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網際網路創投圈的大佬們都迷陽明心學？

陽明學是什麼？為什麼現在那麼多人迷他？真有那麼多人迷他？

本文作者 朱丹寧

王陽明和《傳習錄》

為什麼現在商人迷陽明學？首先可能要問從哪得出這麼個印象：現在商人迷陽明學。

是現在商人中相當大比例地迷陽明學，還是現在信奉陽明學的人中相當大比例是商人？如果都不是，那是不是僅因為身邊不少商人貌似迷陽明學，或者經常看到朋友圈裡轉載一些與陽明學有關且與商人工作或生活有關的文章？這樣問一問，可以發現現在未必有那麼多商人迷陽明學。

其次，問為什麼現在商人迷陽明學，問得好像以前商人不迷陽明學。

如果「以」到很久之「前」，比如在明代，陽明學確實在商人中很受歡迎。

所以現在商人即使迷陽明學，也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第三，問為什麼現在商人迷陽明學——假設現在商人真迷陽明學——就得問現在商人迷陽明學的原因與以前商人迷陽明學的原因有何異同。

於是得先知道陽明學是什麼。

陽明學是以王陽明為宗師的一門學問（再狹義一點則指王陽明個人思想），是心學的一支，而心學是儒學的一支。

但也有以心學指代陽明學，或者以陽明學指代心學者。

這不過是以局部代整體或以整體代局部的修辭手法而已——雖然「心學」這個稱呼可能出自王陽明。

心學本是宋朝儒學一派，與另一個主要派別即朱熹一派對立；當時的代表人物是陸九淵。

他有句著名的話，叫做「六經注我」。

六經，指代（儒家）經典文獻。

有些人引這句話，用意為我想怎麼說就怎麼說，反正經典文本能印證我的說法，或只要經典文本能印證我的說法就行。

而一旦想怎麼說就怎麼說，那文本必然可以印證自己的說法：因為可以想怎麼解釋文本就怎麼解釋文本，讓文本始終能解釋得可以印證自己說法。

不過陸九淵當初說這話不是這個意思。

據《宋史》，有人勸陸九淵寫書，陸九淵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又說：「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解。

」後一句的意思是，如果學通了，領悟了「道」，那麼六經都是給自己作注的。

這裡有個背景：當時人認為六經承載了「道」，閱讀六經就是為了尋求那個「道」，而註解六經是為了幫助理解六經，即幫助尋求那個「道」。

六經相當於「道」的註解。

既然自己已經領悟了「道」，那麼六經就是給自己作注的——毫無問題。

陸九淵那前一句話的前半句——即「六經注我」——是在表述自己不著書的理由：因為自己已經領悟了「道」，六經就是給「道」作注的，即六經可承載自己的思想；如果著書是為了承載自己的思想，則既然有了六經，就不需要再另外著書了。

其後半句——即「我注六經」——是指自己雖然不著書，但仍有著述或仍在著述，即注六經。

孔子說「述而不作」，陸九淵的「我注六經」也頗有這種感覺。

然而問題在於如何得「道」，以及憑什麼確信自己得「道」。

在此可以先看看與陸九淵對立的朱熹一派是怎麼認為的。

朱熹一派得「道」的方法見於《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致……國治而後天下平。

」這段話斷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幾項，每項都是相鄰後項的充分必要條件。

無論這些項目彼此是否確實具有此種關係，總之按這段陳述，只要完美地格物，一切都水到渠成，自然也能得「道」了。

「格物」，按朱熹的見解，就是「窮推至事物之理」。

這裡「事物」是個概括，不是指一個兩個特定的事物。

按朱熹的見解，持之以恆地格下去，「一旦豁然貫通」，就能了解萬物之理，就能達到「知之至」，也就是「致知」成功了。

格物顯然不是個簡單輕鬆的活。

現在一些理論物理學家也在尋求所謂終極理論，和格物家想要格出來的差不多——物理學也一度被翻譯為「格致學」，即格物致知之學——但物理學家們還沒找到：可見格物的難度有多高，或者以往宣稱格物成功者所宣稱的道理有多不靠譜。

