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公羊學異義

The Contrary Opinions about Gongyang School in the Past Dynasties

作者簡介：黃開國(1952- )，男，四川大英人，四川師範大學政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貴州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貴陽學院陽明學與地方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主要研究方向：儒學、經學研究，四川 成都 610068

內容提要：公羊學自漢代以來，被歷代公羊學家所不斷發揮，但其中多有異義。

如關於公羊學形成過程中有哪些先師，《公羊傳》是否為公羊氏一家之學，董仲舒有無王魯說，何休以周曆解王正月是否正確，莊存與是否是清代今文經學的開創者，龔自珍、魏源是否有以經議政等，通過列舉了較為重要的十一個異義，並對其中一些異義作出了解答。

筆者在二十餘年的研究春秋公羊學中，發現歷代在與春秋公羊學相關的人物史料、理論解讀等問題上，存在不少異義，其中一些異義事關春秋公羊學的基本理念，現予以羅列，以就教於各位。

一、《公羊傳》源出七十子中的子夏、曾子諸人

《公羊傳》的最初源頭，《孝經·鉤命決》、東漢的戴宏的《序》、何休的解詁《春秋公羊》也以《公羊傳》源自子夏，可證《公羊傳》出於子夏可能是東漢春秋公羊學的共同看法，後來成為經學界的流行觀點。

但元代的郝經三傳皆本於曾子的說法，對春秋公羊學出於子夏提出異義。

郝經認為，子夏獨傳孔子《春秋》以授公羊高，不可相信。

《公羊傳》記載了多位先師，卻沒有一次引及子夏，若子夏為傳公羊傳之源，不可能一次都無子夏的記載。

郝經的這一辯駁有一定說服力。

他還進一步指出，子夏說出於緯書，為讖緯之說，根本不值得相信。

《公羊傳》無子夏的記述，可能是一種偶然的巧合，並不能以此否定子夏對《春秋》的傳授。

進而，郝經提出的三傳皆本於曾子之說，依據是《公羊傳》五次引及魯子，而魯子乃是曾子的傳抄之誤。

《公羊傳》不是五次，而是六次引及魯子，魯子無疑是《公羊傳》稱引最多的人物。

但是，在《論語》、《孟子》等典籍中，皆無魯子的記載，而《論語》、《孟子》中曾子被數次言及，所以，郝經懷疑此魯子當指曾子。

而曾子被誤為魯子，是因二字字形相近。

但是，誤曾為魯的可能性不大，非郝經所說的以魚為魯之誤可比。

同時，一處出錯有可能，六處皆錯則不大可能，尤其是曾子為七十子中的著名人物，若非《公羊傳》所記確是魯子，出現六處以不知名的魯子誤代曾子，這是難以想像的。

郝經的論證雖然不一定能夠成立，但是，曾子確與《春秋》有一定關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俞序》中說：「《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

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

」[1]363

緯書說只傳子夏，郝經說出於曾子，而無關子夏，都是片面之詞。

僅從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俞序》來看，孔子弟子除了子夏、曾子外，還有子貢、閔子騫、公肩子與《春秋》有關：「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

其為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

」[1]356所以，在七十子中傳《春秋》者非一，至少有子夏、曾子、子貢、閔子騫、公肩子數人，而《春秋繁露·俞序》提到的七十子的弟子中世碩也是《春秋公羊》的重要傳人。

司馬遷說：「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

」[2]由此可見，先秦傳《春秋》者除董仲舒所說七十子及其後學外，後來還有孟子、荀子、韓非、公孫固等人及其弟子的一大批人才。

不能將春秋公羊學在先秦的傳承僅僅局限於子夏、曾子等個人。

二、《公羊傳》是齊學先師的成果

《公羊傳》關於先師、師友的記載共有15條。

《公羊傳》所記先師有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諸人，但不及子夏、曾子，而《春秋繁露》所記《春秋》先師，則有子夏、曾子、子貢、閔子、公肩子、世子、子池、子石諸人，除世子即世碩，子池不詳，子石尚有爭議外[1]364，子夏、曾子、子貢、閔子、公肩子都是七十子中的人物。

