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三國熱：關羽變化最大！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羅貫中的《三國演義》至誕生以來，以其超凡魅力不僅在國內甚至是整個東亞地區得到廣泛傳播，,其中尤以日本最為甚，邱嶺、吳芳齡編寫的《三國演義在日本》中介紹說：「日本的「三國迷」遍布全國，他們自發組織的「三國迷俱樂部」就有上百個「。

在《三國演義》傳入日本之後，經過長期的傳播和薰陶，在日本國內形成了一股「三國熱」，其對三國的熱愛毫不遜於中國，幾乎可以說是婦孺皆知，對日本的社會、文化以及文學等都形成了深遠的影響。

繪卷本的《三國演義》更滿足了不懂漢文，甚至也不懂日文的人（主要是婦女和兒童）的閱讀慾望。

同國人一般，日本人對於三國故事的印象及熱愛大都來自《三國演義》，其創作的三國故事和三國志題材作品也大都是以《三國演義》為依據和基礎的。

在日本南北朝時代，也就是中國的元末明初，戰爭題材小說《太平記》就多次借鑑三國故事；

江戶時代，《三國演義》經長崎傳入到日本，署名為「湖南文山」的京都僧人義徹、月堂兄弟在參考陳壽的《三國志》基礎上，翻譯此本為《通俗三國志》。

該譯本通俗易懂，後來有評論家稱它是「輝煌的元祿文學高峰的一角」，「江戶文學中沒有能與《通俗三國志》比肩的作品，至少小說中一個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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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 20 世紀又掀起了一股股翻譯和研究《三國演義》的熱潮。

翻譯版本主要有久保天隨《演義三國志》（1912年）、立間祥介《三國志演義》（1968 年）、村上知行《三國志》共 5 冊（1972-1973年）、小川環樹和金田純一郎《完譯三國志》共 8 冊（1983 年）、安能務《三國演義》（1998 年）、井波律子《三國志演義》（2002 年）等。

改寫版本則主要有吉川英治的《三國志》（1939-1943 年）、野村愛正的《三國志故事》（1940）、陳舜臣《秘本三國志》（1974-1977 年）、柴田煉三郎的《三國志》（1966-1968 年）、宮城谷昌光《三國志》（2004 年）等。

其中尤以吉川英治的《三國志》影響最大，本書是二戰之後日本「三國熱」的源頭，讓三國在日本家喻戶曉。

吉川英治的《三國志》最初先是連載在日本的《中外商業新報》之上，隨後才出版單行本。

至20世紀 70 年代本書就已突破 200 萬部的銷量，至今為止，還在不斷再版發行文庫本，可見它影響力之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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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英治編譯的《三國志》更多迎合了日本讀者趣味，在關羽之死中 , 他通過對徐公明大戰沔水 、 關雲長敗走麥城、 玉泉山關公顯聖等故事情節的重新組合, 將焦點聚到了關羽身上, 為讀者講述了一個蓋世英雄如何衰老 (卷九第 6 章 「 鬢毛如雪」)、敗走 (卷九第 7 章 「 月落麥城」)、 被俘 (卷九第 8 章「 蜀山遙遙」)、 被殺 (卷九第 9 章 「 馬不食草」) 的過程，正如日本人所愛櫻花一般，關羽的一生如櫻花般燦爛盛開，又迅速凋零，滿足了日本民族的審美需求。

關羽是在他威震華夏的人生最得意時如流星般驟然隕落的 。

昨盛今亡 , 昨在山巔, 今在谷底 , 巨大的落差給了人以強烈的感動, 就如不萎而落的櫻花般格外地撥動了吉川英治的心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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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族對審美對象的另一個傳統的要求是:落難貴人 , 夭折了的高貴美好者。

或許 , 正是為了滿足日本受眾的這一傳統的審美需求 , 吉川英治才要將關羽由解良一武夫改成村塾一夫子 , 並在作品中處處表現他的學識與儒雅 。

因為在日本人的傳統意識中, 淵博的知識與儒雅的風度經常總是與高貴的血統相聯繫的。

出於同樣的考慮,張飛也被由 「賣酒屠豬」 的屠夫提升為忠心為主的家臣 (一冊 p66 , 卷一第 4 章 「 小卒張飛」), 而劉備的 「帝王之胄」 出身也得到了再三的確認 。

既有老僧的指認與劉母的講說，又有老僧的預言與 「羊仙」 的告知, 還有劉家頗大的宅院、 劉母身上自然流露出的 「 名門閨秀所特有的高貴氣質」 等等 , 無論人或物,劉備周圍的一切都或隱或顯地提示了他祖上的榮耀與他自身的尊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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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有意思的是, 幾乎所有的日版《 三 國演義》 都寫到「 星落秋風五丈原」 便戛然 而止, 似乎諸葛亮是「 三國」 中最主要的人物, 他的死就意味著「 三國」 的劇終。

這是日本版《 三國演義》與中國正統 《 三國演義》的最明顯的不同之處。

在日本，諸葛亮是日本青少年心目中第九位大英雄，孔明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忠孝信念更是得到廣泛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