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傑;蜀吳統治下江陵軍事地位之演變

作者簡介:宋傑,男,北京市人,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學博士。

(北京 100089)

內容提要:劉備、關羽統治下的江陵是蜀漢西征北伐的後方基地,又是荊州戰區的指揮中心、主將駐節之所。

憑藉附近財賦人力的支持,劉備集團在出征益州和襄樊的戰役中獲得過巨大勝利。

孫權襲取荊州後,在「限江自保」的戰略指導下後撤北部防線,移民江南,並將戰區軍隊主力和都督治所遷往南岸的樂鄉,使江陵成為孤懸江北的軍事堡壘,防禦態勢相當被動,再未給曹魏、西晉造成嚴重威脅,其戰略地位顯著下降。

江陵(今湖北荊州市)先後為蜀漢、孫吳抵禦曹魏的軍事重鎮。

顧祖禹曾說該地:「自三國以來,常為東南重鎮,稱吳、蜀之門戶。

」又稱它是兵家盡力攻奪的要衝,「蓋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東西之強弱系焉,此有識者所必爭也」①。

從自然環境、地理位置和經濟條件等因素來分析,江陵位於江漢平原的中心地段,土沃水豐,物產富饒；又是南北交通幹線「荊襄道」與長江航道匯合之處,水陸輻輳,便於交通和商業發展,因而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

漢末戰亂爆發後,爭雄天下的諸強都想奪取這塊要地,以便讓自己在割據混戰中處於有利的地位。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大軍南征荊州,劉備攜民眾撤往江陵,企圖憑藉當地的財富進行抵抗,但由於行動遲緩而喪失了戰機。

「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

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②。

曹操占領江陵之後,遂即出榜安民,對臣下大行封賞。

「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

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③。

江陵的陷落實際上宣告了曹操此次荊州戰役的勝利結束。

赤壁戰敗後曹操北歸,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對抗周瑜率領的孫劉聯軍。

建安十四年(209)冬,曹仁終因損失慘重而被迫撤離。

此後至太康元年(280)西晉統一天下,江陵雖然經歷過吳、蜀兩度易手(劉備借荊州和呂蒙襲取南郡),但是從三國南北對峙的政治地理格局來看,這一地區始終歸屬南方政權,與北據中原的曹魏、西晉為敵。

不過,若是仔細分析研究,可以發現在蜀漢和孫吳控制期間,江陵在軍事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有顯著區別的。

前一個階段,江陵是蜀漢西征與北伐的後方基地,又是荊州戰區的指揮中心,為其主帥旌節所駐之處,憑藉附近地域人力財賦的支持,劉備和關羽先後在益州和襄樊獲得過巨大勝利,並給曹魏一方帶來了沉重壓迫。

後一個階段,自孫權襲破關羽,占據荊州,即在這一地區轉為守勢。

黃初三、四年(222～223)魏軍圍攻江陵之後,孫吳遷徙民眾於南岸,僅留偏將率少數軍隊把守,致使該城變成了孤懸江北的前線要塞,從此南郡方向再也沒有給曹魏及西晉造成過實質性的威脅。

下文即對此分別予以詳述。

一、「規定巴蜀,次取襄陽」的後方基地

——周瑜、劉備、關羽治下的江陵

(一)周瑜駐節江陵與其戰略謀劃

孫劉聯軍占領荊州之後,孫權任命主帥周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

其他作戰方向的部署為:「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羡；呂范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

」④劉備則被安排在相對窮僻的長江南岸,對於位置重要且物產富庶的北岸江陵地區,則根本不想讓其染指。

據史籍所載,周瑜設想的戰略計劃是以江陵為前進基地,先入四川消滅勢力孱弱的軍閥劉璋,再乘勢北取漢中,然後憑藉秦嶺山區的險要地勢採取防守,將主力集中在荊州攻奪襄樊,以取得北蔽江陵和進兵中原的門戶,這一方案獲得了孫權的首肯。

事見《三國志·吳書·周瑜傳》:「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

乞與奮威俱進取蜀。

得蜀而並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

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

』權許之。

」

在周瑜心目之中,劉備是孫權爭奪天下的潛在威脅,必須嚴加防範。

他曾上書說:「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

」⑤所以在其西進北征的作戰計劃中,是不準備對劉備委以重用的,他甚至勸孫權乘接見時將其軟禁起來。

不過,孫權認為此舉會削弱反曹陣營的力量,又將使自己有嫉賢妒能的惡名,所以沒有接受。

周瑜給自己的戰略謀劃命名為「規定巴蜀,次取襄陽」⑥。

從當時形勢來看,實現此項方案具有很大的可能性。

吳軍在赤壁和南郡之戰中接連告捷,士氣旺盛,在奪取要地夷陵之後,鎮守峽口的劉璋部屬襲肅即來歸順,從而打開了入川的大門。

胡三省評論道:「先取夷陵,則與益州為鄰,故襲肅舉軍以降。

」⑦劉璋、張魯部下兵將的戰鬥力也遠遜於周瑜統轄的吳師,恐怕難以抵擋。

曹操西有關中的馬超、韓遂為患,無法直接出師與孫吳爭奪漢中、巴蜀。

劉備當時勢力較弱,尚需倚仗孫權壯大羽翼,還不能為此事與其反目爭鬥；而且他的兵眾被隔在江南,即便想阻攔吳師入川也是有心無力。

周瑜認為自己很有把握取勝,在給孫權的書箋中說此行是「憑賴威靈,謂若在握」⑧。

他曾親自赴京(今江蘇鎮江市)請命出征,獲准後立即動身返回駐地籌備入蜀作戰,但在途中患病而猝亡於巴丘。

這一突發事件致使孫吳西取益州的戰略計劃宣告夭折。

就上述史實來看,孫吳攻占南郡之後,即對該地給予特殊的重視。

戰區主帥周瑜和軍隊主力就駐紮在江陵,他還擔任南郡太守,身兼軍事、行政兩方面要職。

周瑜不僅制訂了以江陵為後方基地西征北進的作戰規劃,而且對同床異夢的合作者劉備著意防範,將其勢力排斥出江北要地,由此可以窺見南郡在孫吳決策集團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可惜周瑜英年早逝,未能實現其雄才偉略。

(二)劉備對荊州北部的謀取與治理

蜀漢統治江陵地區的時間,起於建安十五年(210)劉備「借荊州」。

周瑜在當年突然病故,打亂了孫吳預定的作戰部署。

繼任的主帥魯肅擅長外交與策劃,但缺乏統率大軍作戰的韜略與膽魄,守成有餘,進取則不足,他和接任南郡太守的老將程普都難以擔當入蜀作戰的指揮任務。

另外,此時的軍事形勢亦發生了一些變化,引起了孫權的擔憂。

曹操出兵關中打敗馬超、韓遂,鞏固了自己的後方,並積極準備「四越巢湖」,計劃從壽春、合肥、濡須一線的水路進兵江南,直逼孫權的江東根據地。

在此前一年的七月,曹操曾親率水軍至合肥,「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

十二月,軍還譙」⑨。

留張遼、李典等領兵駐守。

此項軍事行動可以視為兩年後曹軍經合肥大舉入侵的預演和籌備,給孫吳方面造成嚴重的威脅。

孫權的全部兵力約有十萬左右⑩,而長江上下數千里防線漫長,必然導致駐軍數量的分散,若要集中力量到東線來抵抗曹操主力的進犯,荊州江北的兵力即將明顯削弱,恐難完成防禦的重任。

再者,劉表治理荊州期間曾與孫吳長年交兵,存在很深的歷史積怨,而劉備又頗具人望,當地吏民顯然更願意接受他的統治,所以多有歸順。

魯肅清醒地看到了這一局面,因此建議把南郡等地借予劉備,最終得到了孫權的採納。

荊州移交之後,當地吳軍調到雲夢澤以東的江夏郡。

如魯肅接任主將職務,「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11)。

《三國志·吳書·程普傳》曰:「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

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蕩寇將軍。

」此舉對三國政壇頗有震動,「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12)。

借得荊州之後,劉備將自己兩員心腹勇將關羽、張飛派駐到江陵地區,以應付來自襄陽方向的曹軍進攻。

《三國志·蜀書·關羽傳》曰:「以羽為襄陽太守、蕩寇將軍,駐江北。

」同書同卷《張飛傳》曰:「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

」靠近三峽峽口的夷陵地區,則委任向朗出任軍政長官。

向朗是襄陽宜城人,「荊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

表卒,歸先主。

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夷陵四縣軍民事」(13)。

按臨沮縣鄰近夷陵,向朗熟悉當地情況,又在劉備危困之際前來投奔,說明政治上相當可靠,所以被委此重任。

但是劉備仍然駐紮在江南的公安,這是因為吳軍撤走後南郡地區兵力銳減,為了安全起見,他還不敢將荊州牧治所遷回到北岸的江陵。

此後孫權又企圖聯劉伐蜀,結果遭到拒絕。

劉備阻止孫瑜率領的吳軍過境,並再次調整了兵將部署。

「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

權知備意,因召(孫)瑜還」(14)。

值得注意的是,股肱能臣諸葛亮安置在江陵來輔佐關羽。

劉備占據荊州南部時,曾派諸葛亮在當地治民理財。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曰:「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

