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北伐那些事兒（一）

諸葛亮北伐的軍事成敗，攸關復興漢室事業的成敗。

諸葛亮六次出兵北伐，最後死於關中前線。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

北伐事業未竟，漢室未能復興，令人扼腕不已。

後人吟味蜀史，對諸葛亮多充滿同情和遺憾。

我們或許能通過對諸葛亮北伐戰略層次諸問題的檢討，將人事的努力置於天命、大勢之間，尋味得失。

一　北伐的時機選擇

諸葛亮於建興五年（227年）三月北屯漢中，著手北伐。

其時，距劉備之死不到四年；其間，還有將近一年的時間用於撫平南中。

諸葛亮北伐，表現出了一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

諸葛亮南征圖

著名的隆中對

早在隆中對策的時代，諸葛亮對於北伐曾描畫過一個大體的規劃；待到他主持蜀政，形勢已發生很大的變化。

永安託孤既已確立北伐討賊的國策，那麼，主政後的諸葛亮對於北伐的軍事行動，有無一個調整的規劃呢？

建興二年（224年），諸葛亮在以手書與杜微交流時說到：

「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

」（《蜀書》杜微傳）

諸葛亮在手書中還提到，曹丕「大興勞役，以向吳楚」，此事在該年七月至九月，可知諸葛亮與杜微的這番交流應該是在該年秋天。

也就是說，及至建興二年秋，諸葛亮對北伐的基本考慮仍然是，一面閉境勸農，蓄養國力，整軍經武，一面等待時機，「以待其挫，然後伐之」。

選擇北伐的時機是要「以待其挫」，即等待曹魏――無論是在對孫吳的戰爭中，還是在一場內亂中――遭受重挫，再出兵伐之。

但是，時僅兩年多點的時間――這意味著，諸葛亮用於治理內政，恢復夷陵之戰後元氣大傷的國力，時間其實很短――諸葛亮即開始著手北伐。

日後譙周作《仇國論》，虛構高賢卿這個人物以代表主張北伐者的觀點，其中說到，

「囊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

」（《蜀書》譙周傳）

在蜀漢後期仍主張北伐者，必定援引諸葛亮的觀點為北伐作辯護，而劉項之爭又為諸葛亮一再借鑑的歷史經驗，可知「民志既定，則難動也」，應為當年諸葛亮主張及時北伐的一個基本論點。

這一論點裡包含著對治亂興衰節奏的把握。

在治亂興衰的節奏里，人心動則難靜，靜則難動。

楚漢之際，「民志既定，則難動也」作為決策依據，不只是在鴻溝分界之後，更可追溯到還定三秦之時。

當年，劉邦被項羽徙封漢中，蕭何建議他接受現實，就封漢中，然後，

「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

」（《資治通鑑》卷九漢紀一 高帝元年）

以當時形勢，劉邦勢單力薄，兵逃將亡，一般人都會像蕭何那樣認為應該先蓄精養銳，積累力量，再出爭天下。

但劉邦拜韓信為大將後，並沒有象蕭何當初所建議的那樣，而是迅速決策還定三秦。

後來的形勢發展證明這一決策是正確的。

設使項羽咸陽罷兵之後，天下能有數年之安，則數年之後，諸侯各安其地，百姓各安其業，劉邦再要想撼動，勢必很難。

再過幾年，冒頓統一下的匈奴南下，局勢為之一變，時代的主題亦為之一變。

攘夷將成為新的時代主題。

有資格領導中原諸侯反擊冒頓者惟有項羽。

那時，政治資源將再一次朝著項羽匯集。

如此，劉邦很難將項羽樹為天下人的「共敵」，滅一項羽而天下頓成席捲之勢。

楚漢相約鴻溝為界，原是在雙方對峙最膠著之時，誰也無法突破僵局。

鴻溝為界之後，項羽的撤軍幾乎變成了一種崩潰。

漢軍追擊，楚軍迅速潰敗，劉邦統一天下的進程大大縮短。

張良主張及時追擊，正基於對「民志」的把握。

諸葛亮第一次第二次北伐示意圖

諸葛亮北伐時機的選擇，亦有這種對「民志」的判斷。

上一年（魏黃初七年，蜀建興四年，公元226年），曹丕病死，曹叡繼位。

此事雖未盡符合諸葛亮在《隆中對》里所說的「天下有變」中的「變」，也未盡符合他對杜微所說的「以待其挫」中的「挫」；但曹氏在北方的統治至此已經到了第三代。

若諸葛亮以蜀漢國小力弱，繼續選擇閉關息民，蓄精養銳，積累力量，則曹氏在北方的統治勢必愈趨穩固，天下人對於漢室的記憶也將愈漸淡遠。

民習於安，或許也就真的接受了政權更迭的天命前提――天命已去於漢。

那時，諸葛亮要想以復興漢室為號召，其號召力勢必更加微弱。

日後，譙周確實把魏蜀「皆傳國易世」作為反對北伐的一個理由。

事實上，在北方，這種人心的移轉已然是一個正在發生的過程。

曹叡繼位，較之曹丕繼位――先是繼曹操而襲魏王之位，後是繼漢獻帝而即魏帝之位――更為平順。

曹魏公卿們對魏明帝的印象是

「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

」（《魏書》魏明帝紀注引《世語》）

惟一的暗流是曹丕遺命安排的輔政格局中所暗含的對曹氏自家兄弟的防範。

這未必是諸葛亮在當時即能見到的。

他所能見到的只是，曹丕對孫吳的幾次征伐，雖未達成戰爭目的，卻也談不上遭受重挫；曹叡襲位，中州政局風平浪靜。

隨著時間的流逝，對漢室的認同只會愈漸流失。

諸葛亮對北伐時機的選擇，優先考慮的是政治因素。

雖然在那個時代，用兵常常是觀釁而動，但他已沒有時間再等待。

他已沒有時間去等「天下有變」，也沒有時間「以待其挫」。

諸葛亮既然是以北伐討賊來堅定對漢室的信念，以充注蜀漢政權的合法性，時機上就只能是愈快愈好。

在那個時代，因為「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天命與民意常常交互表述――民意可以被解釋為反映了天命，天命可以被塑造為民意。

