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專訪王樹增:長征是一條因理想而集結的「夢之隊」用鮮血鋪就的路

80年前的10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結束。

紀實文學作家王樹增在他的《長征》中是這麼講述這一天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賀龍在平峰鎮(今寧夏西吉縣)見到了紅一軍團代理軍團長左權、政委聶榮臻。

「第二天，紅二方面軍到達會寧東北方向的將台堡，與紅一軍團一師會合了。

兩軍的紅軍官兵彼此見到的那一刻，雙方都向對方跑過去，紅一軍團官兵的手裡還捧著熱乎乎的土豆。

「此時，中國工農紅軍的三個方面軍已全部集中在了甘肅和寧夏交界處。

」

長征的勝利，使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終於有了新的根據地和出發點，自此走向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的征程。

早在長征尚未結束的1935年12月，毛澤東就在陝北瓦窯堡所作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

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

」

80年過去了，滾滾湘江，是否還記得那從天而降的如蝗炮彈?瀘定橋頭，老人是否還在講述那攀援鐵鎖而來的勇士?夾金山上，沿著盤山公路開車到山頂的自駕族是否會感慨「雪山也不過如此」?今天，我們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意義究竟何在?我們在講述當年的悲壯、犧牲、智慧和豪情，究竟想告訴讀者什麼?

紅軍，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的「夢之隊」

文匯：我們習慣把參加過長征的紅軍尊稱為「老紅軍」。

您在寫作《長征》的過程中，考證下來當年參加長征的紅軍實際上年齡結構究竟是怎樣的？

王樹增：如果僅從人的年齡層次來界定，我認為，可以說長征是年輕人創造的歷史奇蹟。

當時，除了黨的高層領導人和黨內一些老同志之外，紅軍整個隊伍非常年輕。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毛澤東也只有41歲，整個長征隊伍中年齡最大的「老兵」徐特立老人，當年是57歲。

57歲的徐特立老人和「紅小鬼」一樣爬雪山、過草地，非常不容易。

但紅軍絕大多數戰士的年齡構成在二十歲左右，作戰部隊的官兵中十七八歲的戰士是主力，甚至有十六歲的。

中央紅軍的官兵年齡構成還是最大的，平均年齡是20歲，師長、團長一般都是二十多歲；年齡最小的是吳煥先、徐海東率領的紅二十五軍，官兵平均年齡更小，還不到18歲。

前不久，我在川陝根據地的一個烈士陵園看到一塊墓碑，上面寫著紅四方面軍的一位烈士才九歲，九歲啊！今天，很多十五六歲的孩子上學還要家長接送呢。

當然，環境不同了，不能簡單比較。

中國工農紅軍的構成是很奇特的。

他們是由兩極構成的:一極是政治精英，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甚至出國留學過，接受了近代文明中的先進理念，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會外語，有開闊的眼界和胸懷，他們的年齡其實也並不大，但已經是職業革命家了；另一極是貧苦的農民，他們中的很多人連名字也不會寫。

正是這兩級「焊接」在一起，組成了中國工農紅軍這一革命武裝。

文匯：您在書中寫道：「紅軍進駐(冕寧)的時候，劉伯承把教堂里的神職人員集合起來，向他們宣傳了紅軍的宗教政策。

教堂里的幾個法國修女對面前這個被傳說為『土匪首領』的紅軍將領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感到萬分驚訝。

」這說明組成紅軍的，不僅有一貧如洗的農民，還有一批抱著救國救民理想歸來的留學精英。

當年的「海歸」，出國前大多是富家子弟，回國後絕對是社會的「稀缺資源」，他們為什麼會跟著共產黨起來鬧革命呢？

王樹增：我想讓那些修女感到驚訝的，不僅僅是劉伯承會講法語，而是劉伯承讓她們對國民黨一直宣傳的「共匪」形象有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認識。

早在1917年反對段祺瑞的護法戰爭時，劉伯承就是川軍第9旅參謀長。

而朱德在雲南參加過辛亥革命的武裝起義，1917年已經是滇軍旅長了。

在舊中國，一個地方軍閥是「馬蹄一響，黃金萬兩」啊。

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蘇維埃政權———廣東陸豐縣蘇維埃政府的彭湃，出生在惠州府海豐縣的一個大地主家庭。

