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的「春秋特徵」及其成因

《春秋》與《三國演義》,舊時一為「恆久之至道, 不刊之鴻教」[1]的儒家經典,一為「稗官野史」的「小說家言」[2],地位判若雲泥。

以現代觀點來看,《春秋》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編年體史書,而《三國演義》則為歷史演義體小說的開山之作,文體也截然不同。

但細細研讀《三國演義》,我們會發現其中與《春秋》暗相契合之處頗多。

《三國演義》全書在思想主題、敘述筆法、內容剪裁、敘事結構等方面都深受《春秋》影響,有著較為明顯的「春秋特徵」。

已有學者對《三國演義》與《春秋》某一方面的聯繫進行了論述,如探討關羽形象與「春秋大義」之間的關係[3]112-117,「春秋筆法」在《三國演義》敘事結構中的作用等[4]。

本文將力爭較為全面地揭示《三國演義》中所蘊含的「春秋特徵」,並對其形成的原因進行初步的探究。

一、《春秋》的特徵

一般認為《春秋》本為周代各國史記之通名, 後孔子據魯史官所撰修訂而成《春秋》,《春秋》遂成為魯國史記之專名。

《孟子·滕文公下》雲: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

」[5]2714孔子修訂《春秋》的目的,一方面是用作授徒的教本, 但更主要的是要在其中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

《春秋》的特徵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強烈的正統觀念

《史記·太史公自序》:「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6]3297《春秋》中所寄寓的孔子的政治理想, 即為「春秋大義」,其內涵包括「正名」「尊王攘夷」「大一統」等方面。

[7]

「正名」就是定正名分,這是孔子認為扭轉亂世的關鍵。

《論語·子路》中孔子談到了「正名」 的重要意義:「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8]2506因此在《春秋》中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這樣嚴格的區分就是為了確定各人的名分。

又如春秋時代吳、楚等國國君均僭越稱王,而《春秋》仍貶之為「吳子」「楚子」。

孟子對此有「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的讚譽[5]2715。

「尊王」的核心是尊崇周室,以周天子為天下共主,對各諸侯國進行有效的統治;而「攘夷」 是為了抵禦落後的野蠻部族的侵略,捍衛華夏的先進文化。

所謂「大一統」,是指實現全國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等領域的統一。

《春秋·隱公元年》經文雲:「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解釋道: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歲之始也。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9]2196公羊學家不厭其煩地解釋「元年春王正月」的「微言大義」,就是因為曆法的統一是國家統一的重要標誌。

孔子在春秋這樣的亂世之中,提出「大一統」 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春秋》所倡導的「正名」「尊王攘夷」「大一統」 的思想是兩千多年間我國政治倫理的核心觀念,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一字見義」的「春秋筆法」

所謂「春秋筆法」,是孔子在《春秋》中創建的一種行文方法,即在記述歷史時,對人物和事件並不直接表達自己的看法,而通過詞彙的選取、細節的描寫、材料的篩選等方式,含蓄委婉地表達出作者主觀看法。

《春秋》中往往是一個字的差異, 便會體現出褒貶來,正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

《春秋·隱公元年》經文曰:「鄭伯克段於鄢」。

《左傳》對其「微言大義」進行了闡發: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 『鄭伯』,譏失教也。

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10]1716「鄭伯克段於鄢」六字,為「春秋筆法」之著例。

「春秋筆法」是中國古人極力稱頌的著述方法,對後世的史學、文學著述都影響甚巨。

(三)「筆則筆,削則削」的材料剪裁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6]1944。

「筆」 指「記載」,「削」指「刪改」。

前文已指出,孔子根據魯國史官所撰史記修訂而成《春秋》。

但孔子在修訂過程中,不是照搬魯國史官的記載,而是在原始記載的基礎上進行必要的修改,以體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張。

吳澄雲:

