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他對權力進行的重塑似乎並不成功

經過太祖趙匡胤的創業，宋朝的歷史留下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現象：一個以軍人為首腦而組成的國家，自始注重國防，偏在軍事上的作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

它的民間經濟，也有突出的現象，它卻不能掌握這種優勢。

——黃仁宇：《宋太祖趙匡胤》

在不堪言狀的分裂與墮落之後，中國又重新建立起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來。

這一個中央，卻以他獨特的姿態出現於歷史。

——錢穆：《國史大綱》

宋太祖趙匡胤在公元960年，奉後周恭帝之命，討伐契丹，軍隊抵達陳橋驛，離開封不及一天的行程，被部下以黃袍加身推戴而為皇帝。

這就是所謂的「陳橋驛兵變」。

這種情形，在中國的五代早已屢見不鮮。

恭帝郭宗川，是一個7歲的孩子。

因此960年的政變，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一個新的王朝——北宋，但這個王朝的建立，卻沒有遇到抵抗。

出征的軍隊返還回開封，宋太祖即放棄了征伐契丹的計劃，這計劃也終身擱置。

他到晚年才重新展開開封和太原之間的戰事，也因對方頑強抵抗而停止。

他在位17年之中，著重以軍事力量削平南方獨立或半獨立的國家，這在黃仁宇先生看來，完全是在不自覺之中，完成了一項「大歷史」的任務：公元第二千年的上半期，中國南方的多數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有了一段長時間大規模的鬥爭，雙方都要作長遠的準備。

因為趙匡胤的長遠打算，北宋沒有繼五代而為第六個短朝代。

但是趙匡胤也並沒有完全忘記北方的勁敵。

他曾對趙普說，有朝一日他要能恢復幽燕十六州，他就要在北方山地一帶設防。

只是這個計劃，到400年後才由朱元璋指導之下完成。

趙匡胤所滅之國，有荊南、湖南、蜀、南漢和南唐。

吳越則僅納貢，約定「三年一朝」，到開封來拜訪他，但是其疆域仍未納入宋朝的版圖，福建的廈門和汀漳也仍在「化外」，要待太宗朝才能席捲長江以南。

趙匡胤完成他局部統一之後，曾派官員到各處度田類似於東漢劉秀的辦法，也就是清丈土地，但是未曾下令重新分配民間的土地，他也推行「均賦稅」，但是一般看來，仍是因襲五代的體制，只有局部的調整，沒有大規模的改組。

他沒有採用徵兵制，尤為各朝所罕見。

在他統治期間，國家的勞動服役，也儘量避免徵派於軍隊，而由「廂軍」服行。

趙匡胤所推行的法律較前代溫和，但是對官吏的貪污則不假情面。

不過，他又說「奉祿薄鮮，未可責廉」，也就是說，工資太低，公務員就會做出很多不顧廉恥的事來，於是對各級工作人員一體加薪，所以宋朝的官俸在歷代都是最高的。

他所設立的國家儲備叫做「封樁庫」。

他曾說：「候滿五百萬緡，當向契丹贖燕薊。

」他想等著錢攢到一定的數量，就拿去買回燕薊，很少有皇帝能這樣坦率地承認這種想法。

宋朝鑒於五代十國的分裂，開始對中央權力進行重塑，由於卓有成效，被稱為「中央集權」。

趙匡胤的作法，首重軍制與財政。

軍備上中央所統制的為「禁軍」，諸州之鎮兵為「廂軍」；各地方防守則為「鄉兵」。

這辦法也沿襲了五代「牙軍」的體制。

中央經常向各鎮抽調其強壯兵卒，而將老弱淘汰。

起先以「樣兵」詔諸州選所部兵至京城，以後則代以木雕樣兵來規定條件，各州鎮有照身材招募並訓練的責任，一到訓練成熟，其兵員就補入禁軍。

禁軍雖為中央軍，也按時派遣駐屯於各地，川流不息。

在軍隊方面的集權，最有名的例子，當然是「杯酒釋兵權」。

他要石守信等大將交出兵權，就對他們說：「假如你們的手下人也將黃袍披在你們身上，你們會怎麼辦？」石守信等人大驚失色，忙問主意，結果趙匡胤就說：「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各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

