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三國也是一種成年禮

《三國志》中的《倭人傳》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有關日本的文獻，對日本人影響很大，許多關於三國的遊戲，都是日本人研發的。

（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4月20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既然讀「三國」等於成人禮 戴燕談《〈三國志〉講義》》）

對好多中國人來講，閱讀《三國演義》這一類講史的小說，就等於在接受「成人禮」，接受一種成年的教育，從這裡頭去認識人、人際關係、社會、政治等。

今天很多人對人生的態度，特別是談論政治的方式，也還受到這類小說的影響。

復旦大學教授戴燕把《〈三國志〉講義》寫成了書。

書的內容脫胎於戴燕為復旦大一新生開的一門《三國志》通識課。

每期都有不同專業的大約一百名學生選修此課。

戴燕為自己設定的最低目標是「不要講得學生都跑光了」。

她希望自己能夠逃離開權謀、打仗、君臣父子、恩義情仇，講出一個不一樣的「三國」。

傳統「三國」歷史敘事中一帶而過的人物，往往會成為戴燕專門的一講。

曹操的夫人卞氏就是一例。

卞氏本是倡女（歌舞藝人），卻可以在董卓威逼利誘的危難之時，攔住曹操要四散的部下，在兒子曹丕被立為太子之後，也並沒有喜形於色，忘乎所以。

曹操稱讚她「怒不變容，喜不失節」。

曹操殺死楊修後，給楊修的父親楊彪寫了一封信，講「不得不」的理由。

夫唱婦隨，卞氏給楊彪的夫人寫了一封信，動之以情。

華佗也是一例。

戴燕分析了他的醫案，發現這位神醫的治癒率其實只有百分之五十，三國時期人們對於生命、疾病和醫術，有比今天更達觀的態度。

時間的線索在《〈三國志〉講義》中極為靈活；史料之外，理解力和想像力常起到勾連的作用。

寫魏明帝一章，戴燕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

「魏明帝時代是曹魏的鼎盛時期，什麼都好，蜀、吳簡直都不在話下。

可是這個黃金年代很快就過去了。

魏明帝的爺爺曹操活了66歲，他爸爸曹丕活了40歲，他才活了36歲，他的兒子生下來就夭折。

這個人的內心應該是什麼樣的？他死以後，司馬氏的力量越來越大。

文學上面，阮籍、嵇康特別是阮籍那種隱晦的詩風也取代了建安時代明朗的風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帶著這些問題，戴燕把魏明帝曹叡的材料和他母親甄氏的材料、何晏讚美魏明帝的《景福宮賦》對讀，試圖分析曹叡的心理創傷。

《〈三國志〉講義》里似乎沒有作者的態度，但寫誰不寫誰，怎樣寫，已是剪裁。

曹操和諸葛亮跟慣常印象就不大一樣。

諸葛亮，有擔當也有局限，並不一味是千古完人。

曹操有權謀一面，同時也是心胸開闊的文藝青年，「雖在軍旅，手不釋卷」，與文人寫詩唱和，開創「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的建安一派。

《三國志》水平究竟高不高？

南方周末：書的前言部分交代了陳壽的歷史觀：他認為漢魏晉之際的更替是「天經地緯，理有大歸」，這跟過去「漢賊不兩立」的講法很不一樣。

戴燕：對陳壽寫魏蜀吳三國的方法，差不多從東晉以來就有討論，也有不少批評。

當我們回到歷史中，會發現陳壽需要處理的問題其實很棘手，不是那麼簡單的黑白分明。

我在書中引用了小林春樹的說法。

他是以《漢書》和《三國志》做比較，認為為了維護漢代的正統性，班固的辦法，是拚命強調漢是一個永不衰落的神聖王朝，可是陳壽已經見過漢代的衰落，他知道魏也好、蜀吳也好，必定是與漢一樣，有興就有衰，不可能不朽。