經由交互表述後的天命卻是一個政權合法性的最高依據。

諸葛亮的北伐，首先是旨在挽回正在移轉的天命――挽回正在流失的對漢室的認同，其次才是收復被攘奪的漢室疆土。

所以，距夷陵之敗和劉備之死不過四年左右的時間，諸葛亮便邁上了北伐的征程。

二　北伐大戰略

隆中對策時，諸葛亮所構想的北伐方略是，在「跨有荊益」之後，以一軍出宛洛，一軍出秦川；但現在荊州已然丟失，蜀漢如斷右臂，以一軍出宛洛已成泡影。

在東部方向，只有通過盟友孫權「掎角其後」作部分的彌補。

蜀漢的北伐方向只有秦川一途了。

要從巴蜀「還於舊都」，必須先取關隴作為階段性的目標；要實現這個階段性目標，又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一種是循當年劉邦之舊轍，直接越秦嶺而攻關中，一種是先取隴西，再取關中。

此處便涉及一段公案，即魏延提出的建議――自己率偏師出子午谷，徑襲長安；諸葛亮率大軍出斜谷，以定關中。

諸葛亮未採納這個建議，第一次北伐選擇了出兵隴西。

後世在評論諸葛亮用兵時，常拿這個公案來作為諸葛亮用兵不擅長出奇制勝的例證，也作為坐實陳壽所論諸葛亮「治戎為長，奇謀為短」、「應變將略，非其所長」的例證。

後人更以「蜀相不敢走子午，魏將偏敢襲陰平」這樣的詩句以諷諸葛用兵過於謹慎。

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案

我們先將這段公案辨明。

魏延的這個建議，見諸魚豢的《魏略》。

唐初修《隋書》經籍志，錄有此書；劉知幾在《史通》外篇《古今正史》中說，「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

」劉知幾曾供職史館，當是見其全書。

此書後世亡伕，我們所能見到的只有裴注中保留的內容。

裴松之注引《魏略》，最晚的一筆為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257年）車駕過項城祭祀賈逵，見賈逵傳。

劉知幾說《魏略》「事止明帝」，當是指其紀的部分。

曹魏三少帝中，齊王曹芳被廢，高貴鄉公曹髦被殺後，司馬昭亦以皇太后名義將其廢為庶人，魚豢當時著史，恐難為二人作紀

陳留王曹奐遜位禪讓給司馬氏，這已是魚豢著《魏略》以後的事。

裴松之注引《魏略》對高平陵事件及齊王之廢補充資料甚多，而對高貴鄉公曹髦被殺一事則無隻言片語。

魚豢在魏時私撰《魏略》，時間大體應在高貴鄉公曹髦在位期間。

此時，蜀尚未亡。

可知魚豢敘述蜀漢之事，不是根據滅蜀之後所獲取的資料。

《魏略》關於魏延與楊儀之爭的記載，裴松之已辨明「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蜀漢內部關於出兵方向的決策討論乃屬高度機密的軍國大事，曹魏方面如何可能得知？魚豢又如何可能得知？

《魏略》為曹魏的歷史補充了不少有價值的資料，而敘述蜀漢之事，裴松之不是辯其為「妄說」，就是指其為「乖背」（註：見《蜀書》所注引的《魏略》中的資料。

前者如敘述後主身世；後者如將劉備三顧茅廬敘述為諸葛亮先見劉備。

），其原因即在於資料來源的局限。

裴松之為魏延傳所補註的兩則資料竟都出自《魏略》，顯示曹魏方面在當時即密切地關注過蜀漢的政情。

在繼丞相亡故之後，蜀漢又有魏延之死和楊儀之廢，這些究屬政局波動，蔣琬傳中敘述此間形勢時說，「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

在蜀漢內部，民間可能有過一些傳言，這些傳言有實有虛。

魚豢有關魏延建議以偏師出子午谷的說法，應該是曹魏方面為關注蜀漢政情而打探到的傳言。

魏延或許對自己的屬下說過此類方案，以紓解「嘆恨己才用之不盡」的怨望。

此類說法經由他屬下潰散的士卒流為民間的傳言而為曹魏方面打探到。

單就魚豢敘述的這個方案而言，該方案對於曹魏在軍事上作出反應的速度的判斷也是錯誤的。

諸葛亮出兵隴西，三郡叛魏而響應，但諸葛亮尚未來得及收取三郡，阻斷魏軍上隴之路尚未守固，張郃之軍已抵街亭。

長安為曹魏五都之制中的西京，該方案擬以一萬人徑襲長安（精兵五千，負糧五千），既要指望夏侯楙棄城逃走，還要指望諸葛亮大軍能在曹魏大軍入援關中前趕到長安，殊不現實。

諸葛亮第一次北伐，選擇了出兵隴西，乃是出於其胸中成算。

這一成算是基於對政治形勢的判斷。

惟其基於政治形勢而制定軍事戰略，所以，出兵隴西的方向選擇，乃是其北伐大戰略的一部分。

諸葛亮幾次出兵，其實都有一個一以貫之的大方向。

我們可以從諸葛亮北伐的軍事行動中勾勒出諸葛亮北伐的大戰略。

諸葛亮北伐，共計出兵六次。

第一次是在建興六年（228年）春，出兵隴西，以街亭之敗而退兵

第二次是在該年冬天，因曹魏敗於東部戰場諸軍東下而臨時發起，出兵散關，以攻陳倉不下糧盡退兵

第三次是在建興七年（229年）春，諸葛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二郡，自率大軍出建威（今甘肅和縣西）為聲援，此役以略取二郡而收功

