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的成功與毛澤東的崛起

文/徐占權 徐婧

遵義會議是我黨歷史上的一次偉大轉折。

它在紅軍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認真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遭受挫折的慘痛教訓，果斷地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開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的新領導。

特別重要的是，我們黨，首先是黨的實行正確路線的核心領導成員，開始自覺地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從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

從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開始，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我們黨比較完善地解決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我們黨的力量就成百倍地成長壯大起來，在各種鬥爭中戰無不勝。

遵義會議的召開

遵義，是貴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當時貴州軍閥賴以發跡的地方，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5年1月7日凌晨，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率領紅1軍團第2師第6團，化裝為國民黨黔軍的潰兵，勝利地占領了黔北重鎮——遵義城。

1月9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軍委縱隊進駐遵義城，總參謀長劉伯承兼任遵義警備司令員，陳雲任政治委員。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這次會議，是王稼祥同毛澤東商議後，由王稼祥出面提議，並得到周恩來、張聞天、朱德、陳雲等的積極支持下召開的。

後來，聶榮臻元帥在生前回憶起遵義會議時說：「周恩來、王稼祥同志他們兩個人的態度對開好遵義會議起了關鍵的作用。

」周恩來還負責會議的組織工作。

1月13日，他致電紅5軍團政治委員李卓然和正在紅5軍團擔任中共中央代表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卓然、少奇：十五日開政治局會議，你們應在明十四日趕來遵義城。

恩來，二十四時。

」

為了召開好這次會議，周恩來做了大量工作。

他在徵求陳雲的意見時，問陳云：會議應該怎麼開法？陳雲說：如果解決人事問題，應該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周恩來還徵求了其他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的意見，最後決定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當時，會議在位於遵義市老城紅旗路（原子尹路）80號，老地名叫琵琶橋召開的。

它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層樓房，為中西合璧的磚木結構建築。

房屋原是黔軍第25軍第2師師長柏輝章的私人官邸，是遵義城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最宏偉的建築。

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朱德、陳雲、周恩來、張聞天（洛甫）、秦邦憲（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鄧發、劉少奇、何克全（凱豐）（以上按姓氏筆畫為序）；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第1軍團軍團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第3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治委員楊尚昆，第5軍團政治委員李卓然。

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及其翻譯伍修權等列席了會議。

會議根據劉伯承、聶榮臻的建議，首先審議了黎平會議決定，認為黔北地區人煙稀少，且多為少數民族聚居區域，黨的工作基礎薄弱，不利於創建根據地，遂放棄黎平會議確定的以黔北為中心創建根據地的計劃，決定中央紅軍北渡長江，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創建根據地。

接著，會議開始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和教訓，這是會議的中心議題。

會上，博古首先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

他在報告中對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錯誤進行了辯護。

他誇大客觀困難，把第五次反「圍剿」不能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粉碎的原因歸之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強大，白區和根據地的鬥爭配合不夠等，並對當時的革命形勢估計不足，從而得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在所難免的錯誤結論。

與會多數人對他的報告十分不滿意，認為他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

接著，周恩來作副報告，明確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上的錯誤，並主動地承擔了責任，也批評了李德、博古的錯誤。

會議進行了討論，張聞天第一個發言。

他按照事先與毛澤東、王稼祥商量好的發言提綱，作反報告。

毛澤東在張聞天發言之後，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批評了博古在向大會報告中談到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強我弱等錯誤觀點。

他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

他指出：博古、李德以單純防禦路線代替決戰防禦，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支持單純防禦的戰略路線，從而使紅軍遭受嚴重損失。

並強調這一路線同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

他還詳細地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明確地指明今後的正確發展方向。

毛澤東的發言，得到王稼祥、朱德、周恩來、李富春、聶榮臻等的積極支持。

周恩來在發言中全力推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的今後行動。

他的倡議得到多數人的支持。

據陳雲當時關於遵義會議精神的傳達提綱手稿記載：「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A同志（指李德——引者注）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

會議著重指出：軍事領導上的錯誤，「A（指李德——引者注）、博（指博古——引者注）二同志是負主要責任的」。

「擴大會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

會議經過三天討論，最後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即朱德、周恩來——引者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

2月8日，張聞天按照毛澤東的發言和他們共同擬制的發言提綱，所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指出：「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

」在反對第五次「圍剿」的戰爭中，「左」傾錯誤領導者「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禦的戰略路線。

這就使敵人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達到了他的目的」。

「使我們的主力紅軍受到了一部分的損失，並離開了中央蘇區根據地。

」而我們的突圍行動，又「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

3個月的突圍戰役，使紅軍「減員到空前的程度」。

並指出：「為了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創造新蘇區，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並改善軍委領導方式。

」

◆1935年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為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發布的《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

1977年8月23日，陳雲在接見遵義會議紀念館同志的講話中說：在遵義會議上，「毛主席講得很有道理。

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

」周恩來後來在談到當時的情況時也說：在遵義會議上，毛主席批評了當時在軍事路線上的領導錯誤，先是冒險主義，然後是保守主義，最後是逃跑主義。

「其他問題暫時不爭論」，「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

遵義會議，根據當時國民黨軍圍追堵截的情況，把戰爭問題放在首位，集中全力解決當時最緊迫的、關係到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

