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歸晉：司馬氏為何難保天下太平

《軍師聯盟》稱該劇以三國時期「魏國」為故事大本營，通過對權謀與情感的描述，抒寫魏國大軍師司馬懿如履薄冰、機智傳奇、謀冠天下的歷史故事。

下部在2017年下半年也會登場。

然而這部劇與正史有相當大的差別，司馬懿的野心並沒有結束亂世，而是拉開了動盪年代的序幕。

司馬懿

曹操心病：失之以名的政變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魏晉及其後的南北朝就是這麼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時代。

公元二世紀末至三世紀初的中國，種種深層和表層的社會矛盾全面爆發，閹豎亂政、外戚專權、胡狄侵擾和聲勢浩大的黃巾起義，通過內部侵蝕和外部衝擊，最終摧毀了漢朝帝國大廈，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秩序全面崩潰。

從此，中國歷史進入了長達四個世紀之久的動盪時代。

《三國演義》中有一段提綱挈領、也是耳熟能詳的話：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然而西晉滿打滿算才51年壽命，東晉又與北朝並存，此時的中國，何以要走上分崩割據的衰運？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給出了答案：一個政權的生命，必須依賴於某一種理論之支撐。

此種理論同時即應是正義。

正義授予政權以光明，而後此政權可以綿延不倒。

否則此政權將為一種黑暗的勢力，黑暗根本無可存在，必趨消失。

曹操及其子曹丕固然挾天子以令諸侯，借著漢相名位剷除異己，卻也依仗著東漢中央政府之威靈。

曹丕的名為禪讓、實為篡位之行卻沒有一個坦白響亮的理由。

魏武述志令自稱：「天下無有孤，不知幾人稱王，幾人稱帝？」此不足為篡竊的正當理由。

曹操不能自己做周文王，曹丕又不能做周武王，沒有大罪過的汗獻帝被迫讓出帝位，可謂名不正而言不順。

有了曹氏父子的親身做表率，司馬氏暗下勾結時幾個貴族再來篡竊曹氏的天下也就是順利成章的事情了。

司馬氏所構建起來的晉朝看上去很美——憑藉其經濟與軍事實力，在公元263年西滅蜀漢之後，復於公元280年東吞孫吳，重新實現了統一。

但這統一十分短暫，經濟恢復、天下晏然的好景只是曇花一現。

自兩漢以來不斷積攢起來的眾多深層的社會矛盾，並未因表面上的政治統一而迅速消弭，通過玩弄政治權術、欺人孤兒寡婦和殘酷殺戮政敵而篡立的司馬氏政權，尚未與文人群體得到和解、實現社會的全面重構，就因皇族內部矛盾激化而爆發的「八王之亂」而驟然分崩離析。

曹操父子的作為成為了司馬氏的表率

西晉時文人的非正常集體死亡

孔子的最高政治抱負是效仿德治規範堯舜禹，開創天下為公、大道之行的安民、利民調和幸福大同社會。

正是孔子持有這種思想，造成了儒家不僅是入世之學，且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其最高的成就乃是經世致用，實現治國平天下。

儒家士大夫雖然謹記孔夫子的「士志於道」，堅信儒家的信仰(道)尊於王權，但在政治實踐之中，「道」卻不得不藉助於「勢」，看君主的臉色，借「勢」的跑道踐行「道」的理想。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學說與王權政治緊密結合起來。

儒者藉助統治者的權力來實現他們的道德理想，政治上的褒貶賞罰乃至生殺予奪成了保證倫理規範得以遵循的外在力量。

統治者又依靠儒家倫理學說感染教化的功能來維護社會的秩序、穩定和運轉。

當儒學已經變成追名逐利的道路，漢代儒生大多失去了傳統上「處士橫議」的現實批判精神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理想追求，名教愈發虛偽化。

這種情況隨著東漢末葉及魏晉之際的政治危機而愈加惡化，終於演化成全社會的道德危機。

從東漢末年的兩次黨錮之禍開始，文人群體就走上了背離儒學之路。

說是背離，其實還是對沒有明君的失望。

李膺等名士以清議之道與宦官集團對抗，其最終目的也是以政通人和為目標。

然而，直到東漢因上層腐化、士族離心而覆滅，也沒用出現明君，三分天下的亂世中沒有真正的強者可以將離心的士族團結起來，反而更加危險。

事實上，清議之道在亂世中毫無用處。

如果想要在三國混戰中取得勝利，真正的人才就顯得格外重要。

曹操做出過嘗試，他殺孔融與楊修有意抑士族，並發布有名的魏武三詔令：天下未定。

求賢之急時也。

若必廉士而後可用，齊恆其何以霸？今天下得無盜嫂受金，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惟才是舉，吾得用之。

