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家如何奪了曹操家的江山？

　　

​在中國古代，始終存在一種說法：人的儀態與品行之間一定存在著聯繫，而從司馬懿本人來看，他擁有令人膽寒的「狼顧相」——當曹操從身後呼喊時，司馬懿整個臉都轉向了後面，而身體卻保持前行，宛如正在覓食的狼——這是一個人狡詐陰險的憑據。

　　事實上，這些描述有某種程度的誇張或者臆造，但無疑迎合了普通人對權臣的定義，事實上，司馬懿的早期生平往往被類似的傳說籠罩，尤其是他的老謀深算，以及對曹氏政權的不信任感。

　　按照後來史書的說法，司馬懿知道「漢室國運衰微」「不欲屈節曹氏」，因此不惜假裝身患重病，但類似的描寫更多來自這個家族的自我誇耀。

其中真正的原因也許是，這個家族興起在河內地區，恰好處在曹操-袁紹勢力的交界區，這種微妙的關係讓他們學會了兩面下注。

　　但這個家族的後代不得不與曹操走的更近，這一點更多出於父輩和兄長的判斷，司馬懿的父親司馬防是曹操出仕時的舉薦人，他的兄長也很早便為曹氏政權效力。

平心而論，在曹操統治時期，司馬懿的地位也並不顯赫，因為當年經學世家的子弟才值得自豪，而司馬家族的先輩們大多是武夫出身，直到曾祖父才憑藉豫章太守的身份躋身知識圈。

　　事實上，直到步入中年之前，司馬懿不過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幕僚，他的職位不值一提，能力因為出身而被埋沒，但在仕途的磨礪中，司馬懿獲得了觀察權力的機會。

他發現，曹氏政權內部充滿了矛盾和敵意，而不是之前想像的那樣無懈可擊。

　　尤其是在關於東漢政權何去何從的問題上，曹操與名門大族尖銳對立。

在219年的一天，曹操突然出示了孫權勸其稱帝的書信，並故作嚴肅地說：「這簡直是把我放在火上燒烤！」這時從人群中站出了司馬懿，「漢朝命數將近，如今十分天下，您已經有九分。

孫權之所以如此，顯然是順應了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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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帝曹丕畫像，來自顧愷之《歷代帝王圖卷》，如果稍加留意，會發現他的形象和晉武帝司馬炎有著高度的一致

　　這次事件很快為他帶來回報——曹氏家族的信任，魏文帝曹丕對這個「每有大謀，輒有奇策」的幕僚非常倚重，曹丕兩次南征孫吳，司馬懿都奉命鎮守許昌統籌大局。

到曹丕去世前，制定司馬懿與曹真、陳群共同輔政，儘管如此，隨著愈發接近權力中心，司馬懿卻感覺到了某種強烈的不安。

　　他的擔憂源自年輕的皇帝曹叡，這位皇帝總喜歡命令朝廷百官參加園林修建工程，考慮到曹叡只是20齣頭的少年，這種行為也許有心血來潮的成分，但它隱隱顯露出的，其實皇帝對高官們的敵意和不信任感——這些高官資歷已老，盤根錯節，正在結成一個個難以割裂的利益團體，而曹叡所做的，正是用某種不成熟的行為打破這個團體的權威。

三國時國內政治版圖，曹魏政權之所以稱雄北方，很大程度上是大族和軍閥合作之下的產物，這一點也將成為曹魏政權末期的定時炸彈

　　令年輕的皇帝窘迫的是，鑄成這種局面的恰恰是他的父親和祖父，他們通過數不清的利益交換，才鞏固了曹魏政權的根基。

這種交換是基於一個等式：軍閥需要豪強的財力和人力支持，以組建私人武裝；豪強也需要軍事力量的庇護，以獲得秩序和上升空間。

作為結果，曹操在混戰中統一了北方，各個大族成員紛紛進入了中央——這也是曹叡終其一生試圖打破的僵局，他的努力必然適得其反。

　　因為權貴們在皇權的壓力下變得更團結一致，現在這個階層注意到了上升中的司馬家族，在幾位公子——司馬師、司馬昭和司馬榦成年後，大族立刻開始了同他們的聯姻，並承認了後者地位和身份。

