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師聯盟:變色龍司馬懿給歷史開了一個血腥的玩笑|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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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城|文

《軍師聯盟》一劇對司馬懿其實多有美化,本文試圖還原司馬懿與曹魏政權尤其是曹叡博弈的真相,揭示魏晉禪代之際皇權與儒學大族鬥爭的伏線。

司馬懿並不是儒學大族,儒學大族與司馬懿的合作出於無奈,而司馬懿奪權後,也給儒學大族開了一個血腥的玩笑。

社稷未知——司馬懿的人心向背

1

「人失去了自己」,這是《大軍師司馬懿》反覆渲染的東西。

上半部,荀彧對曹操說:「今日的明公,還是當初的明公嗎?」下半部,司馬孚問司馬懿,是否還記得自己的初心。

而始終如一的諸葛亮,則是全劇的道德典範。

作者用意,可見一斑。

當垂垂老矣的司馬懿依依東望,他望不見人心,只有一地的刀光血影。

高平陵之變後,他徹底黑化,再不是當初的渡河才俊。

那時候,年輕的他還和曹丕談論青春理想,和乃父說起自己的一片忠心。

但如今,他成為執刀者,儼然一位徹徹底底的馬基雅維利信徒。

在《虎嘯龍吟》里,司馬懿有一個明顯轉變。

轉變前,他殫精竭慮,儼然魏國忠臣。

轉變後,他開始任你妄為,為了權力不擇手段。

讓他轉變的,是多年的壓抑和權力對他的誘惑。

當司馬懿說自己不管身前身後名,他已經轉變為一個赤裸裸的權謀家,建安風骨已成往事,歷史,走向更加血腥無道的關口。

變色龍司馬懿

萬幸的是,該劇是司馬懿的人物傳,卻沒有一昧為司馬家唱讚歌。

劇中,司馬懿步步黑化,但當他走到權力巔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孤家寡人」,他卻早已面目全非,成為一個陰鷙狠毒的野心家。

該劇下半部通過諸葛亮「弈棋」、司馬孚「質問」等情節,暴露出司馬懿的表里不一。

但這部劇還是對司馬懿有所貼金,其實,司馬懿一直都是「利益第一,價值第二」的人。

他像一隻變色龍,隨時根據形勢轉變策略。

曹操時期,他收斂鋒芒;曹丕時期,他鞠躬盡瘁,曹叡時期,他克制隱忍;而到了高平陵之變,他孤注一擲。

由始至終,司馬懿都以自家利益最大化為目標。

《大軍師司馬懿》上下部的諸多情節都來源於《晉書》,但後者對司馬家多有粉飾,這從司馬懿出仕這個細節可以看出。

在魏國史書《魏略》中,當司馬懿面對曹洪的徵召,他杵著拐杖,託病不出,但當曹操下令徵辟,他「投杖而應命」,這是典型的「出仕策略」。

但到了《晉書》,就成了司馬懿「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

可以說,從小浸染於世家文化的司馬懿,身處注重品評的環境裡,他早已習得官場的處事策略,深諳「待價而沽」的一套。

到後來成為朝中重臣,他不忘記逢迎諂媚的一套。

魏文帝時,他揣摩上意,獻上祥瑞「玉印」助郭女王封后;魏明帝時,他又先後獻《玄石圖》、獻祥瑞白鹿,作為示好曹叡及曹芳的禮物。

也是在明帝時期,明帝曾問大臣陳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陳矯答:「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朝廷之望,是在一時。

社稷之臣,功在千秋。

司馬懿可得人望,但未必有心於社稷。

司馬懿的圓滑從青年時期就表露了,在朝堂和鄉里,他的確很有口碑,但那是因為他積極維護士族網絡、發掘人才,通過「為我所用」,縱深自己的權力譜系。

可即便如此,也很少人用「清直」「仁義」來恭維司馬懿,因為司馬懿和這兩個詞實在不沾邊。

更多時候,他被視為一位隱忍的官僚,他隱忍,不為淡泊名利,為的是等待時機。

高堂隆曾提醒曹叡提防司馬懿,他是當時有名的諫臣,看法就很有參考價值。

他說:「(陛下)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

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釭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

」而司馬懿,恰恰有「鷹視狼顧之相」。

司馬家不會為曹家傾心竭力,曹家也不會放任司馬家,往深里說,雙方存在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