第四次是在建興八年（230年），曹魏三路攻蜀，諸葛亮自率大軍待敵，而遣魏延、吳懿率偏師入羌中，敗魏將郭淮，市戎馬而歸

第五次是在建興九年（231年），出兵隴西，以李嚴謊稱無糧而退兵，射殺魏將張郃

第六次是在建興十二年（234年），出斜谷而屯渭南，以諸葛亮病逝而退兵。

六次出兵中，大舉為三次，分別在建興六年、建興九年和建興十二年；其餘幾次，或為臨時發起，或為偏師出擊。

前兩次大舉均出隴西，最後一次雖出關中，但意圖仍在隴西。

兩次偏師出擊，亦在隴西。

可見占領隴西為諸葛亮一以貫之的階段性目標。

諸葛亮北駐漢中之前，即關注過隴西的政治形勢。

曹魏在北方的統治雖然漸趨穩定，卻也並非鐵板一塊，最脆弱的部分即為涼州。

從東漢中後期的羌人叛亂，到漢末涼州諸軍閥的跋扈割據，涼州擾攘百餘年。

曹操統一北方，涼州最晚納入其控制。

曹操甚至取消了涼州建制，自三輔至西域，統屬雍州。

建安末年，「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

」

曹丕代漢後，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為刺史。

涼州再次發生叛亂。

「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

」（《魏書》張既傳）另據《魏書》蘇則傳，

「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

」又有「涼州廬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

」

其後，又有

「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

」（《魏書》張既傳）黃初年間（220年至226年）

曹真、張既、蘇則、閻溫、郭淮、費曜等人，均以參與涼州的平叛而立功。

及至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年），也就是諸葛亮北屯漢中的那年，還有「西平麴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

」（《魏書》明帝紀）

概言之，由於氐羌等諸胡雜處，加之漢末軍閥割據之餘緒，曹魏在涼州的統治最為脆弱。

早在劉備決策取漢中之時，法正便對劉備說過

「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

」（《蜀書》法正傳）

「觀釁伺隙」及「蠶食」云云，表明劉備集團認識到了，鑒於敵強我弱，滅魏必須分階段、分步驟地完成。

以巴蜀、漢中與曹魏雍、涼二州的位置關係而論，「蠶食雍涼」，當然應該是先涼後雍，即先隴西後關中。

若先爭關中，則必須務求一戰而斷潼關以西，這已是近乎鯨吞，而非蠶食了。

諸葛亮在隆中對策時即有「西和諸戎」之說，顯示他早就關注過涼州近世的歷史。

涼州諸將反曹操失敗後，馬超展轉入蜀。

劉備稱帝後，拜馬超為涼州牧，即有意利用其在涼州的號召力。

曹魏的涼州與東漢的涼州轄區稍異。

諸葛亮北伐時涉及的安定、北地、南安、天水、隴西、武都等郡在東漢時屬涼州，在曹魏則屬雍州。

諸葛亮所用的當為漢代的行政區劃。

諸葛亮將涼州的政治形勢納入其北伐大業，見之於蜀漢的北伐詔書。

詔書將涼州的形勢與吳王孫權「潛軍合謀，掎角其後」一併列為「天命既集，人事又至」的政治大勢。

詔書中說：

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

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

涼州諸國王是指散布在涼州境內的少數民族原有的首領。

《魏略》西戎傳中說到隴上的氐人

「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

（《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注引《魏略》西戎傳）

月支、康居當然不是指西域的月支國和康居國，而是指其內遷的部落。

《後漢書》西羌傳中即說到有月氏胡遷於湟中。

月氏即月支，湟中即湟水河谷。

詔書所言康居，應與此同。

上引《魏略》西戎傳還說到

「建安中，興國氐王阿貴、白項氐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為亂。

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

」

這些投降的氐人中，「前後兩端」者被遷置扶風美陽，「其本守善」者，分留天水、南安界。

「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餘落。

」天水、南安、武都陰平，都是日後諸葛亮北伐作戰的區域。

在涼州，氐羌諸胡變亂頻仍，加諸蜀漢的招誘，他們與側近的蜀漢有所聯繫應該是很自然的事情。

如白項氐王千萬在兵敗後即「西南入蜀」

另據張既傳注引《典略》，韓遂在湟中，亦曾有「從羌中西南詣蜀」的動議。

漢獻帝在策封曹操為魏王的詔書中說到，「韓遂、宋建，南結巴蜀，群逆合縱，圖危社稷。

」（註：《魏書》武帝紀注引《獻帝傳》）可作印證。

蜀漢西北邊境地接涼州羌區，蜀境內如汶山亦有羌人生活。

蜀漢的軍隊中就有羌胡等少數民族。

諸葛亮與李嚴書中說到

「（陳）到所督，則先帝帳下白毦，西方上兵也」（註：《諸葛亮集》　輯自《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一　原題為《與兄瑾論白帝兵書》，田餘慶先生已辨明為諸葛亮與李嚴書。

）

白毦與下文的青羌一樣，都是根據服飾來稱呼當時的少數民族。

（註：《魏略》西戎傳說到隴上的青氐、白氐和蚺氐這些稱謂時，就解釋說這是當時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

）

《後出師表》中亦有

「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

此表被疑為偽作，但魏明帝在討伐諸葛亮的詔書中也說到

「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

也提到青羌，可印證諸葛亮確曾在羌區作過招誘和動員，也曾徵用青羌為軍。

《魏書》曹真傳載：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

」月支城也應與內遷的月支部落有關。

安定民楊條保月支城，是三郡叛魏響應諸葛亮的一部分。

可知北伐詔書中所言「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詣受節度」應該是確有其事。

另外，《魏書》郭淮傳說到，曹魏反攻時，郭淮破高詳於列柳城，「又破隴西名羌唐蹏於枹罕」。

枹罕在今甘肅省臨夏縣西。

可知涼州河湟一帶的羌人也曾響應諸葛亮的北伐，出兵攻魏。

當然，也不排除諸葛亮在事前派人到涼州諸胡中作過招誘和鼓動，而且也得到了積極的回應。

諸葛亮將涼州諸國王遣使「詣受節度」――此事反映出曹魏在涼州統治的脆弱、以及諸胡反魏的政治傾向――與盟友孫權「掎角其後」一併列為北伐的政治大勢，顯示他對涼州政治形勢的重視。