這些《春秋公羊》齊學先師，朱彝尊認為可能同為子夏的弟子。

[3]但是，從子夏到公羊壽約三百五十年的時間，其間所記的《春秋公羊》先師不可能是同一輩，這些先師之間可能存在輩分的不同，但《公羊傳》中雖有子公羊子等公羊先師記載，但卻無傳承世系的說明。

《公羊傳》的傳授序列，最早出於東漢的戴宏，何休《解詁》也據以為說，《公羊傳》的傳承就變成了公羊高至公羊壽是父子間的五代相授，此說存在明顯的問題。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已經指出《公羊傳》並非盡出公羊子。

晚清的崔適在《春秋復始·序證》卷一，也懷疑《公羊傳》出於公羊氏一家之說。

疑古派的健將錢玄同更認為「是東漢人所臆造」[4]。

徐復觀也認為戴宏的公羊傳承是「憑空」杜撰[5]。

但戴宏為什麼要造出以公羊氏系的傳承世系，崔適與徐復觀都無說明。

這與《公羊傳》的命名有密切關係。

《公羊傳》的得名始於公羊壽與胡毋生的著為竹帛，公羊壽與胡毋生有師生關係，胡毋生尊其師，而起名為《公羊傳》。

但是，《公羊傳》並不是公羊氏的家學相傳，而是戰國《春秋》齊學的傳本。

在戰國時的齊地甚至齊地以外所有治《春秋》齊學的人，都是戰國《春秋》齊學的傳人，子公羊子只是傳人之一，有幸的是西漢初年傳《春秋》齊學的公羊子有弟子胡毋生，胡毋生又有幸做了博士，得以將齊學所傳《春秋》正式著為竹帛，而取名《公羊傳》。

但是，《公羊傳》並不是公羊氏一家之學，而是《春秋》齊學的成果，是公羊子、北宮子、沈子等先師一起創造出來的。

本來如齊學的《齊詩》、《齊論語》一樣，應該取名《齊春秋》，但是，因公羊壽之故而取名《公羊傳》，這就造成了名實不符的情況，容易使人據其名而視為公羊氏一家之學，不知其為《春秋》齊學之實的誤解，戴宏正是出於這樣的誤解，才造出了《春秋公羊》的傳授世系。

所以，不能將《公羊傳》視為公羊氏的一家之學，而要看成《春秋》中的齊學著述，是戰國齊學儒生在《春秋》上的共同成果，正確的命名應當如《齊詩》、《齊論語》一樣，稱之為《齊春秋》。

三、董仲舒的生卒年

《史記》、《漢書》沒有明確地說明董仲舒的生卒年，後人依據二書關於董仲舒的記載，而作出各種判斷。

蘇輿在《春秋繁露義證》所附的《董子年表》，以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為年表的開始，以董仲舒的卒年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

儘管蘇輿說得很清楚，董仲舒的生卒年月無可考，只能確定生於漢景帝之前，卒於漢武帝之時，但一般人都據此認為董仲舒的生卒年在公元前179年至104年。

楊樹達的《漢書管窺》卷六以董之卒年為公元前118-114年之間[6]；李威熊的《董仲舒與西漢學術》，「推斷仲舒大概生於高后朝(公元前187-180年)」，卒於公元前118-114年)[7]；華友根先生的《董仲舒思想研究》第一章認為，董仲舒的生卒年大約在公元前190年至115年，這些說法都以董仲舒的年齡在70餘歲。

鍾肇鵬先生在《董子生卒年考》中認為，董仲舒的生卒年在公元前194年至114年，年齡在80歲左右[1]1124；王永祥先生的《董仲舒評傳》認為，董仲舒的生年在公元前192年，卒年在公元前106年至104年之間，年齡80餘歲。

周桂鈿先生的《董學探微》認為董仲舒的生年在公元前200年-198年，卒年在公元前107年以後，年齡有90餘歲。

[8]美國康乃狄克學院桂思卓的博士論文《From Chronicle to Canon》①第二章，也認為董仲舒年齡有90餘歲，將董仲舒的生卒年定在公元前196年至105年。