曹魏政權的根基是庶族、新興地主和武人集團,從根子來說,曹操是「世家大族壟斷政治」的掘墓人,他生在閹宦家庭,忌憚世家,於是「細政苛慘,科防互設」。

他的出身和眼界都決定了他和儒家大族的距離。

但到了曹丕這一代,為了稱帝和政治穩定,曹丕只能通過「九品中正制」給士族讓利,表面上招攬天下人才,其實進一步固化了階層差距,令世家大族漸漸抬頭。

而司馬家就是世家大族的代言人之一。

更準確地說,司馬家原本並非世家大族,但步步經營、逢迎儒門,一點點打入追崇儒家的大族網絡中。

到司馬懿這一代,司馬家至少看上去已經像一個典型的「儒家士族」,讀儒家經典,學儒家禮儀,交往的也多是儒家大族的子弟。

所以,司馬炎才說:「本諸生家,傳禮來久。

坦率而言,以陳群等為代表的儒門代言人並不發自內心欣賞司馬懿,但在與宗親的博弈中,手握兵權和人望的司馬懿是他們可以合作的對象。

而司馬家尊崇儒家,更多是政治策略。

司馬氏集團聚攏的人物,的確不能簡單歸為儒門或士族,某種程度上,他們是一群「實用至上」的人,看清了歷史的大趨勢,比起崇高理念,更信奉實際的權力和地位。

這也決定了司馬氏的變色龍底色。

曹魏根子裡與世家大族不和,而司馬家是後者的代言人之一,這是他們不可調和的矛盾。

即便如此,曹魏政權也並沒有對司馬家做出什麼極端之事,曹丕時期,前者甚至對後者禮待有加,終曹魏天下,司馬家都是錦衣玉食的名門望族,是典型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曹氏的壓迫逼得司馬懿忍無可忍」這種藝術加工在正史里站不住腳。

司馬家和曹家,誰也不是大白兔。

步步壓制——曹睿的政治理想

2

魏明帝曹叡在一天,司馬懿忠心一天。

這個皇帝有點像青年嘉靖,聰明絕頂,私慾很強,並非仁主,卻極有手段。

收集女裝、長發及地、口吃少言、起用女官,這是他的噱頭。

實際上,曹叡做了不少鞏固權威的事兒——崇尚書、迎宗廟、嚴刑法、禁浮華、控中樞、修宮室等,曹叡主政期間,魏國皇權強大。

奸君曹叡

要知道,先帝駕崩,曹叡接手的是一個問題重重的大魏江山。

對外,三國還未一統,魏國頻繁面對蜀吳(尤其是蜀國)的騷擾。

對內,宗室與士族的矛盾暗流洶湧,地方大族形成「國中之國」。

主少寡弱,權臣環視,可曹叡很快就掌控住局勢。

從政績上看,曹叡作為不小。

更重要的,是曹叡對世家大族的遏制。

東漢末年,政治腐敗,朝廷的聲譽跌到谷底,在朝廷,士大夫「目有長官而無君父」;在地方,世家大族有自己的獨立武裝,他們根深蒂固,積極培養自己的代言人,與朝廷對立。

由此,國家公權力也伴隨著皇權落到低谷。

早在曹操執政期間,為了統一事權,也為了加強自己的權力,已經出台了許多打壓世族的措施,而曹叡繼承乃祖遺法,一方面,他改易正朔、嚴刑峻法;另一方面,他翻新各項制度,強化中央權威。