他參加共產黨後，把家裡的地契一把火全燒了，自家的田地都分給貧苦農民。

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方誌敏被捕後，國民黨說，只要他按下同意脫離共產黨的手印，就可以做國民黨的「江西省政府主席」，但他不為所動。

他說:「我願吃世界上最粗鄙的糧食，我願意住世界上最簡陋的茅屋，我願意奉獻我的一切，就是為了受苦受難的廣大民眾，能過上幸福自由的生活。

」1935年8月6日凌晨時分，方誌敏被槍殺在南昌城外的一口小水井旁。

這位年僅36歲的共產黨人在牢房的牆壁上留下的遺言是:「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絕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

這就是共產黨人信仰的力量。

至今，我們依然為他們心靈的純潔度和精神的硬度所震撼。

中國的仁人志士、英雄豪傑，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的。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不僅是文人的情懷，也是所有仁人志士的情懷。

朱德、劉伯承、方誌敏、彭湃等一大批共產黨的精英，都是有著「捨身救天下」抱負的仁人志士。

習主席要我們「不忘初心」，共產黨人起來革命的初心是什麼? 在那個年代，就是要拯救民族危亡，讓百年來飽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凌辱的積貧積弱的中華民族能成為一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讓天下的勞苦大眾都能過上吃飽飯穿暖衣的有尊嚴的好日子，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秉承至今的「初心」，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宗旨，它與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夢想是血脈相通的。

為了信仰，赴湯蹈火是義無反顧的

文匯：您認為將貧苦農民與共產黨的精英這兩個完全不同的群體，緊緊「焊接」在一起鬧革命的「結合劑」是什麼？

王樹增：我曾採訪過這樣一位老紅軍，他已經九十多了，當年是個「紅小鬼」。

他是在過松潘草地時負的傷，他的團長、師長掏出口袋裡所有的銅板，還有一塊大洋，放在他的身子底下，把他抬到當地貧苦農民家裡去，請求農民收留他，說好如果他活下來了，就給農民當兒子。

收留他的是一家藏民，他僥倖活了下來。

但至今他已經不太會講漢話了，而且年歲已高，思維都略有遲鈍了。

可是有一個瞬間讓我非常感動，就是他開始唱紅軍歌曲時，不僅有「打倒白匪軍」等紅軍歌曲，還有很多「哥哥妹妹」的民歌。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他漢話都不太會說了，但這些歌曲刻在他心靈的最深處。

歌德說:「夜鶯為什麼歌唱? 因為它快樂。

」紅軍長征是多麼苦難的歷程啊，隨時都有可能犧牲，經常餓肚子，但他們是快樂的。

在紅軍隊伍里是要學唱歌的，紅軍部隊在一起時要相互拉歌，和老百姓在一起時要給老百姓唱歌。

這讓我們去思考一個問題:究竟什麼讓人快樂? 現在有人說「寧願在寶馬車裡哭，也不在自行車上笑」，這是一個關於幸福和財富的千古命題:快樂是由占有物質的多寡來決定的嗎?

那些貧苦人家的孩子，大鬍子的馬克思、小鬍子的列寧，他都不懂，但他的父母告訴他:世世代代看到過多少軍隊、多少形形色色的政黨，能為窮苦人打仗、為窮人帶來希望的只有共產黨和紅軍。

小紅軍不打仗的時候，是要學文化的，教他認字的連長告訴他，「人」是這麼寫的，就是必須叉開腿站著，人不能跪下，不能跪著生活。

「紅小鬼」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到了一個地方要刷標語:「紅軍為窮人打仗」「打土豪，分田地」，他寫的時候，也把這些話刻進了自己的心裡，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

為了這個信仰，受苦受難，赴湯蹈火，對紅軍官兵來說是義無反顧、心甘情願的事情。

我尋訪老紅軍，就是要尋找他們身上的這種感覺，感悟他們心靈深處的底色。

正是這個信仰，成了共產黨人和紅軍官兵共同的「初心」，激勵他們起來革命，捨生而救天下。

如果概括地說，共產黨的精英與貧苦農民一起革命的「結合劑」是什麼?那就是共同的一致的社會理想，他們共同渴望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