　　在魏明帝有生之年，對這一切已經有所覺察，他對司馬氏的忠誠是起疑的，但他又無比依賴這個權力家族，因為他需要一名足智多謀的領導者，來在西線抵禦咄咄逼人的蜀漢政權。

舊版電視劇三國演義中的司馬懿，無論正史還是演義，他與諸葛亮的較量始終是一個被反覆講述的話題

　　司馬懿和諸葛亮的較量，已經被歷史作者們講述過無數遍。

當234年，諸葛亮病死在大營中。

但老謀深算的司馬懿並沒有縱兵追擊。

他心安理得地返回了首都，去領取本該屬於他的職位和賞賜。

　　隨後曹叡所能做的，自然是要稀釋司馬懿對政治的影響力，但突發的一場重病只能將這個任務交給他的親族——239年，曹爽接受遺詔成為大將軍。

面對司馬氏在外不斷建功立業，曹爽集團立刻開始架空司馬懿的實權。

　　在皇權至上時代，司馬懿的處境變得十分危險。

因為曹爽的身份是皇帝的監護人，想要殺死司馬懿，他很可能藉助一道詔書，在一夜間完成。

司馬懿當然明白這一點。

他以生病為由放棄了正面抗爭，並將所有的精力和智慧投入了陰謀和政變。

　　在這一點上，司馬懿的賭博可謂步步成功：曹爽上台之後提拔了一大批親信，在蠶食司馬家族的同時，也蠶食了其它的朝廷勢力。

許多對這場鬥爭持觀望態度的士大夫不得不轉變立場。

更重要的是，這次危機讓司馬氏得到了親族、同黨和所有與曹氏政權有著隔閡的士人支持。

在幾年的經營之後，司馬懿對奪權事業已經非常樂觀。

　　正當司馬懿劍拔弩張，伺機發難時，曹爽派出心腹李勝前往司馬懿府第，藉助探病來窺探窺其虛實。

關於這段趣聞，無論是正史《晉書》還是《三國演義》，記載都相差無多——他由兩名婢女扶持而出，佯裝耳背，將「荊州」稱為「并州」，又懇請李勝在自己百年後照顧兩子，臨別時「流涕哽咽」，但與此同時，他知道時機已經成熟。

利用曹爽為明帝掃墓之機，他派軍占據了高平陵至洛陽的要害，洛水上的浮橋，並送奏章給曹芳歷數曹爽之罪。

魏明帝曹叡的高平陵舊址，司馬家族從此邁出了向帝位的第一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末期曹氏受司馬氏挾制，曹魏皇陵並沒有統一的陵區

　　史書將這一事件稱為「高平陵之變」，但其過程卻出乎意料地平穩——司馬家族的黨羽們早在暗中掌控了一切，至於曹氏一族則失去了抵抗的勇氣。

按照《三國志》的描述，面對威脅，曹爽「自黃昏直流淚到曉，終是狐疑不定」，最終他說出的是：「情願棄官，但為富家翁足矣」——這是沒有用的，他最終仍和黨羽們一道被集體處斬。

　　甚至皇帝曹芳也因此被廢黜，取而代之的年輕的曹髦。

儘管這一結果指向了一場不折不扣的勝利，但司馬懿卻愈發被一個問題困擾：經歷過在高平陵發生的一切，他已無法再做一個純粹的臣子——既然如此，這條路，他和子孫們還能走多遠？

　　每當想起這些，以及所有被處死的人，他都會伴著噩夢輾轉難眠。

　　71歲的司馬懿身體每況愈下，終於在251年的夏天一病不起。

幾年後，作為家族的次子，司馬昭站上了權力舞台的中心。

在旁人看來，無論手腕還是見識，他都不及兄長司馬師。

但突如其來的叛亂改變了一切——新舊權貴們不斷地挑戰司馬氏的地位，不甘心屈服於它的淫威。

　　司馬師便死在平定這些叛亂的過程中：255年、諸葛誕、文欽在淮南起兵，由於驚恐過度，司馬師臉上的舊瘡迸發，最終連眼球都從眼眶裡震出——對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司馬昭全然無措，這不只是因為他之前一直生活在兄長的光芒下，更重要的是，他對這一事業幾乎毫無信心，甚至在「高平陵之變」當天，他也只能在榻上一遍遍地輾轉反側。

三國無雙中的司馬師設定，其中還原了其左眼有創傷的事實，但原因卻被描述為某次行刺後留下的傷疤

　　但是，他清楚一點：如果不能勝利，失敗的代價將會無比血腥。

打擊、鎮壓和不擇手段……他必須如此，因為已經無路可退，之前的每一次勝利已經讓這個家族陷入更大的險境，因為它試圖凌駕看似神聖的皇權。

　　此時，最好的回應是將皇權踩在腳下，進而證明它並不神聖。

此時，和所有的青年一樣，18歲的傀儡皇帝開始萌生叛逆。

據說，在一次討論少康和劉邦的優劣時，群臣都認為少康不如劉邦，唯獨曹髦別出心裁地認為：少康是在危難中恢復了夏朝的霸業，還斬殺了篡位的奸臣寒浞，因此要遠勝「專任智力」的劉邦一籌——這一言論下的潛台詞非常明確。