軍事是政治的延續，軍事戰略的制定應該基於政治形勢。

諸葛亮在北駐漢中前，即已如此著意於隴西的形勢及與諸胡的聯絡，無待正式出兵前再來臨時討論是出隴西還是出關中。

因此，諸葛亮第一次北伐，選擇出兵隴西，應該是在後主下達北伐詔諸葛亮北屯漢中時便有雛形的胸中成算。

第一次北伐受挫後，除該年冬天臨時發起而出兵散關外，是後兩年，先後兩次以偏師出隴西，建興九年大舉時，又出隴西。

此次大舉，諸葛亮以新發明的木牛運輸糧草。

此事顯示出，經過幾次出兵，糧草運輸方面的困難給蜀漢北伐造成的制約，日顯突出，所以諸葛亮亟於改進其運輸方式。

因為這層因素，優先占領隴西的必要性進一步增加。

隴西與漢中、關中的位置關係，以及隴山左右的山河形勢，決定了隴西在諸葛亮北伐戰略中的突出地位。

隴西地勢明顯高於關中、漢中與蜀地。

渭水、白龍江、西漢水等河流均發源於隴西。

渭水東流下隴山，穿越關中腹地，旁經長安，匯入黃河。

白龍江南流，匯入嘉陵江，穿越蜀漢腹地。

西漢水東流漢中。

據考，西漢水原為漢水上游，後世河流改道才轉而南流，匯入嘉陵江。

（《華陽國志》卷二　漢中志　注四　巴蜀書社1984年7月第1版）

這些河流穿切山地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隴西與關中、漢中及蜀地之間的往來通道。

這些河道本身可資水運。

從漢中沿西漢水而上隴山，地勢相對較為平易，水道運輸亦相對平易。

三國時期隴西、岐山位置圖

蜀漢占領隴西，可以變換戰爭策源地。

以隴西為根據地，東下關中，繼而東出潼關以趨中原，均成高屋建瓴之勢；從渭水到黃河一線的水運，亦為便利。

所以，魚豢在《魏略》中的那段敘述――諸葛亮認為出子午谷道太冒險，不如出隴西

「安從坦途，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

――不妨視為曹魏方面基於打探到的一些信息而對諸葛亮決策意圖所作的推測。

這一敘述倒是反映出曹魏方面認識到了隴西在魏蜀戰爭中的地位。

諸葛亮第三次大舉，選擇了出關中，但其意圖仍在隴西。

諸葛亮出斜谷而抵渭南，與司馬懿相拒。

司馬懿預計諸葛亮會直接東進以求決戰，魏將郭淮卻認為，諸葛亮西上五丈原，是意在隴西，因而建議搶在蜀軍之前占據北原。

「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斷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家之利也。

」（《魏書》　郭淮傳）

郭淮率軍連夜占據北原。

蜀軍數爭北原而未得，東阻於司馬懿，北阻於郭淮，才轉而屯田，直至諸葛亮病逝。

郭淮準確地預見到諸葛亮此次出兵，先上五丈原，再爭北原，其意圖在於先行阻斷隴西與關中之間的聯繫，再割占隴西。

諸葛亮幾次出兵，均以占領隴西為目標。

這還只是其北伐大戰略的一部分。

《漢晉春秋》載：

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

史書簡略，諸葛亮聯絡鮮卑軻比能一事幾乎不被史家所注意；《魏書》牽招傳的記載印證了此事及對曹魏構成的威脅。

牽招傳載：

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為防備。

議者以為懸遠，未之信也。

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

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

自曹操斬蹋頓單于而重挫烏丸（亦作烏桓），鮮卑在塞外崛起。

魏初，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與軻比能內爭，率三萬餘家內附，軻比能則雄長塞外，頻頻襲擾曹魏北境。

《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載：「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眾推以為大人。

