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瘋子還是神？——西方記者筆下的紅軍長征戰士

今年是長征勝利80周年，80年來，長征精神被中國共產黨繼承並發揚光大，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國人，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關於長征，依然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依然有許多深邃綿長的思考。

近日，由同濟大學、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中共遵義市委宣傳部主辦，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遵義會議紀念館聯合承辦的「攻堅克難爭取勝利——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同濟大學中法中心召開。

來自全國各地的長征研究專業學者，圍繞長征歷史、長征精神、長征故事、長征與現實的關係等，發表了頗有啟發的觀點和獨闢蹊徑的思考。

鮮為人知的長征中另一支紅軍隊伍——紅軍游擊隊

李蓉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1934年至1936年紅軍長征期間，組建了多支紅軍游擊隊。

過去因為資料的限制等原因，學界對這些游擊隊的存在和活動了解不多，對於他們發揮的作用和意義更是語焉不詳。

在遵義會議重新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之後，為了保證長征的勝利，也為了準備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長征中的紅軍開始組建游擊隊，發揮游擊戰的優勢和強項，以便在敵強我弱、敵重兵圍追堵截的情況下，保證紅軍戰略目標的實現。

1935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就堅持游擊戰爭問題給在贛南的中央分局發出指示明確地指出：「放在你們及中區全黨面前的任務是堅持游擊戰爭，是動員廣大群眾用游擊戰爭堅忍地頑強地反對敵人的堡壘主義與『清剿』政策。

」指示還要求「把那些多餘的獨立團營，都以小游擊隊的形式有計劃地分散行動，環境有利則集合起來，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則。

」據陳毅回憶，當時他反覆看了這份電報，心情振奮。

他認為這樣的決議，博古、李德是寫不出的，估計毛澤東可能已回到中央領導崗位。

此前在落實中央指示的過程中有過「很大的失策」、「嚴重的錯誤」的項英也逐漸糾正了錯誤。

南方三年游擊戰由此展開。

為了配合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立新的根據地，中央紅軍專門從部隊中選拔出100名指戰員，加上紅軍傷病員及地方武裝共400餘人，由周恩來同志親自給指戰員作動員。

這支紅軍川南遊擊縱隊就是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的前身。

紅一方面軍組建的游擊隊有紅軍川南遊擊縱隊；紅軍黔北游擊隊；紅軍遵（義）湄（潭）綏（陽）游擊隊；紅軍赤水河游擊隊；紅軍黔西遊擊隊；紅軍赤合游擊隊；貴州游擊支隊；川南遊擊支隊；雲南遊擊支隊等。

這些游擊隊的作用一是牽制、打擊敵軍，配合主力紅軍長征；二是繼續發動群眾，打擊反動勢力，進一步擴大了共產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

三是在南方保存了黨和紅軍的革命力量。

四是充分表現了共產黨人和紅軍指戰員顧全大局，奉獻自己，不惜犧牲一切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堅強的革命信念。

張愛萍將軍1986年為游擊縱隊鬥爭史題詞：「紅軍主力長征北上，川滇黔邊游擊戰場，孤軍奮鬥牽制強敵，壯烈犧牲萬代敬仰。

」這是對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在紅軍長征史、中國革命史上作出傑出貢獻的高度評價。

從不爭權、以黨的利益為第一位的張聞天

何小剛 上海電機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

遵義會議之後，紅軍最大的問題是要擺脫國民黨的圍追堵截，軍事工作（用張聞天當時的話說就是革命戰爭）是第一位的，毛澤東逐漸成為核心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這種地位是在實際的軍事鬥爭中形成的。

張聞天相信毛澤東的戰術原則和軍事指揮能力，提議毛澤東出任前敵總指揮。

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決策十分正確。

1935年3月，紅一軍團的林彪聶榮臻致電中央軍委，建議攻打打鼓新場，張聞天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大家都主張打，只有毛澤東不同意。

但少數服從多數，最後還是決定打。

毛澤東剛剛擔任不久的前敵總指揮的職務由彭德懷取代。

毛澤東做周恩來的工作，進一步闡明不能打的意見，得到周恩來的同意，中央軍委於是做出了《關於我軍不進攻新場的命令》。

這次爭論，最終按毛澤東的意見沒有打，在軍事上沒有造成損失。

會後，毛澤東提議，成立三人軍事小組全權指揮軍事，張聞天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並獲得通過。

應該說這是遵義會議組織領導變換的最終完成。

三人軍事小組成立後，長征的軍事行動實際上在毛澤東的指揮下進行。

張聞天作為黨內最高負責人，支持毛澤東的軍事指揮在當時是十分重要的。

這以後，紅軍經歷千難萬險，在與四方面軍的會師和一系列重要決策中，張聞天都發揮了相當重大的作用。

到達陝北後，建立穩固的根據地，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確立與東北軍西北軍的合作，直到全面抗戰之後，張聞天作為黨內的最高領導者，做出了傑出貢獻。

