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繼商鞅之後最偉大的改革家，卻被否定了上千年近代才得以正名

歷朝歷代的變遷，都離不開戰爭的推動作用，即使是和平換代，其背後也隱藏著腥風血雨。

開國者有時候必須一生戎馬才能穩住局面、最終一統全國，例如：大宋開國之君——趙匡胤。

正是因為權力的轉移過程是曲折的、艱辛的，所以，每一個新國家的創立之初，總會面臨經濟上的崩潰，老百姓也大多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所以，新上台的統治者，務必要對民眾寬和一點，減輕賦稅和徭役，並且，在刑罰上也要放鬆一些，這樣才能讓自己的國家漸漸穩固起來。

對於官吏，則是要多方面激勵，並且，多聽、多問，這樣才能讓他們緊緊擁護在自己皇座周圍，如此，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宋初，經過太祖、太宗兩任皇帝的不懈努力，終於，將國庫充實得滿滿當當，老百姓也基本能平安喜樂了。

但是，真宗上台後，整個統治階級開始盛行奢靡之風，從皇座上的老闆，到京城裡的員工，每一個都忘記了祖宗創業時的艱辛，同先前的王朝一樣，走向了必將墮落的命運。

接下來又經過了兩代皇帝，皇位傳到神宗手裡時，北宋已經有了百年歷史，但是，這時的朝綱已經讓人沒眼看了，社會矛盾更加尖銳。

北宋在建立之初，本就離不開地主官僚們的支持，為了穩固皇權，很多時候，統治者們對於土地兼并的現象放任自流，最終，導致土地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地主手裡，農民們流離失所或者日漸貧困。

另外，地主們大多謊報土地及產量，逃稅漏稅，國庫漸漸的癟了起來。

這一時期的官員群體人口爆炸，很多人通過軍功爵或者科考坐上了官位，但因為人數太多，很多整天無所事事還白拿錢，所以，財政上吃緊，簡直就要維持不下去了。

不僅是官員，士兵也是這樣，招募的兵越來越多，但是，能打仗的卻並不多。

在軍隊里，紀律渙散甚至敗壞，而且，領導人也沒有真本事，最終，導致打起仗來只有去送人頭的份兒。

可笑的是，朝廷對此絲毫沒有察覺，甚至，還建立了規模空前的禁軍，這讓財政任何受得了？

而且，兵力弱小，邊疆也十分不穩定。

在於契丹、西夏等外族對抗時，簽訂了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大把大把地給人家送真金白銀、絲綢茶葉等，以換取自己的苟安。

對外，只會讓這些有些狼子野心的國家更加瞧不起我們。

在國內來說，更是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而且，將民族自尊心親自踩在腳底，此舉，也更加拉遠了百姓和朝廷間的距離。

北宋時，由於太祖支持和鼓勵發展佛教，所以，到了後期，全國一共有五十多萬僧尼，這些人不事生產，只是占有土地，而且，也不向國家交稅，造成了巨大的財政漏洞。

因此，百姓生活真的是十分困苦，這一點在王安石的詩歌中有很深刻的體現。

皇帝對此當然也不是放任不管的，他們也都有過改革的想法，並且，也做出過改革嘗試，但不幸的是都破產了，例如說范仲淹的慶曆新政。

英宗想要改變官僚機構龐雜的現象，但是，他英年早逝，最終，也沒有多大成效。

神宗上台後，若再不改革，那麼，國家將會出現大亂子，這才堅定下改革的決心，想要讓國家富起來，兵力強起來。

在神宗即位之前，有一個很器重的幕僚韓維。

這個韓維恰巧是王安石的好朋友，每次在給神宗出謀劃策時，韓維總是能夠博得神宗的誇獎。

這時候，他從不搶功，每每都說是王安石的主意，所以，神宗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啟用王安石，並迅速提拔，常常找來交流朝政的一些改革措施。

可以說，在慶曆新政失敗後，宋朝嚴重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並未緩和，積貧積弱的局面仍在向前發展，朝廷內外危機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聲在一度沉寂之後，很快又高漲起來。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進京述職，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

可以說，王安石變法在中國傳統的史學評論中是被基本否定的，按照傳統的評價，王安石變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問題，引起激烈的「黨爭」所以導致北宋的滅亡。

但是，對王安石變法評價的轉機出現在近代，當時國人面對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急欲變法而「富國強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評價。

20世紀俄國主要領導人列寧就稱讚王安石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