這些關於董仲舒年齡的說法之間相差二十來年，其中生年最早在公元前200年，最晚在公元前187年，相差13年；其卒年最早在公元前114年，最晚在公元前104年，相差10年，但都有一定的證據支持。

但都未為定論，還需要進一步的考辨。

四、董仲舒有無王魯說

董仲舒曾根據三統說，對《春秋》新王的三統指出說明，這就是絀夏、親周、故宋。

就《春秋》新王改制的方式言，則是董仲舒的王魯之說。

而對董仲舒是否有王魯說，是有異義的。

陳恩林教授在《春秋和公羊傳的關係》一文中認為，王魯為董仲舒的誤讀。

王魯應作「主魯」，是說孔子修《春秋》以魯為主，即《史記·孔子世家》說的據魯：「(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

」其實，並不存在所謂董仲舒的誤讀。

司馬遷在《史記》稱三代，是就夏、商、周而言，而絕沒有以魯與商、周為三代之說。

魯為周的諸侯國，不可以與夏、商並稱三代，若據魯為以魯為主，就絕不可能與親周、故宋形成所謂運之三代，這與司馬遷的三代之說是不合的，司馬遷也絕不可能犯以魯與周、宋並稱三代這樣的錯誤。

司馬遷對董仲舒春秋公羊學有深切的體悟，此處的據魯就是董仲舒的緣魯以言王義，即以《春秋》當新王，在此意義上，據魯與故宋、親周，才形成了新王與周、宋的新三統，在此意義上就可以說運之三代。

正是在王魯的含義上，司馬遷才會將據魯、故宋、親周三者並列，若直言三代，就用不著在宋、周的前面加上故、親的修飾語，也只有在王魯的意義上，故宋、親周的故、親之義才能得到合理的說明。

所以，並不存在所謂董仲舒的「誤讀」「王魯」，更不能證明董仲舒沒有王魯說。

司馬遷的春秋公羊學出自董仲舒，用司馬遷之說來證董仲舒之誤，似乎也是一種不合事理的倒置之論。

《春秋繁露》也可證董仲舒確有王魯說。

《三代改制質文》不僅明確講到王魯：「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

」《奉本》與《俞序》等也有王魯之義，只是說法不同。

在《奉本》中稱之為「緣魯以言王義。

」[1]639在《俞序》中，也兩次提到孔子著《春秋》，因行事加王心，也就是緣魯以言王義，都是說孔子著《春秋》，借魯史以寄託改制的王法，這正是對王魯說的發明。

五、董仲舒貴元重始

董仲舒的貴元重始之說是通過對《春秋》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的解釋，而發揮出來的。

《公羊傳》解釋《春秋》的這幾個字，提出了以文王之正為理想的大一統，董仲舒將對這幾個字的解釋，不再僅僅以大一統為說，同時提出了貴元重始說。

貴元重始說，也是對王道的探索，但與奉天法古不同，貴元重始說是探究王道的開端，以保證王道在一開始就得以正確地貫徹，而不至發生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情況。

董仲舒貴元重始說最重要的概念是「元」。

對這個概念的理解，關係到董仲舒春秋公羊學諸多問題的認識。

徐復觀認為元是元氣，具有根源之義[9]；金春峰也認為元是元氣[10]；蔣慶先生元是元氣，是宇宙萬物的本體[11]；馮友蘭認為：「在董仲舒的體系中，『元』不可能是種物質性的實體。