實際上更為難得的是，張聞天從來不爭權，從來是以黨的利益為第一位，毛澤東多次說張聞天是開明君主，是不爭權的，顯然不是隨便說說的。

一個儒雅謙遜的人，一個穩重厚道的人，在事關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明知前方陰雲密布，驟雨狂風，他總是站在真理這一邊。

這就是張聞天。

我們今天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應該紀念和緬懷這位我黨歷史上了不起的革命家、思想家、卓越的領導者。

「信念」、「奮鬥」與「堅守」

丁曉強 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

80多年前的紅軍長征，那史詩般的歷程，及其體現出來的氣勢磅礴的精神和文化，構成了我們今天重要的精神動力，也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基本底蘊。

回顧這段歷史，耳膜里響起了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提出的「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話語，眼帘里相應地跳出了「攻堅克難、爭取勝利」的字樣。

如果把黨的創建時期作「其始也簡、其畢也鉅」的描述，那麼，「其始也簡、其畢也鉅」、「攻堅克難、爭取勝利」、「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形成了不同歷史時期極具有象徵意義的精神文化表征，那就是「信念」、「奮鬥」和「堅守」。

攻堅克難、爭取勝利，正是在信念基礎上的奮鬥精神，其內涵十分深刻。

這是在艱苦卓絕的困境中，堅忍不拔的英雄氣概； 這是面對教條主義的困擾，敢於獨立自主、實事求是的批判勇氣；這是在革命關鍵時刻，發揚民主、嚴守紀律、反對分裂、緊密團結的胸懷；這是同人民生死相依、患難與共，使長征成為宣傳隊、播種機的一貫態度和作風。

不忘初心，就是要堅守黨創立之初「其始也簡、其畢也鉅」的信念，還要堅守長征歷程「攻堅克難、爭取勝利」的奮鬥精神。

堅定信念、艱苦奮鬥、實事求是、緊密團結、依靠群眾，承繼這樣的傳統、精神與文化，這是繼續前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的強大的精神力量。

遵義會議是講民主團結、不搞打擊報復的會議

張珊珍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

遵義會議是注重黨內團結，不打擊報復的一次會議。

遵義會議一方面對「左」傾路線的嚴重錯誤進行嚴肅認真的批評，並從組織上作了調整；另一方面主要是通過擺事實，講道理，達到弄清思想、分清是非的目的，而不是單純追究個人責任，更沒有趁機打擊報復，「一棍子打死」。

雖然李德、博古在會上並沒有完全接受大家的批評，不能充分認識到各自的錯誤，但中央從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出發，繼續給他們安排適當的工作，給他們機會，讓他們在實踐中逐步提高思想認識，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值得一提的是，在會上受到批評的博古、李德一方，在整個會議過程中，其態度也是值得肯定的。

據回憶，博古與李德當時同意並支持召開遵義會議，原本完全出於有利於自己一方的打算。

在博古與李德看來，紅軍軍事上的節節失利，根源在於毛澤東等人沒有完全聽從指揮，致使他們的「正確路線」不能貫徹實施。

正是出於這樣的一種考慮，博古、李德在黎平會議上，十分贊成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路線作一次徹底的「清算」，達到「政令通達」的目的。

然而，遵義會議從一開始就背離他們的初衷，與他們的料想完全相反，作為會議主持人的博古竟意外地成為會議批評的主要對象。

但是博古依然主持了這個否定自己的會議，並在會議的最後表示「同意對個別戰略和戰術決策的批評，並願意為實現遵義會議確立的路線忠誠地進行協作」。

而李德則表示希望繼續留在紅軍指揮前線中。

可見，博古、李德此時雖然思想不通，認識不一致，但從革命大局出發，從黨的整體利益出發，服從並執行了組織決定。

所以說遵義會議是一次堅持民主集中制，充分發揚黨內民主，正確處理黨內矛盾的成功的會議。

遵義會議樹立了黨內民主團結的典範，其意義是巨大而深遠的，它為後來黨和紅軍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奠定了基礎。

當時，博古、李德和凱豐在面對張國燾分裂紅軍的關鍵時刻都堅定地站在毛澤東正確意見一邊，使中國革命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危機。

人、瘋子還是神？——西方記者筆下的紅軍長征戰士

楊琰 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

1936年至1938年間，一批西方記者衝破國民黨的重重軍事封鎖抵達延安，對剛剛從長征中走來的紅軍將領和戰士，進行了採訪，並向西方國家媒體傳回了有關中國共產黨的最新報導。

