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更事四朝十帝，自稱「長樂老」，卻被後人「奸臣之尤」！

馮道：此心誰知

華說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不管是有道還是無道，古代社會的讀書人，大抵只有兩條出路，或者做官，或者退隱。

做官是正道，是主流，「學而優則仕」，此之謂也。

退隱則是失意之後的無奈選擇了。

馮道是做官的高手。

不是一般的高手，是上下五千年華夏第一高手，古往今來，能與之比肩的找不出第二人。

馮道做官，不僅官做得大，他曾經位極人臣，做了二十多年的宰相，而且出任的官職之多，尤其為人所望塵莫及。

且看他的夫子自道：

余階自將仕郎，轉朝議郎、朝散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

職自幽州節度巡官、河東節度巡官、掌書記，再為翰林學士，改授端明殿學士、集賢殿大學士、太微宮使，再為弘文館大學士，又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晉高祖皇帝山陵使，再授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一為長春宮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隨、均、房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

官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事、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師、兼侍中，又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正官自行臺中書舍人，再為戶部侍郎，轉兵部侍郎、中書侍郎，再為門下侍郎、刑部吏部尚書、右僕射，三為司空，兩在中書，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賜私門十六戟，又授太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漢太師。

爵自開國男至開國公、魯國公，再封秦國公、梁國公、燕國公、齊國公。

食邑自三百戶至一萬一千戶，食實封自一百戶至一千八百戶。

勛自柱國至上柱國。

功臣名自經邦致理翊贊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崇靜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翊聖功臣。

（五代•馮道《長樂老自敘》）

官職、爵位、勛名，洋洋洒洒一連串，令人有目不暇接眼花繚亂之感。

其後馮道又直言「蓋自國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關教化之源，在孝於家，在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志得意滿之情可謂溢於言表。

以「學而優則仕」主流價值觀衡量，做官至此，馮道確乎可以自傲。

一生之中，馮道何以會出任如此之多的官職？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因。

馮道生活的時代，是一個非常時期，史稱「五代」，時在公元907年—960年。

所謂五代，是唐朝滅亡之後，在中原地區依次更替的五個政權，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與後周。

馮道先後歷仕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朝，效力於後唐莊宗、後唐明宗、後唐閔帝、後唐末帝、後晉高祖、後晉出帝、後漢高祖、後漢隱帝、後周太祖、後周世宗十位皇帝，後晉、後漢之交一度還在遼太宗耶律德光手下做官。

屈指算來，馮道更事五姓十一帝，卻始終穩居高官，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堪稱政壇「不倒翁」。

也因為如此，雖然其生前聲望日重，「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偁譽」，但其身後之名屢遭詬病，曰「無廉恥者矣」有之，曰「朝唐暮晉渾閒事，更舍殘骸與契丹」有之，曰 「奸臣之尤」亦有之。

然此種言論，不過是囿於狹隘的「忠君」或者「氣節」之觀念，不揣時勢，不問前因後果，乃腐儒之見，更以「一女不侍二夫」舉例類比之，尤見鄙陋之甚也。

倘若馮道真是這樣的一個宵小之人，則起用他的四朝十帝以及契丹耶律德光，豈不是太過愚蠢和低能了？！

那麼，馮道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從《舊五代史•馮道傳》和《新五代史•馮道傳》記載看，他是一個孝子，少時便「負米奉親」。

在後唐朝廷做官的時候，聽到父親去世的消息，立刻徒步星夜兼程趕回去——「道聞父喪，即徒步見星以行，家人從後持衣囊追及之」。

他生活簡樸，不貪財，扶危濟困。

在為父親服喪期間，遇到災荒，「所得俸余悉賑於鄉里，道之所居惟蓬茨而已，凡牧宰饋遺，斗粟匹帛無所受焉」，甚至，「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為之耕」。

他也不好色。

梁唐隔河對峙之時，馮道隨軍出征，「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卻，置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

他為人寬厚，有雅量。

唐明宗時期，工部侍郎任贊在背後戲謔馮道，說：「馮道如果走得急了，他身上一準會掉下一本《兔園冊》來。

」《兔園冊》是當時的兒童啟蒙課本，任贊此話意在譏諷馮道的學識淺薄。

馮道得知後並未動怒，召任贊前來對他說：「《兔園冊》是由著名儒者編撰的，內容豐富，並非淺薄之作。

現在的讀書人，只知欣賞科舉文場的俏麗詞句，用以竊取功名利祿和公卿高位，那才是真正的淺薄！」任贊聽後大為慚愧。

唐末帝年間，馮道出鎮同州，對副使胡饒稍有慢待。

胡饒常趁醉在牙門外辱罵馮道，馮道每次都會將胡饒召入府中，備辦酒食招待，毫無慍色。

後晉時期，有人牽著一匹驢招搖過市，驢臉掛著一個牌子，上寫「馮道」二字。

馮道得到親信的稟報，毫不動怒，只道：「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這可能是有人在為驢找尋失主，有什麼奇怪的？」

