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亦官亦儒亦將軍！

王陽明，名守仁，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軍事家，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全能型人才。

奉行「君子之仕以行道」

王陽明生在一個官宦人家和詩書世家。

他是著名書法家王羲之的後代。

祖父王天敘文學才華出眾，父親王華是明時的科舉狀元。

王陽明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聰穎過人，並抱有「讀書學聖賢」的志向。

王陽明15歲的時候，從京師出發，遊歷了京師北部邊關的重要險隘居庸關，在邊塞地區走訪了不少少數民族部落，打聽如何用兵打仗、如何守關的事情，並同塞外的胡族騎士比賽騎術，策馬飛奔於長城腳下。

面對崇山峻岭和蜿蜒盤旋的雄偉長城，年輕的王陽明心中升騰起一股豪情，立下大丈夫當安天下的壯志。

王陽明21歲中浙江鄉試，28歲舉進士，從此步入官場，曾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等。

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宦官劉瑾趁皇帝疏於政事擅自專權，遭到一些正直官員們的反對。

劉瑾把這些人視為眼中釘，於是偽造聖旨，亂安罪名，致使南京科道戴銑等二十幾名大臣被捕入獄。

王陽明第一個站出來為戴銑等人辯護，不料也被抓進牢獄，受到廷杖四十的懲罰，並被貶為貴州龍場（今貴州修文縣）驛丞。

發配時，恰好路過南京。

王陽明來到南京城郊的時候，看到家中的老傭人正在焦急地守候著。

當王陽明回到闊別已久的家時，他看到的，不再是兒時記憶中那個滿口仁義的父親，而是一個滿面慈祥、白髮蒼蒼的老人。

原本等著一通呵斥的他，只聽到父親一聲又一聲激動的問候：「回來了就好，回來了就好。

」他實在忍不住了，生活中少有地主動給父親認錯：「是我意氣用事，把功名弄丟了，官也弄沒了，我對不起父親大人。

」

父親並沒有呵斥他，相反卻是寬慰：「孩子，你是為了斥責權奸才這樣做的。

你做得對。

」

不久，劉瑾罪行暴露並被武宗處決。

王陽明又先後擔任了南京刑部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等職。

正德十六年，他升任南京兵部尚書，受封「新建伯」。

王陽明奉行「君子之仕以行道」的為官之道。

「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

今吾不得為行道矣。

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

夫祿仕，為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為道乎？以吾為貧乎？」

就是說，君子做官是為了實行道義，不以實行道義為目的的做官，就是為謀私利而竊取官位。

君子入仕從政不是為了俸祿，不只是求得自我實現或顯親揚名，而是行道成聖，將自己所學所樂的先王之道施之於民，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王陽明的為政理念和治世實踐對後人有著積極的影響。

創立「知行合一」說

王陽明是著名心學大師，提出「心即理」、「致良知」及「知行合一」等命題，創立了與程朱理學大相逕庭的「陽明學派」（也稱「姚江學派」或「王學」）。

據錢德洪、王汝中所編的《王陽明年譜》記載，王陽明11歲時便流露出異於常人的志向。

當時還在餘姚讀私塾的王陽明，有一天這麼問老師：「何為第一等事？」塾師回答：「惟讀書登第耳。

」但少年王陽明對這個答案似乎並不滿意，他沉思一會，說道：「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

」

王陽明將「做聖賢」置於「登第」之上，暗中契合了當時讀書人的精神需要。

明中葉承平一百多年，邊疆的開墾、耕作技術的進步，使得人口已漸漸逼近1億，讀書人的數量也水漲船高。

可是科舉考試的名額卻基本沒有增長，再加上宦官專權、任人唯親和深重的社會不安全感，儒家傳統的「學而優則仕」之路變得越來越艱難。

在這種情況下，惶惶如喪家犬的年輕學子很容易為道家或佛家的生活方式所吸引，王陽明也不例外。

1502年到1504年間，他辭官回鄉，在「陽明洞」里過了兩年道家式的退隱靜修生活，終於悟出「踐形」二字；對佛學更是入室操戈，用「著相」來批評佛教的偏狹，借逃避來實現一己超脫之私，「與世間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以治天下」。

在經歷了一系列的精神危機後，他最終重歸儒學。

1504年秋，王陽明復出回到北京。

此時他所關心的，已不再是儒與道、佛的對立，而是理想的儒家與庸俗儒家的對立。

兩者的根本區別在於，到底是依存自己內在的良知還是盲從外在的權威。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

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由於無人可以獨霸對「道」的解釋權，所以個人良知即天理。

「良知」一詞來源於孟子，王陽明引佛家「眾生皆有佛性」對之加以改造，指出其為「人人之所同具者也」。

但良知也是未發之中，必須將其擴而充之才不致泯滅，此即「致良知」，這一過程必須是永無止息的，「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

「做聖賢」絕不是少數精英的特權。

人的天賦才力雖有區別，只要在自身能力範圍內盡力發揮良知，則不管在朝在野，有無功名，都可成聖。

「故雖凡人而可為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為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

」這一理論，對於被競爭日趨激烈的科舉考試折磨的讀書人來說，無疑是一大解脫，這也是為什麼王學能在短時期內席捲當時思想界的原因。

王陽明尖銳批評那些只知道應考做官的人：「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去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

