鄲臨漳縣）、洛陽等貿易城市，商業經濟發達，和海外有貿易往來。

此外造船業、陶瓷業、絲織業、製鹽業等等也都十分發達。

值得注意的是曹魏一直無法擺脫實物交易的經濟模式，少數幾次的貨幣改革嘗試都以失敗收場，這可能與其國土內缺乏大規模的銅礦礦山作為基礎有關。

蜀漢土地肥沃，物產豐饒，東漢末年遭受的戰亂也較中原為輕。

214年，劉備入蜀後，巴蜀地區財政混亂，劉巴提出鑄直百錢，平衡物價，解決問題。

當中五銖錢與直百錢並用，為犍為郡所鑄，從中知道蜀鑄錢不只在一地，而蜀錢終三國一代也一直是蜀國重要的輸出品，甚至連魏國都大量流入跟通行。

諸葛亮又派人整修和護理都江堰，保障農業灌溉。

蜀漢的手工業以鹽、鐵和織錦業等最為發達。

左思《蜀都賦》中提到「技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所以蜀錦能遠銷吳、魏二國，諸葛亮亦認為蜀錦為支持國家的重要物資。

而南中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等貢品，令蜀漢軍費有所供給，國家富裕。

至蜀漢亡時，官府仍有金、銀各二千斤。

首都成都也是當時的商業都市之一。

東吳

孫吳所處的江南，社會經濟起步較晚，在三國時還是人口稀薄之地。

然而由於這裡戰亂較少，使得北方人民大量遷居，帶來先進生產技術和勞動力。

孫權登位後設置農官，實行屯田制，江南地區的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得到發展。

紡織業方面，江南以產麻布出名，豫章郡（治所在江西省南昌市）的雞鳴布名傳千里。

三吳出產「八蠶之綿」，諸暨、永安一帶所產絲的質量很高。

冶鑄業以武昌（湖北省鄂州市）為最發達，孫權曾在開採銅礦，打造兵器。

由於地處江南及海邊，吳國在造船和鹽業都相當發達，在海鹽（今浙江嘉興海鹽）、沙中（今江蘇蘇州常熟）設官員，來管理這兩地的鹽業生產。

孫吳在建安郡（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設典船校尉，海船南抵南海、北達遼東。

海上貿易亦有所興起，孫吳的商業都市以建業（江蘇省南京市）、吳郡（江蘇省蘇州市）、番禺（廣東省廣州市附近）為主，其中番禺以國外貿易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