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蒙君臣之間能夠坦率交換意見，孫權能改正自己原來不妥當的意圖

如前所述，吳自孫權統事以後，所經歷的幾次重大戰役，如赤壁之戰、襲取荊州、夷陵之戰以及平定交廣等，都獲得勝利。

因此，孫權不僅保住了江東，並且還擴充了許多領土。

孫權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是同他善於用人分不開的。

本書第四章曾敘及孫權初立，為了穩定局勢，很注意招延人才。

這裡繼續並更具體地分析一下孫權用人的概況和特點。

綜觀孫權的用人，約有以下優點：　　（1）比較善於識別、培養和重用優秀人才。

在戰爭年代裡，能夠卻敵拓土的自然是富有韜略的將帥。

孫吳表現突出的將帥，較之魏、蜀二國，實無遜色。

周瑜、魯肅、呂蒙、陸遜被人謄為：「孫吳四英將」。

其中以周瑜最享盛名。

他在孫策時已受到賞識和重用。

周瑜同孫策一樣，富有進取精神。

孫策死後，孫權年輕繼業，權母吳氏令權以兄事瑜。

瑜「入作心膂，出為爪牙」。

瑜之為人，並非如《三國演義》描寫的那樣氣量狹隘。

《三國志》卷54《周瑜傳》言瑜「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

《瑜傳》注引《江表傳》言：　　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

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

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

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　　可見周瑜是有修養、能夠虛心與同僚相處的。

　　魯肅和周瑜早就「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周瑜曾兩次向孫權推薦魯肅。

第一次「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

第二次是瑜臨死給權上疏言：「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

但孫權之所以重用肅，不單是靠瑜介紹，主要還在他本人對肅有深切的賞識，如《三國志》卷54《魯肅傳》：　　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因密議曰：「……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

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

」　　以上魯肅向孫權提出「進取荊州，全據長江，以圖天下」的戰略部署，與諸葛亮《隆中對》甚相類似，只是不那樣詳盡罷了。

那時身為大臣兼名士的張昭對魯肅這種雄圖，很看不慣，向權言：「肅年少粗疏，未可用」。

權不以昭言為然，反而對肅更加重用。

陳壽在《三國志》卷54《魯肅傳》評曰：　　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群桀，新盪荊域，仗威東夏，於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實奇才也。

　　周瑜、魯肅固然很有膽識，但孫權能夠重用他們，說明權是很能用人的。

　　呂蒙出身「貧賤」。

十五六歲時，為擺脫貧賤，暗地在其姐夫鄧當軍中攻戰。

後為小將，以「兵人練習」、「所向有功」，受到孫權的賞識與拔擢。

蒙在多次抗擊曹操與同蜀漢爭奪荊州的戰爭中，表現了過人的韜略。

陳壽在《三國志》卷54《呂蒙傳》評曰：　　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

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　　呂蒙所以能有此豐功妙計，是與孫權的精心培植分不開的。

蒙原來沒有文化，「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

《蒙傳》注引《江表傳》：　　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

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

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

卿言多務孰若孤，孤……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

自以為大有所益。

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

　　呂蒙經過勤奮向學之後，一次同魯肅言議，使肅常欲受窘。

「非復吳下阿蒙」與「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成語，即魯肅與呂蒙談話時講出的。

孫權常嘆贊說：「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

　　東吳主要將帥，除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等外，還有在交州立功的呂岱。

呂岱早時只是一個代行吳縣縣丞的小官，因「處法應問，甚稱權意」。

受到拔擢，兩次鎮守交州，卓有功效。

《資治通鑑》胡三省注言：「當方面者，當如呂岱；委人以方面者，當如孫權」。

孫權是善於因材授職的。

　　（2）在一定程度和情況下，用人能「效之於事」，不拘卑賤、不計舊怨、不求全責備。

孫晧統治時，陸凱上疏稱道孫權用人，「不拘卑賤」，唯「效之於事」。

從孫權不少用人情況看，也確實如此。

所謂「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系虜」。

其他吳臣如潘璋、丁奉、谷利、丁覽、闞澤、步騭等都出身微賤，或忠於孫氏，或幹略卓著，或學問優異，受到孫權賞識和提拔。

再如出身「寒門」的周泰，被權拜為平虜將軍，督領諸將鎮守江邊要地——濡須。

朱然、徐盛等對周泰不服，因此孫權「特為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為酣樂。

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鬥處以對。

畢，使復服，歡宴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

於是盛等乃伏」。

將軍陳武在合肥交戰時，因奮命扜權而喪生，其庶子表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一同奉事權太子登。