　　曹髦的勇氣並非來自實力，而是從小接受的儒學教育，孔子和孟子的教誨讓他深信：君主只要宣揚仁義，就能喚起臣子們的忠誠之心。

但在實力面前，道德永遠是無力和蒼白的，皇權威脅了成型中的利益階層，這個階層再一次向司馬氏家族請求支援。

公元260年6月2日，曹髦如飛蛾撲火般沖向了司馬昭的禁軍。

平心而論，這次宮廷政變並不是史上最殘忍的先例，但皇帝橫死街頭的事實，依舊讓司馬昭心緒難平。

他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清理現場——一位叫成濟的軍官立刻被充作替罪羊；由於一切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他顯然無法殺盡所有的見證者，但他可以做的，是對子孫後代的記憶進行引導、訂正和竄改。

　　於是，大部分史書都一筆帶過了這次兵變，曹髦僅僅是「像普通人一樣死亡了（《三國志·魏書》：『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因為他在死後被廢為庶人。

同時，司馬昭還沒有忘記蠢蠢欲動的蜀漢，他依舊記得父親有生之年的夢想，以及曹爽被誅後，其親族夏侯霸投奔敵國的先例。

公元263年，司馬昭發動了真正的遠征——大軍幾乎沒有遭遇抵抗就開入了成都。

在此之後，大權獨攬的他又生活了五年。

幾乎記錄沒有提到他受到過精神上的困擾——司馬家族已如日中天，甚至沒有人敢質疑他們獨攬大權。

曹魏末期至西晉的武士俑，可以看見北方步兵用的長盾。

右側軍士頭上戴的叫「帢」(qia，四聲)，是曹操制定的縑帛軍帽，依顏色分貴賤，這些士兵構成了司馬氏家族的權力之源

　　從權臣通向帝王之路，最後一步是接受所謂的「勸進」，即在群臣的「衷心擁戴」下登上天子寶座——構成「勸進」大軍的是曹魏政權的各種官員們，甚至「竹林七賢」之首的阮籍都赫然在列：

　　「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勛光光如彼，國士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

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埽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回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

今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勛超於桓文。

然後臨滄州而謝支伯。

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

　　上述辭藻和典故的堆砌，也可以看成官員們矛盾心態的混合體，它多少證明了，在這場改朝換代的遊戲中，並非每個玩家都是百分百地心悅誠服，但倘若看其結果，又必定會是在舉國上下的一致贊同中結束——因為那些缺乏「眼光」的人要麼已經被邊緣化，或者，更極端一些，在肉體上遭遇毀滅。

阮籍的好友嵇康便在那些「消失」的名流之中，263年，在洛陽城東牛馬市，他在彈奏了一曲《廣陵散》之後從容赴死。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南朝大墓磚畫。

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別為春秋隱士榮啟期、阮咸、劉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濤、王戎。

在這些高士的故作洒脫背後，其實是逃避政治黑暗的難言之隱。

　　在頻繁的「勸進」中，一個家族獲得了改朝換代的魄力。

但作為一家之長，司馬昭依舊有一件事心緒難平：推翻舊的朝廷取而代之，是否真的順應了「天命」？自東漢末年以來，已經有無數人進行了試驗，試驗的結果似乎是皇權本身並不是神聖的，權力才是，如果控制天下的家族實力足夠，自然就可得到上天庇佑，道德戒律則可以棄之不管。

　　儘管如此，司馬昭依舊憂心忡忡。

在暴病離世之前，他將所有的權柄、地位、以及解答這個問題的責任，一併交給了年輕的長子——司馬炎，據說，《晉書》中說他和處心積慮的祖輩們完全不同，頗有上古聖王的博大和寬容。

公元266年，他在百官的稱賀聲中登基，但作為大權獨攬的君主，他的內心卻越來越彷徨——假如他的帝位真是天命所歸，那為何祖父、父親和舅父還會留下種種見不得人的污點？

　　尤其是弒君謀逆的事實，總是令他心緒難平，何況溫室中生長的第三代，倘若不幸置身當年，司馬炎恐怕絕對沒有勇氣投身於此。

　　對於君主的憂慮，地方官員用麒麟、鳳凰等12種祥瑞做了回答，這些祥瑞證明改朝換代乃是上天的旨意。

同時，在中央政府的授意下，以陳壽為首的官僚開始「修正」各種官方記錄——他們著重剔除的，是其中關於野心、投機和密謀的部分。

在最終完成的版本中，將不再有司馬氏家族以下犯上的記載，全是他們作為忠臣如何朝乾夕惕、兢兢業業、順天承命的勵志故事。

《三國志》書影，在其中，編者陳壽對司馬氏家族崛起期間的事跡頗多曲筆，並做了大量的掩飾甚至粉飾

　　當這部名為《三國志》的史書完成時，統一大業也在以驚人的速度進行。

軍人們以無情的效率碾壓著一切：公元280年，他們攻陷了吳國首都建業，把驚人的俘虜和財富從長江流域轉移到了黃河沿岸——連吳國皇帝孫皓都成了階下囚，他最後被安置到了洛陽廣陽門附近的一間宅第中，與同樣亡國的蜀漢後主劉禪為鄰。