長征中，中央紅軍的師長犧牲過半

文匯：您在《長征》中提到了好幾位紅軍師長的犧牲。

據您所知，整個長征的過程中，紅軍犧牲了多少師長？紅軍那麼多師長的犧牲，昭示了什麼？

王樹增：在紅軍的長征路上，僅中央紅軍的師長就犧牲過半。

突破第一道封鎖線時的第一仗就犧牲了一位師長，他的名字叫洪超，年僅25歲，是紅三軍團第四師的獨臂師長，他的一條胳膊是在第五次反「圍剿」時失去的。

當他用剩下的一隻手舉著馬刀向粵軍衝鋒時，一顆子彈打中了他的胸膛。

他的犧牲，令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大為悲痛。

習主席在古田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到的陳樹湘師長，是在湘江戰役中壯烈犧牲的。

湘江戰役發生時，紅軍長徵才走了一個多月。

湘江之戰打得非常慘烈，令紅軍從長征出發時的8.6萬人損失過半，是紅軍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出現偏差所造成的極端的惡果。

陳樹湘師長率領的紅五軍團34師，是全軍的後衛，當中央紅軍渡過湘江後，34師陷入了重圍，已經無法渡江了。

最後在國民黨中央軍、湘軍、桂軍的合圍下，傷亡殆盡。

我查檔案時，沒有發現紅34師有人活下來。

直到不久前參加一次活動，說有一位34師紅軍的兒子也出席了，我開始都不信。

原來，當時34師100團的團長韓偉突圍時跳崖，沒有摔死，歷盡苦難和挫折僥倖活了下來。

34師的師長陳樹湘因腹部、腿部中彈被俘。

曾殺害了楊開慧的湖南軍閥何鍵下令，要將陳樹湘活著押解到長沙去。

國民黨兵將重傷的陳樹湘放在擔架上，走在湖南道縣彎彎曲曲的山路上時，抬擔架的國民黨兵覺得腳下一滑，才發現擔架上的陳樹湘撕開腹部的傷口，把自己的腸子掏出來，扯斷了。

我們漢語中怎麼形容人最痛苦的狀況? 叫「肝腸寸斷」。

我們無法想像陳樹湘師長當時的痛苦。

道縣的老百姓至今記得他，說:「我們這兒有個大英雄，是斷腸人。

」老百姓在縣城的邊上給他立了一個墓碑，如果墓里有陳樹湘師長的遺骸的話，應該是沒有他的頭顱的。

何鍵下令將他的頭顱砍下來，掛在長沙小吳門的城牆上。

29年前，陳樹湘就出生在小吳門對面的瓦屋街。

站在小吳門的城牆上，還可以看見他家用木板做的家門，門後面是他多病的母親。

這位年輕的紅軍師長的靈魂就這樣回到了他的家鄉、回到了他的母親身邊。

我們黨的這些優秀的指揮員，是真正的堅定的革命者，為了堅守初心，為了讓初心成為最終的現實，他們活著時，能創造人間奇蹟；死，也死得驚天地泣鬼神。

他們應該是世世代代豎立在我們中國人心中的豐碑。

如果中華民族沒有這樣的英雄好漢，那就無法解釋我們民族的奮鬥史。

無名英雄，永遠鐫刻在中國革命的史冊

文匯：我們無數次地為紅軍長征途中一些「無名英雄」的事跡所打動，如突破臘子口天險時的「雲貴川」、過草地時那個全部犧牲的炊事班，還有飛奪瀘定橋的22位勇士。

他們的犧牲，對長征的勝利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王樹增：紅軍在長征途中保留下來的史料，匱乏得難以想像。