《春秋》,魯史記也,聖人從而修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

修之者, 約其文,有所損,無所益也。

其有違於典禮者筆之,其無關於訓戒者削之。

[11] 「其有違於典禮者筆之,其無關於訓戒者削之」是孔子「筆削」的標準。

他既稱讚「秉筆直書」的董狐為「古之良史」[10]2012;又宣揚「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8]2506。

《春秋》並不完全遵循「善惡必書」的實錄原則,而是有著 「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的主觀傾向,故多有「婉而成章」的曲筆。

《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

歷史的真實是晉文公召周天子會於踐土,孔子認為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而曲筆記為「天王狩於河陽」[9]2262。

這便是明顯的「為尊者諱」的曲筆。

孔子要在《春秋》中寄寓他的王道理想,體現他的善惡褒貶,《春秋》以求「善」為終極目的,不是以求「真」為終極目的[12]。

(四)「簡而有法」的敘事方式

《春秋》的文筆一直為古文大師們所激賞。

韓愈《進學解》雲「《春秋》謹嚴」,歐陽修稱《春秋》敘事「簡而有法」。

《春秋》敘事的「簡而有法」主要表現在:

《春秋》 「錄內而略外」。

《公羊傳·隱公十年》:「《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

」[9]2210「錄內而略外」, 對魯國的事情記載詳細,而對他國的事情記載則較為簡略。

因此,《春秋》雖然記載了二百四十二年間各諸侯國的史實,但不枝不蔓,就在於它的敘事以魯國為中心,兼涉其他諸侯國。

《春秋》還注重揭示事件之間的聯繫。

如《隱公四年》:「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這幾條經文便清晰地表明了衛國內亂的前因後果,此史實與彼史實之間的聯繫。

綜上所述,強烈的正統觀念,「一字見義」的「春秋筆法」,「筆則筆,削則削」的材料剪裁和「簡而有法」的敘事方式是《春秋》一書的顯著特徵。

二、《三國演義》所體現的「春秋特徵」 《三國演義》與《春秋》,雖然文體不同,成書時間也相距近兩千年,但上述《春秋》的幾個特徵在《三國演義》中都有清晰的展現。

(一)「擁劉反曹」與「春秋大義」

《三國演義》的主題思想眾說紛紜,但大多數人對「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是認同的。

特別是毛氏父子改定之後的《三國演義》,這一思想傾向愈加凸顯。

「擁劉反曹」的思想觀念是《春秋》 「正名」「尊王攘夷」「大一統」的思想在《三國演義》中的具體體現。

我們且看小說第一百回中諸葛亮與司馬懿的一段對話:

(司馬)懿曰:「吾主上法堯禪舜,相傳二帝,坐鎮中原,容汝蜀、吳二國者,乃吾主寬慈仁厚,恐傷百姓也。

……」孔明笑曰:「吾受先帝託孤之重,安肯不傾心竭力以討賊乎!汝曹氏不久為漢所滅。

汝祖父皆為漢臣,世食漢祿,不思報效,反助篡逆,豈不自恥?」

司馬懿稱諸葛亮方面的國號為「蜀」,而諸葛亮自稱為「漢」。

小說中但凡蜀漢一方君臣自稱一般都是「漢」,而魏、吳方面每每又以「蜀」呼之。

蜀漢集團自稱「漢」,顯然是受到《春秋》 「正名」思想的影響,也就是認為己方是承繼大漢的正統王朝,而魏、吳兩方則屬於「僭國」。

毛宗崗《讀〈三國志〉法》開宗明義就講道:「讀《三國志》者,當知有正統、閏運、僭國之別」。

毫無疑問,小說作者是以蜀漢一方為正統的,自然要為之「正名」。

《三國演義》第一回描述劉備相貌:「生得身長七尺五寸,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面如冠玉,唇若塗脂」。

「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都是與常人相貌迥異的。

對於這樣的描寫,我們並不會感到陌生。

劉邦有 「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的體貌特徵[6]342;趙匡胤出生時「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體有金色,三日不變」[13]。