格物的難度太高。

而且實踐中往往極其瑣碎。

以格物的態度讀書，則必然傾向於字詞章句的玩味，必然詳盡了解前人的註疏——否則怎麼算格物（但宋朝學風偏偏還和漢唐著重文意解釋不同，宋朝的玩味文意很多時候屬於文意再造）？陸九淵不取這種方法，並且在淳熙二年和他哥哥陸九齢受邀在上饒鵝湖與朱熹當面切磋，開了三天研討會，未達成共識，二人並譏諷朱熹的方法「支離」。

陸九淵十三歲即悟到人生宇宙間，「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後又由此引申：「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

」於是內省、發明自己的本心，自然能同於聖人之心，領悟聖人之道。

按照天人合一的思想，有這觀點也並不奇怪。

不過問題在於怎麼才能發明自己的本心，怎麼才能確證自己的本心。

不論如何，書是用不著像朱熹那派要求的那樣讀那麼多。

讀那麼多書是為了知道孔子之道，孔子述而不作，是為了重申堯舜之道。

那麼「堯舜之前有何書可讀」？如果堯舜不讀書或不讀那麼多書也能得道，現在人又何必讀那麼多書？如果因為堯舜是聖人，其他人是凡人，所以其他人必須讀書，那麼聖人和凡人的差距是否可以通過讀書抹平？如果不能抹平，那反正成不了聖人，得不了道，還讀那麼多書幹什麼？如果能抹平，又要讀多少書才行？究竟怎樣才能算格物？「舜考之何典，問諸何人」？這些問題是不是也要先格一格？況且孔子自稱農事不如老農，是孔子也沒足夠地格物。

於是書要麼讀了沒用，要麼考不盡考，所以還是不用讀那麼多吧。

朱熹當然也看不順眼陸九淵這一套說辭，不過這並不妨礙陸九淵的學說廣受歡迎。

尤其是他宣布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內省即可得道，也就相當於宣告了人人都可成聖人，而且是輕而易舉地——相對於格物而言。

不但如此，陸九淵還說：「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為之迷惑。

」這無疑鼓勵了非勤學之士的人群自信心，甚至培養了某種優越感。

商人，基本上屬於非勤學之士的人群。

很難說陸氏切實地證明了自己那一套可行。

不過朱熹一派有的確實過火。

據前文可知，格物這種行為本是這一派成聖的手段，然而現實中，這種手段被不少人當成了目的。

於是物格得越多，被視為能耐越大；書看得越多，水平越高。

然而堯舜時的書物想必沒有文王、武王時多，文武看的書想必沒有孔子看的多，那麼文武不如孔子，堯舜不如文武嘍？然則「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是何故？後世皓首窮經的是不是一個個致出了比孔子高明得多的知？其實自漢以來，雖然學風變來變去，但總體上典籍越來越多，典籍的注釋越來越多，為典籍的注釋作注釋的越來越多，由典籍的注釋變成典籍本身的越來越多。

五經變為九經，又增加為十三經，還都有註疏等次生文獻。

這些越來越多的文獻，果真都是讀書人治學問所必讀的嗎？讀書已經帶有種宗教儀式的性格，又有種技術門檻的功能：幾乎使無力讀書的人——無論是智能不足還是財力或時間不足——永遠隔絕於士人階層，永遠沒有格物成聖的希望。

歐洲教會也曾壟斷真理，壟斷與上帝交流的渠道，然後逼出一些人主張每個人都可以解讀聖經，可以不經由教會與上帝溝通。

心學與之略有相似之處。

但是歐洲震動了一番之後，理性與哲學從宗教剝離，於是如野馬脫韁，分別高度發達，使歐洲令人刮目相看，終於主導世界秩序至今。

心學也在發展、分化，到王陽明時號稱大成，可是中國的傳統與歐洲不一樣，心學家的目的也與基督教的改革家等不同，並沒有促成啟蒙運動那樣的效果。

王陽明等後來的心學家，和陸九淵也有些見解分歧，比如天理和人慾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等等。