當時紅軍幾乎每三天就有一場大仗，平均每天急行軍50公里以上，生存是第一要務。

不要說普通的戰士，就是重要戰役的參戰者的名字都記錄不全。

長征中有沒能走出草地的炊事班，這例子還是小了，還有成建制的、整個連都在草地犧牲的。

那個叫「雲貴川」的戰士，並不是我在檔案中發現的，是打臘子口的紅一軍團二師四團活下來的各級指揮員都記得他。

如果紅軍突破不了臘子口天險，那就得折回草地去。

當時四團的戰士們就開會討論「怎麼衝過臘子口?」有人說，只有從隘口旁的懸崖頂上往國民黨守軍的碉堡扔手榴彈。

敵人的碉堡是沒有頂蓋的，它不需要蓋，因為從來沒有人能爬到懸崖上面去。

怎麼辦呢? 這時一個苗族小戰士站出來，他說，「我能爬到懸崖上去。

」活下來的老紅軍回憶，「他像猴子一樣爬了上去」，然後放下繩索，把整個突擊隊帶上去了。

這個苦孩子為紅軍打開了一條生死之路。

在今天臘子口的紀念館裡，還有他的畫像。

但這畫像不是根據他的照片畫的，他連一張照片也沒有留下。

大家只記得他叫「雲貴川」，他參加紅軍前有沒有名字，父母叫他什麼乳名，沒有人知道。

我們更不知道他後來有沒有走完長征路? 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他又在哪裡? 如果他今天仍健在，應該是位百歲老人了吧。

雖然這些我們都不知道，但他永遠地刻進了中國革命的史冊。

飛奪瀘定橋的22位勇士，我也只查到了五六位勇士的名字，當時犧牲了幾位勇士? 我只查到了一個紅軍嘉獎的消息，說17位勇士獲得了獎勵。

每位勇士獎勵了一個搪瓷茶缸、一支鋼筆。

這對當時的紅軍來說，已經是天大的獎勵了。

為什麼只有17位獲得獎勵?我推測有5位勇士在飛奪瀘定橋時犧牲了，活下來的是17人。

這5位烈士是中彈犧牲，還是掉進了大渡河的激流里? 沒有被記載下來。

他們都是有家人、有母親的啊，母親還盼著她的兒子回家呢，中國農村哪個父母不希望孩子能為老人「養老送終」啊。

但他們連屍骨也沒有保存下來。

整個長征路上，無名英雄、無名烈士太多了，這些先輩作為中國工農紅軍、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形象，應當永遠地鐫刻在我們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中。

位於江西省瑞金縣沙洲壩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舊址

「為了寫好長征，您採訪了多少位老紅軍?」筆者問他。

「不計其數，」他說，「從醞釀寫作《長征》開始，十多年裡，無論為寫作、為公務，我走到哪裡，只要聽說有老紅軍，都會趕過去採訪。

絕大多數的老紅軍年齡都非常大了，有的可能只記得他們的連長叫什麼名字，但我都要傾聽他或她的講述。

我其實並不期待在他們的講述中發現多少被世人遺忘的重要史實，這在現在似乎也越來越不可能了。

因為現在仍健在的長征親歷者，那時候大多還是十多歲的『紅小鬼』，可能他的名字還是指導員教會他怎麼寫的。

但我必須感受他們的精神狀態，知道除了身上的傷疤，長征還在他們心底留下了什麼? 我相信，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悠長的歲月在他們心靈深處的積澱，這是青春的信仰在他們靈魂深處的迴響。

」

「您採訪了這麼多老紅軍，見了那麼多的英雄。

長征路上，紅軍除了槍林彈雨、雪山草地、流血犧牲，還有沒有聽到過別的故事，比如，像有的影視劇里的，浪漫的愛情什麼的?」

他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沒有，長征一路上都是流血犧牲。

」長征，是信念不朽的象徵。

「一個沒有精神追求的人，是心靈荒涼的人。

一個沒有精神的民族，是前程黯淡的民族。

」他說，「精神的質量，可以改變個人與世界的命運。

」

《長征》面世六十多萬字，但王樹增的關於長征的筆記逾二百多萬字。

沈堯伊創作的油畫《轉折———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長征走向勝利的轉折點

文匯：在到達延安後，博古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檢討說：「長征軍事計劃，未在政治局討論，這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為此，紅軍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但中國共產黨也正是在長征中開始逐步走向成熟，您認為長征中，中國共產黨實現這一歷史性轉變的轉折點是在哪裡？