鑒於此，王陽明指出了向下一途：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讀書人要走出書齋，在廣闊天地下去學做聖人，去改良社會，如鄉村建設，普及教育，移風易俗。

用現在的話語去理解，即為「讀書的真正意義不只是獲得外在的東西，而是從內部改造自己的生活方式」。

1506年，王陽明因為反對宦官劉瑾，被貶謫至貴州龍場。

前有「蛇虺魍魎，蠱毒瘴癘」，後有劉瑾派來的刺客，命懸一線之際，王陽明造一具石棺，在旁邊日夜端居澄默，試圖克服內心對死亡的恐懼。

1508年的一天，「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此即著名的「龍場悟道」。

次年，他便創立了「知行合一」說。

在王陽明看來，行亦是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同時，知也是行，「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了」。

兩者「紮根在同一個本體之上」。

只有「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才可破除知、行兩者之藩籬，這一過程便是「立志」。

錢穆在《陽明學述要》里，將「立志」簡潔明晰地解釋為「良知栽根處」。

正是藉助這一中介，「致良知」和「知行合一」這兩個重要概念才得以打通。

王陽明創立的，乃是一種「行動的儒家思想」。

王陽明從34歲起開始講學，自創濂溪書院，主講於陽明書院和白鹿洞書院。

王陽明的學說，以「反傳統」的姿態出現，在明朝中葉以後廣為流行，並傳播到日本、朝鮮、東南亞等地，成為日本明治維新的重要指導思想。

平亂建功封伯爵

王陽明傑出的軍事才能在「破山中賊」和「平寧王之亂」中得以充分展現。

《明史》評說道：「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

」

正德十一年(1516年)，朝廷任命王陽明為都察院左前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由於土地兼并加劇、賦稅徭役沉重，江西、廣東、福建、湖廣接境地區農民紛紛反抗。

當時明軍在與農民軍的戰鬥中屢屢失利，束手無策。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朝廷起用了王陽明。

王陽明初到巡撫任上，首先推行「十家牌法」，斷絕當地居民與山賊(王陽明稱這些農民起義軍為「山賊」)之間的聯繫，接著針對贛州等地兵源不足的情況，選練民兵。

他從所屬各縣的弩手、打手、機兵、捕快中，挑選驍勇絕群之人，又從衛所軍官中挑選武藝出眾、有實戰經驗者對民兵進行正規訓練。

這支民兵在後來鎮壓義軍的戰鬥中，起了核心和骨幹作用。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陽明分析形勢後決定先易後難，對福建贛南山區用兵，解除後顧之憂，然後再進剿橫水等地的義軍，也就是「山賊」。

在進軍前，王陽明將計就計，針對各衙門中有「山賊」密探，採用打仗前先占卜的慣例，揚言要從贛南山區撤軍，待平了橫水、桶崗，再行進剿。

消息一出，橫水、桶崗各自守隘設伏，贛南地區的「山賊」則設宴相慶。

而此時王陽明則從贛州領軍星夜兼程，進駐福建、長汀、上杭，向「山賊」發起進攻，「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餘」，生擒其首領。

正德十二年十月，王陽明再次用計，明令攻桶崗，暗中取橫水。

「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

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

乘勝克橫水。

」一舉擊潰義軍。

王陽明作為一個軍事家，其可貴之處在於不僅要破「山中賊」，還要破「心中賊」。

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道：「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

」

南贛地區的「山賊」為患根本原因在於民風不善，在於民眾缺乏應有的禮制約束。

要徹底清除「山中的賊」，就必須清除「心中的賊」。

於是，王陽明立鄉約，戒奢靡，革除惡習，比如家中有喪事，不許用鼓樂，不許請和尚道士做道場，不許大肆請客，子女應在父母在世時多行孝道，不應在死後空費錢財。

婚姻，嫁娶，不得計較彩禮嫁妝，不得大會賓客，等等。

他要求「十家牌鄰互相糾察，容隱不舉正者，十家均罪。

」

在倡導節約的基礎上，王陽明推出了全面進行社會改革的措施，即名為《南贛鄉約》的告諭，希望通過民眾的自治，以達到社會的穩定。

興社學，行教化，使人們從內心自覺接受禮制的規範。

王陽明去福建「剿匪」抵達豐城之時，忽聞寧王朱宸濠舉兵叛亂。

他知道寧王必將揮師攻占南京，所以虛張聲勢，利用虛假宣傳和情報迫使寧王做出錯誤的判斷。

寧王猶豫了，直到十天之後才率兵攻南京。

而這十天，王陽明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趁朱宸濠進軍安慶而南昌空虛之際，率領官軍攻破南昌。

朱宸濠回兵救南昌，在黃家渡與官軍相遇，遭遇埋伏。

官軍用小船滿載柴草，乘風縱火，燒毀叛軍副舟。

朱宸濠主舟擱淺，換船逃跑時被活捉。

朱宸濠準備十年，在南昌起兵叛亂，被王陽明一舉剿滅，前後歷時只短短三十五天。

王陽明也因平叛有功，被封為「新建伯」。

王陽明一生心明如鏡，臨終前，他的門人聚在他的身旁，問他還有什麼遺言。

王陽明笑了笑，用手指向胸前，留下了他在人世間的最後一句話：「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