此時的劉禪已經習慣了洛陽的矯飾浮華，並留下了「樂不思蜀」的笑談，但孫皓是傲慢的，他依舊懷念著給臣下施加的各種酷刑。

　　一次，司馬炎曾和一位青年士族王濟談到了這個話題，便轉頭問孫皓：「聽說你當皇帝的時候，喜歡活剝人的臉皮，究竟是什麼原因？」孫皓看到王濟和司馬炎言談舉止隨意，毫無君臣威儀，就說：「對在皇帝面前無禮之徒，就應該如此！」

　　王濟是司馬炎的姐夫，是他在軍隊的心腹，是支持篡位的功臣之一——各種利益交換讓他們只能成為權場上的合伙人，成不了界限森嚴的上級和下屬。

同時，司馬炎也理解權貴集團的意義，通過賦予後者特權和地位，他們得以為司馬氏在各地充當執行人和利益代理。

他將宗室分封到全國各地，成為一個個高高在上的同姓諸侯王，他相信，藉助骨肉親情和君臣大義，晉朝的江山社稷將永保無虞。

統一之初的晉朝版圖

　　但諷刺的是，他們只是自顧自地加入了財富的爭奪。

石崇、王愷鬥富的故事已經家喻戶曉。

石崇家的廁所富麗堂皇，以至客人都以為誤入了主人的臥室中。

　　石崇是洛陽最典型的權貴二代。

他父親出身平民和小販，在支持司馬氏篡位的過程中飛黃騰達。

父親臨死時沒有分給石崇任何財產，不過所有人都知道，現成的官位正在等著他，而這些官位足以讓他貪污自肥。

在廣州都督的任上，石崇靠搶劫商販完成了積累，隨後作為首富返回洛陽，一整個階層從中看到了有利可圖，不久，官職便作為商品在士人之間流通開來。

　　但有人注意到，東漢王朝恰恰覆滅在類似的亂象之下。

282年的一天，司馬炎突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我像漢朝哪個皇帝？」劉毅回答說：「桓帝和靈帝，他們賣官鬻爵錢歸國庫，但陛下賣官鬻爵錢入私門，如此，陛下甚至不及這些昏君！」

　　「但我有您這樣的忠臣啊！」司馬炎大笑著回答，一切友善的警告，最終淹沒於自欺欺人的歡聲笑語。

　　也正是因此，司馬炎從來沒能在歷史上留下一張臉譜化的明君形象，一張張彼此矛盾的面具很快取而代之：他是奸臣的後代，仰賴先輩的詐術才躋身天子之位；他又是新紀元的開創者，幾乎摧枯拉朽地終結了天下割據；他時而賢明、時而糊塗、時而肆意妄為，他很知足很快樂，他沒心沒肺地享受著上萬佳麗和錦衣玉食，在他看來，這已是幸福人生。

　　但有一件事是他無法迴避的——這就是死亡。

在執政近20年後，司馬炎終於在公元290年的冬春之交一病不起，權力迅速在真空中旁落。

　　在迴光返照時，司馬炎掙扎著從病床上起身，發現階下的臣僚早已暗中換人——就在他昏迷不醒之際，皇后的兄弟、大族出身的楊駿悄然掌控了軍隊和朝廷——這令司馬炎大吃一驚，危險已經降臨，但他卻根本說不出話，只能看著下屬代筆的遺詔默然不語。

晉武帝司馬炎像，摘自《歷代帝王圖卷》

　　很快，不祥的預感開始逐漸化為現實——達官顯貴的利益衝突逐步失控，接著是北方異族乘機起兵。

311年，他們攻破了洛陽，俘虜了走投無路的皇帝，整個北方變成遊牧民族的戰爭舞台。

再過了109年，在南方苟延殘喘的東晉被一個叫劉裕的軍官推翻，整個司馬家族也隨之從中國的政治舞台上煙消雲散。

　　作為西晉的最後兩代皇帝，懷帝司馬熾和愍帝司馬鄴都在匈奴人帳下度過了最後時光，有晉朝舊臣暗中垂淚，很快，這兩位皇帝便以莫須有的罪名被處決。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高祖司馬懿暗下決心那一刻，這個結局在100年前便已註定！

　　後來在《晉書》中，李世民對這個家族的崛起做了評價，它用白話文可以概括為：「都說『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

』但對於司馬一族，為惡的利益是巨大的、代價是極端低微的，這一點讓他們幾乎無法置之度外。

」

　　但一切真的是這麼簡單，僅僅是一個家族在權力的誘惑下淪陷？如果你翻看中國古代史，會發現同樣的劇本還將反覆上演，如果為它加一個期限——這個期限也許長達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