王樹增：紅軍開始長征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才誕生了14年，黨那時還非常年輕。

1931年1月，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國共產黨內取得了統治地位，排斥了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想。

此後，在李德和博古「打洋仗」的錯誤指揮下，導致了紅軍的軍事失利。

1934年4月江西中央蘇區的北部門戶廣昌失守，粉碎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幾無可能後，才不得不做出紅軍戰略轉移的決定。

因此，當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跨過於都河開始長征的時候，還沒有「長征」這個詞。

長征這個詞，是直到1935年5月，在朱總司令發布的一個布告中才第一次出現的。

那時，遵義會議、扎西會議都已經舉行過了。

紅軍怎麼會遭遇如此嚴重的軍事挫折？在長征之前，中國共產黨甚至還不能說是一個獨立的政黨，因為自從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之後，就是共產國際的57個支部之一，處於共產國際的絕對領導之下。

當初，李德是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來蘇區領導紅軍的，遵義會議前不僅中國共產黨做什麼決議要向史達林匯報，就連仗怎麼打也要向共產國際報告。

中共中央只有在上海的電台被國民黨軍警破獲，失去與共產國際的聯繫後，才開始獨立自主地做出決定。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湘江之戰的巨創，讓中國共產黨人和全體紅軍官兵反思：仗究竟應該怎麼打？中國革命究竟應該走什麼道路？誰能帶領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遵義會議的決定，其實是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和一大批紅軍指揮員在老山界的崎嶇山路上思考和醞釀的。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一共進行了3次，都是在每天晚飯後。

第一次會議上，身為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的張聞天做了重要發言，尖銳地批評了博古的錯誤領導。

毛澤東在會上的講話沒有留下原始記錄，但據陳雲回憶說，講話的主要內容後來就是《毛選》第一卷中的那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受到了大多數與會者的高度認同。

那天，傷口還在化膿，仍在發燒的王稼祥是躺在擔架上被抬進會議室的，周恩來讓他躺著說，但他還是掙扎著坐了起來，他的發言簡短有力：支持毛澤東的觀點，建議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

會議最後決定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會議還解除了博古的中央總負責人和李德的軍事顧問職務，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同時中斷了共產國際的領導。

會議還補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這是毛澤東第一次進入黨的最高決策層，並明確「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終於翻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新篇章，開始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並最終贏得了長征的勝利。

1936年，在陝西淳化縣的紅軍部分領導幹部。

右起：鄧小平、徐海東、陳光、聶榮臻、程子華、楊尚昆、羅瑞卿、王首道

九死一生，共產黨人不改其志

文匯：您曾說紅軍長征後，留在蘇區的紅軍將領「九死一生」。

您在寫作過程中，有沒有找到那份必須留在蘇區的紅軍領導幹部的名單？ 不受李德、博古待見的毛澤東為什麼能跟著紅軍長征？中國的士大夫歷來有「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但被留在蘇區的瞿秋白等共產黨人，明知受李德、博古排擠，但並沒有背叛革命，依然堅貞不屈、視死如歸。

您是如何看待共產黨人的忠誠的？

王樹增：在寫作的過程中，我沒有查證到那份李德、博古決定的讓哪些黨的領導幹部留在蘇區的名單。

紅軍長征前，毛澤東雖然已經被邊緣化，失去了在黨內和軍內的話語權，但他依然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象徵，當然不能落到敵人手裡。

而留守蘇區的紅軍面臨「九死一生」的險境，這是所有人心知肚明的。

周恩來就反對將毛澤東留在蘇區，他意味深長地說過：「中國革命需要毛澤東。

」國民黨無疑也懂得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的價值，當時國民黨發布的懸賞布告是：「生擒毛澤東朱德者，賞洋十萬元。

獻其首級者，賞洋五萬元。

生擒或殺死彭德懷等以下者，各賞洋一萬元。

」1934年10月25日，紅軍突破了第一道封鎖線之後，國民黨南昌行營再次將「賞格」升級：「生擒毛澤東朱德者，賞洋二十五萬元。

」這個懸賞布告發布在當時中國的各大報紙上，有外國記者評價說，這是以政府名義發布的「最昂貴、最誘人的懸賞」。

我在查證有關紅軍的歷史資料時，沒有發現國民黨當局懸賞捉拿李德、博古的布告。

李德和博古雖然在政治上和軍事指揮上犯有錯誤，導致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在紅軍長征抵達遵義之前的巨大損失，但他們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同志之間的分歧，主要是中國革命該走什麼道路的分歧。