他也是一個風趣、幽默之人。

舉子李導求見馮道，馮道笑曰：「老夫名字為道，已經多少年了，況且久為宰相，秀才你不可能不知道。

但你也叫導，與我的名字同音，這合乎禮法嗎？」李導辯解道：「相公是沒有寸字底的道，而我是寸字底的導，同音不同字，有何不可？」馮道大笑道：「我不但名字沒有寸，做什麼都沒有寸（分寸）。

」此事見載於《五代史補》。

《歸田錄》則記載了另一件逸事。

後晉時期，馮道與和凝同朝為相。

一天，和凝問馮道：「你新買的靴子多少錢？」馮道抬起左腳，說：「九百。

」和凝是個急性子，聞聽後回頭便訓斥小吏道：「我的靴子為什麼花了一千八？」責罵了好長之後，馮道又慢慢抬起右腳，道：「這隻也是九百。

」一時哄堂大笑。

他學識文章一流，真才實學令同儕不得不佩服。

唐明宗時期，「復有梁朝宰臣李琪，每以文章自擅，曾進《賀平中山王都表》雲，『復真定之逆賊』。

道讓琪曰：『昨來收復定州，非真定也。

』琪昧於地理，頓至折角。

其後百僚上明宗徽號凡三章，道自為之，其文渾然，非流俗之體，舉朝服焉。

道尤長於篇詠，秉筆則成，典麗之外，義含古道，必為遠近傳寫，故漸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肅然，無澆漓之態。

」

馮道雖然更事四朝以及契丹，卻並不是一個一味逢迎阿附、溜須拍馬之輩。

對於這些帝王，他時時加以諷諫乃至直諫。

唐明宗天成、長興年間，連年豐收，唐明宗問馮道：「如今天下豐收，百姓是否富足？」馮道答道：「穀貴餓農，穀賤傷農，這是常理。

臣記得近代有個叫聶夷中的舉子寫過一首《傷田家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谷，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

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遍照逃亡屋。

』」唐明宗便命侍臣將此詩錄下，經常誦讀。

顯德元年，周世宗柴榮繼位，河東節度使劉崇趁機起兵攻打上黨。

周世宗召集大臣商議欲御駕親征，馮道極力勸阻。

周世宗說：「當年草寇蜂起，唐太宗都是親自出征，最終平定天下。

」馮道直言不諱：「陛下您比得上唐太宗嗎？」

沒有疑問，光有人品和學識，顯然不足以讓馮道在頻繁的朝代更替中屹然不倒。

對四朝十帝以及契丹的耶律德光而言，起用馮道，根本原因在於其超強的行政能力，即治國理政之才幹。

唐莊宗李存勖占據河北的時候，「文翰甚繁，一以委之」；從契丹出使回歸之後，晉高祖石敬瑭「事無巨細，悉以歸之」。

不唯自己能幹，他亦知人善任，注重選拔人才，「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鎮之」。

內政之外，亦勇於擔當外交重任。

晉高祖石敬瑭欲派大臣出使契丹，此去兇險，人人皆知。

馮道在政事堂獲悉此事後，便在紙上寫下「道去」二字，並命書吏草擬出使敕令。

馮道命人代他向妻子告別，當晚便住到驛館中準備出使事宜，過了幾天即北上契丹。

其做事果斷如斯。

晉高祖石敬瑭反倒猶豫不定，一面說 「此行非卿不可」， 一面又說：「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

」馮道回答曰：「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

不能不提一下馮道滯留契丹期間的行為表現，因為從中可以一窺這位「長樂老」之謀略與城府：

道在契丹，凡得所賜，悉以市薪炭，征其意，云：「北地苦寒，老年所不堪，當為之備。

」若將久留者。

契丹感其 意，乃遣歸，道三上表乞留，固遣乃去，猶更住館中月余。

既行，所至留駐，凡兩 月方出境，左右語道曰：「當北土得生還，恨無羽翼，公獨宿留，何也？」道曰： 「縱急還，彼以筋腳馬，一夕即追及，亦何可脫，但徐緩即不能測矣。

」眾乃服。

（《舊五代史•馮道傳》）

馮道另一非常人所及之處，是對自身能力的清醒認識以及對文官職責的清楚界定。

《舊五代史•馮道傳》云：

晉祖曾以用兵事問道， 道曰：陛下歷試諸艱，創成大業，神武睿略，為天下所知，討伐不庭，須從獨斷。

臣本自書生，為陛下在中書，守歷代成規，不敢有一毫之失也。

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問臣，臣亦以斯言答之。

」晉祖頗可其說。

中國的讀書人喜歡指手畫腳，自以為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尤其有一種特別的癖好，以文人而偏愛談武略，多至敗事。

宋朝終其一朝軍事不振，留下 「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的笑話流傳至今，即此害也。