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整其賦稅,以充軍實。

」注引《零陵先賢傳》雲:「亮時住臨烝。

」臨蒸縣治今湖南衡陽市,漢時屬長沙郡。

赤壁戰後,江陵地區經歷了長達歲余的戰亂,社會經濟遭到了很大摧殘。

如當時龐統所言:「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

」(15)此語主要是針對江北的南郡等地而發,因為南岸諸郡並未受到兵災的嚴重破壞。

劉備「借荊州」後委任諸葛亮赴南郡主持政務,是為了發揮其「理民之干,優於將略」(16)的長處,儘快使江陵地區休養生息,醫好戰爭的創傷。

同時也使關羽能夠專治軍事,避開陌生的民政庶務,揚其長而避其短。

任命二人分管江北的軍政要務,可謂相得益彰。

劉備在建安十六年(211)接受劉璋的邀請入川助戰,又將整個荊州地區的統治權力移交給諸葛亮和關羽。

「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17)。

(三)關羽治下江陵的重要地位

劉備入蜀後遂進駐葭萌,抵禦漢中張魯的入侵。

次年劉備與劉璋反目,隨即領兵南下,但在雒城受阻將近一歲；為此在建安十九年(214)令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溯江入蜀助戰,留下關羽鎮守荊州。

當年張飛等攻克巴東、巴西諸地後,與劉備在成都勝利會師。

《三國志·蜀書·關羽傳》曰:「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

」即正式任命關羽為荊州軍政長官。

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孫權遣呂蒙等偷襲南郡、擒殺關羽,蜀漢在當地的統治即告結束。

關羽獨轄荊州雖然只有短短五年,但是從史料記載所反映的情況來看,當時南郡及附近地區的經濟情況大有好轉,提供了充裕的兵員和糧餉物資,致使蜀漢在此戰區的軍事力量顯著增強,能夠由被動防禦轉為主動進攻,將戰線向北推進到襄樊,並全殲曹魏精銳的「七軍」,獲得前所未有的勝利。

江陵作為荊州軍政長官的駐所與入蜀及對魏作戰的後方基地,在戰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下文分別予以論述。

1.江陵成為蜀漢荊州的統治中心。

劉備出任荊州牧期間,由於勢力較弱,尚不敢把治所設在南郡。

他派遣關羽、張飛等進駐江北,自己躲在相對安全的南岸公安城。

諸葛亮曾言及當時形勢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腑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

」(18)但是關羽統治荊州時期的行政中心則已移到北岸的江陵,將其作為後方基地。

例如,關羽及將士的家小和府庫錢糧都安置在那裡。

史載呂蒙襲取江陵,「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

皆撫慰」,「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孫)權至」。

(19)荊州的兵仗武備也多儲藏在江陵,《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

羽以責(糜)芳,芳內畏懼。

」(20)關羽主持荊州軍務時,曾下令增築江陵城牆,相當牢固。

《水經注》卷34《江水》曰:「(江陵)舊城,關羽所築,羽北圍曹仁,呂蒙襲而據之。

羽曰:『此城吾所築,不可攻也。

』乃引而退。

」據《元和郡縣圖志》所言,關羽是將舊城的面積向南延伸,新舊城區之間加築城牆相互隔離。

「江陵府城,州城本有中隔,以北舊城也,以南關羽所築」(21)。

這樣既擴充了城市的容量,又可以在敵人突破某面城牆時,能夠憑藉中間的隔牆繼續抵抗。

關羽圍攻襄樊時,董昭曾向曹操建議將孫權謀襲荊州的書信傳給關羽,「且羽為人強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22)。

胡三省評論道:「羽雖見權書,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權旦夕可拔。

」(23)另外,關羽擊敗於禁所率「七軍」之後,將大批俘虜都遣送到江陵囚禁,這是由於他認為該地是自己可靠的後方。

見《三國志·吳書·吳主傳》:「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於)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

」這些人在呂蒙率軍入城後才得以釋放,「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

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24)。

由此可見,關羽修築的江陵城不僅堅牢難攻,城內面積也頗為廣闊,故能容納突然增加的數萬俘虜。

2.荊州兵員財力的顯著增強。

前文已述,劉備進川時曾帶走荊州人馬數萬。

時隔三年,諸葛亮、張飛、趙雲又奉令入蜀,其麾下兵力多少史無明言。

據《三國志·蜀書·趙雲傳》記載:「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

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溯江西上,平定郡縣。

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於成都。

」反映此番西征的部隊至江州(今重慶市)後兵分兩路北上,戰事都很順利。

若是軍力單薄恐不能如此。

據史書所載,張飛麾下兵力有萬餘人(25)。

估計分兵另行的將軍趙雲之人馬與張飛相差不多,合計約有兩三萬人。

如果考慮到糧草運輸和後勤支援的部隊與民夫,此番入川耗費的荊州財物人力是相當可觀的。

值得注意的是,留守荊州的關羽並未因為兵力削弱而對曹魏採取守勢。

恰恰相反,他在後來大舉進攻襄樊,其攻勢之強勁猛烈令人驚詫。

關羽此役率領的蜀漢軍隊有多少人馬,史書亦沒有明確記載。

但是他能夠全殲于禁的精銳「七軍」,僅俘虜就有三萬,若是加上戰死與潰逃者,魏軍喪失的人數應該會有四萬以上。

而在實際上,關羽此戰之前面對的敵眾,除了于禁的「七軍」,還有駐守襄陽、樊城等地的曹仁所部；即便是保守的估算,這兩支部隊合計兵力也會有五六萬人。

關羽敢於向他們發動進攻,且殲滅七軍,圍困襄陽、樊城多日,以至於威震華夏,迫使曹操考慮遷都以避其鋒芒。

按照軍事常識來判斷,進攻一方的兵力應該較多,因此關羽所率的人馬可能會有六七萬人,至少不會低於守方敵軍的數目。

從上述情況判斷,劉備入川之後,諸葛亮、關羽在荊州的治理相當成功,為其後來的西征巴蜀和北進襄樊之役提供了大量的兵員和糧餉。

據《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記載:「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士仁屯公安,自素皆嫌羽輕己。

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

」反映出關羽軍隊的糧餉兵器供應分為兩條途徑:其一是南郡地區的財賦,由駐守江陵的麇芳籌措發送；其二是荊州江南諸郡的物資,先匯集到公安,再由傅士仁負責轉運到江北。

當時蜀漢已割讓湘水以東三郡與孫吳,江南僅有武陵和零陵郡部分地域,皆多為山鄉僻地,夷漢雜居,物產貧瘠；蜀漢荊州雄厚的兵員物資,看來應該主要是由江陵所在之南郡提供的。

關羽在當地頗有民望。

連孫吳大將呂蒙也說:「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

膽勢益盛,未易圖也。

」(26)但依筆者所見,關羽乃一介武夫,且為人驕橫,未必會有策略和耐心去關照民政庶務。

荊州地區經濟的恢復發展,恐怕依靠的還是此前幾年諸葛亮施政的功勞。

孔明善於治國理財,「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27)。

處理荊州庶政對他來說不過是牛刀小試而已。

即使在他離開以後,當地官吏也會按照其遺教行事。

3.蜀魏荊州戰線的進退演變。

「借荊州」後關羽初蒞南郡,在北邊與東方曾經受到曹魏沉重的威脅,雙方交兵之地距離江陵不遠。

而至建安二十四年(219)關羽北征時,蜀魏對峙的戰線已經推進到襄樊。

這一情況從側面反映了蜀漢統治下荊州的經濟、軍事力量由弱變強,所以能夠扭轉局勢,掌握了作戰的主動權。

南郡北界襄陽,東鄰江夏。

赤壁戰後,「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28)。

與孫劉聯軍交戰。

建安十四年(209)冬,曹仁率軍撤離南郡,回到曹操麾下,並在後年三月隨其出征關中,「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馬)超渭南」(29)。

襄陽的軍務仍由樂進主持,據史書記載,他曾頻頻南下進攻。

《三國志·魏書·樂進傳》曰:「後從平荊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

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

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大,皆大破之。

」按臨沮原為漢縣,在今湖北當陽縣西北,當地往南有路可達峽口所在的夷陵,東南則道通江陵。

樂進獲勝後,曹魏並未能占領臨沮。

史載呂蒙襲取江陵後,孫權派遣潘璋、朱然到臨沮設伏,劫殺關羽等人；可見當時該地仍為蜀漢所轄,不屬曹魏。

臨沮縣境約離江陵二百餘里(30)。

旌陽縣未見於兩漢史籍,曹魏景初元年(237)十二月,「分襄陽臨沮、宜城、旖陽、邔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31)。

史家認為「旍陽」即為旌陽,盧弼《三國志集解》雲:「錢大昕曰:旍陽即旌陽。

洪亮吉曰:《廣韻》『旍』同『旌』,則屬一縣無疑。

」(32)謝鍾英道:「按其地望當與臨沮相近。

」(33)梁允麟考其地在今湖北當陽市北,「縣蓋建安十五年(210年)劉備分當陽縣置」(34)。

前述曹操遣精騎自襄陽追擊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

按《南齊書·州郡志下》雲:「江陵去襄陽步道五百,勢同唇齒。

」是當陽至江陵僅百餘里。

旌陽既然是由當陽縣北境分置,和江陵的距離亦不會遠,大約在百餘里至二百里之間。

臨沮、旌陽分別位於江陵的西北和北方。

據史籍所載,當時蜀魏荊州交兵的地點還有江陵以東的青泥、尋口和荊城等地。

建安十七年(212)劉備曾遣使謂劉璋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張)魯。

」(35)青泥之地望在漢朝竟陵縣境,屬江夏郡,有河道通往漢江。

洪亮吉雲該縣「有青泥池。

《先主傳》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

謝鍾英按:「時建安十六年,羽守荊州。

《樂進傳》從平荊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皆走之。

當即此事。

《寰宇記》在長壽縣。

當在今安陸府北,三國時江夏、襄陽接界處也。

」(36)梁允麟考證竟陵在今湖北潛江市。

「有青坭池,在西北,與關羽荊州轄境交界」(37)。

尋口與荊城戰地見於《三國志·魏書·文聘傳》:「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

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

」謝鍾英按:「《樂進傳》:『從平荊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

』聘討關羽當即在此事。

時聘屯江夏石陽,兵勢西向,尋口當在安陸府西南,漢水東南,非蘄春郡尋陽縣尋水入江之口也。

』」(38)梁允麟則認為尋口亦應在漢當陽縣境,又指出《三國志》載文聘與關羽交戰事跡有前後錯置之誤。

「《三國志·文聘傳》:『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

』按:敘次顛倒。

文聘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乃建安十七(212)年之事,而攻羽於漢津乃建安十三年(208)之事」(39)。