陳壽是在西晉寫《三國志》的，那時距離蜀亡國已經過去了二十年，在這二十年中，魏、吳也亡了，西晉一統天下。

作為一個晉人，他可以認為晉的歷史從司馬懿就開始了，如果這樣算，魏就比蜀亡國亡的還要早一點。

在這種情況下，他又怎麼來看三國呢？

以前人認為在「前四史」里，《三國志》不算水平高的。

但是，南朝宋時的裴松之選它來做注，卻說它「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評價並不低。

當時還有名士說：「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

」也把它看成史書的典範。

我自己讀《三國志》，常常想到陳壽麵臨的困難是司馬遷、班固都不曾遇到的。

南方周末：從講義看，魏國占了很大篇幅，對曹氏父子的評價也比對另兩個國家的主事者高很多。

你應該是認同陳壽的歷史觀的？

戴燕：因為我講的是《三國志》，只能老老實實按照陳壽寫的內容講。

《魏書》的篇幅本來就比《蜀書》《吳書》多很多，《魏書》還有《方技傳》《東夷傳》，涉及的面也比較廣，我選它就多一點。

在日本，幾乎無人不知邪馬台

南方周末：關於《東夷傳》和《倭人傳》的一講很有意思。

我們都知道日本人對《三國志》很感興趣。

是因為《三國志》里有《倭人傳》嗎？

戴燕：當然，《倭人傳》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有關日本的文獻。

日本人對自己的歷史記錄要到八九世紀才有，所以在日本，研究《倭人傳》的學者好多並不是研究中國史的，而是研究日本史的。

《倭人傳》的內容在日本的普及程度也很高，他們不一定知道《三國志》這本書，可是幾乎無人不知邪馬台、卑彌呼女王，我還看到過一種「卑彌呼」牌的鞋子。

《三國演義》傳到日本以後，對一般日本人的吸引力更強，好多三國遊戲就是他們開發的吧。

有一位研究中國史很有名的日本學者谷川道雄，十幾年前有一次我跟他聊天，他就說三國的歷史是那麼精彩，在日本從來沒有過那樣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

南方周末：《三國志》認為高句麗人「性凶急」「習戰鬥」，頑強不屈，屢戰屢敗，而倭人很恭順。

對高句麗的判斷，今天還適用；對日本，似乎是根本的誤讀。

戴燕：當時，高句麗和魏、吳的關係錯綜複雜，又有複雜的歷史淵源，不像日本，在一個比較遠的海島，受自然條件的限制，來往不便，相互之間的認識也不深。

從陳壽的記載看，高句麗人當時住在朝鮮半島北部的大山深谷，愛乾淨，擅長歌舞，可是急脾氣，很強悍，與漢魏政府打交道頗有自尊心，不光不肯屈服，還時不時主動出擊。

所以王莽就氣得喊他們「下句麗」，到了魏的中後期，也是跟他們打了好幾仗。

文學史里的三國時代多麼精彩

南方周末：書中寫諸葛亮喜歡自比戰國策士。

就整個時代風貌來說，三國和戰國是不是真的可以比較一下？

戴燕：實際上這也正是我在復旦開《三國志》這門課最想講的一點。

我是研究文學史的，就整個中國歷史而言，三國時代並不長，還分裂，好像沒有什麼可說的，但是我們文學史一講到三國，就會說這個時代有多麼精彩。

從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到阮籍、嵇康，這是大家都熟悉的，也是對後世文學影響至深的。

同時在思想史上，我們也知道三國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期，融合了儒學與老莊思想的玄學就在這時興起，至少延續到了唐代吧。

佛教也是從東漢以來，在這個時期越來越多地傳入中國。

如果我們不拘泥於傳統政治史的講法，不只關心成王敗寇的一面，就會看到三國歷史的另外許多面相，知道它在思想史、文學史上都開了一個頭，帶出很多新東西。

我們都知道戰國時有諸子百家爭鳴，是那樣一個盛況，那麼三國時代這方面的變化，是不是也值得去講一講？

南方周末：我讀這本書的感受是，三國時代的文採風流主要還是在魏國，另兩個國家在文化上不太強。

戴燕：可能是我在寫講義時，比較突出了以中原為中心的思想文化脈絡，漢魏之間有哪些延續、哪些改變。

魏占據了中原，以兩千年的中原文化為基礎，自然基礎雄厚。

實際上蜀吳在那時文化水平也不低了，蜀在漢代就出過司馬相如、揚雄那樣的學者和作家，吳也有自己的學者作家，現在吳出土的很多竹簡和器物，證明吳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相當發達。