遵義會議時年僅28歲的博古，他對共產國際的盲目崇拜，以及在政治、軍事上的幼稚，使他無法擔負起中國共產黨總負責人的重任，但博古並不是只圖一己私利的陰謀家，不搞陰謀詭計。

繼遵義會議之後，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雲貴川三省交界處舉行的扎西會議上，黨中央正式撤銷了博古的總負責人職務，博古遵守黨的紀律，服從了黨中央的決議。

當時，最高領導人的權力交接形式很簡單，就是讓那幾副一直跟隨博古行軍的裝有黨內文件、中央檔案和印信公文的擔子，從此跟著新的總負責人張聞天行軍。

同樣，即使留在蘇區的共產黨人，絕大多數也沒有背叛革命的信仰。

36歲的瞿秋白、58歲的何叔衡都壯烈犧牲了。

畢業於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劉伯堅，在江西大庾不幸中彈被俘。

國民黨軍警在對他行刑前，讓他戴上沉重的鐐銬在大庾街道上「遊街」。

這位40歲的共產黨人在「嘩嘩」的鐵鐐聲中吟詠道：「帶鐐長街行，蹣跚復蹣跚」「市人皆驚訝，我心自安詳」「拼作階下囚，工農齊解放」，體現了一位真正的共產黨人的偉大情操。

由此可見，即使中國共產黨尚在幼年時期，不可避免地犯過錯誤，但與這塊國土上過去所有的黨派和軍隊不一樣，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私利集團，這個政黨中的絕大多數人是為了救國救民的信仰而奮鬥的，而且為了這個偉大的信仰，可以獻出個人的一切。

也因此，無論他們個人遭受了什麼委屈，也絕不會因此背叛他的神聖信仰。

他們忠誠的不是個人，而是這個組織、這個團隊、這個偉大的信仰。

文匯：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途中，面對三重挑戰：一是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二是嚴酷的自然環境；三是黨內的錯誤思想和錯誤路線。

這三重挑戰中的任何一種，都有可能讓任何一支軍隊遭遇滅頂之災。

長征對紅軍來說，真是千難萬險。

湘江戰役曾讓紅軍損失過半，但為什麼毛澤東說他在長征中「最黑暗的時候」是張國燾圖謀分裂黨中央的時候？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等一大批黨的領導人保衛了黨的團結，包括賀龍也曾警告張國燾「莫講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槍」，這對今天的共產黨人有什麼重要啟示？

王樹增：這個問題非常重要，說明如果黨內出現了以一己私利為目的的野心家，這是對黨的最大威脅。

李德、博古的錯誤指揮，曾對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他倆都不是野心家。

湘江之戰後，李德曾經非常絕望，掏出手槍企圖自殺，被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發現後制止了。

可想而知，李德的政治壓力非常巨大，即使他能走出險境，他該如何回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交代他在中國紅軍的所作所為？但即便如此，他也沒有叛變投敵。

在遵義會議上失去了軍事指揮權後，他跟隨紅軍走到了陝北。

張國燾還曾別有用心地找過博古，說遵義會議的決定不合法，四方面軍不同意，意圖拉攏博古，製造分裂，但博古不為所動，維護了黨的團結統一。

毛澤東曾對周恩來說：「博古是一個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的人。

」

而張國燾不僅在1935年10月5日宣布成立「臨時中央」，而且下令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和洛甫(張聞天)的黨籍，甚至公開進行「通緝」，還宣布對楊尚昆和葉劍英要「免職查辦」。