荊城地望據先賢考證在今湖北鍾祥市西南,瀕臨漢水,與漢魏六朝之當陽縣境接近。

謝鍾英雲:「《輿地紀勝》:荊城在長壽縣南七十里,濱漢江。

《一統志》:今鍾祥縣西南。

」(40)《水經注》卷28《沔水》曰:「沔水自荊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

山上有故城,太尉陶侃伐杜曾所築也。

」楊守敬疏雲:「酈氏系章山於當陽者,山周回百餘里,竟陵、當陽地相接也。

在今鍾祥縣西南,接荊門州界。

」(41)

赤壁之戰後,江夏郡由魏、吳兩家分據。

曹魏江夏郡有石陽、安陸、雲杜、南新市、竟陵、鄳、平春七縣。

(42)南郡東鄰江夏,往往以漢水為界,青泥、尋口、荊城均瀕臨漢江,故為雙方疆場爭奪相拒之地。

關羽統治荊州時,需要在江北面對襄樊、江夏兩個方向的強敵。

就前引《三國志》樂進、文聘兩傳的記載而言,似乎蜀漢在交戰中處於劣勢,且屢有敗績；但這畢竟只是曹魏史家的一面之詞。

從史書的其他記載來看,從諸葛亮入川到關羽北征襄樊的數年之間,荊州戰區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試述其詳如下:

(1)曹魏荊州戰區主將駐所的北移。

如前所述,建安十四年(209)冬曹仁撤回中原後,由原守襄陽的樂進主持這一戰略方向的軍務,與關羽等作戰。

「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43)。

至建安十七年(212)冬,曹操大軍經合肥至濡須南征孫權,樂進被調離荊州,隨同作戰,後與張遼、李典留駐合肥。

在襄陽接替樂進主將職務者,據歷史記載為曹仁。

他隨曹操西征關中後,再次出任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44)。

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仁曾離任參加南越巢湖之役,戰事結束後。

曹仁又回到荊州復職,仍然駐紮在樊城。

後年(219)關羽進攻襄樊。

「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

仁人馬數千人守(樊)城,城不沒者數板」(45)。

這裡反映出的問題是,曹仁為什麼沒有屯據襄陽,而是堅持將駐所設在漢江以北的樊城呢?這顯然是由於作戰計劃的需要。

此時南邊關羽的勢力強盛,威脅嚴重,導致曹仁不敢像樂進那樣據守襄陽。

因為襄陽在漢江以南,容易形成背水作戰的被動局面,一旦戰局不利難以向後方迅速撤離。

而主將及軍隊駐在樊城則有漢水阻隔南來的勁敵,相對要安全得多。

曹魏荊州戰區長官駐所的北移,表明該地的戰局發生了逆轉,蜀魏雙方攻守形勢轉換,關羽的軍事力量超過了對手,其背後反映出的是蜀漢荊州綜合實力的明顯增強。

(2)曹魏對襄陽以南地區和漢江航道的失控。

襄樊之役,蜀漢軍隊順利北上,直抵敵巢,進軍沿途沒有受到曹魏兵馬的抵抗。

另外,關羽能夠分兵進攻,渡江接敵。

「羽圍(曹)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46)。

上述情況首先說明自江陵北進的荊襄道暢通無阻,曹魏並未在襄陽以南的宜城、旌陽等地設防,所以才任由關羽軍隊進抵襄陽,渡過漢水圍攻樊城。

其次,在此番戰鬥中,蜀漢的水軍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羽全殲于禁的「七軍」,主要是用戰船部隊。

「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47),「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龐)德與諸將避水上堤。

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堤上。

……吏士皆降」(48)。

他在勝利之後進攻樊城,也是以水軍為主。

「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慾盡,救兵不至」(49)。

這支規模龐大的水師能夠自江陵開赴樊城前線,走的是經揚水入漢水北上的河道。

看來,原來沿途津渡屯戍的魏軍已經不見蹤影,曹仁也再沒有力量於尋口、漢津、荊城等地截擊蜀漢的船隊,漢江上下數百里水道此時均在關羽的掌控之中。

(3)樂進調離荊州後被降職使用。

關於曹操撤換荊州主將的調動原因,此前未曾引起史家的關注,文獻也缺乏明確的記載。

如果仔細分析某些歷史線索,則會發現樂進的離任很有可能與當地戰事的進展情況具有密切聯繫。

三國的有關史實反映,曹魏(及後來的西晉)對待邊鎮守將的人選相當慎重,如果勝任職務而且戰績突出,往往是繼續留任,通常不會輕易撤換。

例如張遼、滿寵之守合肥,郭淮屯駐隴右,司馬懿、羊祜鎮荊州。

這樣做的好處很明顯,留任的守將熟悉當地戰況,屢有勝績則使敵人畏懼,故有利於邊陲形勢的穩定。

除非是其他地區戰況緊迫,需要調動他去救急；或是年老體衰後回朝退休致仕。

而樂進調往東線後留駐合肥,明顯是降職使用。

他原來統領一州軍務,負責重要的戰區,帳下軍隊應有數萬。

而據《三國志·魏書·張遼傳》的記載:「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

」其兵力總共不過數千,樂進還是擔任副職,要接受張遼的指揮。

另外,曹操曾為合肥守軍留下作戰指令。

建安二十年(215)八月孫權攻合肥,諸將「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

』」張遼等人依計出戰,挫敗敵兵。

看來曹操認為樂進不擅野戰,故命令其留守城池,這很可能是與他前一階段在荊州作戰的表現不佳有關。

綜上所述,樂進調離荊州的原因很可能是由於他作戰失敗,致使當地戰局發生扭轉的緣故。

由於《三國志》魏國人物列傳撰寫是根據曹魏一方史書的記載,其政治傾向又是尊魏抑蜀,所以對樂進及曹仁在荊州的不利戰況或有所隱諱。

如陳壽所言:「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

」(50)

儘管《三國志》等史籍缺少對諸葛亮、關羽統治荊州時期當地經濟發展與戰事推衍的記載,但是從襄樊之役前期的軍事形勢與關羽大勝、威震華夏的局面來看,蜀漢此階段對荊州的治理相當成功,故能由弱轉強,改變了這一戰區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並且控制了襄陽以南的地域與漢水航道,獲得了作戰的主動權。

孫吳大鴻臚張儼評論當時戰局曰:「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

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

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

」(51)綜上所述,蜀漢統治荊州的後期,江陵附近區域曾遭戰亂破壞的社會經濟已經恢復元氣,先後為諸葛亮、張飛的入川和關羽的北攻襄樊提供了充足的兵員糧餉,成為其後方基地和荊州戰區的指揮中心。

諸葛亮《隆中對》的戰略設想與周瑜生前「規定巴蜀、次取襄陽」的作戰計劃,劉備集團正在努力實現,而且取得了顯著的成功:四川和漢中都被其占領,關羽將戰線向前推進到襄陽,並在樊城消滅了曹魏精銳的「七軍」。

江陵地區對三國戰爭所發生的重要影響,此時可以說是達到了頂峰。

二、移民南岸、孤懸江北的前線堡壘

——黃初三、四年圍城之役後的江陵

孫權襲取南郡、擒殺關羽之後,荊州在黃初三至四年(222～223)遭受到蜀漢、曹魏的兩次大規模進攻。

孫吳雖然在猇亭之戰中大勝劉備,並挫敗了魏軍對江陵的長期圍困,鞏固了對荊州的統治。

但是此後的嚴峻形勢卻迫使它對該地區的兵將配置和防禦戰略作出重大調整,致使江陵的軍事地位和影響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曹真、夏侯尚圍攻江陵之役以後,南郡的江北地區生靈塗炭,田廬荒殘；又面臨著襄陽方向的沉重威脅,迫使孫吳移民南岸,僅在當地保留了少數城壘,作為江外疆界的前沿據點。

荊州軍政長官和軍隊主力的駐地也移到旁處,不復作為戰區的後方基地。

其中經過和演變情況試見下文所述。

(一)西陵軍事地位陡升並與南郡戰區分離

孫吳的荊州沿江防區受雲夢澤和洞庭湖的阻隔,大致以巴丘(今湖南省岳陽市)為界分為東西兩部,東部為臨江的江夏、長沙兩郡,以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為軍政中心。

