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論《三國志》在三國題材藝術的功能

陳壽《三國志》有著很高的史學地位，在廿四史中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為「四史」，最為世人所推重。

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中贊曰：「惟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遷、固，非妄譽也。

」１陳壽《三國志》的歷史觀念與敘事藝術對後來三國題材的文學藝術影響極大。

一、結構：並列三國與把握形勢

《三國志》的重要創造意義首先在於它的結構。

「一篇敘事作品的結構，由於它以複雜的形態組合著多種敘事部分或敘事單元，因而它往往是這篇作品的最大的隱義之所在。

他超越了具體的文字，而在文字所表述的敘事單元之間或敘事單元之外，蘊藏著作者對於世界、人生以及藝術的理解。

在這種意義上說，結構是極有哲學意味的構成，甚至可以說，極有創造性的結構是隱含著深刻的哲學的。

」２ 陳壽《三國志》最具深意的結構在於並列魏、蜀、吳三國，名之為《魏書》、《蜀書》、《吳書》，總其名為《三國志》。

這一結構隱含了陳壽對那段歷史的認識與思考。

陳壽之前的史著有紀傳體、編年體，有通史、斷代史，有國別史。

當三國之時，有各國各記其事的史書，包括雜傳。

三國之後，陳壽的同時代作史者，因晉禪魏而來，因而眼中只有魏，以魏為正統。

陳壽作《三國志》時所依據的各國史書有王沈《魏書》、魚豢《魏略》、《典略》，在陳壽之後有孫盛《魏氏春秋》、王隱《晉書》、環濟《吳紀》、張勃《吳錄》、王崇《蜀書》、習鑿齒《漢晉春秋》、王隱《蜀記》、皇甫諡《帝王世紀》、常璩《華陽國志》等，而陳壽卻「迥拔乎流俗之表」，「獨齊魏於吳、蜀，正其名曰『三國』」３，獨創出融國別與紀傳、斷代為一體的新體例。

這除了歷史的獨特見解與著述的獨創思維之外，尤其還需要敢於正視歷史、不畏當權的過人膽識。

對於陳壽列魏主為「紀」，於蜀漢、孫吳之主則列「傳」，後之論者多所詬病。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論較為允當：「其書以魏為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

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

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

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

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跡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偽魏。

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

其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

」４每一種觀念傾向都有其歷史選擇、民心向背、社會心理的具體內在的原因。

從對後世的影響來說，只有陳壽並列魏、蜀、吳正其名為「三國」，才可能有後來的東晉習鑿齒以蜀漢為正統，才可能有後來平話戲曲小說中的尊蜀貶魏，這是史學與藝術思維前進的必不可少的每一環。

並列魏、蜀、吳名之為「三國」，這是《三國志》的外結構。

而以歷史形勢的變化為線索，把握三國時期歷史存在的本質特徵，則是《三國志》的內結構。

陳壽麵對三國歷史，面對千頭萬緒、浩如煙海的歷史事實與歷史資料，他就像一位胸懷丘壑的建築大師，在陳述中布局歷史的山川河流。

他以史家敏銳的眼光，洞察錯綜複雜的政治、軍事形勢，充分把握三國歷史的特點。

他的史著特別重視對歷史形勢的分析，魏晉時代提出「文以氣為主」，《三國志》就是以歷史形勢作為神氣，歷史存在因之而神氣貫通，生動呈現。

最為顯著、為普通讀者所共知的是諸葛亮對天下大勢的分析，它甚至是《三國志》全書寫作的潛在構架，影響了後來所有三國題材的平話戲曲小說。

確實由於諸葛亮胸懷天下，深謀遠慮，權衡利弊，對天下大勢的分析精闢而中肯，所以陳壽對諸葛亮的智謀情有獨鍾，《蜀書·諸葛亮傳》幾乎全文抄下諸葛亮的「隆中對」。

後來三分割據之勢基本上如諸葛亮所言，只是由於蜀漢未能堅持以吳為援、聯吳抗曹的戰略，因而成為三足鼎立中首先坍塌的一足。

陳壽胸中即有一幅三分天下大勢圖在焉。

他高屋建瓴地洞悉漢末至魏晉形勢的變化。

所以，他對三國歷史的書寫自始至終特別重視對歷史形勢的把握，特別重視歷史人物的形勢判斷。

５

早在曹操為兗州牧之時６，毛玠作為治中從事，就對曹操說：「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