可是與魏相比，又因為陳壽是在繼承了魏的西晉洛陽編寫《三國志》吧，他筆下的蜀吳還是相對邊緣。

所以，我也沒有太想好怎麼才能把蜀吳的文化特點更突出起來。

南方周末：陳壽就曾經是蜀國人。

他的老師譙周號稱是「碩儒」，門人弟子很多。

戴燕：可是你看《蜀書》中記載的蜀地學者包括譙周，他們的歷史觀、意識形態還是漢代式的，也就是術數讖緯、五德終始那一套。

吳也有在漢代很主流的經學傳統，它的民間文化裡面則好像娛樂成分較多，大概因為經濟比較發達。

佛教的傳來有一支從海上，所以應該在吳也有影響，但是《三國志》記載得很少。

總的來看，要等到西晉大一統之後，原來蜀和吳的人才迎來文化上的大爆發。

士人有一種錯覺

南方周末：書中呈現的曹操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很有意思：你強調建安風骨，強調曹氏父子與知識分子的良性互動，同時也寫到曹操殺掉了孔融、楊修、華佗。

戴燕：曹操剛起來的時候，還是一個平常人。

在漢末的風氣裡頭，士人也就是知識分子還是挺有輿論力量的，他知道也要得到輿論的幫助。

可是當他得到帝王般的權力時，一旦士人妨礙到他的政治，那他是不容的。

這就是傳統士人和帝王的關係，從來如此。

有時候，士人會有一種錯覺，以為自己真能載舟覆舟，那還是高估了自己。

南方周末：書中描述的建安風骨很讓人嚮往：一代文士受曹操父子的激勵，「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實際上這種美好的局面只是曇花一現嗎？

戴燕：「建安」是東漢最後一個皇帝漢獻帝的年號，慷慨任氣，那也就是漢末的事情，到了魏的中期，阮籍就開始寫他是如何在苦悶中自我放逐了。

不過話說回來，你可以看到從曹操他們開始，文學的風氣大大改變，不僅僅是自信開朗的風格占據主流，他們寫得最多的五言詩也逐漸變成中國文學的一種最重要體裁。

「建安風骨」就像一個特別的符號，代表歷史上一種理想的文學狀態、文學典範，從此在文學史上不斷被提起，過一段時間就有人要求回歸到建安文學。

應當說，這個典範是由曹操父子及其同時代的士人共同造就的。

南方周末：被曹操殺掉的三個大知識分子裡，華佗很特別。

你在書中不厭其煩地分析了華佗的病案，統計他的治癒率。

戴燕：研究華佗的人太多了。

我不懂醫學，可是注意到陳壽記載的好多病案。

別人不當回事，我就做了簡單的歸納，結果就發現他的治癒率其實只有大約50%。

我們知道華佗是歷史上最有名的神醫，那麼要來怎樣解釋這件事情？

這樣我才去關心古代的「良醫」究竟是個什麼概念。

《左傳》中寫到大約公元前六百年，秦國有兩位著名的醫生緩與和，受邀去給周成公看病。

頭天晚上，成公夢到自己的病在膏之下、肓之上，第二天一聽診斷，果然如此。

可是醫生又說「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已經不治。

周成公並沒有怪緩告訴他真相，反而稱讚緩是個好醫生。

這是不是說明在《左傳》的時代，所謂「良醫」就是能做出正確診斷的醫生。

《史記》里記載的另外兩位名醫扁鵲和倉公，也是類似情形。

倉公說「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

可見從春秋到漢代，很多人都知道好的醫生不一定能起死回生，而是能看到生死的門限。

古人對「良醫」的界定，是不是比我們現代人還要聰明？我弟弟就是一個很好的醫生，責任心極強。

有時候我們聊天，他就說哪有職業醫生不想治癒患者的，就像你們不會故意寫一個很差的論文吧？只是論文可以有錯，醫生犯個錯就不得了了。

醫學本身也有局限，因此不能保證百分之百成功，而醫學也正是在失敗中取得進步的。

南方周末：華佗對生命的態度曹操似乎不大能接受，所以他殺了他？

戴燕：曹操希望華佗長期為他御用，可是華佗不願意，便請假不回，曹操一怒之下，把他拷打致死。

按照當時人的看法，醫生屬於方技之士，還不算士儒，但陳壽在《華佗傳》里強調，華佗「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

