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的人才觀

如果不是臆想的話，《三國演義》應該蘊含了羅貫中（包括修改者）的一套系統人才觀：得人者昌；智者識時；惠人以利。

先談「得人者昌」。

演義反覆強調「得人時昌、失人時亡」，作者的構思並不難理解，可惜許多人只在正統問題上打轉。

將演義與正史略作比較，很容易得出「得人者昌」這個結論。

單以演義而論，劉備的軍師孔明對人才是不熱衷的。

通篇演義，蜀漢賴孔明之力只得了一個半人才，半個是龐統，一個是姜維。

孔明到東吳弔唁周瑜，演義並沒有關於他訪求龐統的描寫，他之推薦龐統，是龐統主動找他的結果，全然看不出自他的主動。

在劉備對他還言聽計從之時，也沒有事先囑咐劉備在龐統到時即予重用，誠心遠不如曹魏方面的荀彧、程昱與東吳方面的周瑜、魯肅等。

結果，龐統自行到荊州時，劉備並非不知龐統的才名，仍然以貌取人，只派了個縣令的小差使。

龐統後來能做副軍師，多半仗禮敬君子的張飛之力，孔明最多只有一半的功勞。

只有姜維轉投蜀漢，當記孔明全功，但也有可議之處。

孔明到死方把自己平生絕學獨傳姜維，與曹操著《孟德新書》即傳示眾文武相比，孔明顯得有點自私。

孔明說徐庶、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四人可做刺史，顯示崔、石、孟等人不是當真想要歸隱山林的。

司馬徽說徐庶、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四人才具相仿佛。

徐庶是露了一手的，略施小計便殺退曹仁十萬兵。

至於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的本事，演義沒有直接描寫，但從崔州平、石廣元教司馬望陣法而殺退孔明的傳人姜維，可知他們同徐庶一樣知兵能戰。

縱然劉備缺乏用人的靈性，孔明以王佐之才，未必不明人才的重要性，理應效法荀彧、程昱與周瑜、魯肅，大力薦賢，作為自己的左右手。

法正的才幹未必高出這幾人，也能助老將黃忠擔當方面之任，斬將立功，則從崔州平諸人中擇一助關羽，守荊州應該綽綽有餘。

結果孔明出茅廬之前未挽留徐庶，之後也沒有推薦任何人，導致隆中決策成了畫餅。

孔明六出祁山而不能奏功，主要原因是蜀漢人才不足，次要原因是孔明用人失誤。

初出祁山，孔明若能量才器使、知人善任，明明可派王平或魏延去守街亭，卻非要讓人自告奮勇，結果用錯紙上談兵的馬謖，街亭不能守，糧道被司馬懿切斷，三城得而復失，收得姜維卻於魏無損，無功而退。

二出祁山，攻陳倉不下，糧道為此不通暢，孔明的主力在祁山不能久留，乃是對方有方面之才的緣故；

四出祁山，苟安誤軍糧怕被責，投魏而散流言，孔明再次斷送大好形勢；

五出祁山，則失之於李嚴，還是因糧草之誤。

六出祁山，竟有四次是因糧草不濟而失敗，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用人問題。

三出祁山，則是悍勇張苞追敵受傷致死，孔明為之神傷，不能視事，雖然形勢於他有利，有姜維、魏延不用就退兵回成都，演義里有一首詩，末尾是「孔明淚向秋風灑，為念無人佐鞠躬」，俗語又有「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之說。

究其前因後果，若非用人不當，則是用人不盡其力，或者用人的靈性較差，導致蜀中乏人。

到第六次出祁山時，司馬懿也評孔明「食少事多，其能久乎」，孔明進不能奏功，退不心甘，唯有隨秋風而去了。

總之，孔明在對待人才問題上犯了與劉備一樣的毛病。

對孔明而言，如果不是因為自視才高，則歸根於「功從己出」的心理，以求留名。

魯迅評《三國演義》「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言下之意，演義讓孔明智慧超群、「奪天地之造化、有鬼神不測之機」是敗筆。