陳壽在《三國志》卷55《陳表等傳》評曰：「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按照當時社會風氣，武人和庶子都是被士人所瞧不起的。

可是，做為「將家支庶」的陳表卻與「胄子名人」同樣受到重視。

據《三國志》卷51《宗室孫奐傳》注引《江表傳》：　　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泝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

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

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為國言之。

」諸將或陳宜立柵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為非計。

時張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

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於也。

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

一旦有警，應聲相赴。

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

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

」權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位。

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

　　由上可知孫權頗能集思廣益，擇善而從，而不問其資歷深淺，故能發現人才，破格提拔，甚至付以重任。

　　孫權用人有時能不計怨仇。

如甘寧原屬黃祖，曾射死吳將淩操，後降權，權對之頗加優待，令淩操之子淩統不得因父仇加害於寧。

因此寧得展力建功。

原揚州刺史劉繇與孫策舊「為仇敵」，但劉繇之子劉基很受權「愛敬」。

一日，權於船中與群臣宴飲，忽降大雨，權命以蓋覆基，其他人都不能得到這種優待。

基官至光祿勛，分平尚書事。

最能體現權能重用原敵國人才的，是他對潘濬的使用。

潘濬原屬劉備，但備未能盡其用。

《三國志》卷61《潘濬傳》注引《江表傳》：　　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

權遣人以床就家輿致之。

濬伏面著床蓆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

權慰勞與語，……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

濬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

　　當時降權的荊州將吏，尚有郝普、麋芳、士仁等，而權獨重用潘濬。

由於潘濬德才兼優，所以權對他虛心接待。

後來潘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

成為權腹心重臣之一。

浚為蜀漢大將軍蔣琬的姨弟，有人向權言：「浚密遣使與琬相聞，欲有自托之計」。

權立即駁斥說：「承明不為此也」。

於是將此人罷了官。

權曾令浚「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

浚所率軍隊人數達到如此之多，說明孫權是敢於放手使用降將的。

單從對浚的使用來看，權尚勝過劉備，備當年如令浚代替關羽守荊州，也許不致失敗得那樣慘。

　　孫權對部屬能用其所長，而不求全責備。

例如典掌軍國密事的胡綜，「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搏擊左右。

權愛其才，弗之責也」。

又如大將呂范，「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

其他如善於戰鬥的將軍淩統、潘璋、甘寧、朱桓等，或驕橫不法，或粗暴殺人，權均原其過失，以展其用。

故陳壽在《三國志》卷55《程黃韓蔣等傳》末評曰：「以潘璋之不修，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　　（3）比較能聽取反面意見，能用眾力群智。

《三國志》卷47《吳主傳》注引《江表傳》載權語曰：　　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眾之所積也。

……故能用眾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眾智，則無畏於聖人矣。

　　因為以上的話頗有至理，所以有人懷疑非權所能道出。

從孫權的詩人用士方面看，他還是能說出這樣的話來的。

《三國志》卷48《三嗣主傳》末注引陸機《辨亡論》稱孫權：　　求賢如不及……推誠信士，……披懷虛己，以納謀臣之算。

故魯肅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險而效命。

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

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慾之歡。

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

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淩統之孤……是以忠臣競進其謀，志士鹹得肆力。

　　趙翼《廾二史札記》卷7《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條亦言：　　劉備之伐吳也，或謂諸葛瑾已遣人往蜀，權曰：　　「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吳蜀通和，陸遜鎮西陵，權刻印置遜所，每與劉禪、諸葛亮書，常過示遜，有不安者，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委任如此，臣下有不感知遇而竭心力者乎？權又不自護其非，權欲遣張彌、許晏浮海至遼東，封公孫淵。

