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三國演義》而家喻戶曉的三國歷史，其真實面貌究竟如何？

幾乎所有被後世關注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一般都會有三種形象：歷史形象，文學形象，民間形象。

歷史形象是正史記載或歷史學家研究出來的，文學形象是小說或戲劇創造的，民間形象則是一般民眾心目中的。

歷史的讀法、理解和評判也有三種：歷史意見，時代意見，個人意見。

站在古人立場的是歷史意見，站在今人立場的是時代意見，站在自己立場的是個人意見。

三國，便是三種形象和三種意見集中的地方。

這當然要拜羅貫中所賜。

正是由於他的《三國演義》，這段原本並不十分重要的歷史，在大中華文化圈內幾乎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儘管一般人知曉的並非歷史形象。

問題是：何以如此？

原因之一，是《三國演義》的文學價值不低。

單是創造的成語典故之多，就堪稱一絕。

但更重要的，還是這部小說不但有價值取向，而且其價值觀還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被官　　方和民間認同，這才口耳相傳經久不衰。

那麼，《三國演義》的價值觀是什麼？

忠義。

這是貫穿始終的。

事實上，正如《三國演義》的傾向是「尊劉貶曹」，它的靈魂則是「弘揚忠義」。

因此它的第一回不是董卓入京，而是桃園結義。

也正是由於這一精心刻意的安排，歷史變成了另一個樣子。

什麼樣子呢？

袁紹與曹操的路線鬥爭被淡化了，劉備與曹操的權力之爭變成了忠與奸的道德之爭；起過決定性作用的孫權黯然失色，沒那麼重要的關羽則大放光彩。

關羽不太重要嗎？

是的，至少並非至關重要。

真正重要的人物，應該是改變了歷史趨勢和走向的，比如斷送東漢的董卓，率先割據的袁紹，抗衡中原的孫權。

這樣看，關羽的重要性遠不如拿下荊州的呂蒙、戰勝劉備的陸遜。

然而關羽在後世受到的推崇，甚至超過了諸葛亮。

他在元代即已成神，後來又成聖成佛，號稱「武聖人」和「蓋天古佛」。

這顯然並非因為他的武藝，而是因為他的忠義。

千里走單騎是其忠，赤壁之戰中放走曹操是其義。

關羽，是忠義的典型、旗幟和榜樣。

這同樣要拜羅貫中所賜。

事實上，關羽離開曹操時，曹操尊重他的選擇，下令不得阻攔追擊；後來兵敗赤壁的逃亡路上，曹操也根本就沒有遇到關羽。

關羽的許多感人故事和英雄業績，包括「溫酒斬華雄」之類，都全靠羅貫中的生花妙筆。

就連關羽的被俘投降，也被找到了正當理由：不能撇開結義的兄長、被俘的嫂嫂和受難的皇上，一個人自己去死節。

條件當然也由羅貫中代講：降漢不降曹。

這可真是漏洞百出。

什麼叫「降漢不降曹」？難道劉備一夥原本是對抗大漢的「反政府武裝力量」，現在決定投降漢帝國了？另外兩件事情也同樣大成問題：過五關斬六將對曹操是不義，華容道放　　走曹操對劉備是不忠。

羅貫中編的這些故事和說辭，還可以相信嗎？

實際上，《三國演義》的破綻不勝枚舉，比如「三氣周瑜」就絕無可能，因為周瑜從來就沒算計過諸葛亮。

何況周瑜風流儒雅氣度非凡，豈會被別人氣死？諸葛亮光明磊落一　　身正氣，又豈能在害死盟友後還出言輕佻？

沒錯，周瑜是主張防範劉備，但那是在赤壁之戰後，怎麼會在戰前一再陷害諸葛亮？同樣，諸葛亮也並非奸詐小人，又怎麼會幸災樂禍地說「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這樣的品位和格調，實在讓人不敢恭維。

難怪胡適先生要斥之為「陋儒」。

世間有此陋儒不足為奇，奇怪的是國人不以為非反倒推崇備至；書中有此破綻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國人並無質疑反而津津樂道。

這又是為什麼？

為了圓夢。

傳統社會的中國人，其實是一直有夢的。

第一個叫「大同夢」，也就是回到部落時代。

第二個叫「小康夢」，也就是回到邦國時代。

這兩個夢都實現不了，就開始做「治世夢」。

這是帝國時代的「中國夢」。

治世夢也包括三個內容。

首先是希望有一個仁慈而明智的好皇帝，這就是「聖君夢」。

其次是希望各級官員清正廉潔，這就是「清官夢」。

如果聖君和清官都指望不上，則希望有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就是「俠客夢」。

聖君，清官，俠客，是中國人的千年夢。

這三個夢，羅貫中都幫我們圓了。

聖君就是劉備，清官就是諸葛亮，俠客或俠士就是關羽和張飛。

三個夢三個代表，都在劉備集團，尊劉貶曹豈能不大得人心？

至於歷史的真相，則無人關注。

事實上，《三國演義》創造的文學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原本來自民間，之後又在民間廣泛流傳，變本加厲。

兩股力量的齊心協力，使這段歷史與它的本來面目漸行漸遠。

這並不奇怪。

畢竟，治世是萬眾之嚮往，忠義乃核心之價值。

作為農業民族，或者說，作為非商業民族，我們沒有契約精神，沒有法治觀念，沒有公民意識。

結果，就只有君臣父子、綱常倫理和江湖義氣。

忠義作為核心價值，也應運而生。

不可否認，這裡面有著美好的願景和良善的動機：忠用來規範自己，義用來規範別人。

我忠誠，你仗義，秩序便得以維持，關係便得以維繫，天下便得以太平。

這是一個「桃園夢」。

然而忠義作為核心價值，卻又十分可疑。

實際上，它的內部充滿矛盾和悖謬。

比方說，清官要盡忠，俠客要仗義，聖君呢？忠也好，義也罷，用在他身上都不合適。

如此說來，皇帝豈非就該不忠不義？

為君不易，為臣也難。

比如張遼要對曹操盡忠，便只好對關羽不義，將關羽要走的意思如實匯報。

關羽要對曹操行義，也只好對劉備不忠。

要知道，他殺袁紹的大將顏良時，劉備可正在袁紹那裡寄人籬下。

然而不殺顏良，就無法報答曹操的大恩大德，也就不能問心無愧地回到劉備身邊，關羽豈非兩難？

好在關羽獲得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我們唯一無法弄清的是：為什麼關羽的依曹、反曹、降曹、別曹、放曹都是忠義，如果換成呂布就是不義？

可惜無人回答，也沒人問。

弘揚忠義的《三國演義》則走了麥城：代表明君夢的劉備「長厚而似偽」；代表清官夢的諸葛亮「多智而近妖」；代表俠客夢的關羽既投降了敵人，又放走了敵人。

羅貫中先生想過這些嗎？

也許沒有。

因為他表達的，是他們的時代意見。

時代不同了。

老調子已經唱完，瞞和騙的藝術也可以收場了。

我們需要建立的，是新的社會觀、道德觀、歷史觀和核心價值觀，非如此不能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

這是只能通過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和法制建設來完成的。

《三國演義》可以謝幕，桃園結義可以夢醒。

現在，讓我們回到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