並鑒於當時大多數領導人尚未認識到中共中央政治路線上的錯誤，為了維護全黨全軍的團結統一，儘快結束長征，會議仍然「認為當時黨的總的政治路線一般的是正確的」。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樣做，對於順利解決迫在眉睫的軍事路線問題、動員全黨全軍團結一致地去克服長征中的困難，是必要的。

實踐證明，它既保證了最主要問題的解決，又維護了黨內軍內的團結統一。

後來，博古回憶起遵義會議的情況時說：「因有遵義會議毛主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

教條宗派統治開始完結，基本上解決問題。

」

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的意義是偉大而深遠的。

首要的是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當時，毛澤東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共中央的領導核心，已經擁有決策權和領導權。

它表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共中央長達4年之久的統治已經結束，由李德、博古把持的「三人團」被取消，凌駕於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領導之上的「太上皇」被搬掉，進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開始獨立自主、實事求是地解決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問題的新的歷史時期。

正因為如此，遵義會議精神一經傳達,便引起了全黨全軍的強烈反響，起到了黨心歸一、軍心歸一的巨大作用。

況且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軍事思想，已經被當時的領導層所認同，在鬥爭實踐中也已經起到了主導作用，為他在領導中國革命鬥爭中的領袖地位確立了牢不可破的思想和組織根基。

1935年10月15日，陳雲在向共產國際《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中說:紅軍長征「第二階段西征取得的第四個勝利，就是在遵義舉行了擴大的政治局會議。

參加會議的不僅有政治局委員，還有全體軍事領導人、各軍團的軍團長和政委……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

至此，結束了我們西征的第二個階段」。

1972年6月10日，周恩來在一次報告中談到遵義會議時說：「經過不斷鬥爭，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

這樣就開好了遵義會議。

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

由於毛主席撥轉了航向，使中國革命在驚濤駭浪中得以轉危為安，轉敗為勝。

這是中國革命歷史的偉大轉折點。

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在黨中央取得了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一傳達，就得到全黨全軍的歡呼。

」他還強調指出：遵義會議後，「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

本來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

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

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

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

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

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

人總要幫嘛。

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

」「毛主席總是採取這樣的辦法來教育人，使大家逐步覺悟起來。

」「這樣比較自然，便於集中力量取得勝利，減少阻力。

」

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時也曾說過：「對於我個人來說，遵義會議前後，我從毛澤東同志那裡第一次領受了關於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的教育，這對於我有很大的益處。

」後來張聞天在整風筆記里寫道：「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

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

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第一。

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

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

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

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志,我個人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

」「但因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使我當時對於我自己過去的一套錯誤，還很少反省。

這在毛澤東同志當時只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能取得勝利。

為了黨與革命的利益，而這個利益是高於一切的，毛澤東同志當時作了原則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

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鬥爭一個示範來看。

」

由此可見，毛澤東堅決主張黨內由張聞天負總責，這對於穩定大局，加強全黨全軍的團結統一，儘量減少內耗，以便共同對敵，是十分必要的。

而張聞天也承認，他雖然是負總責的，而「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

他十分尊重毛澤東，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他們二人配合默契，形成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

實踐證明，這是毛澤東的英明之舉。

由此可見，儘管張聞天在毛澤東的堅決支持下，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而「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形成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

這一點，不僅陳雲、周恩來是充分肯定的，而且張聞天自己也是承認的，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遵義會議會址。

為什麼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呢？

首先，黨的兩個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進行了明確肯定。

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七次會議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充分肯定了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再次肯定了這個問題，並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強調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後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共識，毋庸置疑。

其次，從思想上說，自黎平會議起，中共中央政治局絕大多數領導人對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嚴重危害已經開始逐步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黨的指導思想和鬥爭方式逐步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這對於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形成以毛澤東為首的新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具有決定意義。

當時,毛澤東雖然在組織形式上沒有擔任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職務，但他的意見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絕大多數成員的高度重視和普遍尊重，他的威信和影響力大大超出了他所擔負的實際職務。

他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實際上處於舉足輕重的核心領導地位。

再次，從組織說,毛澤東已經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黨中央的領導核心，擁有決策權和領導權。

特別是1935年3月4日，中革軍委按照中共中央的決定，特設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

翌日，毛澤東與朱德聯合署名在前線鴨溪向各軍團發布作戰命令，決定紅9軍團在桐梓、遵義地區吸引川軍向東而鉗制之，紅1、紅3、紅5軍團及幹部團在鴨溪及其附近地域，尋殲位於仁懷、魯班場一線的周渾元縱隊。

這是毛澤東自1932年10月寧都會議被撤銷在紅軍中的一切領導職務之後，第一次以明確的紅軍領導職務所簽署的作戰命令。

它表明毛澤東不僅擁有決策權，而且擁有對紅軍的直接領導權和指揮權。

3月11日，黨中央同意毛澤東的建議，組成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全權處理軍事」，擁有完全的決策權和領導權。