不過這些恐怕不是迷心學或王陽明的非學者所深究的。

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也有不同的理解。

想必一些理解者很有「六經注我」的自負。

總之一些行動派可以用「知行合一」作為自己理論不足的擋箭牌：既然我做出來了，知行又是合一的，那麼我也有了相應的「知」。

那麼做的事對不對、好不好呢？反過來又可以用「知行合一」來說：我是想做好事，所以我的良心是好的，我的良知是好的，我的知是好的，因為知行合一，所以我行得也好。

王陽明的話究竟在什麼語境中說的，王陽明的思想究竟是什麼，在一些自命心學者中，並不是太重要：你們都不主張格物，乃至主張不要格物，直接從心中找理，那就不能要求我們去格你們這些物。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當然，既然行就是知，那麼知也就是行。

不愛實際行動的人也可以此搪塞。

從以上的介紹可以看出，心學的滲透力很強。

試想一下：假使有個佛教宗派，宣稱修成正果不需要學什麼聲明、因明，不需要精研戒律等等，主張「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主張「以心印心，心心不異」，那麼在自由競爭的情況下，十有八九會成為人數第一的大宗派。

現實也的確如此。

心學如果不受制約，恐怕也會是儒家第一大宗派。

「端茶童子亦可為聖人」、「百姓日用即道」等等，雖然發言者本身用意不是媚俗，但這些言論確實很受歡迎。

可惜心學和朱熹一派的競爭稱不上自由。

明代科舉考試的經義，主要取自朱熹一派註解，可見朱熹一派有類似行政壟斷的地位。

在這狀況下，一位深受愛戴的心學大師甚至被逼死。

逼死者是李卓吾。

他著《童心說》，批評一些儒家經典，認為不過一些門人記錄而已，本身水平既不高明，也沒有完整記錄聖人言論，不能直接認作聖人言論；而縱使是聖人言論，「要亦有為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是豈可遽以為萬世之至論乎」？亦即針對經典，他提出兩個問題，一是文本真實性，二是內容有效性。

關於文本真實性的討論，遠在心學出現之前就有了，李卓吾最多是擴大了考察面。

至於內容有效性，李卓吾其實一方面是強調，即使文本真實，也需考察相關話語的語境，以求其真意；另一方面也追究這種「有效」究竟是什麼種類的，是否所謂普世價值。

這其實符合孟子的知人論世主張，也是格物的技巧。

但李卓吾直指這些經典已成「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彷佛說透皇帝的新衣的孩子，在道學先生眼中就是異端。

李卓吾的書明以後多被禁，但民間仍偷偷流傳不少，據說甚至還有假託他的名義著作流傳者。

李卓吾等人被一些研究者劃作心學的激進派，又稱心學的左派。

其實這種二元對立的劃分方法很有問題。

心學左派被說成合天理與人慾為一。

這是為人慾正名，和當時的社會風氣以及心學的主要受眾很有關係。

但並非所有被說成是心學左派的人因此都縱慾。

像李卓吾，自持很嚴的。

有左派，就有右派，也可以叫穩健派。

穩健派不否定人慾是自然的產物，但主張用理來節制，以實現理想的社會。

另外一些左派切實地印證了「思而不學則殆」，讓右派也看不順眼。

右派偏向基於事實的學問，即偏好實證。

被視為右派的黃宗羲，其考證學的學風一直影響到清朝。

右派考據，形式上彷佛格物。

不過目的與格物不一樣。

以讀經書為例，朱熹一派以之作為成聖的途徑，要格出經書中的理；右派則著重其中的事實。

這個觀點發展到後來，清朝中期的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即視儒家（尤其是某些儒家）的聖經為史料，強調各書的歷史價值。

這和前文所引李卓吾的觀點有些接近。

不過「六經皆史」迄今仍為一些自稱經學家——但看著更像神學家——的人排斥。

又，右派雖號稱穩健，但並不意味著政治保守、思想守舊。

如黃宗羲著《原君》，稱大公無私應該是怎麼樣，君主應該奉身為公，然而「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