這些神異的描寫都是古人對「奉天承運」者的神化。

顯然,小說的作者是把劉備與劉邦、趙匡胤諸人等同視之的, 是「奉天承運」的正統統治者,這可視為是《春秋》「尊王」思想的延續。

《春秋》「大一統」的思想在《三國演義》中也時有表現。

諸葛亮《後出師表》有「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大義凜然,實際上就是《春秋》「大一統」的展現。

而魏、吳兩方也都表現了他們渴望一統的強烈願望。

曹操所賦「周公吐哺, 天下歸心」的詩句表達了對天下統一的期盼;魯肅也建議孫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

」[14]289《春秋》倡言的「大一統」實為魏、蜀、吳三方共同的目標追求。

(二)《三國演義》的「春秋筆法」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羅貫中本《三國志演義》……凡首尾九十七年事實,皆排比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15]97。

《三國演義》作為我國古代文學史上第一部歷史演義小說,作者採用了大量的歷史文獻,主要是《三國志》及裴注,之外還有《後漢書》《資治通鑑》等。

但羅貫中對於這些文獻材料,並不是全盤照搬,而是進行了一番改造。

有時,羅貫中的改動極其微小,甚至只有一個字的差異,但正是一個字的差異卻往往寄寓了不同的褒貶色彩,是作者苦心孤詣之處,值得讀者細細加以比較、玩味。

可以說,羅貫中是深得一字而寓褒貶的「春秋筆法」精髓的。

比較典型的是小說第一回中曹操出場的一段描寫:

汝南許劭,有知人之名。

操往見之,問曰:「我何如人?」劭不答。

又問,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

操聞言大喜。

這一則材料採用的是《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裴松之的注文[16]2。

但裴注原文中記載曹操聽到許劭評價後的反應並非「大喜」,而是「大笑」[14]5。

「大喜」與「大笑」,一字之差,而且意思看似相同,但其內在的含義卻迥然不同。

「大笑」反映了曹操性格豪爽,可能對於許劭的評價不以為然;而 「大喜」卻表現了曹操本性狡詐,早年既已立志成為 「亂世之奸雄」,許劭的話語正中下懷,故而「大喜」。

「大喜」與「大笑」,作者只改動一字,卻清楚地展現了對於曹操的貶斥之情。

再比如在《三國志·蜀書·先主傳》中記載, 徐州牧陶謙死後,劉備「遂領徐州」[16]521。

而到了小說第十二回的描述是:

徐州百姓,擁擠府前哭拜曰:「劉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關、張二公亦再三相勸。

玄德乃許權領徐州事;使孫乾、糜竺為輔,陳登為幕官;盡取小沛軍馬入城, 出榜安民;一面安排喪事。

「權」乃「代理」之意。

多一「權」字,表明劉備是在百般推卻之後無奈才「代理」徐州牧的,這是為了刻畫劉備仁義忠厚的仁者形象。

但羅貫中筆下的劉備顯得過於仁義了,無怪乎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道是「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15]98。

(三)《三國演義》對歷史材料的「筆削」

《三國演義》中既有一字而寓褒貶的「春秋筆法」,也如同《春秋》一樣,對歷史材料作了「筆則筆,削則削」的剪裁。

小說中對於要宣揚的明君賢相是百般回護的, 用了不少了曲筆。

第二十五回中關羽兵敗之際,提出三項條件:「一者,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 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三者缺一,斷不肯降。

」而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的記載是「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

[16]11關羽本傳亦云:「建安五年,曹公東征, 先主奔袁紹。

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

」[16]560可見關羽是兵敗被俘後降曹的,並無所謂的「土山約三事」。

關羽是《三國演義》所要著重歌頌的對象,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更是民間義薄雲天的「關老爺」。