馮道認為兵事「須從獨斷」，非書生所能染指，實乃絕大的見識。

這樣一個人，指責其 「無廉恥者矣」甚至「奸臣之尤」，真乃是不知所云，借用馮道批評任贊的話說，「何淺狹之甚耶」！那麼，馮道更事四朝以及契丹，「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的行為，又該如何解釋？

五代時期，天下大亂，戎夷交侵，外有強敵窺視，內部則軍閥混戰。

當其時也，中原大地，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

這是一個武人的好時代，這是一個文人的壞時代，是武人建功立業的年代，卻不是文人宣揚道德文章的年代。

這是馮道生活的時代，時也，命也，他別無選擇。

生為文人，在這樣的亂世，馮道沒有選擇「以不才而終其天年」的退隱之路，而是積極進取，登上了政治的舞台，最終成為傳奇般的政壇「不倒翁」，其一生之事業和使命，余以為，概而言之一句話，「苟全性命於亂世」耳。

苟全性命於亂世，小而言之，是苟全自己的性命於亂世。

毋庸諱言，在走馬燈似的朝代變遷中，馮道沒有選擇忠於一君，是有著個人的性命利害考量的。

《資治通鑑》記載，清泰元年，潞王李從珂在鳳翔起兵反叛，攻打洛陽，唐愍帝逃往衛州。

馮道便率百官開城迎接李從珂，並擁其繼位為帝，是為唐末帝，三日後愍帝被殺害。

在等待李從珂進城的時候，馮道讓中書舍人盧導起草勸進文書。

盧導說：「潞王入朝，百官列班迎接便可。

就算有廢立之舉，也應聽太后教令，怎可由我等倉促勸進。

」馮道回了四個字：「事當務實。

」天福十二年，契丹滅晉，馮道到汴京朝見遼太宗耶律德光。

《新五代史•馮道傳》記錄了兩人之間的一段對話，非常精彩：「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

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

』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痴頑老子。

』」顯而易見，無論是命人寫勸進表，還是老實坦承「無城無兵安敢不來」，以及裝瘋賣傻自稱「無才無德痴頑老子」，保全個人的性命是其時馮道首要的考量。

苟全性命於亂世，大而言之，是苟全百姓的性命於亂世。

契丹滅晉之後，遼太宗耶律德光有一次問馮道：「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馮道答曰：「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

」這可不是簡單地拍耶律德光的馬屁，而是為了儘可能避免戰端再起，生靈塗炭。

連指責馮道是「無廉恥者」的歐陽修也承認，「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

」天福七年，晉高祖石敬瑭病重。

他召馮道入內，命幼子石重睿叩拜馮道，並讓宦官將石重睿抱到馮道懷中，希望馮道能輔佐石重睿即位。

然而，石敬瑭病逝後，馮道卻與景延廣商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為由，擁立石重貴為帝。

其實，也包括上述提及的擁立李從珂繼位，馮道做出這樣的選擇，固然有個人利害的考慮，但希望儘量避免戰爭，救百姓於倒懸也是沒有疑問的。

因為弱者在位，必然引起強人的覬覦，尤其是在這亂世之季。

而戰端一起，又不知道有多少人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苟全自己和百姓的性命於之外， 在這亂世之秋，馮道在文化上也幹了一件大事。

「時以諸經舛繆，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為印版，流布天下，後進賴之。

」後唐長興三年，馮道奏請唐明宗，以唐代鄭覃所刊石經為底本，刻印儒家經典著作《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得到唐明宗批准，並於當年開始印行，至後周廣順三年全部刻印完成，前後共歷時二十二年。

宋儒張載有一句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歷來為讀書人所高舉。

讀書人所說的大話，以此言為登峰造極，虛驕與傲慢盡顯無疑。

其實何曾做到過一絲一毫？所多見的，是不知世事而又自以為是自命不凡的迂腐之徒，或者是不通物理人情卻又偏執刻薄的愚酷之人。

自稱「無才無德痴頑老子」的馮道，倒是做到了其中的兩點：苟全百姓的性命於亂世，不正是 「為生民立命」麼？大規模刻印儒家經典著作，不正是「為往聖繼絕學」麼？這位被人譏諷為「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的長樂老，實在是讀書人的榜樣和楷模。

所謂「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又何嘗是知人之論？城頭變幻大王旗，面對著朝代頻繁更替，馮道果真是心靜如水，內心沒有一絲波瀾麼？非也。

其《長樂老自敘》云：「為時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歷職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說得明白不過，倘若有一統天下的大君，他何嘗不想追隨其一生，做一個賢臣名臣？奈何時不我與，生逢亂世，遭遇的都是偏安一地的「小君」，也就只好做一個「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的長樂老了。

戰火紛飛的年代，他不忘文化之傳承，主持刻印儒家《九經》：「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為印版，流布天下」，此心誰知？委身契丹之際，他諫言耶律德光：「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拯救生民於倒懸，此心誰知？自號「長樂老」的他，卻有著難言的苦楚：「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歷職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此心又誰知？嗚呼，「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

201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