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

故其勒御部眾，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為進退。

」軻比能強盛時，「控弦十餘萬騎」。

軻比能遂成為繼匈奴冒頓、烏丸蹋頓、鮮卑檀石槐之後的又一代塞外名王，且其部落有相當程度的漢化，故能縱橫塞外，成為曹魏北境安全的一大威脅。

太和二年（228年），軻比能率三萬騎兵，圍曹魏護烏丸校尉田豫於故馬邑城。

這年，諸葛亮第一次出兵北伐。

牽招傳中既言「諸葛亮數出」，又言「亮時在祁山」，可知諸葛亮遣使連結軻比能，時間是在建興九年（231年）第二次大舉出隴西之時。

傳中又言軻比能曾率大眾「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

此言故北地，是指漢代的北地郡。

曹魏雍州有北地郡，與隴上的安定郡、關中的新平郡和馮翊郡相接。

但曹魏的北地、安定二郡都較逼仄，其原因在於，經過漢末的衰亂，北方人口銳減，農耕區與遊牧區的分界線大幅南移。

曹操在漢末即裁撤、合併了北部的許多郡縣。

較諸東漢，曹魏的北境已大大地向內收縮。

山西雁門關以北，關中北部及寧夏等地，均棄為胡羌雜居之區。

北地、安定以北，即為胡羌雜居之地。

軻比能率大眾至故北地石城，與諸葛亮遙相呼應。

牽招傳載，「（魏明）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

」

顯然，曹魏決策層認識到了，軻比能若與蜀漢相接，整個西北兩面的形勢將會非常不利。

軻比能後來退還漠南。

青龍元年（233年），軻比能又誘使內附的步度根叛魏，并州刺史畢軌派將軍蘇尚、董弼擊之。

魏明帝曾下敕告誡畢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

」（《魏書》明帝紀　青龍元年）句注亦稱勾注，即雁門關所扼守的山地險要，也是曹魏在并州的北部邊境。

魏明帝告誡畢軌不要出境作戰，但敕書下達時，畢軌已經出境。

雙方戰於樓煩，魏軍大敗，二將被殺。

可見軻比能對曹魏北境構成的威脅。

青龍三年（235年），幽州刺史王雄派刺客刺殺了軻比能。

史書簡略，不知軻比能退還漠南與諸葛亮在那年夏秋之際的倉促撤軍有無關聯。

但可以想見，諸葛亮在祁山遣使連結軻比能之時，他面前的北伐形勢圖上，豁然展開這樣一種前景：曹魏與吳蜀對抗，以合肥、襄陽、祁山三城所支撐的戰略防禦體系

（魏明帝曾言：「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

」《資治通鑑》卷七十二魏紀四　明帝青龍二年）

屏護五都――洛陽、譙、許昌、長安、鄴城――所支撐的中原腹地。

蜀漢若割斷隴西，打通單薄的北地、安定二郡，即能與軻比能的鮮卑勢力相接。

以軻比能「控弦十餘萬騎」的實力，加諸遊牧民族在作戰流動性上的優勢，足以襲擾曹魏的整個北境。

南面自三峽以下則有盟友孫權「掎角其後」。

這樣，北、西、南三面形成一種連貫的態勢，從外圍壓縮曹魏的空間。

蜀漢在占領隴西之後，可以沿渭河－黃河這條軸線，從隴西向關中、中原一步步推進。

運思於這幅圖景之上的即為諸葛亮北伐的大戰略。

概言之，諸葛亮的北伐大戰略：

在政治上，以北伐討賊、復興漢室的旗幟，提領蜀漢內政，也資號召天下；

在軍事，鑒於蜀漢國小力弱而時不我待，滅魏分出階段與步驟；

在現階段，南面結孫權為「掎角之援」，西面則以「西和諸戎」的政策策略，聯絡動員隴西的諸胡，後更延伸到塞北的鮮卑軻比能，以期對曹魏形成合圍之勢；

蜀漢的北伐大軍，則從隴西向關中、中原挺進，以期最終「還於舊都」。

三　首次北伐的戰略檢討

諸葛亮北伐，以第一次的形勢為最好，卻以第一次的受挫為最重。

因此，以對第一次北伐的檢討價值為最大。

諸葛亮本人對首次北伐的檢討影響了他此後的用兵方略。

建興六年（228年）春，諸葛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派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自率大軍出隴西，攻祁山。

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響應，關中響震。

魚豢的《魏略》載：「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

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聲，是以略無預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怯，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蜀書》諸葛亮傳注引《魏略》）

魏明帝在隨後討伐諸葛亮的詔書中亦說到：

「自朕即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先移風於禮樂，次講武於農隙，置亮畫外，未以為虞。

」（《魏書》明帝紀注引《魏略》）

無論是以為劉備死而蜀中無人因而「略無預備」，還是採取偃武修文的政策因而「置亮畫外，未以為虞」，可以肯定的是，曹魏對諸葛亮北伐並無戰略預警。

這是諸葛亮北伐開局順利的大背景。

三郡響應的具體情況，《魏略》游楚傳載：

「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

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

楚獨據隴西。

」（《魏書》張既傳注引《魏略》游楚傳）

天水太守棄郡東下一事，可與《蜀書》姜維傳中所述相印證。

時天水太守馬遵出行，聞蜀軍突至，吏民響應，懷疑姜維等隨行屬官有異心，遂棄其郡中主要屬官，連夜亡保上邽。

姜維等人奔上邽不納，回天水郡治冀城亦不納，乃降諸葛亮。

姜維傳注引《魏略》則說，冀城人推姜維詣亮，只是，

「未及遣迎冀中人，會亮前鋒為張郃、費繇等所破，遂將維等卻縮。

」

不管是哪種情形，可以推定，蜀軍並未接收天水郡治冀城。

南安郡的情形，上引游楚傳中說到，南安太守棄郡東下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

」未詳蜀軍是否占領南安郡治臨渭，但推測蜀軍應該大體控制南安局勢，故能分兵轉攻三郡西面的隴西郡（治襄武）。

游楚傳中還說到，魏軍收復三郡後，天水、南安二郡太守各獲重刑。

安定太守不在重刑之列，可以推測蜀軍兵鋒應該未及安定郡治臨涇。

安定郡叛魏應蜀的情形，可能主要是指楊條保月支城之類的吏民響應。

安定郡大部在隴山以東，對於此間的大局影響不大。

對於諸葛亮意在占領隴西的出兵目標來說，這一形勢非常有利。

以隴西變亂頻仍的脆弱根基，諸葛亮兵出祁山即有三郡響應，天水、南安二郡太守棄郡逃亡，天水郡的主要屬官亦已降蜀，二郡群龍無首。

若能牢固控制二郡，即已割斷隴西。

形勢卻迅速發生逆轉，蜀軍不但未能占據隴西，反而遭遇大潰敗。

形勢逆轉的關鍵似乎是馬謖在街亭的兵敗。

若將軍事檢討的目光局限於此，往往很方便地將蜀軍此次北伐失敗的原因歸結為馬謖的指揮不當，進而歸結到諸葛亮選將用人的不當。

但這樣的認識只會遮蔽戰略層次的檢討。

諸葛亮本人對此戰的檢討見之於他請求自貶的上疏：

臣以弱才，叨竅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怯，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

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

《春秋》責帥，臣職是當。

請自貶三等，以督其咎。

（《蜀書》　諸葛亮傳）

諸葛亮的疏文中確實說到街亭、箕谷的失利對戰局的影響，以及自己「明不知人」、「授任無方」，以至不當地任用馬謖，造成街亭這一關鍵性戰場的失利。

誠然，馬謖應對街亭的兵敗負直接的責任。

《蜀書》王平傳載，「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

」

《魏書》張郃傳載，「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

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

兩種不同背景的資料相與印證，基本可以確定馬謖在街亭兵敗的戰術原因。

但是，僅以諸葛亮錯誤地任用了馬謖、馬謖錯誤的指揮導致了街亭的兵敗，來解釋蜀漢此次北伐的失敗是不夠的。

街亭失守，未能阻擋魏軍上隴，固然對戰局有影響，但未必會導致蜀軍的全面敗退。

諸葛亮第二次出隴西時，司馬懿、張郃的大軍也順利上隴，諸葛亮與魏軍周旋於隴上，尚且取得斬首三千級的戰果，退軍時還射殺曹魏名將張郃。

蜀軍顯然還發生了更嚴重的事情。

馬謖傳載，馬謖為張郃所破後

，「士卒離散。

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

」

王平傳載，馬謖敗後，「眾盡星散」。

王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張郃疑有伏兵，才未敢進逼。

王平後來還「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

另據趙雲傳注引《雲別傳》，諸葛亮在詢問何以箕谷不至大敗時也說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