其西部為南郡、宜都兩郡,永安三年(260)分宜都之信陵等五縣置建平郡(52)。

蜀漢統治荊州時期,宜都、南郡與南鄰的武陵、衡陽、零陵等郡同屬一個戰區,皆由劉備或關羽一人管轄,並協同作戰。

而猇亭之戰以後,孫吳荊州的作戰部署發生了重大變化,就是將其西部江防分為宜都、南郡兩個戰區,西陵都督負責宜都郡境軍務,與南郡戰區脫離,分別負責對外作戰。

此項變動表明宜都郡的戰略地位迅速上升,因此成為一個獨立的都督轄區。

黃初三年(222)閏六月猇亭之戰結束,陸遜因功升為荊州牧,此後一直駐守夷陵(後改稱西陵)。

太和二年(228),曹魏揚州都督曹休入侵廬江。

孫權東調陸遜領兵破敵,戰役結束後隨即返回原來駐地。

陸遜實際軍職史無明言,猇亭戰前他雖被委任為大都督,但是戰後隨即廢除。

太和三年(229)孫權稱帝,調陸遜來武昌輔佐太子孫登,派右將軍步騭接任。

《三國志·吳書·步騭傳》曰:「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

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

」由此可見,此前陸遜的軍事職務為西陵都督。

嚴耕望先生曾雲:「西陵都督始於陸遜,然《遜傳》不言督,步騭繼之。

」(53)《資治通鑑》卷71胡三省注亦曰:「吳保江南,凡邊要之地皆置督,獨西陵置都督,以國之西門統攝要重也。

」

陸遜的大都督職銜撤銷後,即無權指揮西陵戰區以外的軍事活動。

黃初三年九月,曹魏出動大軍三道征吳。

儘管形勢危急,但在各地的激烈戰鬥中,並未看到陸遜的身影。

孫權坐鎮武昌指揮,分派諸將迎敵,卻沒有起用最具將才的陸遜。

後來江陵戰況緊迫,「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圍而圍不解。

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

(曹)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54)。

就是城陷在即的情況下,西鄰的陸遜也沒有領兵救援。

這一戰例反映出西陵都督的職責範圍僅限於自己的戰區(宜都郡),如果沒有接到朝廷命令,就不能干涉南郡的戰事。

孫權擔心駐在白帝城的劉備會乘機出川反攻,所以不敢輕易動用西陵兵馬,事實上,劉備也並非沒有這種企圖,只是力不從心罷了。

《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雲:『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

若不惟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

』」(55)

孫權將西陵附近地域另立都督轄區的原因,是荊州易主之後戰略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的緣故。

當初關羽面臨之敵主要是北邊襄樊的魏兵,其次是東鄰陸口(今湖北嘉魚縣陸溪鎮)的孫吳駐軍；西邊的益州方向是自家後方,不用擔心,所以夷陵的防務較為鬆弛,結果遭到陸遜進攻後一觸即潰。

孫權占領荊州後,襄陽方向的防禦態勢沒有大的變化,而西鄰的蜀漢則反目為仇,後來雖然復盟修好,暗地裡仍是相互猜忌,擔心對方會發動突襲。

夷陵(西陵)位處峽口,是連接荊、益二州水陸交通的咽喉要道。

胡三省曰:「自三峽下夷陵,連山疊嶂,江行其中,迴旋湍激。

至西陵峽口,始漫為平流。

夷陵正當峽口,故以為吳之關限。

」(56)尤其是蜀漢位居上游,舟師順流而下可迅速開赴沿江各地,有難以勝防之虞；所以在峽口設置重兵阻擊敵軍,不讓其通過,是保障荊州安全的必要作戰措施。

陸遜在給孫權的上疏中即論述了夷陵地位的重要:「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

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

今日爭之,當令必諧。

」同時他也談到了對敵軍水師沿江直下的顧忌。

「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

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57)。

另一方面,關羽失荊州後,蜀漢駐守上庸的孟達又叛降曹魏,受到曹丕的賞識,任命他為新城太守,與夏侯尚、徐晃進攻劉封,占領了蜀漢的東三郡,將魏國勢力延伸到夷陵的北境。

劉曄即言:「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

」(58)胡三省注此語曰:「蜀之漢中,吳之宜都,皆與新城接連。

」(59)也就是說,宜都地區是西、北兩面受敵,形勢嚴峻。

步騭繼任西陵都督,「代陸遜撫二境」(60),即接替其前任穩定吳蜀、吳魏疆界兩道邊防的任務。

後來陸抗統轄荊州軍務,又向孫皓上疏重申其父遺教,再次強調西陵地位的重要性與對巴蜀水師東進的擔心。

「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

若敵泛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懸)也。

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

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雲易守,亦復易失。

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

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61)。

在陸氏父子看來,西陵的戰略地位和影響超過了江陵。

因此後來步闡投降西晉,陸抗率軍赴西陵平叛,而後方受到敵人進犯的威脅,陸抗堅持不肯撤兵,並對諸將說:「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

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

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群夷皆當擾動。

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

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62)正是因為孫吳占領荊州後的戰局變化,使西陵所在的宜都地區軍事價位陡然上升,所以有必要專置軍鎮,與原有的戰區分離。

這一情況反映了江陵的戰略影響有所下降,雖然它對荊州防務仍很重要,但是在吳國將帥的心目中,其首要地位已經讓給了西陵。

孫權赤烏四年(241)諸葛瑾病逝,他的公安督職務與部下兵馬由諸葛融繼承。

赤烏十年(247)西陵都督步騭逝世,「子協嗣,統騭所領,加撫軍將軍」(63)。

他們先後被朝廷歸屬到樂鄉都督朱然的麾下。

「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為大督」(64)。

但在赤烏十二年(249)朱然去世,其子「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65)。

又恢復了原先的軍事部署。

建衡二年(270)陸抗出任樂鄉都督,兼領西陵軍務。

見《三國志·吳書·陸抗傳》:「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

」反映出西陵、樂鄉兩個都督轄區再次合併。

至鳳凰三年(274)陸抗病故,「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66)。

而據史籍所載,此時孫皓又重設西陵都督與所統之獨立轄區。

《晉書·武帝紀》載太康元年(280),「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等克丹楊城。

庚申,又克西陵,殺西陵都督、鎮軍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璩,西陵監鄭廣」。

而當時孫吳主持南郡戰區軍務的樂鄉都督則為宗室孫歆,見《晉書·杜預傳》:「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

」說明吳國末年的宜都、建平郡和南郡重又分裂為兩個戰區,各自設置都督。

(二)南郡移民江南與北邊防線的後撤

如前所述,蜀漢荊州最為富庶的區域是南郡的江北部分,江陵則憑藉位居交通樞要而成為軍事、行政和經濟中心。

但是黃初三、四年(222～223)曹魏對朱然鎮守的江陵圍攻長達半載,戰事極為慘烈,給當地經濟帶來沉重的破壞,生靈塗炭,田野荒蕪。

加上當地瘟疫流行,「癘氣疾病,夾江塗地」(67)。

迫於北方的嚴重軍事威脅與生活環境之艱難,江陵附近的劫餘百姓紛紛遷移到南岸。

《三國志·魏書·夏侯尚傳》提到此戰之後,「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為境,舊民多居江南」。

劉宋何承天《安邊論》追述道:「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

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吳城江陵,移民南涘。

」(68)何氏之言,反映了南郡江北地區的居民除了自發逃難離境之外,還受到了孫吳政權有組織的遷徙,被轉移到南岸去居住。

孫吳在荊州移民江南之後,實際上放棄了對江陵以北地區的統治和防務。

如前所述,江陵以北的臨沮、旌陽二縣原是蜀漢轄區,荊州易主後歸屬孫吳,但是此後卻轉而入魏了。

《三國志·魏書·明帝紀》載景初元年(237)十二月,「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旍陽、邔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

宜城、邔縣兩地在襄陽之南,相距約有百里。

前文已述,旍陽即旌陽,臨沮系關羽敗亡之地,當時被孫吳所控制。

謝鍾英認為,臨沮、旍陽兩地應是在黃初三、四年江陵圍城之役後屬魏。

「又考魏始立襄陽郡,蓋無臨沮、旍陽。

故《吳志》朱然、潘璋等傳皆雲到臨沮禽關雲長。

蓋自雲長敗後南郡復入吳,二縣或此時隸魏也」(69)。

此戰之後,曹魏荊州邊境向南延伸,距離江陵僅有一二百里,而該城附近亦少有民居,因此變成了孤懸於江北岸邊的一座前線要塞。

從歷史記載來看,此後孫吳南郡的對魏防禦策略與關羽統治時期不同,在江陵外圍阻擊北方來敵主要是靠水力而非兵力；即儘量利用當地水網交織和地勢低平的自然條件,築堰蓄水,待敵軍逼近時放水淹沒道路,藉以阻止或遲緩其兵臨城下。

例如嘉平二年(250)曹魏進攻南郡,「(王)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為橋,渡水擊之」(70)。

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75此事曰:「絙,居登翻,大索也。

吳引沮漳之水浸江陵以北之地,以限魏兵,故昶為橋以渡水。

」又西晉泰始八年(272)羊祜攻江陵,「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

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

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

抗聞,使咸亟破之。

諸將皆惑,屢諫不聽。

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71)。

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79此事曰:「堰,於扇翻。

今江陵有三海八櫃,引諸湖及沮、漳之水注之,瀰漫數百里,即作堰之故智也。

」按曹魏黃初三年(222)、嘉平二年(250)、泰始八年(272)、西晉太康元年(280)總共四次兵進江陵,孫吳方面都沒有出動軍隊到當陽、臨沮等外圍地帶進行阻擊,這些都是南郡北邊防線內撤,採取臨江防守的策略所致。