」這是最早為曹操布局天下的謀士，曹操敬納其言。

後來胡三省注《資治通鑑》評曰：「操之所以芟群雄者，在迎天子都許、屯田積穀而已；二事乃玠發其謀也。

」

《三國志》卷六袁紹傳記載，袁紹領冀州牧後，從事沮授就建議袁紹迎天子成霸業７，他為袁紹布局了一幅政治發展大勢圖，謂：「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 可惜袁紹不能用之。

荀彧，曹操倚為子房，為曹操成就帝業奠定基礎。

荀彧胸中，也正有一幅天下大勢圖在焉，在曹操每一次重大選擇中，荀彧都以這幅天下走勢圖示之曹操。

如興平二年，呂布襲奪了兗州，正逢陶謙死，曹操想要先取徐州，然後再平定呂布。

荀彧分析天時地利，認為必須先奪回兗州。

又如建安元年，時機成熟，曹操聽荀彧、程昱之勸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

歷史證明，「挾天子以令諸侯」是曹操統一北方的重要策略。

三國鼎立形勢有賴於吳蜀同盟以存，當時形勢不容吳、蜀有第二種選擇。

以諸葛亮、魯肅之明，對此有清醒的認識。

所以，魯肅在世，極力維持兩國之好。

魯肅死後，吳國急於奪回荊州，不惜毀盟，加之劉備、關羽政治素質的欠缺，兩國交戰，互耗內力。

劉備死後，諸葛亮派鄧芝出使吳國，重修兩國舊好，但蜀已大傷元氣，回天無力。

唇亡齒寒，一旦蜀漢滅亡，亡吳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吳書·華覈傳》中，有智之士華覈在上疏諫孫皓時便對此作出了判斷。

可惜此時的吳主與蜀主一樣，都不能守成，亡吳歸晉是史之必然。

三國時代自始至終，精英人物都能預先看到廣大的天下形勢，從而提出或作出政治上的應對策略。

陳壽書寫這段歷史，也正是高屋建瓴地俯瞰到天下江山之布局、形勢之縱橫變化，從而運形勢於筆端，探討歷史發展之變數與規律。

《三國志》並列三國的外結構、俯瞰形勢的內結構，隱含著深刻的人生哲學與歷史判斷，它極為深沉地規範著後來者對三國歷史的敘述。

三國的歷史事實上就是政治、軍事鬥爭的歷史，甚至或可稱為征戰史。

但後來的平話與小說之所以屬於講史、演義的範疇，而不屬於朴刀杆棒、鐵騎兒、英雄傳奇的類型，包括戲曲、說唱在內的三國藝術之所以重於人物精神、社會倫理、歷史成敗等方面的表現與探討，是與《三國志》的肇始之功分不開的。

二、智謀：魏晉時代「人」的自覺

魏晉時代是文學自覺的時代，更是「人」的自覺的時代。

紀傳體的《三國志》以人物為中心，擯棄了表和志等書寫形式，在歷史事件的記載中尤其注重人的智慧與精神。

假如說陳壽對歷史形勢的把握表現了他「時勢造英雄」的歷史觀的話，那麼，對人謀的突出表現則體現出陳壽「英雄書寫歷史」的英雄主義精神。

政治、軍事之爭，實為人的智慧與謀略之爭。

諸葛亮在《隆中對》里論及曹操和袁紹這兩大集團時就說：「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

」

在陳壽所書寫的三國歷史中，這一時代的帝王與其他時代不一樣，陳壽的書寫不強調他們的「君權」來自於「天」授或「神」授，而重筆書寫的是他們以自己的智慧與精神爭取「君權」。