即使把『元』解釋成『元氣』，而這個『元氣』也定是有意識和道德性質的東西。

」[12]75並以為「董仲舒所說的『元』可能就是他所說的『天』」[12]74。

周桂鈿否認元為元氣說，但認為元是董仲舒哲學的最高範疇，而將董氏哲學說成是「元一元論」[8]38，還有人將元說成是董仲舒哲學的最高範疇，是至上神[13]。

這些看法，雖然不盡相同，但有一個共同的觀念，就是將元視為一個哲學觀念，或認為元就是天，或認為元是較之於天更根本的最高範疇。

其實，董仲舒所說的元絕不是一個哲學觀念，而是一個政治學的概念。

他所說的元，是指元年之元，也就是君主年號順序的第一、開始之意，而不是將元像天那樣，視為有意志的至上神，具有對萬物的決定作用。

董仲舒有人副天數之說，有天為人之曾祖父，天生人有貪仁之性，君主為天子等說，而在元與人的關係上，董仲舒絕沒有類似的說法。

但是，由於董仲舒特別看重元年對王道的初始意義，所以，對元作出了極盡誇大的論說，而使人們發生了誤解，出現了許多人將元視為比天更高的範疇的認識。

在春秋公羊學發展史上，董仲舒是第一個對元作出深入發揮，並賦予極其豐富政治含義的經學家。

董仲舒以始訓元無疑有開始、起始、開端的時間含義，但始並不只是一個純粹的時間概念，而是有確定含義的始，這就是王道之始。

他認為孔子改一年為元年的所謂「始」，不過是重視王道之始，這是董仲舒的以「始」訓元的最根本內涵。

這說明董仲舒關於「元」的觀念，屬於政治學的範疇，而不是講宇宙論、本體論的問題。

六、疑竇叢生的何休生平

關於何休的生平事跡，《後漢書》的《張曹鄭列傳》、《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吳延史盧趙列傳》、《儒林列傳下》中都有言及。

對照《後漢書》關於何休的這些零星記載，就會發現其中多相互矛盾，不值得完全相信。

清代王先謙注《後漢書》，已經就何休閉門著述17年提出疑問，孟祥才也就何休卒年提出質疑，但極為簡略，且有誤說之處。

第一，關於何休的生卒年。

《儒林傳》所載何休卒年是漢靈帝光和五年(公元182年)，而黨錮最終解禁在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就是說何休去世於黨錮最終解禁之前2年。

但何休的卒年絕不是光和五年(公元182年)，而是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的黨錮最終解禁之後。

孟祥才根據黨錮最終解禁後，何休出來先後任司空掾、議郎、諫議大夫的經歷「可能是四五年時間」，而推斷何休的卒年當在中平五年，是范曄將中平五年誤作光和五年。

中平五年為公元188年，但孟祥才先生的誤作公元185年。

[14]這一推測較《後漢書》的記載更為可信。

若何休的卒年在中平五年，何休的生卒年當為公元135年到188年，而不是公元129年至182年。

第二，關於何休閉門著述17年成《公羊解詁》，前人早有所懷疑。

何休是在第二次黨錮時受到禁錮的，從第二次黨錮發生的建寧元年(公元168年)算起，17年後也應該是公元184年，為漢靈帝中平元年，即黨錮最終解禁之年。

閉門著述，加之被黨錮，何休是不可能出來做官的，何休被司空徵召，若在閉門著述17年之後，只能在公元184年的黨錮最終解禁之後，但《儒林傳》說何休的卒年是公元182年。

若肯定《儒林傳》關於何休卒年是公元182年，何休被廢錮後就不可能有17年的時間閉門著述。

徐彥在疏《公羊春秋解詁序》時，可能就發現了閉門著述17年說有可疑之處，而只說何休精學17年。

王先謙的《後漢書集解》以《儒林傳》所載何休卒年為基點，則否定閉門著述17年。

若肯定何休的卒年在黨錮最終解禁並為官後的幾年，從何休被禁錮的公元168年到184年的黨錮最終解禁，正好是17年時間，故閉門著述17年是有可能的，不可輕易否定。

第三，《儒林傳》說黨錮最終解禁後何休被辟司徒，而今存《公羊解詁》，何休自稱為「漢司空掾」，而不是司徒掾，據此可以肯定何休做過司空掾。

一般而言，一個人不可能被司空、司徒同時所辟，何休自稱司空掾，可以肯定的是何休黨錮最終解禁後出來做過司空掾，而不是《儒林傳》說的司徒掾。

此外，《後漢書·史弼傳》還記載，在議郎任上，何休曾積極地推薦清廉正直的史弼為相，而得罪了當時大權在握的宦官侯覽等人。

[15]這一記載也存在時間的誤差，據史弼於「光和(公元178-184年)中，出為彭城相，會病卒」[15]，史弼當死於公元178年到184年之間，即使以史弼去世於184年，也是黨錮最終解禁之年，《儒林傳》記載何休是在黨錮最終解禁之後為議郎的，如果確定何休有推薦史弼一事，則《後漢書》關於史弼的死期的記敘就提前了；若是史弼的死期記載沒有差錯，何休解禁後做議郎時就不可能有推舉已經去世的史弼之事。