在此階段,曹魏荊州主將駐紮宛城(今河南南陽市),襄陽、樊城也成為邊界要塞,戍守兵力不多。

例如正始二年(241),「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胡)質輕軍赴之。

議者皆以為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

不然,危矣。

』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72)。

所以此時曹魏襄陽南部都尉所轄臨沮、宜城、旍陽、邔四縣也少有百姓居住,故大部分屬於軍事巡邏警戒防區,而並非普通郡縣。

如何承天所言:「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

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

」(73)由於魏吳雙方都在這一地區收縮兵力,後退防線,所以襄陽至江陵的中間地帶平日並無重兵把守,只有少數部隊各自在邊境巡邏警戒。

從歷史記載來看,魏吳兩國若是出動大軍進攻對方,無論是水旱道路,沿途都不會受到激烈的阻擊,和關羽治荊州時與魏軍在臨沮、旌陽、尋口、青泥等地激戰的情況大不相同。

石泉先生注意到這一時期的此種現象,他列舉黃初三、四年曹真、夏侯尚等進圍江陵,黃初七年諸葛瑾、張霸等攻襄陽,正始二年朱然攻襄樊,嘉平二年王昶攻江陵,太康元年杜預克江陵等戰例,總結道:「這些戰役無例外地都是:進攻的一方迅即到達對方城下,而防守的一方,無論是守江陵還是守襄陽,都是據城自固,待敵來攻,然後反擊,從無像唐宋以後那樣扼荊門之險以阻敵之事。

」(74)這表明黃初年間江陵之役以後,魏吳雙方都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固守荊襄之間的接壤地帶,所以在該地採取了收縮防線、伺機突襲的相同戰略。

(三)南郡戰區主將與軍隊主力移駐南岸的樂鄉

戰區主將平時的駐地,也就是指揮中心和軍隊主力的屯據之處,不能距離邊境太近,否則容易遭到敵人襲擊而蒙受意外的損失。

由於南郡北邊防線的後撤,江陵成為臨敵的前線要塞,因此孫吳方面不能再以該城作為後方基地,故將南郡地區軍事長官的治所也遷移到了南岸。

主持南郡及江陵軍務的將領初為朱然,他從建安二十四年(219)就職後,在任近三十載,直到孫吳赤烏十二年(249)三月去世。

在經歷了黃初年間的江陵圍城之役以後,他的駐地移到了長江南岸的樂鄉(今湖北松滋縣東北),其軍職即變為樂鄉都督,並在當地築城以便屯兵。

《水經注》卷35《江水》雲:「江水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吳陸抗所築,後王濬攻之,獲吳水軍督陸景於此渚也。

」楊守敬則指出樂鄉城始築的時代要更早。

「《通典》亦云,樂鄉城即抗所築。

然吳朱績已為樂鄉督,抗蓋改築耳」(75)。

孫吳先後有朱然、施績父子和陸抗,孫歆出任樂鄉都督。

嚴耕望先生指出:「按樂鄉都督始於朱然。

」他列舉《三國志·吳書·朱然附績傳》的記載:「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認為「吳之督將例皆世襲。

據此績繼然為樂鄉督,而江陵實無督,《然傳》所謂『鎮江陵』者,以樂鄉在江陵對江不遠,屯樂鄉,即以鎮江陵也」。

(76)嚴先生此說甚是,但略有微瑕。

《三國志·吳書·朱然傳》曰:「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

」是言其接替呂蒙職務之際,當時他確在江陵。

後隨陸遜拒蜀軍於夷陵,黃初三年閏六月戰後返回江陵駐地,故九月曹魏大軍圍攻時朱然已在城內應敵,把都督駐地移到樂鄉應是在此役之後。

另外,江陵仍有督將鎮守,史載有張成、伍延等,受樂鄉都督管轄。

從史書記載來看,江陵遭到魏軍攻擊時,是由樂鄉都督作出應敵部署,並派遣兵將援助。

例如嘉平二年魏徵南將軍王昶率眾攻江陵城,即由施績領兵督將前來救援。

《三國志·魏書·王昶傳》曰:「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

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

」雖然施績本傳載其「拜平魏將軍,樂鄉督」。

但是前引《王昶傳》稱其為「大將」,即大督、都督,這是因為他主持南郡地區軍事,駐守樂鄉對岸的江陵督亦在其麾下,故實為都督職務。

又西晉泰始八年(272)步闡據西陵叛降,樂鄉都督陸抗率眾前往平叛。

並阻擊晉將羊祜、楊肇的援軍。

《三國志·吳書·陸抗傳》記載其應敵舉措,江陵督張咸亦聽從其調遣。

「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

(羊)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

抗聞,使咸亟破之」。

又楊肇援兵至西陵後,「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御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

身率三軍,憑圍對肇」。

太康元年(280)西晉滅吳之役,杜預在進攻江陵前夕曾派遣屬少數精銳部隊督將襲擾其後方,「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77)這也反映了樂鄉都督和江陵督上下級之間通報敵情的公文來往。

綜上所述,自朱然、施績至陸抗、孫歆出鎮樂鄉時,均將主要兵力集結在主將治所所在的樂鄉城。

敵人來攻江陵時,守軍據城抵抗,樂鄉都督在外發兵援助,並給江陵守將下達各種作戰指令,其從屬關係由此可見。

樂鄉都督麾下的兵力即南郡戰區的軍隊主力,也是在各地守城人馬之外的一支機動部隊。

據史籍所載,孫吳後期樂鄉都督直轄的駐軍約有三萬餘人。

如步闡之叛,江陵守軍留城迎敵,陸抗率領前赴西陵的軍隊就是屯駐樂鄉的全部主力。

晉將羊祜解圍失敗後,遭到朝廷官員的彈劾。

「有司奏:『祜所統八萬餘人,賊眾不過三萬。

祜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

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衄。

』」(78)

(四)公安督將與軍隊直屬朝廷

與關羽董督荊州的情況相比,孫吳的樂鄉都督只管南郡一郡軍務,其戰區的轄境減少了許多,而且不過問民政,其主將的職權明顯縮小。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南郡戰區的公安縣設有督將,孫吳任公安督者,《三國志》記載有諸葛瑾、諸葛融父子和孫遵、鍾離牧。

但是在較長時間內,公安督與其統率的軍隊卻是直屬朝廷,不受樂鄉都督的指揮。

如前所述,孫權取荊州後任命諸葛瑾領兵駐守公安。

夷陵戰後,諸葛瑾的職銜有所提升。

「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79)。

次年曹魏圍攻江陵時,諸葛瑾曾屢次出兵援助。

據文獻記述有兩點值得注意。

其一,他手下的人馬不少。

史載:「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為之救援。

」(80)但是其人性情迂緩,用兵非所擅長,因此戰績欠佳。

只是由於他頗受朝廷信任,所以被委以長期統率重兵、駐守要鎮的權力。

孫權曾說:「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81)

其二,諸葛瑾率領的公安駐軍直接聽從孫權的指揮,並非接受南郡戰區主將朱然的調遣。

例如黃初三、四年江陵之役,「權遣呂范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82)。

黃初七年(226)八月:「吳將諸葛瑾、張霸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

」(83)其歲曹丕去世,孫權乘機進攻江夏,諸葛瑾是接受其命令出兵予以策應。

青龍二年(234),孫權與諸葛亮約定共同出兵伐魏。

「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84)。

從《三國志·吳書·陸遜傳》的記載來看,此役諸葛瑾領兵乘船沿江至沔口,與陸遜會師後駛入漢水,溯流而朝襄陽方向進軍。

陸遜當時駐在武昌主持軍國事務,在這次作戰中的進退決策是與諸葛瑾協商後確定。

此外依據前述,諸葛瑾「督公安,假節」,即被授予代表權力的節杖,可以便宜行事,甚至先斬後奏,自行懲處。

漢末以來,軍隊主將與州郡長官持節殺伐決斷之例不勝枚舉。

趙翼曾對此考證道:「魏晉六朝則以持節為重。

《南齊書》:王敬則枉殺路氏,氏家訴冤,上責敬則:『人命至重,何以不啟聞?』敬則曰:『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謂應得殺人。

』是六朝凡刺史持節者亦皆得專殺。

」(85)由此可見,諸葛瑾的部隊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在某種程度上是一支直屬朝廷的機動部隊,平時並非接受樂鄉都督朱然管轄。

另外,孫權稱帝後封賞群臣,諸葛瑾「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86)。

朱然則是「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兗州牧」(87)。

兩人職銜相當,諸葛瑾甚至略高一些,因為車騎將軍位在大將軍之下。

諸葛瑾參加的最後一次軍事行動是在正始二年(241),即孫吳赤烏四年四月。

「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柤中」(88)。

雖然指諸葛瑾與朱然是同一個作戰方向,但卻是分兵各自行動。

據干寶《晉紀》所載,諸葛瑾的一路人馬中還有西陵都督步騭的部隊。

「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祖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89)。

曹魏援軍到來後,朱然、諸葛瑾隨即各自退還駐地。

內容摘要:據史籍所載,周瑜設想的戰略計劃是以江陵為前進基地,先入四川消滅勢力孱弱的軍閥劉璋,再乘勢北取漢中,然後憑藉秦嶺山區的險要地勢採取防守,將主力集中在荊州攻奪襄樊,以取得北蔽江陵和進兵中原的門戶,這一方案獲得了孫權的首肯。

據此績繼然為樂鄉督,而江陵實無督,《然傳》所謂『鎮江陵』者,以樂鄉在江陵對江不遠,屯樂鄉,即以鎮江陵也」。

可見孫吳統治期間,南郡太守和荊州牧的治所先在西陵,後移至武昌,始終沒有置於江陵,與蜀漢統治荊州時最高軍政長官關羽和南郡太守糜芳郡均設治所於該地的情況截然不同,這也應是江陵軍事政治地位與影響明顯下降的表現之一。

三、江陵軍事地位發生演變的原因孫權占領富饒的江陵地區之後,全據荊州南境及江北沿岸地區,將其西部疆界一直推進到西陵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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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郡太守和荊州牧治所不在江陵

