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思想家朱熹的思想對他的時代影響很大。

早前，為了儘快抵達聖賢之境，王守仁開始研讀朱熹。

朱熹提倡通過格物致知，也就是與事物親密接觸，來掌握世間萬物之理，從而知曉支配世界的「道」，即天下規律之和。

於是王守仁和朋友一起「格竹」，格了七天七夜後，仍一無所獲，還因體力不支暈倒，這是他初次質疑朱熹聖人之說。

後和一和尚談話，問其是否想念母親，和尚答：「怎能不想。

」他又陷入對朱熹「存天理，滅人慾」的沉思之中，認識到朱熹思想里違背人性的一面。

他的思想啟蒙伴隨著對朱熹部分思想的批判。

一方面，朱熹的思想幫助他儘早確立基本的思考方向，另一方面，也促使他拓展思路和視野，開闢出自己的思想路徑。

後來他考中進士，步入仕途。

正德皇帝繼位後，荒淫無道，無所作為，太監劉瑾又趁機禍亂，一時間朝廷上下烏煙瘴氣，，一些人上書要求嚴懲，結果反被打入大牢。

王守仁為他們求情，又被劉瑾加害，被貶去貴州龍場驛當驛丞。

然而，正是這一貶，成就了他思想上的一座里程碑，一掃他多年的苦悶，心境也隨之豁然開朗。

在荒涼的龍場，他棲居在山洞，自己種菜種糧。

經此一劫，也就不再有所挂念，終日在自己鑿的一副石槨前端坐。

一日，他突然頓悟了「吾心即道」之理，高呼著「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跑出洞穴。

他認識到，與其格物致知，向無盡的外物求理，不如向內求索。

理化生天地萬物，而為人心感知、分辨、判斷，故人心秉其精要。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王守仁在貴陽文明書院講學，提出「知行合一」說。

「知」指人的道德意識和思想意念，「行」指人的道德踐履和實際行動。

這一學說主要是針對朱學而發。

在「知」與「行」的關係上，朱熹主張「知先行後」，但王守仁反對將知行分開。

他說：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

意思就是，知行相互包含，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離，更無先後。

後在「知行合一」的基礎上，王守仁提出了「致良知」，「良知」指道德意識，也是最高本體。

至此，他為「知行合一」賦予了一個根本目的，即通過「知行合一」來提高內心的修養和智識，同時呼應了「心即是理」為「心」所奠定的至高地位。

這樣，他的心學體系建立起來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天理存在於內心，我們應該知行合一地去提高內心的良知，去除私慾和雜念，從而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

如果說「吾心即道」是王守仁內省而得，「致良知」源於儒家知識分子的自我道德約束，那麼「知行合一」則得益於王守仁在艱險的沙場和朝堂上磨礪出來的決策力和行動力。

自身思想的完善和成熟又反過來助他在平亂和剿匪中精準地把握對方心理，制定相應策略，並果斷展開實施，獲得累累戰功。

他曾於正德十三年（1518年），平定江西數十年的民變禍亂，於正德十四年（1519年），在鄱陽湖中仿效赤壁之戰，平定洪都寧王朱宸濠之亂，又於嘉靖七年（1528年），平定西南部的思恩、田州土瑤叛亂和斷藤峽盜賊。

如今，王守仁的心學終於迎來了最適合生長的時代。

飛速發展的社會，留給人們喘息和調整的空間越來越有限，精神越來越迷茫。

在人們趨向於無所依從時，了解些許王守仁的思想，或許能有所啟發，例如：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告訴我們，當不知如何抉擇時，不如拋開外界的干擾，回歸內心，讓心發揮其能量和智慧；

「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告訴我們，不僅要知善知惡，更要為善去惡，才能讓社會更加美好，而在當下，善惡不再是老生常談，而是金石良言；

「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告訴我們如何知行合一地為善去惡，即一有不善的念頭，就要隨即拔除，不留後患；

「靜處體悟，事上磨鍊」則言簡意賅地告訴我們不僅要靜悟，更要多通過事情來實踐和檢驗，放在當下來看，針對的更多是那些空有思想卻不付諸行動的人。

王守仁墨跡

除了這些思想學說，王守仁還有一首詩也廣為流傳。

正德十五年（1520年），他回到贛州，教導兵卒作戰。

當時正值他成功平反寧王朱宸濠，朋友都擔心此舉會刺激到那些把他視為眼中釘的佞幸之臣，他卻不以為然：「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並作下《啾啾吟》一詩，其中最後幾句將他心如靈明，無所畏懼的狀態表達得淋漓盡致：

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

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牛。

痴人懲噎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投。

人生達命自灑落，憂讒避毀徒啾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