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硯三國:三馬食曹與魏晉之際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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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晉南北朝的歷次禪代活動中,南朝在「篡一代」的高齡時期便完成了新舊王朝的禪代,曹魏、高齊、宇文周則分別在「篡二代」的中年甚至青年時期完成名義權柄的轉移,唯有司馬晉遲至「篡三代」的第四位主君,方才完成「魏晉革命」,不僅是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孤例,放在整個中國歷史的長河中也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

在這一魏晉之際的政治動盪過程中,司馬氏家族甚至不得不採取一系列極端不義之舉來推動禪代進程的完成,留下千古罵名級別的政治污點作為其家族的禪代代價,甚至與日後歷史進程中的其他污點級事件一道影響了兩晉諸帝在日後一百八十餘年的政治被動地位。

寒某認為,兩晉皇權的諸多問題,都可以從司馬父子三人篡代進程的二十餘年中找到答案,特別是與司馬師主政期間的作為及其早卒有著較強的正相關關係。

司馬師的存在,在當時的高平陵之變以來的政治局面中,有其不可代替的三大「定位」:

  1. 區別於司馬懿,司馬師是司馬氏代魏活動的關鍵人物

  2. 區別於司馬昭,司馬師是司馬氏代魏的原定人選

  3. 區別於司馬炎,司馬師是組織建立並能夠威服禪代功臣的新政治集團領袖

考慮到上述三點,司馬師的壯年而亡直接影響了魏晉之際政局的穩定,疊合司馬昭早卒的負面影響,兩位篡二代的相繼早卒,甚至間接影響到了西晉政局的不穩定。

對比司馬懿、司馬師父子,我們會發現:司馬懿雖然通過功勳、人脈、顧命得以最終成為曹魏中央政權與關隴軍區的「專制權臣」,但其古稀之齡(179-249)顯然無法支撐高平陵之變政治冒險後的進一步魏晉嬗代活動。

司馬懿在漢末的歷史條件下,已然壽星,站在後來者的視角,只有三年時間,根本來不及通過政治利益博弈與交換,「化魏臣為晉臣」,完成皇權的「過戶」手續。

何況司馬懿的「朋友圈」基本上都是曹魏元勛,這些元勛與司馬懿之間的關係僅僅局限於政治上的私人情誼,元勛們沒有任何動機去冒險支持司馬懿本人開展嬗代活動。

所以,一旦司馬懿可預見地在不久的幾年內後立馬駕鶴西去,司馬家族便必須及時推出一個壯年接班人及其所結成的同樣壯年的曹魏政治新秀來維持家族生存與集團利益 。

箇中道理就像宇文泰死後宇文護擁宇文覺篡魏,高歡死後高澄高洋急於篡魏一樣,也如曹丕篡漢一樣,三個篡魏家族外加一個魏家族都急於用全新的「名號位分」來彌補「篡一代」未能來得及稱帝造成的「權力危機」。

是故,司馬家族在高平陵之後的進一步發展,只能以司馬師和司馬昭為核心。

司馬懿的權勢網絡的確對於司馬氏家族在曹魏政治中的活動具有重要意義,但這絕不意味著這一網絡會自行幫助司馬氏奪取曹魏政權。

無論是司馬懿的同僚、部屬還是受他提攜士人,司馬懿與他們之間雖然存在著基於私人恩義的結合,但是這種私人關係最初是建立在忠於曹魏政權的基礎上的,私人恩義並不能自行躍居國家權力與君臣名節之上。

所以當司馬懿是曹魏忠臣時,他們之間的私誼與對於曹魏政權「忠」的義務毫無矛盾,但一旦司馬懿試圖代魏自立時,「公義」與「私情」之間必然會產生矛盾、衝突。

-----------仇鹿鳴

對比司馬師、司馬昭兄弟,我們會發現:司馬師在高平陵之變前後始終作為司馬氏家族的「儲君」培養,參與到眾多重大政治鬥爭的決策與執行之中,並且在性格與嫡長兩個方面比司馬昭更具優勢。