由於江北地區人煙稀少,南郡的居民大多集中在長江南岸各縣,所以該郡行政長官太守諸葛瑾的治所始終設置在江南的公安,和蜀漢統治時期南郡太守糜芳治江陵的情況不同。

孫吳的公安也因此被民間俗稱為「南郡城」,例如諸葛瑾逝世後,其子諸葛融襲其職爵,領兵仍駐公安。

此後孫峻發動政變,誅殺諸葛恪,派遣兵將包圍公安城,諸葛融自殺而亡。

《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

』及恪被誅,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90)盧弼注:「參證史志,知吳之南郡始終治公安也。

」又雲:「今考《吳志》,南郡太守惟諸葛瑾住公安。

旋遷左將軍,督公安。

瑾以前各太守,周瑜、魯肅、程普、呂蒙皆治江陵也。

」(91)

劉備在荊州任州牧時,其駐地在南岸的公安。

他入蜀之後該地委任關羽掌管。

建安二十年(215),「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

後又「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92)。

即任命關羽為荊州的最高軍政長官,握有先斬後奏的生殺大權；前文已述,其治所設在江陵。

夷陵之戰後,陸遜因破蜀有功而領荊州牧。

但是他本職為西陵都督,並一直駐守在該城,因此荊州牧的治所亦在西陵。

太和三年(229)孫權稱帝後遷都建業,調陸遜來武昌輔佐太子孫登,仍保留其荊州牧的職務,「並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93)。

其州牧治所移在武昌,該地即為荊州的軍政中心。

赤烏八年(245)陸遜病逝,諸葛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94)。

諸葛恪被孫峻暗殺之後,永安元年(258)孫綝「以大將軍為丞相、荊州牧,食五縣」。

但是他當時駐在建業,其後與吳帝孫休相互猜忌,「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95)。

可見武昌仍依舊例為荊州牧治所。

元興元年(264)孫晧繼位後,任命陸凱為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96)。

可見孫吳統治期間,南郡太守和荊州牧的治所先在西陵,後移至武昌,始終沒有置於江陵,與蜀漢統治荊州時最高軍政長官關羽和南郡太守糜芳郡均設治所於該地的情況截然不同,這也應是江陵軍事政治地位與影響明顯下降的表現之一。

綜上所述,孫吳占領荊州之後,長期分置樂鄉、西陵兩個都督轄區,把南郡的江北防線後撤併徙民南岸,戰區主將和軍隊主力的駐地則移至樂鄉,江陵因此成為一座軍事化的孤城,也不再充當荊州最高軍政長官和南郡太守的治所。

這一切都表明了這座城市的戰略地位和影響大不如前,與蜀漢統治時期的情況具有明顯的差別,其中原因值得我們深究。

三、江陵軍事地位發生演變的原因

孫權占領富饒的江陵地區之後,全據荊州南境及江北沿岸地區,將其西部疆界一直推進到西陵峽口。

此次戰役實現了呂蒙規劃的戰略目標,「全據長江,形勢益張」(97)；使東吳的領土、人口、財賦獲得了顯著的擴充,應該是增強了國力。

但是此後孫吳卻在南郡撤退防線,移民江南,只留少數兵力據守江陵孤城,其防守態勢相當被動。

與蜀漢統治期間的情況比較,江陵的軍事地位和影響明顯是下降削弱了,其具體原因究竟何在?據筆者分析,大概是由以下幾項因素所致。

(一)未能攻奪襄陽

若從地理角度來考察三國荊州地區雙方對峙的戰略態勢,可以發現蜀、吳占領的南郡方面存在著顯著的破綻。

由於重鎮襄陽被曹魏占領,控制了這一區域的水陸交通樞要,並使江陵以北的防線無險可據,以致在防禦上處於不利的局面。

東漢南郡轄江陵、巫、秭歸、當陽、編、華容、襄陽、邔、都、宜城、臨沮、中廬、枝江、夷道、夷陵、州陵、佷山十七縣,在行政、軍事方面屬於一個完整的地理單元。

從山川形勢來看,這一區域的南邊是浩瀚長江,其北、東兩面有漢水環繞,西側自北而南有武當山、荊山、大巴山、巫山等山脈阻隔與巴蜀地區的交通,構成了一個利於防守的自然環境。

如魯肅所言:「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

」(98)對於江陵的防務來說,其南方的武陵、零陵等地偏遠荒僻,蠻漢雜居,並非強敵的進攻方向。

南郡之西萬山雄峙,只有三峽的長江與沿岸陸路通往益州,因為激流湍急,峽谷崎嶇,水旱道路皆難以通行。

如陸機所稱:「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厄流迅,水有驚波之艱。

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軸轤千里,前驅不過百艦。

」(99)受地勢和險灘所局限,西方來敵的兵力不易展開,只要守住夷陵峽口就可以阻擋來寇。

南郡之東有自襄陽南來的漢水,扼守揚口可阻擊順流而下的敵人船隊。

漢水東側為大洪山脈和雲夢古澤,亦不利於大軍西行；所以最緊要的防禦方向是北邊的襄陽地帶。

自襄陽北渡漢水,有白河與南襄隘道通往南陽盆地,可以分別抵達關中、伊洛與華北大平原,所以它是聯繫江漢平原與中原各地的交通樞紐。

就地理環境而言,襄陽位於鄂西北低山丘陵地帶,其城背依峴山,東有桐柏、大洪山脈,西有武當山余脈和荊山山脈為屏障,利於設防。

城之北、東兩面又有滔滔漢江圍繞,構成了天然水利防線。

早在春秋時期,《左傳·僖公四年》即載屈完之言:「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雖眾,無所用之。

」漢水自襄陽城東向南折流,至石門(今湖北鍾祥)進入江漢平原。

南方政權如果奪取了襄陽,即能利用當地有利的自然條件封鎖漢水和荊襄道,阻止敵人南下。

如果北方之敵占據了襄陽,則可以通過荊襄古道驅兵直下,又能乘舟利用漢水順流而行,自漢津轉入揚水駛往江陵。

而江陵附近地勢平坦開闊,無險可守。

只有北邊的荊門、當陽一帶屬於江漢平原邊緣的低山丘陵,略可利用阻擊,但難以據此抵抗強敵。

所以若是沒有北邊的襄陽作為有力的屏障,江陵的安全就沒有切實保證。

如《南齊書·州郡志下》所云:「江陵去襄陽步道五百,勢同唇齒,無襄陽則江陵受敵。

」故漢末三國的有識之士都強調荊襄地區的防務有賴於襄陽的占領。

如蒯越謂劉表曰:「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

」(100)呂蒙密奏道:「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

蒙為國家前據襄陽。

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101)正是因為襄陽對於江陵的防務尤為重要,古人將其比喻為鄢郢之北門,門戶洞開則難以禦寇。

顧祖禹曾就此詳論曰:「昔人亦言荊州不足以制襄陽,而襄陽不難於並江陵也。

三國爭荊州,吳人不能得襄陽,引江陵之兵以攻魏,輒破於襄陽之下。

梁元帝都江陵而仇襄陽,襄陽挾魏兵以來,而江陵之亡忽焉。

」(102)關羽之所以全力攻打襄陽,其目的就是為了爭取地利,使南郡的北部衝要掌握在自己手裡,以保持戰區邊界安全的完整態勢。

孫吳襲取荊州後,卻未能沿襲此前周瑜、關羽乃至呂蒙前據襄陽的作戰規劃,致使江陵在防務上繼續陷於被動的不利局面。

(二)南郡戰區兵力有限

孫吳在江陵一帶採取收縮兵力、沿長江北岸守備的防禦態勢,與派駐當地的人馬不多有著重要聯繫。

如前所述,孫吳南郡地區的防務統屬樂鄉都督,其兵力總共不過數萬。

自黃初三、四年江陵圍城之役以後,朱然、施績至陸抗、孫歆出鎮樂鄉時,均將主要兵力集結在都督治所駐地樂鄉城,敵人來攻江陵時,僅由督將(如張咸、伍延等)率領少數守軍據城抵抗,樂鄉都督在外發兵援助,其麾下直屬的兵力即南郡戰區的軍隊主力和機動部隊；關於其兵員數目最為詳細的資料,是有關泰始八年(272)陸抗平定西陵步闡之叛的記載。

據陸機《辨亡論》雲:「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

」又雲:「分命銳師五千,西御水軍。

」(103)說明陸抗統率的步兵有三萬人,另有留慮、朱琬的舟師五千人,被派去抵抗西晉徐胤的巴東水軍。

此外,還有在駐地準備迎敵的江陵督張咸、公安督孫遵率領的兩城守軍,但留守人數不會很多,估計不會超過萬人。

這樣,樂鄉都督治下兵力總共約有四萬餘至五萬左右。

西陵守軍的兵力應在萬人以上,「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

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

所言數萬人應當包括了軍隊的家屬,陸機《辨亡論》稱此役,「東西同捷,獻俘萬計」(104),其中含有晉軍的俘虜。

陸抗臨終前給朝廷上書中提到的是較為明確的西陵防區(包括宜都、建平二郡)兵力數目。

「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跡。

前乞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

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105)。

是說陸抗此前曾任西陵都督,了解其父鎮守該地的情景,他請求將戰區兵力增至三萬,但是主管部門按照以往常例未予批准,反映了西陵防區平常兵員人數低於三萬,估計至多在二萬左右,而且步闡叛亂中死傷的兵力後來也沒有完全補充。

陸抗還說:「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御強對,內懷百蠻。

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

」他請求朝廷對南郡、西陵地區的兵力加以補充,這樣才能滿足防禦的需要。

「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眾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106)。