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有人比黃宗羲為中國的盧梭。

這既算不上夸黃宗羲，也不符合實際。

如前所述，心學運動縱使與啟蒙有些類似，目的、性質、效果都不一樣，不應輕易比附。

不過這種比附也說明心學穩健派也不乏激進的主張。

到了清朝，即便沒有程朱理學打壓，也沒有自由探索內心的氛圍。

不管心學左派還是右派，想自由言論就不免於恐懼。

所以問為什麼現在商人迷陽明學，可能也是基於好像沒聽說清代有什麼商人迷陽明學的風潮。

只是清朝已經不僅僅是商人不迷陽明學了。

但是心學考證的學風流傳了下來，只不過成了技術手段，用於補足程朱理學。

於是有「朱王一致」的說法。

其實陽明學已經不再獨立，依附於朱學。

不過心學在明朝已傳至境外。

日本即很流行心學，尤其在江戶幕府末期。

朱學代表秩序、體制，陽明學衍生出反體制的精神——這依然和王陽明本人沒什麼關係——又強調行動，所以陽明學很受中下層武士歡迎，不少革命分子都是陽明學者（當然體制派也有不少陽明學者）。

在朝鮮，朱學穩固統治了幾百年，而面臨舊有宗藩秩序崩潰、列強要求開放市場年乃至吞併朝鮮的局面，一些學者痛感朱學高談闊論之不足以救亡圖存，轉而信奉知行合一的陽明學。

當年陸九淵也深恨靖康之恥，以救亡圖存為己任，也不是什麼大戶人家出身，一輩子也沒當多大的官。

要造反的中下層武士和憂心忡忡的朝鮮士人，可能有些方面真與陸九淵同心同理。

另外舊時日本在思想上的研究被認為不如明清和朝鮮，而朝鮮在有些問題上的思考甚至被認為精深超過中土。

不知道這情況和陽明學在日本受歡迎程度超過中土與朝鮮有沒有關聯。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連勝清國、俄國。

參加甲午海戰又指揮日本艦隊對付俄國的名將東鄉平八郎，也是有名的陽明信徒。

清國敗於日本後，逐漸有留學生赴日本學習。

而一批批留學生回國，可能也回傳了日本的陽明學。

其中有個赴日留學生，指揮中國軍民抗戰到底，撐到日本被原子彈打老實了，但自己治國無方，最後敗於內戰，孤老台灣。

他後來經常活動處有座山，本來因為多茅草所以叫做草山。

他改其名為陽明山。

這位最高統帥家裡原是做小生意的，回國後也是從小軍官做起。

不知道這個出身是否影響了他接受陽明學。

話說台灣在清朝治下，本有近半地帶屬於化外，政教所不達。

台灣民眾中，有叫做本省人的，指閩南語族群。

現在一些台灣人還稱台灣的閩南話為「台語」，雖然引起一些諸如客家之類的其他族群不滿，可也見閩南語族群是台灣人的主體。

而本省人中，主要是漳州人。

漳州人對同是本省人的泉州人也毫不客氣。

在大陸，泉州一直富於漳州，漳州人一直沒有泉州人有勢力。

在台灣怎麼形勢顛倒了呢？正是因為漳州人窮，所以比泉州人更積極往外跑，更早地占據了台灣有利地帶，於是形成了這個局面。

雖然大陸發現台灣、大陸人移民台灣的歷史很早，但台灣人的主體就是清朝時移住來的底層百姓。

1945年以來幾百萬大陸人定居台灣，兩三代之後，也基本溶解於台灣人之中。

總而言之，台灣人本來沒什麼文化。

台灣經過日本統治五十年，其中還接受了相當長時間的奴化教育，而大日本帝國時期本就輕視人文之類幾乎百無一用的學科，帝國大學除東京帝大和京都帝大（即日後的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外甚至沒有開設完整的文科院系，即便開在台灣的高等學府，人文、社科類也幾乎不招收台灣人，免得知識越多越反動。