此外，據《後漢書·宦者列傳》，侯覽死於黨錮最終解禁之前的13年，照《儒林傳》的說法何休是在黨錮最終解禁後為議郎的，此時侯覽死去已經有十餘年之久，說何休為議郎推舉史弼而得罪侯覽，也是值得懷疑的。

七、何休《公羊解詁》的學派性

何休早年曾師從《春秋公羊》博士羊弼，研治春秋公羊學。

春秋公羊學有嚴(彭祖)、顏(安樂)兩家，何休屬何家？《後漢書·儒林傳》等無說。

在以家法教授的東漢，從何休解詁《公羊傳》所用的版本來說明何休的學派，應該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東漢經學十四家之學，各有其經典版本，嚴、顏兩家同為《公羊》學，其版本也大致相同，但也有相異之處。

據惠棟的《九經古義考》考辨，何休所用《公羊傳》系顏氏一派的本子，所以，何休之學應該是顏氏之學。

但是，王國維在《書〈春秋公羊解詁〉後》認為，何休是兼采顏、嚴兩家[16]。

王國維之說，不僅據《石經》，而且參考東漢末年的經學風氣，說明何休的本子兼采嚴、顏兩家，更有說服力。

馮登府的《石經考異》，認為《公羊解詁》的本子是胡毋生的本子。

江藩也持此說，今人段熙仲先生在《春秋公羊學講疏》中，贊同馮登府與江藩的看法，並根據《春秋繁露》、《漢書·五行志》、《公羊解詁自序》、徐彥疏、漢熹平《石經》殘石的材料，進行了詳細的論說，以說明《公羊解詁》的本子既不是顏氏本、也非嚴氏本，也不同於《石經》本，並提出不同於董仲舒之說的七證，斷言何休是胡毋生的本子②。

錢穆則認為以何休之說與董仲舒的異同，及其《公羊解詁》與《春秋繁露》、《石經》文字的異同，而斷何休為顏氏，還是嚴氏，為董仲舒一派，還是胡毋生一派，固然都能提出各自的某些依據，但是，都不可能令人信服。

不能簡單地以董仲舒、胡毋生、顏氏、嚴氏之學，來推斷何休之學，自然以何休《解詁》的版本為胡毋生本、或是顏氏、嚴氏本，都難以令人信服。

[17]錢穆之說，最為通論。

綜合這些不同意見，吸取其合理的成分，可以認為何休《解詁》的版本，應該兼采東漢時顏氏、嚴氏兩家的本子。

所以，從何休的《解詁》中，可以看到有與顏氏不同的地方，也有與嚴氏不同的條目。

而何氏《解詁》的兼采兩家，並不是沒有主次之分的，而是以顏氏為主，兼采嚴氏。

故惠棟只看到其顏氏之同，而王國維的四條證明材料有三條是與顏氏相同。

段熙仲的證明與《石經》不同，也說明《解詁》是以顏氏本為主，因為《石經》據嚴氏本為歷代名宿大師所公認。

徐彥疏《解詁序》的「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也是據顏氏本為說，顏氏本為十一卷，《隋書·經籍志》著錄何休的《公羊解詁》也是十一卷，這些都可以證明《解詁》確實是以顏氏本為主。

但何休又沒有完全拘泥於顏氏本。

何休這樣做是希望提供一個超越顏氏、嚴氏派別之爭，又高於二者的權威版本。

在具體解說時，何休也沒有完全謹守顏氏學。

這說明何休並不是死守家法的人，這是何休的《公羊解詁》能夠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個原因。