在當時的戰爭環境下，擁有最高的軍事決策權和指揮權，事實上就居於核心的領導地位。

第四，從當時的實際看,已經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核心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堅決摒棄了「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戰略指導思想，逐步恢復了他為紅軍提出和制定的一整套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恢復了他一貫倡導的堅持從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並充分利用國民黨軍內部的矛盾，發揚紅軍運動戰的優長，把出其不意、聲東擊西、避實擊虛、誘而取之等歷代兵家謀略運用得非常嫻熟。

他根據國民黨軍的變化，採取高度機動靈活的戰法，適時變換作戰方向，忽進忽退，忽東忽西，忽南忽北，神出鬼沒，縱橫馳騁於川黔滇廣大地區，迂迴穿插於國民黨軍的重兵集團之間，不斷造成國民黨軍判斷的錯覺和失誤，變被動為主動，巧妙地進行了四渡赤水之戰，二占遵義，南渡烏江，威逼貴陽，乘虛進軍雲南，逼近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約40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圈子，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川黔滇地區的圖謀，實現了遵義會議確定的渡江北上的戰略計劃，取得了戰略轉移中的戰略主動權。

這比名義上的職務安排，更重要、更有實際意義。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遵義會議的確是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否則，難以擺脫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克服難以想像的千難萬險、奪取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開創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這些歷史事實雄辯地證明：沒有毛澤東，不僅沒有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而且會使中國人民在黑暗中不知摸索多長時間。

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必然選擇，是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作出的偉大歷史貢獻。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正式建立

1935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中央紅軍北渡金沙江受阻後，即轉進至雲南扎西地區，並在川黔滇地區的水田寨、大河灘、扎西鎮連續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統稱扎西（今威信）會議。

扎西會議，實際上是遵義會議的繼續。

當時，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等，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戰略決策。

會議按照毛澤東的提議，完成了遵義會議後的「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責，從組織上保證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確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貫徹落實，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形成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黨中央的領導集體。

◆扎西會議會址。

會議還討論通過了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和他同毛澤東、王稼祥商定的發言提綱而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擬制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這對於糾正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鞏固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統一全黨全軍的戰略指導思想，振奮革命精神，奪取長征的偉大勝利，起了關鍵的指導作用。

扎西會議，圓滿地完成了遵義會議後的一系列重大戰略決策。

會後，中央紅軍按照中共中央新的戰略行動方針和毛澤東為紅軍制定的一整套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進行了四渡赤水之戰，爾後南渡烏江、威逼貴陽、進軍雲南、巧渡金沙江，奪取了戰略轉移中的主動權；留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和游擊隊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改變了組織形式和鬥爭方式，分散突圍到贛粵邊、閩西、閩贛邊、湘南等地區，堅持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紅2、紅6軍團認真地貫徹執行了遵義會議確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堅決摒棄「左」傾教條主義的消極防禦方針，按照毛澤東一貫倡導的積極防禦的方針，充分發揮紅軍運動戰的特長，連續粉碎國民黨軍的第一、第二次大規模「圍剿」，使湘鄂川黔根據地得到鞏固和擴大，成為堅持江南鬥爭的璀璨明珠。

1935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又在遵義縣苟壩召開重要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會議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代表中共中央常委會全權處理軍事問題。

「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的成立，是毛澤東從瞬息萬變的戰場實際出發，為避免在緊急的軍事行動中因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而貽誤戰機所採取的重大舉措，是確保黨在遵義會議後確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貫徹落實，徹底清除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軍事錯誤影響，從根本上實現黨的戰略方針轉變的組織保證。

1992年，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在她所著的《在歷史的激流中》一書中，對此問題作了詳細地記載。

書中說：「二戰遵義以後，聞天請毛主席擔任前敵總指揮（實際上政治委員——作者注），到打鼓新場，開會討論下一步怎樣行動，大家主張攻打打鼓新場，毛主席不贊成，以去就前敵總指揮之職力爭，聞天主持會議，鑒於以前負責人專斷不好，他看大家爭得不可開交，也不表態，就來了個民主表決，少數服從多數，將毛主席前敵總指揮的職務表決掉了。

當晚，毛主席又同周恩來、朱德商量，在周恩來、朱德支持下，說服大家，結果還是沒有進攻打鼓新場。

事實證明毛主席這個意見是對的。

「聞天也認識到這件事處理失當。

由此更覺得軍事領導要改變辦法。

戰場情況瞬息萬變，必須臨機決斷，靠開中央會議來決定會貽誤戰機，而且他自己對打仗也不熟悉，自認是外行，覺得過多地參與軍事指揮不合適，所以就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議，決定成立軍事三人小組統一指揮。

這個三人小組的成員是：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

「這段曲折，是聞天在延安時同我談的。

他還說，從此以後，長征的軍事行動就完全在毛主席指揮下進行。

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迂迴穿插，打得十分主動，牽著蔣介石的鼻子走，紅軍跳出了包圍圈。

實踐證明毛主席的指揮是正確的，而且完全稱得上是英明的。

」

本文為頭條號作者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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