《三國志》表明，人才再盛，若無善於選擇與判斷的政治首領的明略，輔佐人才終難成事，政治首領也終成不了霸業。

荀彧曾為曹操分析過曹袁的素質差異：

袁紹非麾下人才不盛，但「遲重少決」的袁紹不能聽之用之。

而曹操始終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善於聽取謀士的建議，明於判斷，最終決機戰勝強敵。

也正由於政治首領素質上的這些差異，導致了官渡之戰以弱為強的結局。

在其他歷次戰爭以及重大歷史選擇之中的吳蜀方面也是如此。

趙翼在《廿二史剳記》「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這條筆記中說：「人才莫勝於三國，亦惟三國之主各能用人，故得眾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勢。

」

三國鼎立的時空框架是由曹操、劉備、孫權等歷史軸心人物支撐起來的９，但歷史軸心人物的意志必須通過輔佐軸心人物的文臣武將得以實現，文臣武將則以自己的智慧與行動影響軸心人物。

在《三國志》中，似乎文臣比武將又更具內在的行動力，而謀士群落更是《三國志》中極為重要的一組人物群體，在《魏書》、《蜀書》、《吳書》中都占著最顯要的位置。

由於曹操對人才重要性的認識遠遠早於孫權與劉備，曹操重用人才的力度也遠遠超於孫、劉，因此，三國之中曹氏集團人才最盛，文臣武將最多。

陳壽對魏之謀士評價極高。

《魏書》中荀彧、荀攸、賈詡傳列於魏之眾臣之首。

如荀彧，「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

」曹操的很多謀臣武將都是由他推薦的，如荀攸、郭嘉、鍾繇等等。

曹操對他極為信任，幾乎言聽計從，他對曹操成就霸業起了極大的作用，以至於「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１０。

傳末陳壽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卷十四傳末總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

」在這兩卷傳文中，記載的都是他們為曹氏出謀獻策立下不朽奇功之事。

《蜀書》五在主、妃與子之傳後即首列諸葛亮傳。

諸葛亮作為智慧之星，其光芒照亮了整部《三國志》，更照亮了此後的三國藝術。

吳國的文臣儒士比之蜀漢為盛，周瑜、魯肅、呂蒙傳中充分表現了他們的智謀。

陳壽不僅推重謀士的歷史地位，對於武將，極為讚賞的也是他們的智慧與精神，魏晉時代對人的認識與尊重由此可見。

如呂蒙，這是一位「少不修書傳」的武夫，但《三國志·吳書》呂蒙傳中，終其一生，所記載的大事都是呂蒙用智謀而取大功之事，津津樂道的是夷陵救甘寧、為魯肅代周瑜陳劃五策、「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誘降郝普、降士仁麋芳、逼關羽定荊州等等智謀。

孫吳武將中，黃蓋大概是人們心目中最具武夫性質的形象。

但在簡短的黃蓋傳中鋪敘的也恰是黃蓋的智謀。

《三國志》對人謀的推重直接影響了後來藝術表現三國的小說戲曲，它們無不以三國人物的智謀為重要演繹對象，每一次戰爭都不僅是力的拼搏，更是智的較量，諸葛亮的形象在敘事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更是一個明證。

有趣的是，三國題材藝術對曹操的逐漸醜化，也是拿曹操的智慧做文章；正是在道德評價的前提下，曹操的智慧被冠以「奸詐」的惡名。

三、基本的人物譜系與歷史情景

陳壽秉承傳統史學的實錄精神，對歷史人物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

客觀敘述使歷史人物以本真的面目美醜並置，善惡並存，從而客觀地實現了歷史人物性格的複雜構成或曰多元複合。

陳壽對曹操評價說：「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眎四州，強盛莫敵。

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擥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

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陳壽的評價首先肯定曹操的智謀，但筆法之中是包含褒貶的，如「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結合曹操生平，可知是褒得有分寸的。

在曹操本紀中我們可以讀到曹操的雄才偉略，也可讀到在複雜政治鬥爭中曹操的殘忍凶暴，如屠彭城，如殺伏後並誅伏氏宗族數百人，等等。

在其他如荀彧傳、楊修傳等之中以互見方式較為全面的表現曹操在政治、生活中的多重性格，其中也不乏陳壽敘述所透露的貶義與微詞。

對於劉備，在道德評價之外，著眼於其謀略方面次於曹操的能力評價，曰：「先主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