降敵之舉無疑是關羽生平事跡中重大的污點,為了消除這樣一個污點,作者苦心安排了「土山約三事」的情節,表明關羽是為了保全嫂嫂而被迫降漢而非降曹的。

這樣不僅無損於關羽的英名,其忠義精神反而愈加彰顯。

這樣的處理顯然是符合《春秋》「為尊者諱」 要求的。

而對於需要加以貶斥的一方,作者又會把正史中記載的他們的一些閃光點加以刪除。

小說第三十三回寫道曹操平定冀州後,「一面寫表申朝;操自領冀州牧。

」而《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的記載是:「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

」[16]16首先,「操自領冀州牧」與「天子以公領冀州牧」的區別之大,讀者自然是能夠體會到的。

再者,小說對於曹操「讓還兗州」的行為卻隻字未提,這應當如何解釋?「讓還兗州」是一種遵禮的義舉,這似乎是不符合作為亂世奸雄的曹操的行事方式的。

對於這樣的材料,羅貫中也就學習《春秋》的方法,將之「削」了。

(四)《三國演義》對「簡而有法」的繼承

《三國演義》的敘事藝術歷來得到大家的讚許,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繼承了《春秋》 「簡而有法」的敘事方式。

我們首先看《三國演義》的結構藝術。

《春秋》記載了二百四十二年間各諸侯國的史實,《三國演義》講述了九十多年間魏、蜀、吳三國的興亡,都可謂是千頭萬緒的。

但和《春秋》一樣, 《三國演義》也是顯得有條不紊,條理分明,不枝不蔓。

《三國演義》對魏、蜀、吳三國的描寫並不是平均用筆的,而是以蜀漢一方為敘事中心,曹魏集團作為蜀漢的對立面而存在,而孫吳集團又是魏、蜀兩方的陪襯而加以弱化。

據統計,全書一百二十回二百四十個回目對句中,有一百四十個對句直接關係著蜀主、蜀將和蜀事,約占全書的60% 左右[3]113。

在蜀漢集團中,作者又是把筆墨集中於劉備、諸葛亮、關羽、姜維等幾個主要人物身上的,因為這些人物寄託了作者渴望賢君明相的政治理想。

張錦池先生指出:《三國演義》「於漢末各路諸侯中突出曹操、劉備、孫堅;於魏、蜀、吳三國中突出蜀國;於蜀國中突出諸葛亮,並使其所作所為牽動著魏、蜀、吳三國的全局。

這種以主人公的生涯為主線寫一個歷史時期的政治風雲變幻,反映了羅貫中的創作氣魄,也反映了小說深得《史記》之壺奧。

」[17]他是將《三國演義》的結構藝術歸功於《史記》。

其實我們更應追根溯源,看到《三國演義》對《春秋》「錄內而略外」方法的借鑑。

其次,《三國演義》同樣注重揭示事件之間的聯繫。

三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波瀾壯闊、風起雲湧的時代,魏、蜀、吳三方的政治鬥爭、軍事鬥爭和外交鬥爭錯綜複雜。

要表現如此複雜的局面是頗費功力的,而《三國演義》頗為成功,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注重揭示各事件之間的聯繫,特別是《三國演義》的戰爭描寫尤其為人所稱道。

以赤壁之戰為例,從起因到結束,作者共用了八回的筆墨,其間包括曹操下書、諸葛亮舌戰群儒、蔣干中計、草船借箭、黃蓋用苦肉計、龐統獻連環計、孔明借東風、關羽義釋曹操等若干個小故事。

所有事件環環相扣,有張有弛,疾緩相間,成為組織嚴謹的整體。

三、《三國演義》「春秋特徵」之成因

《三國演義》之所以有顯著的「春秋特徵」, 與作者的創造動機、我國的文化傳統和文學傳統等諸多因素有著密切的關係:

(一)相似的創造動機

《左傳》雲:「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10]2237立德、立功、立言為人生三件不朽的事業。

