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袁曹之爭到高平陵政變

電視劇《軍師聯盟》，戲說的是一介書生司馬懿，被曹操徵辟為官，陷入曹家暗流洶湧的奪嫡之爭，運用謀略將曹丕送上大位並盡力輔佐，扶持士族、抑制宗室。

在與諸葛亮的較量與博弈之中，兩人互為對手又惺惺相惜。

在垂暮之年，司馬懿默默積蓄力量，忍辱負重，最終一擊成功，擊敗政敵，奠定了結束亂世、三國歸晉的基礎。

而這段戲說歷史的大背景，其實就是一部三國時期魏國士族的浮沉錄。

前傳：袁曹之爭

漢末魏初，天下諸侯，若非本有一定實力的軍閥，即是有社會名望與地位的名士，還有皇親國戚。

軍閥者如西涼董卓、徐州陶謙，名士如渤海袁紹、北海孔融，還有劉表、劉焉等王室成員割據地方。

也有諸侯出身微末，比如曹操，「贅閹遺丑」（陳琳檄文語）；呂布，晉陽一介武夫。

不過他們所面臨的，是同一個問題：該以什麼方法平治天下？

袁紹與曹操在北方之爭，實質上是寒門與豪門的鬥爭，是包庇士族還是打擊士族政策之對決。

袁紹家族「四世三公，勢傾天下」，其門生故吏遍布天下。

袁紹能夠被推舉為討伐董卓的盟主，說明其個人實力與地位受到了大部分士族的認可；而袁紹統一河北，任用河南河北的名士，與世家大族在某種意義上互相勾結。

袁紹用人，看重出身多於能力，看重名望多於實績。

他也大興儒學，招攬過當代大儒鄭玄。

另一方面，袁紹一族也「競為驕奢」「袁族富強，公子寬放」。

反觀曹操，其養父曹嵩為宦官；年少好遊俠，「世人未奇之」。

曹操為洛陽令時，「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其嚴法制、不避豪強的思想，在其為政早期就有體現。

從袁紹手下投奔曹操的謀士郭嘉，說袁紹「未知用人之機。

多端寡要，好謀無決」。

與郭嘉同樣離開袁紹陣營的荀彧，長於治國，精於識人，在被奉為上賓時就看出了袁紹集團的核心問題，而他所關心的核心問題就是「袁紹的治理模式能不能平定亂世」。

袁紹「以寬濟寬」，政權腐朽；只知索取，百姓受害深重。

曹操攻陷鄴城，查抄審配的家產，「財物貲以萬數」。

有識之士都在袁紹勢力達到頂峰的時候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離開了袁紹，這不能不說是歷史時代對曹操模式的一種認同。

與袁紹「未知用人之機」相反，曹操提出了自己的用人理念，即「唯才是舉」。

這四個字，在三國時代分量極重。

曹操的執政理念中，核心是打擊世家大族。

他舉兵之初，就殺掉了九江太守邊讓。

邊讓其人，乃是與孔融、陶洪丘齊名的東漢名士。

殺掉邊讓之後，張邈、陳宮投靠呂布，曹操後院起火；兗州世家大族舉事，到最後曹操只剩下三座孤城。

這是曹操首次與世家大族的矛盾衝突。

曹操以其出色的個人才能主導了事件的走勢。

他平定兗州，殺呂布，破劉備，鎮關中，迎獻帝於許都，從搖搖欲墜走向成功。

曹操鞏固地盤的同時，一步步侵削世家大族的利益，安撫民生，恢復生產。

而他打擊世家大族的政策中核心的一條，正是人才選用上的「唯才是舉」。

「唯才是舉」指的是重視才能多於德行。

曹操認為，亂世則用非常法，有才能的人各司其職，才能更快地平定天下，所謂「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

郭嘉乃潁川郭家旁支，為人不檢點，曹操視其為心腹。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加上一個投降的張郃，「五子良將」的出身都是如此。

另一方面，「唯才是舉」還表現在打擊清議、嚴禁周比的舉措上。

曹操反對袁紹的崇尚道德、重視清議，因此在占據河北後下令禁止「阿黨比周」，整肅風氣；當自己的勢力發展起來後，曹操又殺楊修、殺孔融、放逐禰衡，對東漢以來的政治積弊做出了積極的處理。

正因「未知用人之機」，加上「好謀少斷」，「外寬內忌」，袁紹集團在官渡之戰中錯失了多個戰機；而曹操則以其堅定的意志和卓越的軍事才能打敗了袁紹，之後入主鄴城，擊敗袁譚、袁尚，最終統一北方。

《求賢令》：士族歸來

北方的統一，是曹操的勝利，也是曹操模式得到肯定的結果——打擊士族，恢復生產，保障民生，「唯才是舉」是這個歷史時段的要求。

當時的條件要求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北方，而非一個與士族同流合污的政權。

不過問題是，曹操也無法徹底改變士族在經濟和政治上逐漸坐大的情況，這也是曹魏集團在中期改變執政方針的原因。

赤壁之戰北歸，長江、秦嶺成為封鎖曹操統一天下的關卡後，如何穩固北方的社會、促進經濟發展成為曹魏政權需要考慮的首要任務。

而正在這時，曾經為曹魏政權打擊的世家大族，又悄然來到了曹操身邊。

何夔在赤壁戰後提出意見，認為曹操選士「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顯然是在反對「唯才是舉」；提拔人才應該「核之鄉間」，再度向察舉制靠攏；而曹操竟然表示同意。