我以為這才是華佗和曹操衝突的根本，華佗的自我期待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士人，有自己的信念和獨立人格，而曹操需要的只是一個保健醫生。

戰爭年代一定會產生很多大英雄，三國的故事因此格外吸引人，被寫成小說、拍成各種影視劇。

戴燕想逃避這種「英雄史觀」，於是以「討論現實」的方式完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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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打來打去總不成功

南方周末：前不久央視紀錄片《中國通史》給諸葛亮非常高的評價，幾乎就是一個完人。

但你似乎認為諸葛亮有很多局限性。

戴燕：諸葛亮是歷來被表彰最多的人物，在他身上，幾乎找不到什麼新鮮的話題。

可是我又必須講一個蜀國的代表，想來想去還是選了諸葛亮。

那麼就還是回到陳壽的立場，看陳壽這樣一個蜀人，是怎麼評價諸葛亮這個「外地」來的蜀國丞相的？

他寫得很正面，還引了一些來自魏國人的評價，在這些人眼裡，蜀國就這麼一個諸葛亮厲害。

可是你也會發現，陳壽還是藏了一點微詞。

他也寫到蜀國一直有人嘀嘀咕咕，不過礙於諸葛亮權力太大，並且一意孤行，大家都沒辦法。

你看陳壽寫譙周在蜀亡之前，反對後主逃往南中的計劃，指出諸葛亮南征，是以「兵勢逼之」，並不代表當地人就真心服從，因此那並不可靠。

從這些記述中，大概可以看到陳壽雖然是相當肯定諸葛亮對蜀國的貢獻，可是也委婉地道出了他的局限。

南方周末：按照傳統政治倫理，功高蓋主，敵國提到蜀國只知有諸葛亮，是很犯忌的。

可是後世提到諸葛亮，都說他是賢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戴燕：陳壽評價劉備，說他了不起，主要說的就是他創造了一種特別的君臣關係。

所謂「舉國託孤」，就是把權力大大地交給諸葛亮，讓他來做決定。

而諸葛亮呢，陳壽評價他是「識治之良才」，不過「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所以打來打去，總不成功。

《呂乂傳》寫到「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

諸郡多不配合，算是一種消極抵抗吧。

陳壽對在他出生不久便去世的諸葛亮「用兵不戢，屢耀其武」是有異議的。

但有意思的是，他在寫給晉人看的《諸葛氏集序》中又解釋這是由於「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還是對諸葛亮的形象有所回護。

南方周末：「三國」的故事講了幾千年，不斷被拍成電影、電視，做成遊戲，它的「配方」是什麼，為什麼可以吸引一代代人？

戴燕：戰爭年代一定會誕生很多英雄，以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當然有吸引力。

這也就是我說的「英雄史觀」。

但是這一次，我想要逃避這種英雄史觀。

我常說對好多中國人來講，閱讀《三國演義》這一類講史的小說，就等於在接受「成人禮」，接受一種成年的教育，是從這裡頭去認識人、人際關係、社會、政治等等。

你不覺得，今天很多人對人生的看法、對政治的態度，特別是談論政治的方式，也還受到《三國演義》這類小說的影響嗎？

在有名的古典小說里，我本來是不大喜歡《三國演義》的，主要是不喜歡它那種談論政治和人際關係的方式，也不喜歡它對女性的描寫。

歷史是與現實的對話，談論歷史的方式有時候就是談論現實的方式，談論歷史上政治的態度也跟我們認識現實政治的態度有關。

因此，當我有機會來跟年輕一代討論三國歷史的時候，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換一個方式？首先讓我們逃離開那種君臣父子、恩義情仇的模式？這也是我寫作這本講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