可見當時樂鄉都督治下南郡、宜都、建平三郡的兵馬可能只有五六萬,如果已有七萬人,那麼與陸抗要求補充到八萬的數目相差不大,估計他的態度不會如此急切。

南郡戰區這數萬人馬勉強能夠自保；若要進攻襄陽顯然不足,故必須從別處臨時借調兵力。

即便如此,吳國在這一戰區幾次出師北征都因為兵力給養有限而缺乏持久作戰的決心,因此只是以破壞、劫掠敵區的經濟為目的,皆為試探性的騷擾戰鬥,從來沒有像當年關羽攻打襄樊那樣全力以赴,志在必得。

例如赤烏四年(241)四月,孫權派遣朱然、諸葛瑾進攻樊城、柤中,零陵太守殷札即認為投入的兵力不足,上奏請求「授諸葛瑾、朱然大眾,指事襄陽」。

並且強調如果重複以前只用少數人馬襲擾的做法,只能是空耗財賦人力。

「若不悉軍動眾,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

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107)。

但是未能獲得朝廷的贊同。

結果曹魏派來支援的司馬懿兵馬一到前線,吳軍即不敢迎戰。

「然等聞之乃夜遁。

追至三州口,大殺獲」(108)。

導致這種局面出現的原因,與黃初年間江陵圍城之役後當地經濟嚴重摧殘,居民人口驟減且又被孫吳移民江南有著直接聯繫。

江陵以北的江漢平原本來是荊襄地區最富庶的區域,此時卻成了魏吳兩國斥候往來的荒郊「隙地」,不能繼續提供充足的兵員、勞力與財賦。

在這種情況下,孫吳自然無力控制江陵以北的臨沮、當陽、旌陽等地域,並與來犯之敵進行野戰；收縮兵力,退守城壘也是其無奈之舉。

(三)西陵多次另立戰區,分散與削弱南郡兵力

孫吳在南郡戰區兵力削弱的另一個原因,和它襲取荊州之後整個三國南北對抗軍事形勢發生的變化有關。

張大可先生曾精闢地指出,孫權襲取江陵、擒殺關羽之役是有得有失。

「爭荊州之役,吳雖得實利,但也增強了曹魏,從逐鹿中原角度看,可以說是戰略失策。

三國鼎立,曹魏占天下三分之二,又位處中原,天時、地利、人和都占絕對優勢。

吳蜀全力相抗,尚且不敵,而又自相殘殺,大大削弱了抗衡力量。

……設如本文前述:當關羽得志於荊襄之時,若孫劉合力前進,劉備揮漢中之眾以出秦川,孫權集中兵力指向合肥、徐州,東西萬里全線進擊,彼此呼應,乘銳助勢,蠶食魏境,中原震動,人心思變,前途不可預料。

孫權忌憚關羽,戰略轉向,雖一時得志,卻成就了曹魏篡漢,三國鼎立遂成不易之局。

夷陵戰後,魏強,蜀弱,吳孤。

此後吳蜀雖重新結好,也頻頻出擊曹魏,終因力弱又各存異心,都希望對方為自己火中取栗,所以都以失敗告終」(109)。

其論述甚為深刻。

赤壁之戰以後,從南北對抗的形勢來看,是進入了南方吳蜀聯盟勢力節節勝利、發展擴張的階段。

孫權攻合肥,克皖城,逼迫曹操在淮南撤軍徙民。

劉備取益州,得漢中,東邊占領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關羽鞏固了對南郡等地的統治,揮師進擊襄樊,消滅其精銳七軍,一度迫使曹魏群臣議論遷都以避其鋒。

但是孫吳襲取荊州和夷陵之戰以後,南北交戰的發展態勢出現了逆轉。

由於吳蜀反目為仇、大動干戈的內耗,明顯緩解了曹魏遭受的軍事壓力,使其擺脫了在漢中、襄樊等戰役中接連受挫的不利局面,穩定了在中原地區的統治。

從此時到在蜀國滅亡前夕的數十年內,魏與吳蜀之間雖多有相互攻戰,但彼此的疆界大致上沒有多少變化。

蜀漢先後喪失了荊州和東三郡,基本上被封閉在四川盆地之中,此後的出兵秦川或隴右只是在曹魏的側翼發動攻勢,對其腹心地區威脅不大,無法再像關羽進攻襄陽那樣撼動其根本。

孫權占領南郡等地後,在這一區域的兵眾不過數萬,卻要分出相當多的人馬屯駐峽口所在的西陵,以防備蜀軍出川復仇,重新奪回南郡。

如前所述,孫吳長期反覆地設立西陵都督轄區,致使江陵所在的南郡戰區疆域縮小,軍隊削弱。

這種在荊州西部對魏、蜀兩面備戰的構想和軍事部署,致使其有限的兵力遭到分散,既明顯降低了南郡方向對曹魏造成的威脅,又削弱了江陵對北方來敵的防禦力量。

孫吳荊州西線兵力部署分散薄弱的這一缺陷,在幾次江陵防禦作戰中暴露無遺。

面對夏侯尚、曹真與後來的王昶、杜預所率魏晉軍隊的南下進攻,孫吳方面無力採取過去關羽抗魏時阻敵於境外的策略,只能聽任敵兵長驅直入,進抵城下。

而據守西陵的孫吳兩萬兵馬為了防備蜀郡出峽,也不敢輕舉妄動。

例如前述黃初年間江陵之役,該城被圍長達數月,孫吳派遣的援軍解圍不力,城內幾至兵盡糧絕。

就是在此危急時刻,近在肘腋的西陵都督陸遜仍然按兵不動,以提防蜀漢方面的突襲,不能分兵前來救援。

只是由於當地疾疫流行和守將朱然才略出眾,才勉強保住江陵免於陷落。

(四)限江自保,不思進取

孫吳江陵之軍事地位和影響的下降,亦與孫權制訂的「限江自保」的基本國策具有密切關係。

「限江自保」之說,初見於諸葛亮所語:「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

推此皆似是而非也。

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

」(110)孔明對孫權這一戰略對策的精確概括,獲得了後世史家的贊同。

南宋李燾曾批評孫權:「合淝為敵有而不敢取,西蜀藉外交而不能固,是以止於自守,而不圖進取之功。

」(111)在此戰略方針的指導下,吳國疆域的擴張主要是向西、南方向發展,對北方的曹魏則採取保守自固的態度。

如胡阿祥先生所言:「按無論是對內地鎮撫山越,還是對外的南定嶺南,西取荊州,孫吳政權都表現出積極的、不落人後的進取姿態,唯對北方的曹魏、司馬晉不然,雖也時攻江淮之間、江漢之間」(112),卻只不過是襲擾示警而已,並無統一天下的志願。

關於孫吳之「限江自保」國策,學界歷來貶多於褒,大多數人據此認為孫權志量狹小,滿足於割據江東而無心統一寰宇。

如李燾以劉邦據漢中時與之比較,指出開國君主起初往往是以小搏大,以弱敵強,並能抓住戰機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從而扭轉形勢。

而孫權因為國土人口財力有限,並非曹魏對手,故而確定了保守江東的國策。

「雖時出師,北不逾合淝,西不過襄陽,以示武警敵,無復中原之意」。

這既是實力所囿,也是其胸無大志和缺乏英略才幹的表現。

「諸葛亮謂其智力不侔,非徒失言,亦見所存之淺矣」(113)。

孫權一生也曾多次領兵北征曹魏,據學者統計有11次,戰績為一勝十敗,(114)這反映出他不擅用兵。

如其兄孫策所言:「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

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115)另外從史實來看,其多次出征無功的戰役往往是試探性的,若是出師不利隨即知難而退,並未與敵人作持久的鏖戰,這也說明了在他「限江自保」的戰略思想指導下的進攻作戰中,是把保存實力放在首要位置的,因此儘量避免和強敵進行決鬥。

如胡三省所言:「孫權自量其國之力,不足以斃魏,不過時於疆場之間,設詐用奇,以誘敵人之來而陷之耳,非如孔明真有用蜀以爭天下之心也。

」(116)王仲犖認為以吳郡顧、陸、朱、張四姓為代表的江東世家豪族地主志在保護他們在太湖流域的既得利益,對外拓地的要求,卻遠不及以周瑜、魯肅、呂蒙等皖北世家豪族大地主那樣來的迫切。

(117)張大可則認為孫權的國策前後有所變化,「孫權稱帝,是他一生事業的分水嶺。

稱帝前叱吒風雲,有圖取天下之志；稱帝後志意已足,走向限江自保。

至於晚年昏聵,更不足道」(118)。

孫權施行的「限江自保」戰略方針,對其在荊襄地區的軍事部署和用兵方略起了決定性的影響。

筆者按,早年周瑜提出「據襄陽以蹙操」,後來呂蒙建議「蒙為國家前據襄陽」,都曾獲得了孫權的首肯。

但是他襲取江陵之後,荊襄地區在西、北兩面受到蜀、魏的嚴重威脅,形勢相當被動。

在兵力不足且捉襟見肘的情況下,孫權放棄了進取襄陽的圖謀,改而採取「限江自保」。

周瑜死後,除了在曹魏大軍壓境、危及國家存亡的情況下,孫權是不願意傾注全力,與北方強敵進行決戰的。

這從他在荊襄地區的軍事部署和用兵方略中能夠反映出來。

即使遇到了進據襄陽的良機,他也不肯投入大量兵員財賦去和曹魏激烈爭奪,對此可以黃初元年(220)的襄陽事件為例。

曹魏篡漢之後曾一度放棄襄陽的防守,將諸軍撤回宛城。

《晉書·宣帝紀》載文帝即位後,「朝議以樊、襄陽無谷,不可以禦寇。

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

帝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為患。

襄陽水陸之沖,禦寇要害,不可棄也。

』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

孫權聞訊之後曾派兵北占襄陽,但因兵力微弱,且沒有後方的有力支援,所以隨即又被魏軍擊退。

見《三國志·魏書·曹仁傳》:「後召還屯宛。

(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

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

」《魏三公奏》亦曰孫權:「欲因大喪,寡弱王室。

希托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

」(119)這次事件實為天賜良機,關羽費盡千辛萬苦都未能攻下襄樊,卻被曹魏因為易世之際的政治動盪和給養缺乏而放棄了。

如果孫權真有進取之心,就應該派遣名帥率領重兵前往駐守,與曹魏奮力相持。

但是他卻指派了無名末將陳邵,所領人馬亦數量有限,所以被曹仁和徐晃輕易地驅逐出去。

這說明孫權此次進軍只是投機取巧,企圖乘虛而入,試探一下魏國的態度,並非真想動用大軍占據這塊戰略要地與曹魏相抗,因此魏兵復來時一觸即退,其對強敵的畏懼和保守之心理,於此可見一斑。