我們知道，黨的高度團結是黨的生命，而分裂黨是最大的危險。

中國共產黨人，永遠也不能容忍任何人把政黨、軍隊變成滿足個人私慾的工具。

過去不能，將來也不能，這是與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相違背的。

紅軍歷盡千難萬險取得長征勝利的歷史告訴我們，只要我們黨團結一心、開誠布公、坦誠相見，我們黨就一定能克服困難，奪取勝利。

沒有信仰的堅守，就沒有長征的勝利

文匯：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最近媒體上「長征」的話題很熱。

但也有人認為，宣傳長征不過是媒體的例行報導任務。

我們究竟應該從什麼高度來認識紅軍長征的意義？

王樹增：當人類跨入21世紀的時候，美國時代出版公司出版了《人類一千年》一書。

歐美歷史學家從公元一O OO到公元二OOO年的一千年間，選擇了一百件對人類文明進步產生重大影響的大事。

其中涉及中國的只有3件：其一是1100年中國人發明了火藥武器；其二是1211年，成吉思汗帝國橫掃中亞和歐洲；其三就是1934年紅軍長征。

這些專家學者的文化背景、意識形態與「中國工農紅軍」相距甚遠，他們為什麼如此看重長征？這不能不讓我們從人類文明的高度來思考長征的意義。

人類歷史上，也曾有過類似的遠征，但與紅軍長征有明顯的不同。

有的是以軍事征服、領土擴張為目的的軍事遠征，有的遠征中途失敗了，而惟有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以民族覺醒和救亡為目的、以敵強我弱為基本力量對比，但最後卻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的遠征。

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傳播理想、不畏犧牲的遠征，紅軍轉戰了中國15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轉戰的地域面積比歐洲很多國家的國土面積都大，在紅軍兩萬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位紅軍獻出了生命。

但誠如毛澤東所言：「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長征喚醒了中國千百萬民眾，給予了他們世代從未有過的對社會公平和人的尊嚴的嚮往和希望。

從這個意義說，長征的意義突破了種族、國度、階級和意識形態的藩籬，是中國貢獻給世界的壯麗史詩，是一座人類精神的豐碑。

就連曾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在重走長征路後，也稱讚說，長征是「信念不朽的象徵」。

長征之所以勝利，是因為中國工農紅軍面對一切艱難險阻，面對一切流血犧牲，永不言敗! 要知道，如果沒有永不言敗的精神，就不可能有人類文明進程中的每一次進步。

文匯：今天的時代與80年前畢竟大相逕庭了，您覺得長征對今天的我們還有哪些不應忘卻的啟示呢？

王樹增：我認為至少有兩點啟示：其一，必須堅守我們的信仰，或者說「不忘初心」。

長征是在信仰的旗幟指引下人類的壯舉。

沒有信仰的指引和堅守，就沒有長征的勝利。

可以說，除了中國工農紅軍以外的任何一支軍隊去走長征路，很可能走一百里地就潰散了，這樣的例子並不少。

一窮二白當然從來都不是好事，人生當然需要物質的保障，但一個人、一個民族如果沒有精神追求，那是萬萬不行的。

全世界幾乎每個國家都有紀念碑，紀念碑紀念的都是為社會進步、為科學文化發展作出貢獻的人，我沒有見過哪個紀念碑是紀念誰有錢的。

把物質擁有當作人生的第一追求，人生沒有快樂可言。

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與發展必須是同步的，只有物質追求的路是走不遠的。

我很希望今天的年輕人把方誌敏烈士的《可愛的中國》《清貧》列為自己的閱讀篇目，感悟老前輩的「心靈的純潔度」，過一個有價值的、值得過的人生。

其二，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想活得有尊嚴，有出息，一定要保持「精神的硬度」，也就是革命英雄主義。

沒有哪一個有出息的民族是不崇尚英雄主義的。

現在社會強調文化多元化、娛樂形式多樣，這沒什麼不好，誰也不希望回到「8個樣板戲」的荒唐年代去，但總得有一個核心價值觀。

不能把「小鮮肉」上升為民族的精神偶像。

現在，有的人精神是缺鈣的。

長征告訴我們，人的內心必須有一個非常明晰而堅定的主心骨，才能迎接命運的挑戰。

這不僅為長征的歷史，而且為新中國的建設史所證實。

如果沒有長征所昭示的「永不言敗」的精神，我們怎麼會有今天中國的大國地位和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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