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興亡之比較：蜀漢本不亡國，東吳病入膏肓

三國興亡各有因緣，蜀漢卻是在一個根本不應亡國的情況下滅亡的，且實在是不亡於鄧艾的進攻，而亡於益州地方政治勢力的出賣

曹魏政權自曹操於公元217年稱魏王開府算起，到司馬炎在公元265年取代了魏元帝曹奐立國稱帝為止，一共歷時48年。

曹魏政權純粹是在一場逼宮政變中亡國，且曹魏氏族已失去了統治能力。

司馬氏父子對於後來幾任曹魏幼帝如曹氏對漢獻帝一般無二，有過之而無不及。

曹魏在三國中最強大，但統治的時間只有48年便亡國。

如果再加上曹操執漢相那段時間，也不過70年左右。

孫吳政權自孫權於公元200年接替孫策執掌江東算起，一直到亡國之君孫皓於公元279年投降魏晉，前後經歷了79年，是最後一個滅亡的。

它的滅亡純粹是由於內部黨爭造成的分裂，從孫權時代就開始的政治*的必然結果。

蜀漢政權自劉備於公元219年於漢中南部稱漢中王始，到公元263年成都城破，劉禪降於鄧艾止，前後經歷了44年。

蜀漢是三國中最先亡國也是最短命的。

而且無論讀三國志還是三國演義都會有很大的困惑：蜀漢政權尚有姜維等將帥手握中央重兵可用，還有羅憲等名將鎮守的地方外援支撐，而且還有廣闊而穩定的雲、貴大後方可以迴旋，為什麼只鄧艾一支已無多大戰鬥力的部隊一旦破關而入兵臨城下，蜀漢就亡國了呢？一是由於鄧艾突襲，蜀漢朝野都沒有充足的準備，更何況黃皓不斷隱瞞軍情不報，以至於南中守將霍戈要入援劉禪卻拒絕了。

二是由於諸葛亮後時代的劉禪昏庸，宦官黃皓與大將軍閆宇聯手專政，使文臣武將喪失了信心，部隊已失去戰鬥力，成都外圍將士不是沒有抵抗，而是都壯烈犧牲了，已沒有主力戰將。

三是蜀漢的主要軍事支柱姜維被逼離開權力中心外出屯田避禍，使中央政權失去了應變和抵抗能力。

四是進攻蜀漢的魏軍不止鄧艾的部隊，還有鍾會一軍在劍閣對姜維的牽制。

兩人統帥18萬大軍，近於蜀漢全國兵力的兩倍。

更主要的是益州地方的舊官僚地主集團政治勢力的出賣。

鄧艾兵臨城下時，朝臣中有兩種意見：一種是投奔吳國，一種是後撤南中，以圖恢復，竟然沒有一人提堅守的。

難怪此前東吳使臣來蜀後回江東匯報時講道：入蜀境以來，沒聽到一句正直的話。

這時蜀漢的光祿大夫譙周站出來說話了，他認為撤到南中沒有準備，投吳還不如投魏，吳早晚都得被魏滅，我們還得二次受辱，還不如一次性降魏的好。

然而這個昏庸透頂的劉禪不但沒有怪罪之意，卻膽怯地問「如果鄧艾不接受怎麼辦？」只這一句話便看出蜀漢亡國也是必然。

譙周卻信誓旦旦地保證受降，而且還保證一定不失為裂土為王，否則他去洛陽抗議。

仿佛他是曹魏的主子。

無非是要劉禪早投降，早降魏。

可是在朝文武多是怕死之人，因那些剛武的將帥早被黃皓等人排斥出朝了。

劉禪還是不想投降，想撤往南中。

可是譙周又威脅他道：去南中，那裡必會反叛，說不準還沒到南中，連命都保不住了。

劉禪就這樣硬是被自己的部下勸降了，蜀漢也就滅亡了。

只可惜那些在外的蜀漢將士還在苦苦浴血奮戰。

前線蜀漢將士接到成都發來的受降命令無不失聲痛哭，以劍擊石。

就是劉禪降後，姜維仍為蜀漢政權謀取復辟失敗而死於亂軍之中。

南中都督霍戈素衣向成都號哭誌哀三天，仍堅守南中不降。

巴東太守羅憲誌哀三天後仍然堅守白帝城，抗擊東吳趁火打劫派來的進攻部隊。

連續多次打敗東吳將軍盛憲、都督步協、名將陸抗，以兩千人敵三萬眾，一直堅守了6個月，東吳也沒有得手而退軍。

有這樣的將帥在外怎麼能投降呢？亡國之君亡國之君，亡國在君而不在臣，在相而不在將。

至少蜀漢是這樣。

那麼還要說及為什麼譙周那麼積極地敦促劉禪投降呢？因為譙周是益州的地方政治勢力地主集團在朝中的代言人。

蜀漢政權的統治集團都是中原人士，是以入侵者入蜀的，因而始終受到地方的反對。

儘管劉備、諸葛亮在組建政權時充分考慮到了吸納地方政治勢力的加盟換得了穩定，但同時也埋下了政治隱患，一旦時機成熟，便藉助外部勢力，把蜀漢集團的中原勢力幾乎全部從蜀中驅趕了出去。

由此亦可見地方政治勢力的可怕之處。

由此亦可知東吳為什麼會最後滅亡，而且吳亡後江東仍然穩定不亂，一直到東晉也仍是小王朝的可靠後方。

益州的地方勢力、地主集團自以為得計，借事變之機幾乎把蜀漢舊臣盡數排擠出成都。

但這些舊臣卻擁有自己的部隊並都帶走了，而蜀人卻沒有足夠的兵力來保衛地方，正如一些史學家所言，武裝起來的蜀漢舊臣都走了，剩下的是沒有武裝起來的地方政治勢力，因而兩晉年間，他們根本沒有抵抗不斷變亂中陸續進入的武裝侵入勢力，仍遭受了二百餘年變亂的荼毒，要比蜀漢時代悲慘的多，這也是咎由自取，聰明反被聰明誤。

這也是地頭蛇政治的一種結果。

是的，蜀漢早晚要亡國，但亡國的時候卻絕非是應該亡國的時機。

因為蜀漢尚有餘力對抗吳魏，只是因了一介書生與地方政治勢力的出賣，因了一個昏庸君主的昏庸而提前壽終正寢，實在可悲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