上述史料，在在顯示，魏軍反攻時，蜀軍發生了崩潰的效應。

魏明帝在隨後的一份「露布天下並班告益州」的詔書中說，

「王師方振，膽破氣奪，馬謖、高祥，望旗奔敗。

虎臣逐北，蹈屍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

」（《魏書》明帝紀　注引《魏略》）

語雖不免渲染，但顯然很得意於魏軍反攻對蜀軍造成的崩潰效果。

蜀軍出師時，「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遭到反攻時，為什麼竟會發生崩潰呢？

尋常讀史，多將注意力放在街亭與馬謖身上，以至於忽略了諸葛亮疏文中在戰略層次反思的信息。

疏中所言「臨事而怯」、「《春秋》責帥」，都是援引儒家經典。

「臨事而怯」，典出《論語》。

孔子對子路論將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論語註疏》卷七　述而　北京大學1999年12月第1版）

孔子之意，是說為將者應該「臨事而懼」，不可呈匹夫之勇。

兵者，國之大事，關乎國家的存亡，關乎千萬人的生死，所以，統兵者應該戒慎恐懼，謀定而動。

諸葛亮引《論語》中的話，應該是取孔子之意。

諸葛亮是在反思自己未能做到「臨事而怯」。

有意思的是，後世多批評諸葛亮用兵過於謹慎，諸葛亮卻是在反思自己用兵不夠謹慎。

釐清諸葛亮反思的兩個層次，他是把未能做到「訓章明法」和「臨事而怯」作為「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的根本原因。

有人將諸葛亮這段話的意思理解為，不能訓章明法，以至於臨事而怯，所以招致失敗。

是其不能貫通經史，不知此語所據，因而所作理解與諸葛亮的本意南轅北轍。

如此理解，當然也就不能從諸葛亮的反思里去推知此前的戰略失誤。

鑒於前面所梳理的，蜀軍在遭遇反攻時發生「離散」、「星散」、「諸營遺迸」、「兵將不復相錄」諸情形，諸葛亮反思自己未能「訓章明法」，還好理解；他為什麼把未能做到「臨事而怯」也作為兵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呢？

在曹魏毫無戰略預警的情況下，在事前聯絡涼州諸胡得到積極響應的情況下，諸葛亮兵出祁山，即有三郡叛魏響應，蜀漢北伐，開局大好。

消息傳來，不惟關中響震，洛陽也一時「朝臣未知計所出」。

（《魏書》明帝紀注引王沈的《魏書》）魏明帝派曹真督諸軍駐郿，派張郃統諸軍上隴反擊蜀軍，魏明帝本人隨後親至長安為後鎮。

此前，曹真受曹丕遺命輔政，張郃在荊州參與對孫吳的作戰。

魏明帝此次召用張郃，並未如該年冬再召張郃時那樣用驛馬――此舉意在通過驛傳系統以最快的速度將張郃召至前線，軍隊則就近集結。

張郃從荊州戰區起程，率步騎五萬馳抵隴山西口的街亭，蜀軍卻既未拿下隴上的重要城池如冀城、上邽，也未堵塞魏軍越隴之口，這無論如何說不過去；而蜀軍的兵鋒竟然遠及三郡西面的隴西郡。

諸葛亮反思自己未能「臨事而怯」，對應的情形是過於樂觀。

一支軍隊在出師時「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在遭遇反攻時竟會「眾盡星散」，當與這種過於樂觀的心理有關。

蜀軍上下包括諸葛亮本人，可能因開局順利而滋生出過於樂觀的心理，對魏軍作出反應的速度未作充分的估計，因而未能明確下一步作戰的要點：應該迅速堵塞隴山隘口，阻擋曹魏東部大軍入援；至少應該迅速攻取隴上諸城，作為與魏軍持久周旋的據點。

蜀軍攻隴西郡時，曹魏隴西太守游楚激勵吏民堅守隴西郡城襄武。

《魏略》游楚傳：

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

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顒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

」使顒鳴鼓擊之，蜀人乃去。

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

（《魏書》張既傳注引《魏略》游楚傳）

游楚都能認識到隴右攻守的要點：蜀軍能不能占領隴右，最終取決於能不能阻斷隴山隘口；若不能阻斷隴口，縱然略地，能不能保有，最終仍須決戰而定。

根據游楚傳所提供的材料，我們可對蜀軍出祁山後的行動節奏作一個大致的推估。

蜀軍出祁山後，略地至南安，再轉攻隴西郡，「後十餘日，諸軍上隴」，始有街亭之戰。

如果諸葛亮在上隴之後即優先選擇阻斷隴山隘口，自當有充裕的時間，從容經營，作固守之備。

那時，即令仍用馬謖為先鋒，即令馬謖仍會出現「舍水上山」、「舉動失宜」之類的失誤，其實都來得及糾正。

看來，馬謖統兵去守街亭，並不是諸葛亮上隴之後即作出的部署，而是一個倉促的行動，應該是在魏軍反攻的態勢明朗後倉促作出的部署。

馬謖去守街亭，出現「舍水上山」、「舉動失宜」之類的失誤，也可能與時間倉促有關。

魏軍的反應速度卻是異乎尋常的快。

《蜀書》後主傳和諸葛亮傳均將諸葛亮出兵一事繫於建興六年（228年）春；《魏書》明帝紀將此事繫於太和二年（228年）春正月。

明帝紀還載，「丁未，行幸長安」。

丁未日為該年二月十七。

（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此時，魏明帝本人的車駕都已親臨長安，則曹真、張郃西援的時間必定更早，速度必定更快。

雖然派出了馬謖去守街亭，諸葛亮似乎仍未認識到隴口的攻守將會是下一步作戰的重點。

諸葛亮雖然「違眾拔謖」為先鋒，而沒有選用「宿將魏延、吳壹等」，然則「宿將魏延、吳壹等」時在何處？

如果隴口的拒守已成為蜀軍作戰的重點，宿將魏延、吳壹等豈不仍應率軍繼進？

大軍豈不仍應朝街亭趨近？

陳壽在馬謖傳中說他「統大眾在前」，然則馬謖所統究竟有多少人馬？

魏明帝的詔書中只說「馬謖、高祥，望旗奔敗」，以其一人守街亭，一人守街亭附近的列柳城，分別為張郃和郭淮所破。

王平為馬謖副將，所領不過千人。

日後諸葛亮反思說

「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

」（《蜀書》諸葛亮傳　注引《漢晉春秋》）

諸葛亮所言兵「多於賊」，應該是指蜀軍在隴西的總兵力多於張郃所率的五萬步騎。

從蜀軍兵鋒遠及三郡西面的襄武看，蜀軍分兵略地，比較分散。

一旦街亭兵敗，諸葛亮即感「進無所據」，甚至放棄了作野戰的周旋。

可能是因為前線「眾盡星散」的亂流，衝擊到蜀軍整體的軍情，蜀軍發生崩潰的效應，以至於諸葛亮覺得這場仗無法再打下去，所以全線退兵。

戰後，諸葛亮除了斬馬謖外，還誅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可知「兵將不復相錄」的潰敗現象不只出現在街亭一處。