建安十八年（公元211年），曹操最後一次頒布《求賢令》，「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與「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並列放置，在某種意義上是北方從亂世逐漸轉變為治世、從打擊世家大族轉變為與世家大族合作的註腳之一。

而正因為向世家大族靠攏，使曹魏政權逐步完成了統一北方到重新建構社會秩序的任務。

隨著曹氏政治地位的提高，絕大部分名士都選擇暫時效忠曹魏政權。

它的代價，是曹操放棄了曾經「治世之能臣」的政治理想，是荀彧的仰藥而終。

世族出身的司馬懿和陳群正是從這時候開始，緊緊跟隨在曹丕左右的。

曹丕繼位後，陳群很快提議推行九品中正制：諸侯割據，天下大亂，家族流離遷徙，名士背井離鄉。

為了延續在東漢時的地方風評，中央政府在各個地方設立了「中正官」，為身處異鄉的名門望族進行家門和品行的評定，從而作為入朝做官的依據。

錢穆先生說，九品中正制乃是曹魏實行的一項「一時之政」。

此後這項政策被士族利用，成為壟斷政權的重要制度保障。

九品中正制的確立表示曹魏的政治立場正式由打擊世家大族轉變為偏向世家大族，從而為曹丕稱帝直接提供了政治資本，但也使得曹魏為自己的帝位付出了過高的代價。

士族得以壟斷了官位，「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往長遠看，這條當時被認為是「一時之政」開啟了長達百年的門閥政治制度，各大家族興衰無常，皇權政治出現了變態。

另一方面，在曹叡繼位之後，曹氏對士族的態度由拉攏又逐漸轉變為打擊。

北方的局面趨於穩定，使得中央可以再次發力，對士族進行打擊。

魏明帝在位期間，浮華案發，明帝或免官，或斥出，肅正風氣。

《三國志·魏書》「諸葛誕傳」注引《世語》：「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為四聰，誕、備八人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凡十五人。

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錮。

」

從某種意義上講，明帝是借浮華案打擊士族清談的囂張氣焰。

不過，魏明帝的努力最終還是落了空。

曹魏的皇權，在文帝、明帝早早去世之後，徹底為士族所架空；而打擊士族的一系列政策，成為高平陵政變的導火索。

大結局：高平陵政變

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司馬懿乘曹爽兄弟隨魏帝曹芳外出祭掃高平陵之際發動政變，又迫郭太后下令廢曹爽兄弟官職。

最終司馬懿以謀反罪名族誅曹爽兄弟及親信，曹魏政權自此落入司馬氏集團手中。

高平陵是魏明帝曹叡的陵寢。

明帝託孤去世之後，曹爽掌握了魏國的實權，其手下的重要成員夏侯玄提出的「正始改制」。

正始改革，大概可以分為三條：一，改革九品中正制；「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

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台閣，台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使中央有直接決定中正推舉的士人能否為官的權利，加強中央集權；二，去「郡」制，以為州郡並行實無益處；「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他還一針見血的指出，「干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

其三，整肅風氣，提倡節儉；「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

正始改革的三條要求，每一條都體現了打擊士族的中心思想。

加強中央集權，士族就失去了入朝做官的世襲權利；去郡制，使士族在地方無從與官勾結，操控選士，攫取經濟利益；提倡節儉，打擊了奢華的經濟作風。

而這段《時事議》，司馬懿在表示「皆大善」的同時，也說「卒不能改」。

《時事議》是代表曹魏政權行政態度的一文，也是曹魏企圖再次主導政壇的一次嘗試。

但遺憾的是，因為種種原因，士族對此作出的反抗並非不合作的態度，而是直接政變。

換言之，高平陵政變並非只是司馬家的政變，而是由司馬家代表的北方士族的政變，他得到了大部分士人的支持。

《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引《襄陽記》：「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民心歸之，亦已久矣。

」

司馬懿自高平陵政變後，又「案九品之狀，諸中正即未能料究人才，以為可除九制，州置大中正」，進一步削弱了地方自主選人的能力，而「州中正」則讓盤踞在中央的世家大族進一步掌握了選官權。

而這也是司馬懿掌權之後，對豪門士族作出的妥協。

高平陵政變，嚴格來說是一個士族理政的政變，由名門望族徹底代替了出身寒門的曹氏。

這場政變由出身地方望族河內司馬氏、效忠曹氏三代的託孤重臣司馬懿發起，最終由司馬懿之孫司馬炎奪得皇權，是為晉武帝。

在曹魏皇權旁落、司馬氏大權在握的時候，荀彧、鍾會這些名門之後，背棄了作為一名名士要堅守的節操和信仰，選擇了效忠司馬家。

反而是出身寒門的曹氏，表現得更像具有風骨的名士。

在幾代皇權更替之後，高貴鄉公曹髦毅然選擇了以身殉國，企圖用生命對司馬家的壓迫進行抗爭。

從高平陵政變開始，主政者成為士族本身，士族本身強大的實力與風雲變幻的政治共同成就了兩晉門閥政治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