正始改制前後,曹爽相當成功地逐步架空了司馬懿的中樞權力,並在高平陵之變前進一步剝奪了司馬懿的軍事權力。

若不是曹爽為了將夏侯玄安置到司馬懿的軍事人脈大本營「征西軍區」,而把中護軍妥協給了司馬師,且司馬師暗中培養擁護司馬氏的三千死士,司馬懿在高平陵之變中便連發動「政治冒險」的武裝資本都沒有。

在高平陵之變的謀劃與發動階段,參與謀劃、鎮定自若、指揮武裝、完成司馬門把守任務的司馬師,表現出了遠強於司馬昭的魄力、能力與實力。

可以說,司馬師是司馬懿重點培養的政治接班人。

及誅爽之際,智略已宣。

——虞世南

司馬師作為一名「勛二代」,從小便與「勛二代」們的交遊,為他依託司馬懿權勢隴聚名門人才提供了可能,有著「勛二代」組成的朋友圈。

拉攏曹魏元勛功臣去反魏是不現實的,但拉攏曹魏功臣子弟去反魏是有可能的。

正如曾經的浮華案人何晏、鄧颺、丁謐等人積極策動的正始改制,再一次觸及著老一輩功臣的利益,曾與夏侯玄交遊的司馬師兄弟周圍的權貴子弟朋友圈,雖然在浮華案和高平陵之變兩輪政治高壓後,不會再以簡單粗暴的風評、改制來對抗父祖輩得勢者,但也不見得會有父祖輩那樣的忠心。

隨著時光的流轉,曹魏開國三十年後,基本力量已然不可避免地從元勛功臣移轉為功臣子弟,司馬師大可一面以不改制的姿態維護得勢宿老及其子弟的支持,一面在霸府中引用未能得勢的功臣子弟,做到穩定地網羅支持,爭取權力的平穩過渡。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

----《魏氏春秋》

以夏侯玄為首的名士圈包含了大量曹氏貴戚子弟,其在形式上模仿漢末清議品評人物。

但是……其在政治上已屬於權勢者一方,與「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的漢末名士有著質的區別,不再以清議的方式對抗專制皇權,而是利用優越的家族勢位分割權勢……這一親貴的評論網絡試圖干涉國家的選舉,無疑對皇權構成了挑戰,因而魏明帝曾以抑制浮華為名,加以打擊。

-----仇鹿鳴

司馬師所採取的進用人才的方針,一方面使原本曹魏政權所依靠的基本力量不斷地轉投在司馬氏的門下,從而削弱曹魏政權的基礎,另一方面又使新進的才俊歸於司馬氏的私門,並逐步用霸府政治取代朝廷的日常運作,使鼎革之勢在不知不覺中得以形成。

-------仇鹿鳴

以上司馬師個人的素質與朋友圈的氣候,使得司馬師具備了司馬懿所不具備的年齡優勢、篡魏動機、政治實力與可能性。

而這一切,都是司馬昭所沒有機會獲取的資源,司馬昭在司馬師死前的定位,一如日後的高洋。

在司馬師執政的時代,成功地克服了東關慘敗所造成的政治危機,逐步掃除了中央與地方的反對勢力,開始建立起一支支持魏晉嬗代的政治力量,奠定了魏晉革命的基本格局。

-----仇鹿鳴

對比司馬師、司馬炎伯侄,如若司馬師能夠如其父般長壽,至少可以避免掉司馬氏家族內部的歷次主君位置的繼承所帶來的政治消耗(師昭、昭炎、炎攸),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維穩(淮南、秦涼)與統一(吳蜀)的步伐,爭取在司馬師壯年內便完成征服功勳與名分威勢的積累。

質言之,能夠避免掉家族每次推出一位新君後所面臨的壓服高平陵以來的「晉國功臣」的問題,避免過於頻繁的新配主從磨合在篡魏未成與篡魏未穩狀態下所帶來的政治內耗。

司馬氏集團是在魏晉嬗代十六年中,通過祖孫三代人的努力而逐步凝聚成型的,這一官僚群體也構成了西晉政權的社會基礎和支撐力量。

但與一般開國功臣集團精誠團結、勵精圖治的新朝氣象不同,這一集團在西晉立國之後,內部矛盾迅速激化,黨同伐異、派系傾軋接二連三,西晉皇權的支撐力量日趨單薄,這無疑是造成西晉短促而亡的重要原因。