這也可以反證，從派馬謖去守街亭到兵敗，整個過程倉促到蜀軍連作後續反應的餘地都沒有。

蜀軍首次北伐在隴西作戰的失利，根本原因不在於馬謖，而在於沒有清晰的作戰要點。

馬謖在街亭的指揮不當，只是讓蜀軍戰略失誤的危害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了。

當然，如果馬謖是一個有經驗的統兵宿將，少一些「舉動失宜」之類的失誤，則多少能遲滯魏軍上隴，為諸葛亮調整部署贏得時間。

諸葛亮既然選擇隴西作為北伐的階段性目標，當不至於暗昧到不知隴西在魏蜀戰爭中的地位和攻守的要點。

諸葛亮將未能「臨事而怯」作為兵敗的原因之一，合理的解釋是，在開局順利的大好形勢下，蜀軍從上到下滋生一種過於樂觀的情緒，以為可以從容略定隴西，再轉身堵塞隴坻，面向關中；對魏軍的反攻――尤其是魏軍作出反應的速度――未作充分的估計，未能優先選擇阻斷隴山隘口，以至於讓大好的北伐形勢轉瞬即逝。

這是對蜀軍在隴西作戰部分的戰略檢討，但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作戰區域還不只是隴西，東線還有趙雲、鄧芝出斜谷。

諸葛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派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

箕谷與斜谷相距不遠，一為箕水河谷，一為斜水河谷，谷口皆在秦嶺北麓。

趙雲所統偏師的進軍路線為褒斜道，可能是在相持的過程中，因地取勢，轉據箕谷。

趙雲率軍出斜谷，示形於關中，牽引曹真屯駐於郿。

郿城正對斜口。

蜀軍在隴西兵敗時，箕谷之師亦遭失敗，只是損失不如隴西那麼大。

趙雲傳載：「

雲、芝兵弱敵強，失利於箕谷，然斂眾固守，不至大敗。

」

趙雲在戰後被貶為鎮軍將軍。

對蜀軍箕谷失利的戰略檢討則涉及諸葛亮用奇的問題。

諸葛亮用兵，並非沒有用奇。

第一次北伐，即以大軍出隴西，偏師出斜谷，此即奇正之用；但自此以後，諸葛亮確實放棄了用奇。

諸葛亮第二次出兵隴西之時，張郃曾提議分兵駐雍、郿。

《漢晉春秋》載：

郃欲分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擒也。

」遂進。

（《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

這段話作為司馬懿兵略而載諸史冊，張郃的分析意見卻看不到。

若只順著司馬懿的話意理解張郃的提議，會覺得張郃簡直是不知兵略。

司馬懿的這段話是將張郃建議的兵力配置，看成是以雍、郿的魏軍與隴上的魏軍形成東西向的縱深配置，所以他說，

「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擒也。

」

若張郃果是此意，則他實在應該慚於名將的令名。

蓋以跨越隴山上下而謀縱深配置，雖庸才亦不出此。

在曹魏的諸名將中，張郃以「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見長，陳壽評價他「以巧變為稱」（《魏書》張郃傳）。

他提議分兵駐雍、郿，不是意在構成東西向的縱深配置，而是防備蜀軍再從南側翼出擊。

雍城可以監控儻駱谷的出口，郿城可以監控褒斜谷的出口。

張郃可能是考慮到諸葛亮上次出隴西時，曾以偏師出斜谷，所以覺得有必要防備蜀軍再出斜谷或駱谷。

但諸葛亮這次並沒有用奇，以後也沒有用奇。

關於諸葛亮是否用奇，以及是否擅長用奇的討論，可能跟他與魏延的分歧有關。

後世關於諸葛亮用兵是否擅長用奇的評價，受魚豢《魏略》中的那段敘述影響很大。

魚豢在《魏略》中所敘述的諸葛亮拒絕了魏延建議以偏師出子午、大軍出斜谷的方案，前面我已辨明，大抵不出敵國傳聞之言。

但魏延與諸葛亮對北伐的軍事見解有分歧則是事實。

陳壽在魏延傳中寫道：

「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

延常謂亮為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

」

魏延所欲仿效的「韓信故事」，就是韓信被劉邦拜為大將後，其主要的作戰經歷並不是隨劉邦在正面戰場指揮，而是自率一軍，從山西開始，滅魏、平代、破趙、降燕、下齊，從北面完成對項羽的戰略包圍。