所以台灣光復初期，台灣人的文化精英，主要是技術精英而已；而且這些技術精英，還不見得能看懂漢文。

1966年，國民政府開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同年大陸已開始了轟轟烈烈文化大革命。

1967年，台灣成立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蔣介石任會長。

趁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勢，錢穆、牟宗三、徐復觀等來了個新儒家運動。

牟宗三、徐復觀都是熊十力的學生。

熊十力被評為根基於陽明學。

就從這些要角的思想背景看，就能知道陽明學在所謂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的地位。

不過到了1990年代末，台灣社會的主流已經成了去中國化。

兩岸對比一下，大陸算是糟蹋了三十年，專注於毀滅自己的文化；而台灣恢復中國文化也不過僅三十年。

本來大陸的文化積澱就遠厚於台灣，雖經動亂也依然「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並非文化全部滅絕，現在也逐漸恢復。

但明明只被灌輸了三十年所謂中華文化，不少台灣人面對大陸卻有著極強烈的傳統文化自信。

其實就算是新儒家，也很成問題。

新儒家雜糅了不少西方哲學以及宗教道德的東西。

借鑑、吸納其他學派的東西，是很正常的事。

不過新儒家及自奉新儒家的人學的是哪些呢？引的無非康德、笛卡爾等人的話語。

幾乎都是百八十年前的人。

近一點的也是海德格、伽達默等，也幾十年前了。

彷佛西方哲學就不發展似的。

以不發展的西方哲學，拼湊到儒學之中，號稱中國傳統學問的發展創新，所以叫新儒學。

新儒學者對儒學有多大創新不得而知，但擺明了個頂個地是二手哲學家。

這卻不妨礙台灣人士到想像中的文化沙漠——大陸——來傳道授業。

自兩岸恢復人員交往以來，一批一批名不見經傳的台灣人跑到大陸開書院、經院，教所謂國學，傳播所謂大師教訓。

只教學生背誦，其他什麼也不講解，學出來後屁用都沒一個的台灣背景書院，已成了社會問題。

推崇的一些所謂經典，比如《弟子規》，有哪個正經學者給過好評價嗎？推廣的某些大師，比如南懷瑾，沒有注六經的水平卻很有六經注我的氣魄，要不是死得早肯定能上百家講壇。

這些行徑可以叫做國學詐騙。

可能是電信詐騙之外的又一款台灣全民創業項目。

相形之下，大陸和前清氛圍有些相似，於是促進了考據、實證的發達。

現在台灣的大學，有幾所還有古籍所？有幾所還有文獻學專業或開設相關課程？新出版的古籍整理本，幾乎全是大陸進口的。

而台灣學生還在津津有味地談「心」、「性」、「理」、「氣」之類，較之於事實的求索更熱衷於所謂理路的梳理。

沒出校門就互相吹捧。

大師滿地走，巨擘多如狗。

這種「祖尚浮虛」的風氣，以及台灣的讀書傾向，在大陸還很窮的時候，可能確實受到一些沒文化的大陸人追捧或仿效。

台灣時隔解嚴已約三十年，這陣子又在呼籲走出兩蔣威權時代，要求轉型正義，一幫子學生藉機主張自己審課綱，否則就是威權強加課綱給他們。

希望他們看病時也自己開藥方。

不管他們有沒有自覺，這些舉動確實與歷來舉著陽明學旗幟的人的行為有些類似。

而台灣的這個風潮也不是孤立的。

世界很多地方、很多方面都在去中心化。

即以文化而論，如2017年美國哈佛大學英文系本科課程設置也引發爭議：同樣是一些人主張降低一些要求。

這也被解讀為去經典化，是全球去中心化浪潮的一部分。

台灣的去中心化雖不例外，但流於民粹的程度也是出類拔萃的。

又，早期赴陸的台商，也經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其中當有不少自命陽明信徒。

當時台商錢也多，也受尊敬，也容易被效仿。

不知這些是否促進了有關陽明學的書籍在大陸傳播。

雖然現在台灣的虛實也漸漸被大陸人看清，但不可否認，在二三線城市以下地區，「台灣」這個品牌還是有很強的影響力。

而且一石激起千層浪，石頭即使沉了，浪還要傳播一陣子。