這與他在《春秋公羊解詁序》中表示的，要消除春秋公羊學內部的紛爭，來共同面對古文經學的意願是相一致的。

在東漢末年，鄭玄是綜合今古文經學的大師，而何休則是一統春秋公羊學內部紛爭的主將。

八、何休非董仲舒四傳弟子

嚴、顏之學皆出董仲舒，何休在《解詁》中儘管沒有提到董仲舒，但無論是從漢代春秋公羊學的發展來看，還是從何休《解詁》的內容來說，何休的思想都與董仲舒有密切的聯繫。

正是何休之學與董仲舒一脈相承，以至有人以為何休為董仲舒的四傳弟子。

宋代的章如愚在《群書考索》卷六，論及《公羊傳》的傳授時就說：

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傳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

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傳。

這裡的引言所說，子夏至胡毋子都云云等語本於戴宏序《公羊傳》之言，董仲舒出自胡毋生則是徐彥的誤說，而四傳至何休則為章書所提出。

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時，在《春秋公羊傳註疏校勘序》中也引以為說：「何休為膠西四傳弟子」[18]2192。

董仲舒曾為膠西王之相，此處膠西指代董仲舒無疑。

但是，此說如同《公羊傳》在先秦傳授的說法不可信一樣，也是值得懷疑的。

即使以董仲舒卒於公元前104年，到何休出生時已經有兩百多年。

董仲舒的二傳弟子眭弘，在漢昭帝時被殺，而嚴、顏兩家之學，皆出於眭弘，嚴彭祖、顏安樂是董仲舒的第三代弟子，何休若是董仲舒四傳，也就是開宗立派的嚴彭祖、顏安樂的弟子。

顏、嚴之學皆立於宣帝，宣帝即位在公元前73年，即以何休出生在公元129年，也有一百五十餘年的時間了，何休絕不可能成為嚴彭祖、顏安樂的弟子。

所以，說何休為董仲舒四傳是沒有一點時間觀念的誤說。

但這也說明一個問題，就是阮元等人肯定何休與董仲舒思想的一致性，否則，絕不會出現如此誤說的。

九、何休誤解王三月

何休為東漢春秋公羊學的大師，但他解《公羊傳》卻有誤說，二千餘年卻無人指出。

董仲舒開始提出通三統，但他的三統說有兩種含義，第一是所謂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這是孔子改制的三統。

第二是以夏、商、周為代表的三統。

三統是不斷循環的，但夏、商、周的三統與《春秋》的三統是不同的，董仲舒講夏、商、周的三統，是從三代改制的歷史來說的，而講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則是就孔子改制而言的，二者的區別在董仲舒的思想中是十分明白的。

何休在訓解《公羊傳》時，也論及夏、商、周三正的三統。

他在解釋隱公三年，「春，王二月」時說：

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

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

[18]2203

周的曆法以十一月為正月，周的二月即十二月，為商的正月，周的三月即一月，為夏的正月，所以，周曆的一、二、三月，是為周、夏、商的三正。

這個解釋本身沒有問題，但用來解詁《春秋》，就會發生一個問題：《春秋》的三統究竟是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還是因循夏、商、周三正的三統？按照春秋公羊學的理論，答案必定是前者。

所以，不能用夏、商、周的三正來解詁《春秋》三統的三正，當何休以夏、商、周的三正來說《春秋》的通三統時，就與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的三統相矛盾。

因為孔子著《春秋》，是改周之制，變赤統為黑統，在曆法上是當行夏之時，是夏正的建寅與周正的建子、商正的建丑構成三正，這是兩種不同的三正。

周王的三統以周曆為準，故三正是一、二、三月，此時三統的順序是：赤、白、黑。

《春秋》當新王是以夏曆為準，三正為一月、十一月、十二月，三統的順序是黑、赤、白。

儘管《春秋》確實實行的是周曆，而非夏曆③，與春秋公羊學的《春秋》正黑統之說不合，但從春秋公羊學來解《春秋》，就應該以正黑統為說。

從正黑統說，《春秋》的曆法就應該是孔子說的行夏之時，何休明確講孔子作《春秋》是「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18]2352。