魏延與韓信一樣，都是從低級將校被破格擢拔，都是在漢中這個地方，且都造成「一軍盡驚」的效果。

魏延可能因此而認為自己應該像韓信那樣，自率一軍，獨當一面。

魏延原被劉備擢拔以守漢中，諸葛亮北駐漢中後，以魏延為丞相司馬，將其置於直接指揮之下。

諸葛亮第一次用奇，用了趙雲統兵，而非魏延。

建興八年，諸葛亮派魏延率軍入羌中，也是與吳壹一起，魏延以功遷征西大將軍，吳壹以功遷左將軍。

看來諸葛亮並不認為魏延是獨當一面的將才。

縱觀魏延行事，他雖然作戰驍勇，但確實不是韓信那樣兼具政治頭腦、戰略眼光和戰術才能的大將之才。

在丞相死後他還認為這場仗能繼續打下去，顯見他沒有政治頭腦；於座中動輒「舉刀擬儀」，與楊儀發生矛盾時蜀漢高層文武全都支持楊儀，顯見他不能揖和上下。

楊戲在《季漢輔臣贊》中評論魏延「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其性。

」（《蜀書》楊戲傳附《季漢輔臣贊》）將這一切歸結於魏延的本性。

因此，諸葛亮與魏延的分歧，與其說是對北伐的戰略見解有不同，不如說是對魏延本人的才能與地位的評價有差距。

即令如此，諸葛亮對魏延其實表現出了足夠的依重。

諸葛亮主政期間，除同為輔政的李嚴在後主即位後被授以假節外，北伐前線的將領中，新授以假節者，魏延一人而已。

宿將吳壹是在諸葛亮卒後以車騎將軍督漢中時才被授以假節。

建興八年，魏延入羌中作戰，擊破郭淮後，被授以假節。

次年，在表廢李嚴的公文中，魏延的頭銜更進位為使持節。

按漢魏之際的貫例，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假節為下。

（《宋書》卷三十九　百官上）到諸葛亮去世前，魏延兵權之重，只在諸葛亮一人之下。

我們來檢討諸葛亮用奇的問題，不應該受魚豢《魏略》中那段敘述的影響，也不應該受魏延與諸葛亮分歧的影響，而應該從諸葛亮本人對他第一次用奇失利的檢討中，去分析他何以在此後的北伐中不再用奇。

趙雲、鄧芝率軍出斜谷，曹真率軍駐郿以拒之。

看來趙雲初出時，確實起到了吸引魏軍注意力的作用。

諸葛亮是後又說過，「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看來趙雲牽制的魏軍兵力比較有限

。

魏軍可能在弄清趙雲所部的意圖後，只留少部兵馬駐郿以監視蜀軍行動。

至於箕谷的失利，趙雲傳中說是由於「兵弱敵強」，則似魏軍反攻時，兵力又多於箕谷的蜀軍。

可能是魏軍在隴西的大局底定之後，得以騰出手來，以優勢兵力對付箕谷的蜀軍。

諸葛亮在上疏中將箕谷的失利稱之為「箕谷不戒之失」，顯然是在兵力強弱的因素之外，還有另外的認識。

趙雲作戰勇猛，陳壽將他與黃忠比作西漢初的「灌、滕之徒」。

趙雲「斂眾固守，不至大敗」，是其統兵又有持重的一面。

那麼，何謂「不戒之失」呢？

要點在於箕谷的蜀軍從「皆多於賊」到「兵弱敵強」的轉換環節。

所謂不戒，是指沒有及時察見這一變化，而這一變化又與隴西的戰況息息相關。

諸葛亮率大軍出隴西，以趙雲率偏師出斜谷，原是要以兩支軍隊互為奇正之用。

箕谷的蜀軍應該配合隴西的蜀軍作戰。

但箕谷的蜀軍在「皆多於賊」時，未能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牽制更多的魏軍，以利隴西的蜀軍作戰；在曹魏東部的大軍經關中馳援隴西時，也未能遲滯魏軍的行動，為隴西的蜀軍贏得時間去阻斷隴口；而在隴西的蜀軍兵敗後，又未能及時地察見魏軍作戰重點的轉移。

最低限度，關中的蜀軍應該為隴西的蜀軍提供曹魏反攻的預警。

但是，只要蜀軍未能遲滯魏軍行動，只恐蜀軍尚未將相關信息傳遞隴西，魏軍早已馳抵隴口。

概言之，此次北伐，諸葛亮以趙雲率偏師出斜谷，配合大軍出隴西，並沒有達到互為奇正之用的目的。

那麼，何以會有「不戒之失」呢？

統兵而有「不戒之失」，為將者當然有責；這從趙雲被貶可以確認；但趙雲只是被貶為鎮軍將軍，而未如馬謖、張休、李盛那樣被斬首，也未如黃襲那樣被剝奪兵權，亦顯示這不全然為趙雲之咎。

當然，也不能簡單地說成是諸葛亮用奇之失，而是關隴基本的地理形勢制約使然。

蜀軍要想在隴西與箕谷之間聯絡，既要翻越隴山上下，又要穿越數百里秦嶺谷道，要根據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而及時地傳遞作戰信息，以當時的通訊手段，談何容易！

《水經注》沔水篇載有諸葛亮與兄諸葛瑾書，

「傾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

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

」（《合校水經注》　卷二十七　沔水　中華書局2009年2月第1版）

趙雲與鄧芝（字伯苗）俱出斜谷，只是具體屯兵之點不同，二人要保持聯絡呼應，尚且不便，何況是與相隔崇山峻岭的隴西大軍協同配合呢。

用兵以奇正，時間上的密切配合至關重要；而要做到密切的協同與配合，信息的快速傳遞又至關重要。

否則，兵分奇正，就只能是徒然分散兵力，而授敵以各個擊破之機。

諸葛亮雖將蜀軍在箕谷的失利歸納為「箕谷不戒之失」，但基本情勢的不利在兵敗之前即已存在。

箕谷的失利，只是將隴山和秦嶺的地理形勢對蜀軍用奇的制約顯現出來了。

諸葛亮日後出兵，不再用奇，當與他本人對第一次用奇失利的反思性認識有關。

隨著諸葛亮軍旅屢出，秦隴地形對蜀軍糧草運輸造成的制約日顯突出。

若不能因糧於敵，則偏師出奇，與大軍正出，面臨同樣的困難，而分兵只會給糧草轉運的統籌組織增加困難。

若單就戰略思維而言，奇正之用，可以說是諸葛亮軍事思想中比較突出的一個特點。

諸葛亮在隆中對策之時，即曾規劃在「跨有荊益」之後，以一軍出宛洛，一軍出秦川；第一次北伐，即以偏師出斜谷，大軍出隴西。

這些都是典型的奇正之用。

只是在第一次用奇失利之後，認識到隴山與秦嶺對蜀軍行動的制約，所以在他此後的北伐中，未再分兵用奇。

但這也只是戰略層次。

建興九年（231年），諸葛亮第二次出隴西時，自率主力圍攻祁山，另以王平統領蜀軍中作戰最驍勇的無當營，「別守南圍」。

在那年五月與魏軍的交戰中，王平的無當營吸引、牽制住魏將張郃所部，諸葛亮則督魏延、高翔、吳班諸將迎戰司馬懿主力，取得「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的戰績，這何嘗不是奇正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