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數次改革為什麼會失敗？

在中國古代社會裡，改革者似乎總沒有好下場。

這無論從政治的角度還是從人情的角度似乎都說不過去，然而，這又確實是歷史事實。

何以會如此呢？有些人把古代中國難行改革的原因歸結為老百姓不願改革，其實，這很不公平。

古代中國的改革，歷來跟老百姓沒有什麼關係。

這倒不是說改革不涉及百姓，而是說改革實在都是上層社會的事，與百姓的關係不大。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歷來是統治者對待百姓的態度。

中國的改革往往是由當權者首先推行的，同樣，也是由當權者首先阻止的。

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管老百姓是否願意，不管是否給老百姓帶來了好處，老百姓都要被動執行。

當然，好的改革措施會受到百姓的歡迎，壞的改革措施會受到百姓的抵制，但無論如何，百姓的好惡很難影響到統治集團的態度。

改革的失敗，往往源自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利之爭。

中國最大的改革家之一的商鞅就是這樣的。

商鞅是衛國人，起先在魏國做小官，魏惠王沒有重視他，他聽說秦國招納人才，就跑到了秦國。

秦國是一個很奇特的國家，它遠處西北邊陲，本來很小，名不載諸侯之籍，但它總是從其他諸侯國招納人才，利用這些人才使自己的國家一步步地強大起來。

在秦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次重大的歷史發展是由秦國本國的人才推動實行的，秦國的這種開放的態度以及君主的進取精神，終於使秦國吞併了六國，統一了中國。

但到秦孝公這一代，秦國還不算很強大，東鄰魏國就常欺負它，侵占了它的很多土地。

秦孝公想使秦國迅速強大起來，就發布了一道命令，要招賢納士，凡能使秦國強大的人，封高官、賞土地。

商鞅好刑名之學，屬於法家一派，他琢磨著秦國只有用法治才能迅速富強起來，自己到那裡可能有用武之地，於是跑去見秦孝公。

他為了弄清秦孝公的真實心理，不敢一見面就表明自己的真實想法，而是先試探性地進行交談。

前兩次，商鞅給秦孝公談儒家的帝王之道，結果秦孝公大感厭煩，昏昏欲睡。

這樣，商鞅就弄明白了秦孝公是要以法興國，於是，在第三次會談時，他拋出了自己的真實想法：變法。

這一下子把秦孝公抓住了，兩人談了三天三夜也不覺疲勞。

秦孝公當即任命他為主管變法的官員，進行變法。

商鞅為了取信於民，先耍了一點兒小手腕。

他在國都南門外立了一根大木，下令說：「誰若把這根大木扛到北門去，就賞他五十金。

」那木頭以中人之力就可搬動，而五十金之賞卻非常之多。

時人以為有詐，不敢搬運，後有一個粗人見賞金很多，就將大木扛到了北門，結果真的得到了五十金的賞金。

商鞅藉此在民眾中樹立了威信。

接下來，商鞅分別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和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實行了兩次變法，內容包括：

一、編訂戶籍，實行「連坐」。

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一家犯法，其他家須告發，否則連坐。

二、獎軍功，禁私鬥。

凡有軍功者，不論其出身貴賤、職位高低，均可按功升官，按功分封土地。

各城邑之間不得相互械鬥，違者以嚴刑處罰。

三、獎耕織，鼓勵發展農業，增加人口。

凡種地收產多者，可獲獎勵，反之，則抄沒其家，罰作官奴。

四、輕罪重罰。

如把灰倒在道上，就要在面上刺字塗墨。

五、實行縣制，集中中央的權力。

六、承認土地私有，鼓勵開荒。

七、統一度、量、衡，以便加強統一管理，集中財富。

在這些變法措施中，有兩條極其重要：一是軍功無等級，使秦國軍隊的戰鬥力大大增強；二是承認土地私有，使秦國的經濟得到快速發展。

商鞅變法後的秦國，迅速成為諸侯國中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秦國向魏國發動戰爭，在商鞅的策劃之下，秦國大敗魏國，收回了黃河以西的失地。