所以陽明學熱如果是受台灣人影響的，也不會因台灣消沉而立刻消失。

除了台灣影響之外，可能日本也導致了陽明學熱。

日本財界、商界迄今也不乏陽明信徒。

日資進入大陸市場比台資還早，且當時正是日本飛速發展期。

在1980年代，所謂日本式經營受全世界關注。

如果成功的日本商人是陽明信徒，且不止一個成功的日本商人是陽明信徒，那或者陽明學本身都可視為日本式經營的一部分了。

於是就像豐田的無庫存管理介紹、松下幸之助的奮鬥史之類在中國商人間流行一樣，陽明學在商人間流行也毫不奇怪。

儘管日本式經營也幾乎已被證明不可取了。

日本的飛速發展主要是時勢造英雄，當初歸因到日本式經營乃至總結出或再次驗證所謂日本特異論、日本優越論的一群人，都成了笑柄。

退潮後就看出誰沒穿褲衩了，此之謂也。

王陽明事業做得很大，究竟有多少得益於所謂的心學，也是個問題。

現在回到最開始的第三問：現在人所迷的陽明學，究竟是什麼呢？其實宋代、明代迷的那部分，現在人也迷；而現在人迷的有一部分，卻可能不是以前陽明學者所迷的，那就是王陽明等人的傳記。

這個是現在和以前的陽明學信徒的主要區別性特徵。

可以看作相對於以前人，現在人所迷的陽明學的本質。

這些傳記和陽明學著實未必有多大關係，只不過傳主是王陽明或其信徒而已。

就著述目的和閱讀目的而言，應該算成功學的作品。

以前的陽明學者也要成功，但他們的成功是成聖。

現在的一些人，可能不太在意聖人是什麼玩意，要成的是王陽明、東鄉平八郎、蔣介石、松下幸之助等等。

因為這些人取得了相當高的地位。

陸九淵當初講義利之辨，批評科舉以功利之心引誘士人；王陽明當年科舉失利，面對他人以不得第為恥，洒脫地說：「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

」不知道現在一些人讀的故事裡面有沒有這些，讀到的話又作何想。

這些人或許有不少是商人。

這些人之外，不排除確實有想取道心學成聖的。

也就是和以前那些陽明信徒一樣。

果真能成聖嗎？前面也說過，心學充其量也就證明程朱理學不可行，並沒能證明自己可行。

但在他們的語脈中，這就足夠證明自己可行了。

因為心學和理學都屬於孟子一派，對於孟子的正確性沒有異議，而設定心學與理學非此即彼，那麼理學不成立，心學必然就成立。

——有人認為朱熹實是荀子一派，因為朱熹壓制人慾，孟子持性善論而荀子持性惡論。

如果僅憑個別相似之處就可以如此咬定，那麼無論心學還是理學，也都可以說是佛學，《老子》里也可以找出很多話和心學主張相應。

其實看看四書里列的是《孟子》還是《荀子》，就知道他們是孟學還是荀學了。

孟子的主張在心學和理學者心中，是不證自成的。

不過在《荀子》中被著重批了一通。

《史記》中說孟子被梁惠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並不受待見。

荀子在齊襄王時，「最為老師」；在齊、楚都曾出仕，楚國更是地方長官；教出李斯，後來成了秦相；教出韓非，後來是法家集大成者。

孟子如果行政管理經驗比較豐富，可能也不至於被認為「闊於事情」；但看不出孟子有過什麼官職。

有人認為，在唐以前，荀子的地位一直高於孟子。

那孟子怎麼後來反成亞聖了呢？可能和他主張人性本善等有關。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沒什麼道理，不過直觀、簡單又好聽。

《商君書》說：「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

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

」《韓非子》指出治國不能指望百姓善，而是要使百姓不得為非；說就沒有幾個毫不為己、專門利人的善人，沒法指望。

《韓非子》甚至批評「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就是說一些儒者只會描繪遠大前景——譬如物質極大發展、人民道德極大發達之類——並且以這些遠大前景當作既成事實，基於這些假想的既成事實制定策略，卻無法切實地指明實現這些遠大前景的辦法。