四、結語

孫吳襲取荊州之後,在「限江自保」戰略思想的指導下於當地採取了一系列的軍事措施,如在南郡江北地區後撤防線,移民南岸,並將戰區軍隊主力和都督治所調往江南的樂鄉以遠離前哨。

蜀漢時期的江陵是荊州繁榮的經濟、政治中心,此時卻郊野荒蕪,有屯兵而無居民,演變成為孤懸北岸的一座純軍事化的堡壘。

由於孫吳放棄江陵以北地帶的防務,只是在城下迎敵,致使其防禦態勢相當被動。

曹魏與西晉如果動用大軍來侵,往往能夠長驅直入。

孫吳方面由於守軍兵力不足,除了破堰放水以暫緩敵人行進之外,沒有什麼辦法在外圍阻敵人寇。

孫皓繼位後君昏臣庸,國勢日益衰敗。

而江陵在軍事布防中的種種弱點也益發暴露突出起來,陸抗臨終前請求對荊州防區增兵至八萬人的建議,朝廷並沒有理睬；派去繼任的樂鄉都督孫歆為宗室紈絝,既不知兵,又無膽魄,所以在大敵當前之際舉止失措,一敗塗地。

西晉進攻江陵的統帥是足智多謀的杜預,素有「武庫」之美譽。

據《晉書·杜預傳》所載,他的用兵策略是首先攻破江陵附近的據點,隔絕其與西陵守軍的來往。

又派遣少數精銳部隊渡過長江,在敵人後方製造混亂,並伺機奇襲其巢穴,俘獲吳國樂鄉都督孫歆,致使其指揮系統陷於癱瘓,無法對北岸的江陵實施救援。

在掃清外圍、斷絕援兵之後,杜預才動用大軍攻城。

按《資治通鑑》卷81晉武帝太康元年二月記載,只經過九天的圍攻,就拿下了這座設防堅固的要塞。

杜預占領南郡之後,孫吳在荊州以及嶺南的統治隨即土崩瓦解。

「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120)。

從此,江陵與南方各地進入了一個和平安定的新階段,暫時告別了分裂割據的戰爭年代。

注釋:

①(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3652頁。

②(晉)陳壽:《三國志》卷32,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878頁。

④(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66,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098-2099頁。

⑤《三國志》卷54,第1271頁。

⑥《三國志》卷54,第1271頁。

⑦《資治通鑑》卷65,第2094頁。

⑧《三國志》卷54,第1271頁。

⑩《三國志》卷35《蜀書·諸葛亮傳》:「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

吾計決矣!』」

(11)《三國志》卷54,第1271頁。

(12)《三國志》卷54,第1271頁。

(13)《三國志》卷41,第1010頁。

(14)《三國志》卷32,第880頁。

(15)《三國志》卷37,第955頁。

(16)《三國志》卷35,第930頁。

(17)《三國志》卷32,第881頁。

(18)《三國志》卷37,第960頁。

(19)《三國志》卷54,第1279頁。

(20)《三國志》卷54,第1279頁。

(21)(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051頁。

(22)《三國志》卷14,第440頁。

(23)(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68,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167頁。

(24)《三國志》卷47,第1120-1121頁。

(25)《三國志》卷36《蜀書·張飛傳》:「(張)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

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

」又雲:「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

」

(26)《三國志》卷58,第1344頁。

(27)《三國志》卷35,第916頁。

(28)《三國志》卷47,第1118頁。

(29)《三國志》卷9,第275頁。

(30)《三國志》卷36《蜀書·關羽傳》注:「臣松之按《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

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

(31)《三國志》卷3,第110頁。

(32)(清)盧弼:《三國志集解》卷3,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27頁。

(33)(清)洪亮吉、謝鍾英:《補三國疆域志補註》,二十五史補編編委會:《二十五史補編·三國志補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版,第487頁。

(34)梁允麟:《三國地理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頁。

(35)《三國志》卷32,第881頁。

(36)(清)洪亮吉、謝鍾英:《補三國疆域志補註》,二十五史補編編委會:《二十五史補編·三國志補編》,第560頁。

(37)《三國地理志》,第173頁。

(38)(清)洪亮吉、謝鍾英:《補三國疆域志補註》,二十五史補編編委會:《二十五史補編·三國志補編》,第555頁。

(39)《三國地理志》,第309頁。

(40)(清)洪亮吉、謝鍾英:《補三國疆域志補註》,二十五史補編編委會:《二十五史補編·三國志補編》,第555頁。

(41)(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註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頁。

(42)《三國地理志》,第172-174頁。

(43)《三國志》卷17,第521頁。

(44)《三國志》卷9,第275頁。

(45)《三國志》卷9,第276頁。

(46)《三國志》卷17,第529頁。

(47)《三國志》卷47,第1120頁。

(48)《三國志》卷18,第546頁。

(49)《三國志》卷9,第276頁。

(50)《三國志》卷17,第531頁。

(51)《三國志》卷35,第936頁。

(52)《宋書》卷37《州郡志三》:「建平太守,吳孫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立,領信陵、興山、秭歸、沙渠四縣。

」梁允麟認為建平郡還包括巫縣,參見氏著:《三國地理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0-311頁。

(53)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頁。

(54)《三國志》卷56,第1306頁。

(55)《三國志》卷58,第1348頁。

(56)《資治通鑑》卷69,第2202頁。

(57)《三國志》卷58,第1346頁。

(58)《三國志》卷14,第445頁。

(59)《資治通鑑》卷69,第2180頁。

(60)《三國志》卷52,第1237頁。

(61)《三國志》卷58,第1359頁。

(62)《三國志》卷58,第1356頁。

(63)《三國志》卷52,第1240頁。

(64)《三國志》卷56,第1308頁。

(65)《三國志》卷56,第1308頁。

(66)《資治通鑑》卷80,第2537頁。

(68)(梁)沈約:《宋書》卷64,第1707頁。

(69)洪亮吉、謝鍾英:《補三國疆域志補註》,二十五史補編編委會:《二十五史補編·三國志補編》,第487頁。

(70)《三國志》卷27,第749頁。

(71)《三國志》卷58,第1356頁。

(72)《三國志》卷27,第742頁。

(73)(梁)沈約:《宋書》卷64,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707頁。

(74)石泉:《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48頁。

(75)(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註疏》卷35,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3頁。

(76)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9頁。

(77)(唐)房玄齡等:《晉書》卷34,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030頁。

(78)《晉書》卷34,第1016頁。

(79)《三國志》卷52,第1233頁。

(80)《三國志》卷52,第1233頁。

(81)《三國志》卷52,第1233頁。

(82)《三國志》卷47,第1125頁。

(84)《三國志》卷47,第1140頁。

(85)(清)趙翼:《陔余叢考》卷16,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頁。

(86)《三國志》卷52,第1235頁。

(87)《三國志》卷56,第1306頁。

(88)《三國志》卷47,第1144頁。

(89)《三國志》卷4,第119頁。

(90)《三國志》卷52,第1236頁。

(91)(清)盧弼:《三國志集解》卷52,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989頁。

(92)《三國志》卷36,第941頁。

(93)《三國志》卷58,第1349頁。

(94)《三國志》卷64,第1433頁。

(95)《三國志》卷64,第1450頁。

(96)《三國志》卷61,第1400頁。

(97)《三國志》卷54,第1278頁。

(98)《三國志》卷54,第1269頁。

(99)《晉書》卷54,第1471頁。

(100)《三國志》卷6,第212頁。

(101)《三國志》卷54,第1278頁。

(102)《讀史方輿紀要》,第3486頁。

(103)《晉書》卷54,第1471-1472頁。

(104)《晉書》卷54,第1472頁。

(105)《三國志》卷58,第1360頁。

(106)《三國志》卷58,第1360頁。

(107)《三國志》卷47,第1145頁。

(108)《三國志》卷4,第120頁。

(109)張大可:《論孫權》,張大可:《三國史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80頁。

(110)《三國志》卷35,第924頁。

(111)(宋)李燾:《六朝通鑑博議》,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頁。

(112)胡阿祥:《孫吳「限江自保」述論》,《金陵職業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

(113)《六朝通鑑博議》,第173頁。

(114)張大可:《論孫權》,張大可:《三國史研究》,第181頁。

(115)《三國志》卷46,第1109頁。

(116)《資治通鑑》卷72,第2274頁。

(117)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6頁。

(118)張大可:《論孫權》,張大可:《三國史研究》,第183頁。

(119)《三國志》卷47,第1126頁。

(120)《晉書》卷34,第10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