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的親弟弟司馬孚，為何至死對曹魏忠貞不渝，家與國孰輕孰重

本文是【大鵬說《通鑑》之65】

上回【大鵬說《通鑑》】「三國時代哪個皇帝的武略堪比曹操，文采勝過曹植，卻被人一槍斃命」中說到，曹魏的第四個皇帝曹髦一時雞血上涌，帶領手下幾百壯士搖旗吶喊，要去幹掉其心路人皆知的司馬昭，反被司馬昭手下一槍挑於御輦之下。

此事一出，洛陽城內頓時伙呆。

百官們真真是呆住了，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叱責司馬昭的弒君行徑，沒有一個人敢在皇帝的危急時刻挺身而出。

司馬昭對此事沒有發表重要講話之前，竟然沒有人敢出來為氣絕身亡的皇帝收屍。

在百官們呆若木雞之時，只有一個81歲的老人飛奔而去，將身體逐漸變冷的曹髦，抱到自己腿上，痛哭流涕：陛下被殺，是老臣的罪過，「殺陛下者，臣之罪也」。

這個81歲的老人身份很特殊。

他是司馬昭的親老叔，司馬懿的親弟弟，司馬家族的元老——司馬孚。

正是這種特殊的身份，使司馬孚有這樣做的資本，因為司馬昭奈何不了他。

但也正是因為身份特殊，司馬孚的行為顯得頗為怪異。

司馬氏滅魏成晉，他司馬孚是大大的既得利益者，卻偏偏要扮演一個對曹魏忠貞不渝的「純臣」角色。

更值得玩味的還在後面，當曹魏最後一個皇帝曹奐把皇位禪讓給司馬炎，離開洛陽皇宮之時。

又是司馬孚，握著曹奐的手，「流涕唏噓，不能自勝」，對著已經下台的曹奐表忠心，我司馬孚生是大魏的人，死是大魏的死人，「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但你如果就此認為司馬孚是在亂世之中維持君臣大節，踐行曹魏核心價值觀中「愛國」要義的忠誠楷模，那就太小看司馬孚，或者說把司馬孚拔得太高。

事實上，如果仔細梳理司馬孚在魏晉之際的所作所為，我們就會發現，每當司馬氏建國大業遇到危機時分，都能發現他的身影。

在【大鵬說《通鑑》】「夾在司馬懿與司馬昭中間的司馬師，這鱉孫真中」一文中，大鵬曾說到，司馬門是對高平陵政變成敗有著生死攸關意義的一個重要地點，而當時率軍攻打司馬門的統帥有兩個，一個是司馬師，另一個就是司馬孚。

司馬懿死後，司馬師繼承乃父事業，接管曹魏大權，欲伐吳以樹立威信，結果在東關（今天安徽省含山縣西南）被諸葛恪打得大敗而歸。

此時，又是司馬孚率領二十萬大軍，在新城（今天安徽省合肥市）擊敗諸葛恪，穩定了戰線，維護了司馬家族的權威。

在魏晉禪代之初，還是司馬孚以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的身份，總管內外軍政事宜，坐鎮中央，穩固四方，確保政權穩定的從曹家轉移到司馬氏手中。

這就是司馬孚，對曹魏政權忠貞不渝，卻又必須為司馬家族的未來拚死搏鬥的司馬孚。

對司馬家族命運，司馬孚作為元老，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對曹魏政權興亡，司馬孚作為重臣，有忠貞死節的義務。

中國古代崇尚家國同構，當代政治術語常言家國情懷。

但對司馬孚而言，他的家族國家是敵對的，並非一體。

他的家國情懷是分裂的，並不一致。

在司馬家族化家為國的關鍵時刻，司馬孚要挺身而出，拚死一戰，為家族保駕護航。

在曹魏政權人亡政息的無多時日，司馬孚又屢屢嘆息，深深自責，為國家守節盡忠。

在家行孝，入朝盡忠。

司馬孚想要維持忠孝兩全的平衡，但在魏晉禪代的政治漩渦中，他又做出了家族利益為重的實際政治選擇。

如果司馬孚果真以曹魏為重，那他只要躺著不動，完全不參與司馬氏的政治運作，那司馬家族滅魏成晉的反革命事業至少不會進展得那麼順利。

魏晉之際，家國矛盾，國家利益、家族利益孰輕孰重、孰先孰後，已經成為當時士人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司馬孚家先國後的選擇，只是當時士人集體政治取向的一個縮影。

在魏末晉初，我們很容易發現這樣的政治現象，支持魏晉禪代的官僚階層，其父輩都是曹魏政權的開國功臣。

換句話說，為了家族利益，官一代們拋棄了大漢，選擇了曹魏。

同樣為了家族利益，官二代們重新拋棄了曹魏，選擇了司馬晉朝。

當國家的凝聚力讓位於家族的向心力，始終未能重新建立臣民對國家忠誠的司馬晉朝，已經埋下了旋踵而亡的政治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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