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韓非子雖然可能沒有說人性本質是善還是惡，但恐怕是不同意孟子的這個說法的。

於是一些人聽孟子的話，會獲得很大滿足，因為被承認有惻隱之心等等；而聽和孟子見解不同的人的話，可能會很不愉快，因為彷佛被說自己沒有惻隱之心等等——尤其如果自己確實惻隱之心等等不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偏偏大多數人容易惱羞成怒。

所以有所謂政治正確。

心學的流行，可能是孟學後來居上的另一種再現。

孟學當然還有其他內容，不過大眾所最接受的仍是「人之初性本善」。

就像陽明學的《傳習錄》等等，真有那麼多人鑽研？縱使解說《傳習錄》等，又是用心學左派的態度，還是用右派的功夫？其實大部分人還不是感動於販夫走卒都能成聖就夠了？這又印證了陸九淵的「此心此理，亦莫不同」。

此外，可能也有人有感於世風日下，想藉助舊道德來凈化社會。

不滿現狀者，要麼寄望於新思路，要麼想回到老路。

選新思路，需要豐富的想像力、縝密的思維、深遠的洞察力、充沛的行動力，要求很高。

選老路比較輕鬆，因為老路確定又平坦。

基督教世界自走出封建之後，也不斷有人呼籲用舊道德挽救日下的世風，歐美也有基督教背景的青少年矯正中心，類似某些國學院、經院、女德班。

這又印證了「東海西海，心理攸同」。

只不過老路確定又平坦，這一點也是想像中的。

你以為你以為的就是你以為的？堯天舜日，但戰國時就有說法指堯舜禹非禪讓，而是政變奪權。

文王、武王大聖，而伐紂王，是「以至仁伐至不仁」，按《大學》諏的明明德途徑，平天下當不費吹灰之力，然而《尚書》說當時流血漂杵。

這可不合孟子的見解，於是孟子乾脆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又，文武大聖，然而武王剛死，文王之子、武王的兄弟就內訌：一派說另一派勾結殷商反動派要復辟，要顛覆新政權，另一派則指前一派分裂中央，要奪權；最後兩派武鬥收場。

要說武王一死，他家的事就不再是他家的事，那可說不過去。

所以文武即便修身，那也沒能齊家；而假設文武確實治國、平天下了，那沒齊家也沒妨礙他們治國、平天下。

成王、康王之際，相傳天下安寧；但出土青銅銘文之類可證，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總之，以前的狀況可能和想像的不一樣，而宣稱能回到以前狀況的方法也不見得管用。

那麼自古及今總有一堆人口口聲聲「法先王」，豈不是印證了「下愚不移」？「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

縱使以前真那麼美好，鑒於他們的智商，用他們找出來的法子無異於刻舟求劍。

當然，他們也可能並非腦子壞了，而是心壞了，「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

至於要恢復舊道德或者要走老路，為什麼選中了陽明學，這可能純出於偶然。

他們也完全可以選中《朱子家訓》——也確實有一批人選中《朱子家訓》，目的和這類自封陽明學者一樣。

還有號稱要學習古典，來個中國版的文藝復興以啟蒙大眾的。

中國的經學史的每次轉型，都意味換了個方子回到原典，即中國經學史可以看作一次次回到原典的過程。

啟蒙了嗎？現在的自命學者們，是認為本事比以前的經學家大還是怎樣，能完成先學們未竟事業。

然而如前所述，歐洲從宗教剝離出理性與哲學，因而啟了蒙；且不問中國有沒有理性、哲學的傳統——如果不重新定義「理性」、「哲學」的話——現在的自命學者們，做的似乎是為中國的古典賦予理性、哲學，使理性、哲學與其他什麼東西更夾雜不清，「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活生生地表演南轅北轍。

這樣子，是信陽明學還是理學，是新儒家還是舊儒家，是自詡儒家還是法家、墨家、道家，又有多大區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