------仇鹿鳴

繼承內耗與主從磨合,使得司馬昭不得不推遲了禪代過戶的進程,做了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鳩占鵲巢三代目,並且開始困擾於繼承權上的長幼之序(親生次子承祧成為兄長之子)。

更使得司馬炎不得不為了堤防功臣與司馬攸而先後多次分封宗室(王爵最終集中到司馬炎系中)並任用外戚,赤裸裸地任人唯親,為八王之亂埋下了伏筆。

可以說西晉政局的先天不穩定性,與司馬師的壯年而亡,關係最大(只要長壽到司馬攸達到壯年,便無需司馬昭以長弟身份接班,便可避免宗室繼承權內耗;功臣都是同輩,也能輕鬆威服驅使),與司馬昭的壯年而亡,關係次之(司馬昭再長壽也要面臨承祧司馬師的司馬攸繼承順位問題),反倒是與司馬炎的措置,關係最弱(與司馬攸的孰長孰幼問題、低於功臣的輩分問題在其接班前便已產生)。

司馬炎建立西晉完全是依靠父祖遺業,並無自己獨立的政治基礎,甚至其世子的地位尚是在賈充、裴秀等人的擁戴下方才獲得的,而以曹魏政治網絡中長期的累世交往、通婚關係而論,除了荀勖之外,當時主導西晉政治的核心人物,無論是宗室方面的司馬孚、司馬望,還是功臣中的賈充、裴秀、羊祐,幾乎都是司馬炎的長輩。

在此情形下,作為一名缺乏政治經驗的皇帝,司馬炎所能運用的政治資源相當有限,只能被動地繼承司馬昭後期形成的賈充、裴秀、荀勖、王沈、羊祐等人組成的政治決策核心。

--------------仇鹿鳴

綜上,司馬懿的「晉業」開創地位固然不容置疑,但司馬師卻是決定司馬家族在司馬懿死後未來命運與西晉政局的最關鍵人物。

篡魏冒險以其死士為本錢,篡魏團隊以其婚媾交遊網絡及其組建的霸府為平台,淮南三叛中最具挑戰性的淮南二叛在其任上被壓服,西晉的命運又與其壽命長短之影響關係最大。

司馬昭雖然也以滅蜀封王之威勢促成了西晉之成立,但未免有了些許高洋借殼高澄鄴城班底上位的不穩定色彩。

質言之,司馬師在位長久所能帶來的好處,司馬昭未必一一「等價」具備,反而司馬師在位長久所無的壞處,司馬昭到是有了些許,司馬炎便更遜一籌。

總之,三國歷史在司馬師、昭兄弟以篡代為目的的統一戰爭中走向終局,卻無法獲得一個壽命上更加康健、在政治上更加穩定的主君,不僅使得司馬炎建晉之時王朝便已如同步入暮年,而且這種君權的不穩定性在極大程度上促成了三國歷史收束後不久便再度開啟的亂世局面。

換言之,放到整個漢魏西晉的歷史進程中去看,漢末諸帝、魏末諸帝乃至西晉諸帝中占據更長在位時間的「暗弱主君&強勢霸臣」的結構,幾乎使得中央權力時刻處於可角逐狀態,暗弱主君空留名分而無法動用皇權,強勢霸臣掌握實權卻需要把更多精力放在防範與拉攏之上,整個關切到秦漢制度弊病解決的國家治理活動陷入到了無法推動的尷尬局面,制度措置反而圍繞著霸府奪權而疊床架屋。

上樑已「亂」,而下樑自「歪」,從「漢政」到「唐政」,中國古代君主制治理模式便不得不通過四五百年的動亂來緩慢實現制度的改良。

質言之,主君優劣是中國古代君主制的終極bug,唯有集權於一身的主君,方能發揮最強勁的古代社會治理功能,而一旦君權旁落(外戚、後宮、宦官)甚至霸臣上位(軍閥、權臣),就會對政治穩定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進而影響到國家治理的盛衰。

司馬懿的主要軍功

參考書目:

  1. 仇鹿鳴: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

  2. 陶賢都:魏晉南北朝霸府與霸府政治研究

  3. 徐沖: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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