張昭力諫不聽，彌、晏果為淵所殺。

權慚謝昭，昭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猶辭疾。

權燒其門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乃滅火，駐門良久，載昭還宮，深自刻責。

倘如袁紹，不用沮授（當作田豐）之言，以致於敗，則恐為所笑，而殺之矣。

　　除了以上趙翼所說的以外，他如孫權準備襲取南郡時，欲令其堂弟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左右大督。

呂蒙說：「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

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

」孫權聽了，也感到自己作的不對，向蒙道歉說：「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

因此，定荊州、禽關羽的事得以順利進行。

說明孫權和呂蒙君臣之間能夠坦率交換意見，孫權能改正自己原來不妥當的意圖，是他們能夠戰勝敵人的原因之一。

　　從以上的敘述來看，在封建帝王中，孫權是善於用人者之一。

但孫權的一些優點，也和曹操一樣，主要表現在其統治的前期。

到了後期，孫權用人的黑暗面逐步上升，甚至出現重大錯誤。

其中原因，除了封建統治者所共有的通性以外，還需要從孫吳統治集團內部成員的階級狀況及其利害關係等方面加以剖析：　　當孫氏兄弟在江東建立政權時，中原戰亂不堪，因之江北士人不斷渡江南下。

孫氏兄弟對於籠絡南下士人頗為注意，原來已經有一定名聲的張昭、張紘較早投靠了孫策，受到重用。

「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戰」。

但大多數士人逃到江南後，情況還是相當艱苦的。

如步騭、衛旌、諸葛瑾等即是。

但他們能夠投歸孫權幕府，還算比較幸運的。

其他南下士大夫「有倒懸之患」、「糟糠不足」，需要當地官府富人收留救濟者所在多有。

為了重新占有土地財產，並尋求政治上的出路，他們也千方百計投靠和效忠於孫氏統治者。

而孫氏統治者為了壯大自己，也必須招徠人才，以抗拒來自北方的強大軍事壓力，自然樂於吸收江北的才智與有名望之士。

鑒於以上這些情況，南下地主便成為孫氏政權的骨幹力量。

　　兩漢以來，江南籍士人仕進顯名者，雖逐漸增多，但直至東漢晚期，江南士人猶為中原士大夫所輕視。

如會稽郡人虞翻將其所著《易注》寄給孔融，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睹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諸葛亮稱讚吳使臣殷禮時亦言：「不意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

說明中原士大夫對江東士人的估價，仍舊偏低。

孫氏政權的建立，無疑給江東士人帶來了仕進的良機。

因之，江南地主之樂於擁護孫氏，自不待言。

隨著孫權統治的久長，江南籍士人在孫氏政權中的地位與權勢也日益增長。

如顧雍、朱治、朱然、朱據、陸遜、陸瑁、全琮、潘濬等均身為將相，子弟顯赫。

　　孫氏集團中，除了江南北士人外，還有孫氏家族。

當孫堅起兵之初，其季弟孫靜即「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

說明孫氏家族在地方上還是有勢力的。

陳壽言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陲」。

孫權對於宗族，雖未給以特大權位，還是優先任用，給以方面重寄。

　　孫權統治的前期，大敵當前，君臣上下都要求保全江南，所以內部比較協調，矛盾不甚明顯。

到三分局面大致確定以後，隨著外部壓力的減輕，長久積累的內部矛盾也日益顯露出來。

再者，立國時間長久以後，文武大臣和孫氏家族的經濟、政治勢力逐步膨脹，與此相適應，他們也日益腐化，心驕志逸，克敵拓境雖無作為，阻撓別人改革，排斥異己，卻甚為張狂。

吳國統治集團內部的這些消極因素的增長，也反映在孫權身上，使他逐漸失去銳意進取之心，對人才的渴望已不如前。

加以孫權年事已高，身後的顧慮，如皇位繼承及在位大臣是否可靠的問題，日益糾纏在腦海中。

因而，孫權駕馭群臣的手法與用人的態度也逐漸失去原有的光輝面，「任才尚計」的孫權最後變成了「多嫌忌，果於殺戮」的孫權，「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

孫權後期及身後的吳國終於墜落為派別鬥爭劇烈和政治黑暗殘暴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