商鞅因大功被封於商地，領有十五座城邑，號為商君。

商鞅變法除了法令過於苛刻之外，基本上是符合百姓利益的，所以百姓並不反對商鞅。

商鞅之敗，在於秦廷內部的權、利之爭。

變法之初，就有許多舊貴族激烈反對。

原因很簡單，其中的一些條令損害了舊貴族的利益，關鍵的還是那兩條：軍功無等級和土地私有。

但因秦孝公的支持，他們還不敢怎麼著。

秦孝公死後，秦惠文王即位，舊貴族勢力就誣告商鞅謀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了他。

商鞅在秦國根本無容身之地，為什麼呢？因為商君之法規定，住店要有證件，而作為潛逃之人的商鞅哪裡有證件，只好跑到魏國。

魏國人要殺他，他又只好跑回自己的封地，在封地組織了一支軍隊，抵抗舊貴族前來逮捕他的軍隊。

由於寡不敵眾，兵敗被擒。

商鞅最終遭受的刑罰是「車裂」，即把他的四肢系在馬車之上，讓馬車把他的軀體生生地撕開。

其刑罰之殘酷，令人髮指。

商鞅雖死，其法還在。

秦國並未因此衰落下去，而是一直沿用商鞅之法，不斷發展起來，在一百餘年之後統一了中國。

宋朝的王安石變法雖無商鞅變法之激烈，結局也比商鞅好得多，但似乎更有意味。

先說其法反覆以及新、舊兩黨的交替罷黜任免。

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寧年間提出並推行了一些變法措施，諸如在青苗農貸、農田水利、省兵置將以及向中央集中財力等方面有所變革，這些措施確實是根據宋朝當時的社會積弊而提出的，其用意和動機無疑是良好的，實施的效果雖不能盡如人意，但畢竟有一些積極的成果。

然而在朝廷內部，特別是一幫大臣之間，圍繞新法形成了主張變法的王安石的新黨和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的舊黨，兩黨展開了長期而又激烈的鬥爭。

這兩黨交鋒了好幾個回合，一會兒新黨上台，貶斥舊黨，一會兒舊黨上台，抑制新黨，再加上勢利小人投機鑽營，使得新、舊黨鬥爭幾乎完全變成以廢、立新法為幌子來進行爭權奪利的鬥爭。

尤其是新黨中的章惇等人，更是殘酷迫害司馬光的舊黨一派，好多人被流放貶斥至死。

事情到了這一地步，至於新法真正的利弊得失，哪裡還有人去考慮。

新法時興時廢，完全成了黨派權、利之爭的藉口和由頭，已無什麼實際意義。

最後，新法還是被完全廢除。

早在新法被完全廢除以前，王安石就被棄隱居了。

他還算是幸運的，沒有遭受太大的人身迫害，得盡天年。

但問題是後人對王安石的看法。

平心而論，王安石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也是一位正直而十分有學問的大臣，但後人對他的評價實在令人感到心寒。

且不說無聊之人作了一篇《拗相公飲恨半山堂》，被收在「三言二拍」之中，把王安石罵了個狗血噴頭，糟蹋得不成樣子。

就是王安石以後的許多正直、有修養、有學問的大臣也沒有人說他是個好人，幾乎眾口一詞地說王安石變法是宋朝的一次災難，是上天災異的顯現。

王安石的新法像任何新生的東西一樣，必然有許多不盡合理的地方，但何至於連人帶法一起否定呢？尤其是對他的人格的侮辱，實在有些過分！

由王安石變法而引起的黨爭是非常能說明變法的特點的，那就是中國的變法絕非壞在老百姓的手裡，朝廷內部的爭權奪利才是使變法夭折的主要原因。

歷史上還有很多改革家的命運也是一樣，這裡就不一一陳述。

如此看來，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是一個祭壇，而改革家則是這個祭壇上的祭品。

這個祭壇因充滿了悲劇色彩而變得異常悲壯，如何使這個祭壇變得崇高起來，也許是今人需要思考的問題。

（參見《史記》、《資治通鑑》、《宋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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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王道：內聖外王的中國智慧》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華章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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