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為他的直爽，所以他不用漢高祖和明太祖的伎倆，屠殺功臣。

在統一期間被征服的小朝廷首領，也受優待，無歷朝的疑忌殺戮事情，據說他自己曾立有「誓約」，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這一方面表示他的寬懷，一方而也由於他的自信。

財政方面各地方的收入，同樣的分為「上供」、「送使」、及「留州」三個部門。

「使」為轉運使，其職責是將各地財物，輸送中央。

在朝代草創和各階段征服時，這些資源竭盡其力的輸送到汴京，以致倉庫盈溢。

北宋政府也因襲五代體制，以樞密院主軍事，三司鹽鐵、戶部、度支管財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里最緊要的部門。

又以文人管理州里的軍事，並且打破了唐以來地方首長派遣縣級官員的習慣，重新整個地任命州縣官員，因此又要加大選舉力度，是以宋朝的考試製度，採取3年循環制，確實走上了正規化的道路。

以上各種設施都有刺激國家經濟的趨勢。

宋朝在商業方面的收入，超過以前各代。

政府又大量鑄錢，貨幣的擴充，在太祖時已開始，以後疊增到每年生產五百萬貫的數量，也就是說，宋朝兩年的鑄錢數，就超過四百年後朱明王朝276年所鑄錢的總和。

如此一來，宋朝的礦產也打破以前的紀錄。

北宋以開封為國都，南宋以杭州為國都，專著重於水陸交通的便利，並沒有多方考慮到軍事上和國防上的需要，也是各主要朝代所沒有的事。

由於有了以上的分析，黃仁宇先生提出了一個問題：以上所述與一般歷史書並無出入，但這和「大歷史」又有何關係?黃仁宇先生說，從遠距離的觀點看來，第二帝國經過北魏的孕育，隋及初唐間繼承著間架性的組織和體制，使這個扁平體的社會發育滋長。

經過中唐之後，質量上的進步，使各地區參差不齊，其繁複的情形，超過初唐租庸調的系統所能概括。

又在安祿山叛變前後，李唐王朝的種種辦法，都只有局部的功效，與其官僚制度和立國精神相反，而兩稅制只有一紙通令，更促進分化，如此只有使唐朝瓦解和五代十國的出現。

而五代十國是一種分裂的局面，概言之，也可以稱為軍閥割據。

但軍人注重實際，以部下管理經濟場所，固然將稅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權的精神主持之，並不過多干涉，所以針對各處狀況，也能造成政府與民間的一種聯繫。

又有唐朝留下來的一套法令可以套用，所以趙匡胤雖是個軍人，但能夠自我克制，又得了趙普這樣的一位賢相的輔佐，定立了先安內而後攘外的宗旨，就能將一個分裂的帝國，重新湊攏起來。

但是，北宋也有自己的難題。

在諸事發展順利，統一依計劃完成之後，趙宋王朝也預先替自已埋伏了一些以後的困難。

以中央集權代替地方分權，又重新歸返到官僚的體制，截斷了治理者與被治理者間在各地區中一種自然的聯繫，並且各處數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術上更不容易掌握。

中國已展開一種在南方以水運占優勢的經濟體制與社會，和一個在北方以畜牧為主的體制與社會。

前者過於自信本身外表上和數量上的優勢，沒有設想到兩者在歷史上長期的抗衡，可能決定於彼此在時間上和組織上的差異。

黃仁宇先生指出，這些因素不可能由當事人—眼看得透徹，即使幾百年之後，整理歷史原始資料的歷史學家仍沒有看清。

經過太祖趙匡胤的創業，宋朝的歷史留下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現象：一個以軍人為首腦而組成的國家，自始注重國防，偏在軍事上的作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

它的民間經濟，也有突出的現象，它卻不能掌握這種優勢。

它企圖注重實際，不受抽象的觀念所蒙蔽，但宋代開創的理學和產生的特殊人物，又偏以哲學家為多。

這不能不是一種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