（建安十五年）；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棄矣。

（十九年）；韓信、陳平，成就王業。

吳起貪將，殺妻自信。

散金求官，母死不歸。

然在魏，秦不敢東鄉，在楚，三晉不敢南謀。

今天下得無高才異質，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

（二十二年令）。

此三令可謂求賢如渴，只要「惟才是舉」雖「不仁不孝」亦所勿遺。

經過曹操的一番努力，漢末的清議被一掃而空，昂揚向上、積極用世、建功立業的精神風貌重新出現。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中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他們試圖改變現實，建功立業，實現政治理想，這就形成了建安文學「慷慨悲涼」的詩風。

即便如此，曹操還是殺了實幹家崔琰、囚了毛玠。

曹丕最終靠與士族和解的方式奪取了帝位，邁出了天下歸心的第一步。

不過實在要說造化弄人，曹丕與曹睿過於短命，曹魏王朝還來不及用政清人和解決政權合法性危機，就被司馬氏奪了權。

而那些與曹氏和解的士族們，則被殘酷的清洗掉了，阮籍其詩曰「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比喻當時政治形勢猶如「天網」，足見出當時司馬氏殺戮政策的廣泛和嚴酷。

根據《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統計，魏晉時期共收錄文人237人，其中屬於非正常死亡的有83人，占整體人數的三分之一。

這裡固然有連年亂戰導致的死亡，但83人中，魏晉西晉就死亡41人，房玄齡在《晉書》中所述「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並非虛言。

在殘酷的屠戮前，是效忠於司馬氏還是歸隱山林？這是個問題。

竹林七賢

求仕而不能得的假象

魏正始年間，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當時的山陽縣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謂竹林七賢。

可這七賢實際上也不是鐵板一塊，七賢中最夠格稱上名士的是嵇康和阮籍，山濤和王戎是七賢中在官場上混得最得意的兩位，劉伶、阮咸、向秀三人的成就最不明朗。

雖然竹林七賢已經高士的象徵，山濤的積極入世才是竹林七賢的本願。

先來看看山濤，山濤是幸運的，他憑藉和司馬氏的姻親關係進入了司馬師的視線，雖然年輕時也狂放不羈地與嵇康、嵇康悠遊於學問和山水間，但他還是在40歲時走入官場，從基層干到司徒，長期主管人事，七十九歲得以善終。

山濤政治上富有遠見，在司馬懿時便能洞察其篡權之心，遠避禍事。

他也是處理人際關係的高手，在政治旋渦中遊刃有餘。

山濤步入官場後，一向有長者風範，不與同僚相爭。

司馬昭手下有三名得力幹將：鍾會、裴秀、山濤。

裴秀與鍾會爭權奪利，互不相讓。

而山濤總是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心平氣和地從中調停，讓兩人能夠和平相處。

雖然鍾會和裴秀彼此互不相讓，但對山濤不僅不怨恨，還非常佩服。

除此之外，在當時混亂的黨派之爭中，他不僅不拉幫結派，還站在中立的立場上化解矛盾，對穩定政局起到很大作用。

相反，嵇康隸屬於曹魏集團，他的一生與曹魏集團是緊密相連，嵇康妻沛穆王曹緯之女，與魏宗室聯姻，歷官郎中，拜中散大夫，仕途亨通，世稱嵇中散。

面對篡位成功的司馬氏集團，嵇康選擇了忠於曹魏、排斥司馬氏的政治立場。

當司馬氏將禮法該造成混淆名分、謀權篡位的幫凶後，嵇康用「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湯武而薄周孔」，對儒家進行了深刻的批判，用這種反儒家的方式反對司馬氏，從現實處世到文學藝術都與司馬氏處處對立，最終換來廣陵絕唱。

對比嵇康，阮籍之父也曾是曹操的幕僚，且常是曹丕、曹植兄弟的座上客，把酒吟詩，以詩會友，成為以曹氏兄弟為首的鄴下文人集團的一員重將。

或許是沒有嵇康與曹魏的關係緊密，也或許是沒有統治者對立的勇士，阮籍一直在朝中為官，只是從以前具有改革精神的實幹家，變為與酒為伴、放蕩不羈的狂人。

顛倒的社會塑造了顛倒的人格，嵇康與阮籍對當權者的不滿以獨立於世俗之外的放浪不羈表現出來，而他們內心的糾結卻無人可知：嵇康在臨刑的前刻，做了一章《家誡》給十歲小兒嵇紹，教育他千萬不要學他的樣，其誨語諄諄，洋洋千言；阮籍之子羨慕竹林名士的自由自在，也想仿效，阮籍卻說你們這輩有阮咸一人就夠了。

可惜後人終不能理解他們內心的糾結，恐怕也不會在意嵇紹為了保護晉惠帝而亡。

後人盛讚他們為「魏晉風骨」，只學其表象，清談之風終於蔓延整個社會。

此時，也就離東晉的覆滅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