曹叡想建立一個外儒內法、中央集權的帝國,想像「秦皇漢武」一樣為所欲為,這決定了他會與儒門合作,但卻要遏制有權勢的世家大族。

曹叡對世族的防備可以從「禁浮華」一事看出。

「禁浮華」在史書中記錄較少,但它卻是魏晉清談玄學之風的前兆。

太和年間,一些仕途受挫的貴族子弟雲集於京師洛陽,他們聚眾交遊、品評人物,這股風潮受上流青年知識群體歡迎,但卻遭到了曹叡的鎮壓,史稱「太和浮華案」。

據考證,「浮華交會」的代表是「四聰」、「八達」,他們是何晏、夏侯玄、諸葛誕、鄧颺、李勝、丁謐、畢軌等七人,而荀粲、裴徽、李豐、劉陶、傅嘏、司馬師也參與其中。

這些人大都是世家大族出身的子弟。

曹叡為什麼要對「浮華交會」堅決鎮壓?一來,他擔憂這些人像東漢黨人一樣反抗朝廷,二來,他要抑制世家大族子弟的勢力。

皇權社會,任何有影響力的社會組織勢必引起君主警惕。

終其一生,曹叡都對「四聰」、「八達」嚴防死守。

為了抑制世家子弟,曹叡還詔令劉劭制定考察官吏功過善惡的新規《都官考課》(又稱《考課法》),但遭到不少士族官僚反對。

設使新規有力執行,對世家大族就會是一個巨大打擊。

不過曹叡荒淫無度,死得太早,這個新規沒有長久實施。

新皇帝動作不斷,渴望占據政治主動權的士族不會束手就擒。

他們好不容易熬到自己的春天,盼望有朝一日,能夠掌控天下的話語權。

曹魏開國以來,曹魏宗室和儒家大族的對抗就是一條主線。

官渡之戰前,儒家大族心向袁紹,曹魏主要由譙沛武人和新興士族把持,但官渡之戰後,曹魏集團吸收了大量儒家大族,到魏文帝實施九品中正制後,他們的勢力進一步擴張。

所以,曹叡即位前,儒家大族的前景一片光明,他們不會容忍少年天子的「盛氣凌人」。

權力鬥爭,需要一呼百應的代言人,世家大族選中了位高權重的司馬懿,最終將司馬懿抬進了顧命大臣名單。

在這一過程中,儒門的態度是糾結的。

他們當然不發自內心想讓司馬懿作為大族代言人,可時勢使人低頭,在真正的儒門拿不出有力競爭者的情況下,面對曹魏宗親的步步壓制,儒門默認了司馬懿作為替其博弈的人選。

江山易主——歷史的血腥玩笑

3

對於司馬懿,曹叡很矛盾。

他希望擴張皇權,壓制世家大族,可受制於軍事和政治壓力,他又不得不倚仗。

所以,我們讀史書,會發覺曹叡對司馬懿時而親切,時而疏遠,他對這位世家代表且用且防。

用他的軍事本領,但不讓他進入權力核心。

早在曹叡即位前,司馬懿已經位列中樞,他和曹真、曹休、陳群並列輔政大臣,但曹叡並不把司馬懿當成真正的心腹。

終曹叡一朝,他與陳群、陳矯等人達成默契,那就是不讓司馬懿回朝輔政,與之相對,陳群、陳矯、曹真才是曹叡更信任的人,而司馬懿則被「拒之於外」。

只是計劃趕不上變化,由於軍事壓力和曹真的去世,曹叡不得不對司馬懿受以要職,派他坐鎮長安。

司馬懿漸漸做大,到平定遼東後,他在朝中的威望達到一個高點,儒家大族也與其合作。

為了牽制世家大族,曹叡曾有意壯大宗族、扶植武人集團。

太和五年,他詔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領嫡子一人朝聘,表明自己的態度。

而在顧命大臣一事上,最初的大臣名單也沒有司馬懿。

曹叡任命燕王曹宇為首輔,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輔助,行成一個宗室顧命集團。

如果這份名單通過,皇權就會惡性膨脹,對儒門大族則是巨大的打擊。

曹家最後的話事人曹爽

可是,曹叡卻在臨死前更改了名單,他將輔政大臣改成曹爽和司馬懿,這一變動為「高平陵之變」埋下隱憂。

曹叡為什麼要更改名單?有學者認為:這與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有關。

他們與曹肇不睦,又和司馬懿關係良好,是他們的進言影響了曹叡。

不過,以曹叡的「沉毅斷識」,即便病重,他斷難僅憑外人言行改變自己的意志,考慮到最終名單形成了表面上的宗親與士族「平衡」,而非宗親獨大,曹叡的最後一變,極可能與世家大族的集體施壓有關。

作為一國之君,曹叡不可能置世家大族意見於不顧,後者掌握權勢和軍隊,一不缺兵馬,二不缺輿論,三又在朝廷里網絡縱深,哪怕為了魏國的政局穩定,曹叡也需要安撫士族。

安排司馬懿為輔政大臣,就是這一博弈的結果。

曹叡如果真的對司馬懿完全信任,就不會久久讓司馬懿遠離中央,以戰事或整頓吏治的名義鉗制他的勢力。

天下三分,曹叡作為魏國這家合資企業的老總,他需要安撫司馬懿與世家大族的聯盟,也需要藉助司馬家抵禦蜀吳的軍事壓力,卻又不希望司馬家威脅皇權,他小心翼翼拿捏著這「尷尬的分寸」,最後還是妥協了。

終曹叡一朝,魏國皇權強大,整個國家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曹叡的個人意志。

如果綜合考慮曹叡的種種行為,便會發現他的內心隱藏有效法「秦皇漢武」的願望。

無論是行事風格還是政治理念,曹叡都與「秦皇漢武」保持高度的契合。

只不過,歷史的時勢與壽命的修短使曹叡短暫享受了一人獨治,卻還是倒在了通往「秦皇漢武」的路上,敵不過歷史的滾滾洪流。

有人說,如果再給曹叡多一些時間,按照他的規劃,曹魏的皇權將真正達到頂峰,而司馬懿也只能匍匐在皇帝腳下囁囁嚅嚅。

怎奈曹叡正值盛年就放蕩至死,倉促的「託孤決策」給了士族政治復興的機會,新君暗弱,輔政的宗親曹爽又志大才疏、狂妄無能,一場高平陵事變,司馬懿終成「執刀者」。

高平陵事變後,司馬懿以經典儒學取代了庶族名法派的政治路線,滿足了儒家大族的實際利益。

可在實際策略上,他背信棄義、屠殺宗親、獨攬朝政、架空皇帝,一邊宣傳自己的美名,一邊為子孫後代竊國大事鋪路。

這位儒家大族的盟友,卻做出一系列儒家精神所不齒的事,而他的子孫創立的王朝,由於不得人心、自相殘殺,支撐數十載,便以近乎荒唐的形式草草收場,最終只好偏安一偶。

仁義禮讓的神話,轉眼成為黃河兩岸的修羅場,在血雨腥風中勝出的野心家,卻也難逃轉瞬傾頹的命運。

可以說,歷史辜負了寒門武夫,也給儒家大族開了一個血淋淋的玩笑。

留下的,只是一江春水裡的累累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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