單以人物形象塑造而言，魯論本無可厚非。

問題是，演義中的劉備忠厚而得人心，孔明智略又高出管仲、樂毅，關公、張飛等五虎上將勇武冠世，卻為什麼蜀漢先魏、吳而亡？如果劉備、孔明有一個圓滿的結局（統一中原），「長厚」與「多智」的價值並不明顯，才顯得多餘。

其實，演義運用的是反襯筆法。

張飛能殺一個無名小卒，還算不得人物，「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方顯英雄豪氣。

史載孔明最多只有五次北伐，演義里卻寫「六出祁山」，平空多出一次北伐。

六出祁山，孔明雖有非凡的表演，整體上仍然是失敗的，可以說「六出」是孔明的敗筆。

作者若以塑造孔明智慧形象為出發點，略寫五出祁山就足夠，不寫也可，完全沒有必要畫蛇添足，編出另外一次失敗的北伐來。

如果孔明北伐是為了示忠，則更應否定，因為魏不可伐，強行伐魏沒有勝算，明知事不可為而為之，導致損兵折將，孔明怕是有「好大喜功」之嫌。

因此，演義賦予孔明多智，劉備忠厚，卻以悲劇收場，恰恰是為了凸顯人才的重要性。

羅貫中著《三國演義》，初衷正是出於此。

再談「智者識時」。

既然認識到人才的重要，那麼判斷人才的標準又是什麼呢？對於譽滿天下的人，自然不在話下，初出茅廬或未出茅廬的人則叫人為難，是以關羽、張飛起初也對孔明持懷疑態度，劉備心裡未必就很踏實，只是病急亂投醫，顧不了許多，直到孔明獻「隆中策」才茅塞頓開。

「隆中策」講的無非是天下形勢與各方智、力對比及敵友關係。

真正的人才，應該對形勢有清醒的認識，進而把握到利害關係，即「識時務者為俊傑」。

孔明六出祁山不能成功，固然出於「蜀中乏才」，更主要的是不審時度勢，違背了「先內修政理，以待天下之變」的方略，導致伐魏不成，先拖累了蜀漢。

司馬懿策動五路兵馬伐蜀，被孔明淡而平之，後來鄧艾、鍾會分兵而進，反倒兩路兵就滅蜀。

孫權得魯肅、諸葛瑾二人之時，都講論時勢，受益不少。

因此，判斷人才的依據是「智者識時」。

關於「惠人以利」。

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不難，招募賢才也不難，難的是如何留住人才以為己用。

這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可以說，我國歷史上治亂無常的癥結，是做不到「惠人以利」。

君王不僅與百姓爭利，「取之盡錙銖」，也與臣下爭利，「兔死狗烹，鳥盡弓藏」、「共患難易，同富貴難」，簡直是鐵律。

做臣子的想謀利，唯有趁群雄逐鹿時才得其便，「君固擇臣，臣亦擇君」，才有討價還價的本錢。

太平時臣下謀利不成尚且不說，有時連起碼的人格都不能保全，象姜尚、孔明得到禮遇的例子，實在是找不出幾個。

帝王極端自私本不緊要，對軍國大事能處置相宜的卻又太少，加之官吏廉者餓死，貪者打殺，必然導致所用非人，行政效率低下，改朝換代就成了人心所向。

反觀演義里的曹操，枉殺呂伯奢一家，陳宮以為不仁不義，棄之而去，但願意跟隨曹操的謀士武將仍然較多。

原因很簡單，曹操真正負人的時候少，對人才是真心渴求的，給予人才相當的禮遇，實至名歸。

孫權也是如此，演義刻意寫道「由此江東稱得人之盛」（第三十八回）。

細看「三顧茅廬」諸細節及劉備進位漢中王及稱帝時的孔明兩番說詞，作者「惠人以利」的主張不言自明。

演義里的仁義之輩，常提國家、社稷，第一回三英結義也說「上報國家，下安百姓」。

求得國家安定、天下太平，無非是讓老百姓生活得好一些。

既然老百姓可以生活得好一些，為什麼才智超群者就必須清貧呢？羅貫中未必想不到這一點，提出自己的主張該是很自然的事情。

即使不與正史比較，單看演義，多做比較，也應該能看出羅氏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