立德應是聖賢的事情,常人不可企及,因而儒家知識分子大多積極進取,渴望建功立業。

但一旦功業不遂,又只好退而求其次,以「立言」為目標,實現人生的價值。

因此中國古人有「發憤著書」的傳統。

《史記 ·孔子世家》談到了孔子作《春秋》的動機:「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

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

」[6]1943《報任安書》也說:「仲尼厄而作《春秋》」。

孔子周遊列國而政治主張得不到實施,將自己滿腔的政治抱負付諸於《春秋》之中,希望後世能夠了解自己。

我們對於羅貫中的生平知之甚少。

據賈仲明《錄鬼簿續編》知其大約生活於元末明初。

明王圻《稗史彙編》稱羅貫中為「有志圖王者」,據說羅貫中還曾是元末農民起義軍首領之一的張士誠的幕僚。

羅貫中生於元末明初的亂世之中,渴望建功立業,但是志不得伸,只好轉而「傳神稗史」,將自己「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寄寓在《三國演義》之中。

竺洪波《〈三國演義〉:效法孔子作〈春秋〉———羅貫中「有志圖王」新說》一文認為羅貫中「有志圖王」是「效法孔子作《春秋》,所圖之王當為觀念之王,而並非指實際地爭做帝王。

」[18]羅貫中「所圖之王」到底是什麼姑息不論,但他應該的確是效法孔子作《春秋》的。

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和孔子作《春秋》有著相類似的創造動機──通過著述寄寓自己的社會理想和政治理想,垂範後世,以此實現人生的「不朽」。

因此,在具體的創作過程,羅貫中也自覺或不自覺地融進了《春秋》的諸多特徵了。

(二)《春秋》的巨大影響力

在儒家傳統的「六經」之中,《春秋》的地位較為特殊,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稱之為 「禮義之大宗」。

後經董仲舒等今文經學大師的提倡,《春秋》的地位愈加尊隆,對於中國古代思想、文化、著述等諸多領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為一位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羅貫中對《春秋》等儒家經典必定是很熟悉,並深受影響的。

而且,每逢亂世,《春秋》的「影響感召力彌強」[19],其「尊王攘夷」思想越發閃現光輝。

羅貫中生活的時代,正是異族統治的時期,山河板蕩,神州陸沉,中華文明處於存亡絕續之秋。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羅貫中《三國演義》表現了 「人心思漢」的思想傾向。

「人心思漢」之「漢」, 應該不僅是指蜀漢之「漢」,還包括了「漢民族」 和「漢文化」。

這是《春秋》「尊王攘夷」思想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的表現。

(三)文史不分的傳統

我國古代有「文史不分」的傳統,文學與史學之間常常呈現出一種水乳交融的狀態。

如先秦《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典籍雖是歷史著作, 但又是我們討論先秦文學時必須提及的。

至於《史記》,更是被譽為「世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在「文」與「史」兩方面都臻於極致。

與詩文相比,我國的小說是一種較為晚熟的文學形式。

明代以前,小說被視為史書的附庸,人們很少從獨立文體的角度去創作和評論小說。

加之我國史學的發達,因此很多小說家在創作時,往往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運用史官的筆法。

如干寶本身就有 「良史」之譽,其創作《搜神記》追求的是「事不二跡,言無異途」的史家筆法[20]。

唐代劉知幾《史通》曾經提出史家應具備「三長」:才、學、識[21]。

後章學誠又加了「一長」:德。

才、學、識、德為史家「四長」。

而由《三國演義》可以看出,羅貫中是具備「四長」的。

梳理記載百年事件,是為才;諳熟《春秋》《三國志》《通鑑》等歷史文獻,是為學;有卓越的歷史眼光和視角,是為識;有美好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是為德。

羅貫中正是以史家觀點來創作《三國演義》的,嘉靖壬午本《三國演義》卷首即題有「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而《春秋》又是我國史家筆法的源頭和代表,因此,《三國演義》全書帶有濃厚的「春秋特徵」,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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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胡偉(1981—),男,江蘇泰興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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