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

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

對孫權評價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

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

然性多疑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

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

對這三位政治首領，陳壽置之於漢末天下大亂的政治大舞台，客觀地評價他們的歷史功績與勝敗得失，明寓褒貶，評價中肯。

對於諸葛亮，陳壽似乎是懷著特別的感情的１１。

一篇《諸葛亮傳》，結構獨特，近人李景星曰：「前載隆中一對，見三分之大勢在其胸中；中載出師一表，見一生之精誠溢於紙上；尤其用意處，則於後幅備列《諸葛氏集》目錄及其表上之言。

因其推崇之至，故為此破格之文，所謂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也。

」但即使如此，陳壽對諸葛亮的評價仍然是褒貶分明的：「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後來三國題材的藝術中，主要人物形象都具備多元複合的性格構成，因而形象真實豐滿，這得力於陳壽中肯客觀的歷史敘事。

惟有諸葛亮，在後來的藝術中形象趨於類型化，以致於魯迅論之曰「欲狀諸葛之智而近妖」，有違於《三國志》中對諸葛亮較為全面客觀的評價。

諸葛亮這一形象的生成有著複雜的歷史背景，它積澱了不同歷史階段多種政治因素和情感意向。

然而這一形象向單純的「智多星」類型演變，也仍然是以《三國志》對諸葛亮特別用筆與用情為發端的。

前人稱陳壽《三國志》質勝於文，敘事簡要或許正是史家陳壽的追求，但行文之中文質彬彬者亦盡可稱道。

相比較而言，《三國志·魏書》屬於事件密集型敘事，大概由於素材豐富，紀傳中的人物在歷史軍國大事中的行動很密集，但人物精神氣質的描繪卻大多是語焉不詳。

其中對後來的藝術敘事影響較大的是戰爭場面的描寫，以及活躍於其間的武將形象。

如卷十七《張遼傳》寫張遼守合肥與孫權之戰，先敘屯守合肥之緣起，曹操之密函，伏臥懸念。

發函而疑，寫張遼之果斷。

次而敘戰之前奏：募士饗士，準備明日大戰。

最為濃墨重彩敘述的是交戰場面：張遼之衝鋒自呼，孫權之大驚無措，張遼之突圍復還，孫權之人馬披靡。

後敘及交戰效果，正如曹操所期望、張遼所理會——「吳人奪氣」，保住了合肥之守。

最見敘事匠心的是末之補敘：曹操再次征孫權時，沿著張遼戰孫權的戰場巡行，「嘆息者良久」，意味深長，張遼之勇、交戰之激烈於無聲中得到強調。

這已是一篇敘事完整的散文或微型小說，短短五百字，蘊聲色於質樸之中。

而《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其中有的篇幅敘事較為瑣細，搜奇記軼，常通過人物日常的瑣細之事生動有趣地寫人，著意於寫出人物內在的性格與精神面貌。

如後世多種藝術特別喜好演述的張飛、關羽故事，在《蜀書》中多已具動人的細節。

如張飛長阪拒敵，錄以張飛性格化的語言「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令人如見其人，如聞其聲。

關羽的「策馬刺（顏）良於萬眾之中」、忠義歸先主、辱罵孫權婚使等等，都見於《蜀書》。

其中「欲與馬超比人才」、「刮骨療毒」所記較為細緻。

此中，張飛、關羽的精神氣質生動俱現。

又如《蜀書·先主傳》記述劉備幼年以桑樹為車蓋的遊戲之事，以此預示劉備後來的非凡發達。

這一遊戲細節，為後來所有演劉備的文學藝術所汲取，成為劉備形象固有的背景。

總之，因為陳壽的敘述，三國時代的重要人物如政治首領與謀士、武將群體從三國歷史中突現出來，客觀地實現了歷史人物性格的多元複合，其中有的篇幅細節豐富生動，其對人物心理與精神氣質的表現，對戰爭場面的描寫，直接為後來三國題材的文學藝術奠定了基本的人物譜系和歷史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