夏正正月為第一個月，則《春秋》每年的一、二、三月，就應為夏曆的一、二、三月，而夏曆的二、三月絕非三正、三統之列。

只有從周王的行周之時說，一、二、三月才是黑、白、赤的三正、三統。

所以，何休解釋《春秋》中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以黑、赤、白的三正、三統為說，這實際上是將周王的三正、三統與孔子改制的《春秋》新王的三正、三統相混淆了，也就否認了《春秋》的改正朔，是行夏之時，《春秋》正黑統之說也不能成立。

從通三統而論，《春秋》的三正既然為一月、十一月、十二月，就不應該說王二月、王三月，而當說王十一月、王十二月，但《春秋》卻無王十一月、王十二月之說，而有王二月、王三月之說。

這只能說明《春秋》並沒有春秋公羊學所說的通三統、正黑統云云，由董仲舒首創的通三統、正黑統等說，並不是《春秋》的固有之義，連董仲舒也沒有以通三統來論說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何休用通三統解釋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必然會陷入理論失誤的泥潭。

十、莊存與是清代春秋公羊學的開創者

學術界一般都認為，清代春秋公羊學的開創人物是莊存與，但也有異說。

梁啓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就以孔廣森為清代治春秋公羊學的第一位人物：「清儒頭一位治《公羊傳》者為孔巽軒廣森，著有《公羊通義》，當時稱為絕學。

但巽軒並不通《公羊》家法，其書違失傳旨甚多。

」劉師培在《經學教科書》第33課「近儒之《春秋》學」中也說：「治《公羊》者，以孔廣森為嚆矢。

會通禮制，不墨守何氏之言。

」若以孔廣森是清儒治《公羊》者的「頭一位」、為「嚆矢」，清代春秋公羊學的開創者就應當是孔廣森，而非莊存與。

梁啓超此說被朱維錚先生所發揮，他在《晚清的經今文學》中專門論及「孔廣森和莊存與」，並從莊存與的書晚於孔廣森的著作等方面來證明清代春秋公羊學的開創人物應當是孔廣森，而不是莊存與。

從年齡說，莊存與的年齡長於孔廣森三十九歲，二人還存在師生關係。

孔廣森在《春秋公羊經傳通義》中雖然沒有稱莊存與為師的記載，但是，他與莊存與之間的師生關係確屬事實。

莊存與在乾隆三十六年三月曾任會試的副考官，孔廣森正好在此年中進士。

在科舉時代，主考官與錄取的考生都有師生關係。

阮元在《味經齋遺書·莊方耕宗伯經說序》中，也明確以孔廣森為莊存與的弟子。

不僅如此，在孔廣森的著作中，也明確有受到莊存與影響的自道。

朱維錚教授從孔廣森與莊存與著作出版的早晚，來說明孔廣森是清代首先治《公羊》更是站不住腳的。

孔廣森的《春秋公羊通義》，出版時間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

莊存與的《春秋正辭》最早見於《皇清經解》，出版時間不能早於道光五年(1825年)。

二者在時間上有50年左右的前後誤差，這是事實。

但從著述時間論，根據蔡長林的博士論文考證，莊存與入值上書房，可能早在乾隆二十年左右，而不是《清史稿》所載之乾隆三十三年也。

[19]莊存與的《春秋正辭》在給成親王等人授課時就已經成書了，其時間當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左右，這較孔廣森的《春秋公羊通義》大約要早30來年。

判定誰是清代第一位治春秋公羊學的學者，應當以誰的著作在先，而不能以刊刻時間為斷。

所以，決不能以莊存與著作與當時學術界風氣格格不入，而刊刻在後，就說孔廣森是清代治《公羊傳》的第一人，而否認莊存與是清代春秋公羊學的開創者。

十一、龔自珍早年無今文春秋公羊學

就龔自珍思想的發展而論，在與劉逢祿見面之前，龔自珍基本上沒有春秋公羊學的觀念，這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