今天通過回看他們的報導，對我們啟迪頗深。

在這些西方記者筆下都不約而同讚頌著紅軍偉大的長征精神。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認為，紅軍「堅忍卓絕，任勞任怨，是無法打敗的」；美國記者尼姆·韋爾斯尼姆·韋爾斯根據紅軍在長征中的犧牲人數得出結論，認為紅軍年輕和勇於犧牲，指出，「紅軍非常年輕，才能精力充沛，勇於犧牲，富於理想和激情」，她還試圖將中國傳統的為國家民族犧牲精神和共產黨掌握的有革命理想的軍隊結合起來，探討中央紅軍「用光腳板走了二萬五千里，靠吃草皮和口號生活之後，還能保持旺盛意志」的原因；德國友人王安娜說，紅軍之所以戰勝長征路上敵人的圍追堵截和惡劣的自然條件，是因為具有「堅定不移的勇敢精神」和「一往無前的精神」，紅軍「都是有堅定的政治信念和不屈不撓精神的人」。

她寫到：「長征是艱苦的冒險，長征是人類的勇氣與怯懦、勝利與失敗的搏鬥。

」

在這一豐富多彩、可歌可泣的遠征中，紅軍敢於冒險、探索、發現、勇氣和膽怯、勝利和狂喜、艱難困苦、英勇犧牲、忠心耿耿的革命精神和品質在這些記者筆下躍然紙上。

例如，斯諾在描繪紅軍在飛奪瀘定橋時寫道：「戰士們一個個站出來願意冒生命危險，身上背了毛瑟槍和手榴彈，……緊緊抓住鐵索一步一抓的前進。

任憑敵人的火力再猛，為了勝利甘於送命。

讓人不禁感嘆他們是人，是瘋子，還是神？」

遵義會議精神是如何傳達到全國各地紅軍的

吳德坤 遵義會議紀念館副館長、研究館員

在遵義會議前後，全國各路紅軍和各個革命根據地大多處於極為艱難的時刻。

長期以來，「左」傾軍事路線的陰影，遠遠未能在廣大紅軍指戰員中消除。

這對於新的中央領導層貫徹正確的軍事路線和戰略方針，即遵義會議精神，顯然是一個很不利的因素。

在當時嚴峻的形勢下，迅速地向全黨全軍傳達貫徹遵義會議精神，首先在軍事路線上分清是非，用毛澤東正確的軍事路線指導全黨全軍，就成為新的中央領導層急需解決的迫切任務。

首先是紅一方面軍的傳達。

扎西會議一結束，中央就決定由毛澤東、張聞天、陳雲等領導同志到各軍團傳達遵義會議精神。

廣大幹部戰士聽取傳達之後，「全軍振奮，好像撥開重霧看見了陽光，一切懷疑不滿情緒一掃而光。

」

中央紅軍主力長征之時，中央決定項英、陳毅和1.6萬人的部隊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組成以項英為首的中央軍區。

1935年2月28日，中央以電文正式傳達了遵義會議決議的主要內容，項英、陳毅接到電報後，表示堅決擁護，決定徹底改變原來錯誤的鬥爭方式，確定了游擊戰爭的新方針，從而在江南地區為黨保存了一批骨幹力量。

中共中央於2月28日同樣以電文的形式向紅二、六軍團傳達了遵義會議決議。

收到中央來電以後，紅二、六軍團領導隨即向部隊進行了傳達，並組織了學習討論。

通過學習和討論，紅二、六軍團的廣大幹部戰士「在思想上改變了『左』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的戰略戰術原則」，把運動戰、游擊戰的戰略戰術作為粉碎敵人軍事圍剿的基本方針，從而在數月之內取得了兩次反圍剿的巨大勝利。

1935年2月28日，中央通過電文方式向紅四方面軍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不過紅四方面軍廣大幹部戰士是在懋功會師後才讀到遵義會議決議文件的。

遵義會議中蘊育著強烈的中國文化自信

張勁 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書記、教授

遵義會議的精神實質，不僅說明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意識的確立，而且能夠擺脫共產國際的思想禁錮和組織束縛，如果挖掘所有這些表現的最深刻文化底蘊，就可以發現，這是基於毛澤東等先進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的強烈自信。

其代表人物之所以是毛澤東，在於其個人的內心思想認識。

早在青年時期毛澤東就明確批判近代以來中國人唯洋是崇的社會現象和自信淪喪，而這是伴隨毛澤東終其一生的思想特徵，並能夠代表先進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的自信和追求。

遵義會議選擇支持毛澤東，即是全黨獨立自主和實事求是的勝利，也可以視為一批海外歸來的學子，對毛澤東所代表的追求文化自信的認可。

從此，伴隨遵義會議精神薰陶而趨向成熟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勢必在如何正確對待中國文化的思想方法上，給中國社會帶來許多嶄新的內容和形式。

換句話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從此能夠正視中國國情和根據自身實際，進行道路選擇，而且將帶領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重新樹立起對中國文化的自信，並開闢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新征程。

主編：王多

圖片編輯：曹立媛

題圖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