但有些論著為了說明龔自珍早有春秋公羊學的三統說等觀念，不惜曲解龔自珍早年著作的含義，牽強附會，硬說龔自珍早年就有春秋公羊學的思想觀念。

湯志鈞在《近代經學與政治》就提出三點論據，來證明春秋公羊學的觀念為龔自珍早年的思想。

湯志鈞的第一點論據是：魏源、梁啓超、夏曾佑、章太炎都說過龔自珍治《公羊》之類的話。

但是，如何理解這些話，是值得討論的。

況且，這些論說只是講到龔自珍與今文經學的關係，而沒有說龔自珍早年就有今文經學的觀念。

所以，依據魏源、梁啓超等人的這些說法，根本證明不了龔自珍早年就有今文經學。

湯志鈞的第二點論據是說龔自珍早年有經世之意，一定會讀《春秋》、讀《公羊》，則明顯是帶有推測的說法。

歷史上講經世致用的人很多，這些人未必信《春秋》、信《公羊》，王安石主張變法，不可懷疑是講經世致用的人，但他詆《春秋》為「斷爛朝報」。

至於《乙丙之際著議》講三代損益，此說出於孔子，歷代受儒學影響的思想家講三代多有其說，但未必就是春秋公羊學；其講世有三等，龔自珍說得很明確是指治世、亂世、衰世之別，與春秋公羊學的據亂、昇平、太平漸進發展的三世說，二者的差異是一目了然的，將其說成是春秋公羊學的觀念，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湯志鈞先生的第三點論據是說龔自珍對莊存與、劉逢祿之事、之學「應有所聞」，皆為推測之語，同樣不可為據。

而龔自珍早年的「三王之道若循環」，出於司馬遷的《史記·高祖本紀》，並非出自《公羊傳》，董仲舒無說，何休《解詁》也無說，劉逢祿的著述也無此說。

而文質之說始於孔子，文質遞變與三統循環是不相應的，絕不是三統說，據此說龔自珍有「講三統循環論的跡象」，也是不能成立的。

以龔自珍後來接受了春秋公羊學來證明早年就有其學，更是顛倒了時序。

十二、龔自珍無以經議政

龔自珍早年的著述中，本來沒有什麼春秋公羊學的觀念。

為什麼相關論著多曲以為說？學術界之所以要堅持這一誤解，出於所謂龔自珍有以經議政的觀念，而這一說法出自梁啓超的名著《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第二、二十二節幾次論及龔自珍、魏源與今文經學的聯繫。

梁啓超對龔自珍的論述，成為人們論說龔自珍的不刊之論。

現在關於龔自珍的論著也都異口同聲地說，龔自珍是今文經學，他的經學的特點是以經議政。

而龔自珍批評時政，批評現實政治，主要見於早年的著作，時間在龔自珍見到劉逢祿，接受春秋公羊學之前，但梁啓超既然說龔自珍以經議政，人們存有今文經學與政治密切聯繫的觀念，清代講今文經學的主要是春秋公羊學，所以，龔自珍的以經議政，理所當然的是以春秋公羊學的觀念來譏切時政。

而在龔自珍春秋公羊學的著述《春秋決獄》、《五經大義終始論》中卻看不到龔自珍的譏切時政，批評現實政治的內容，於是就在龔自珍的早年著作中去「尋找」春秋公羊學的觀念線索，既然龔自珍早年有春秋公羊學的觀念，早年又有譏切時政的內容，龔自珍的以經議政不就得到證明了嗎？而有了龔自珍的以經議政，似乎其後廖平、康有為今文經學與政治的緊密聯繫才有一個合理的中介。

但這些說法在龔自珍的著作中找不到根據。

①此書已由劍橋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本章所用該書的成果，系西南大學周兵教授所翻譯的內容，載德州經濟開發區2009年出版的《董子研究》(第一輯)。

②詳細的論述參見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一章第三節所附《春秋公羊解詁》所據本考。

③可參見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陳美東研究員的國家九五重大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專題成果《魯國曆譜及春秋、西周曆法》，載《自然科學史研究》，200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