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即晉宣帝，字仲達，漢族，河內溫人。

三國時期魏國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西晉王朝的奠基人。

曾任職過曹魏的大都督，太尉，太傅。

是輔佐了魏國三代的託孤輔政之重臣，後期成為全權掌控魏國朝政的權臣。

平生最顯著的功績是多次親率大軍成功對抗諸葛亮的北伐。

死後諡號舞陽宣文侯，次子司馬昭被封晉王后，追封懿為宣王，司馬炎稱帝後，追尊懿為宣皇帝。

關於司馬懿，論智慧、謀略，他在三國人物中是上上之選。

但關於他的人品，很多人都把他當作封建時代野心家、陰謀家，都把他當作老謀深算、奸巨狡猾。

雖然他深沉、堅忍，而且又有智慧和謀略，所以讓讀者感到更多的是畏懼和可怕。

因此，都把他進行反面人物來寫，其中並沒有貶義。

展望整部《三國演義》，諸葛亮可謂是集萬千寵愛的形象，在他的身上，凝聚了作者心目中人格魅力與個人智慧最高度的統一。

為了突出諸葛亮的智慧，作者設計了很多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進行襯托。

通常認為：發揮主要陪襯作用的，前期是周瑜和曹操，而後期就是司馬懿。

而能讓諸葛亮產生如此反應者，司馬懿是絕無僅有的。

當年劉備「軍敗於當陽、計窮於夏口」，兵微將寡，曹操統百萬之眾追於後，孫權據長江之險阻於前，諸葛亮尚且談笑自若，輕鬆以對；而數十年後，他舉兵三、四十萬伐魏，與司馬懿交鋒時，卻時時處心積慮，全力以赴，仍對其頗有顧忌，「不敢有絲毫鬆懈」。

最終六出祁山而不勝，「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司馬懿為人低調，不好大喜功，骨子裡有一股韌勁，吃得苦、知進退，耐得住寂寞，經得住誘惑，得意時從不驕傲自滿，失意時從不心灰意冷。

司馬懿的一生並不平坦，侍奉了曹氏四代君王，雖有才卻不得重用，時時面臨險境人生幾起幾落。

司馬懿活了七十二歲是三國英雄里最長壽者，司馬家族也最後統一三國建立大業，正是司馬懿的性格使其避免了殺生之禍，抓住了成功的機會。

司馬懿的性格是健康心理的表現，具有了成功人士的人格特質。

三國里有一些心理比較「不正常」的形象，如三國第一猛將關羽，武功天下第一卻因剛愎自用而敗走麥城；張飛也因脾氣暴躁激怒手下被奸人所害；曹植滿腹經綸卻自視清高不能繼承曹氏大位等等，可以見得良好的性格不僅是成功的必備要素，也是生活快樂的重要元素。

司馬懿在軍事而言，攘外有討東北百年大患、阻西南諸葛北伐、退東吳兩次入侵；安內有盈旬擒孟達、平定王凌叛亂。

內政方面，供應補給，使前線無後顧之憂，曹丕還認為「內鎮百姓，外供軍資」的司馬懿有當年劉邦的蕭何之風，比較起蜀漢向有糧盡退兵的傳統，曹魏軍事占盡優勢的其中原因之一，後勤保持不斷的功勞，總是走在前面。

灌溉良田廣達數千頃，國家因此得到充實。

如果從功勞的角度看，司馬懿的才能是要遠遠大於諸葛亮的。

諸葛亮被羅貫中刻畫得也太神乎其神了吧！他以「千古第一賢相」的美譽流芳百世，他一生不怕曹操，不怕孫權，當然更不怕周瑜、夏侯惇之流，這些人全不放在他的眼裡，簡直有些不食人間煙火的味道，但是這位諸葛半仙也有著一個最忌憚的天敵，那就是司馬懿。

司馬懿是人，諸葛亮是半仙，一個人竟能跟一個半仙周旋到最後，並把這半仙弄得無計可施而在愁悶中命送五丈原。

他看得很準，將司馬懿視作他的真正對手。

所以他覺得在戰場上最好不要碰上司馬懿這樣的對手。

這可以從當年二人在渭水前線打的一仗看出來。

我們都知道，在戰場上沒有什麼公理法則，不管用什麼辦法，只要最終打敗了敵人，就是勝利者，而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

當年諸葛亮伐曹操受到司馬懿的阻擊後，一籌莫展，無計可施，說得難聽一點已經是黔驢技窮了。

而反觀司馬懿，卻處之泰然，遊刃有餘。

諸葛亮被司馬懿拖一個半死，實在沒有辦法，竟然想到要給司馬懿送去一套女人的衣服來刺激他，這也太小兒科了，古今中外哪有這麼用兵的？而從戰爭的結局來看，二人的高下就更加明顯了。

諸葛亮打不過司馬懿，氣得不行，於是氣死五丈原，連翻盤的本錢都丟掉了。

而司馬懿呢，回到魏朝後一門心思地開創了大晉王朝，成了「晉史」的主角。

政治才能諸葛亮就更差了。

且不說司馬懿老謀深算，活活把一個曹魏王朝拿了下來，就是司馬懿欲擒故縱活捉曹爽那一下子，也是諸葛亮一輩子都學不會的。

而反觀諸葛亮，他雖然也把持著蜀漢政權，但卻玩得力不從心，險些將自己累死。

最後，蜀漢還是因為人才缺乏而最先滅亡了。

司馬懿打敗了諸葛亮，諸葛亮還把一條姓命搭了進去。

後世的人們神化諸葛亮，電視中看二人交戰經常是諸葛亮打得司馬懿落花流水，但那都是後人的杜撰，當不得真。

關於「空城計」歷史上確有其事，但卻並非諸葛亮所為。

作者不願讓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以純粹的失敗而告終，故而移花接木、張冠李戴，將「空城計」算在諸葛亮的帳上，似乎為一出祁山的收場增添了不小的光彩。

其實，「空城計」是三十六計中「敗戰計」的一種，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

諸葛亮使用「空

城計」這本身就說明他當時已經陷入除此之外無計可施的地步。

多少年來，「空城計」中司馬懿的多疑、膽小一直被人們傳為笑談，其實，這是很不公正的。

司馬懿行兵作戰多年，並不是一個遇事猶豫不決、前怕狼後怕虎的人，新城擒孟達就是很好的例證。

至於他在與諸葛亮交鋒時所表現出的特殊的謹慎則是完全處於他對諸葛亮智慧和才能的了解，「強中猶懼強中手」，這一點，和諸葛亮每逢知道即將和司馬懿作戰都感到有些吃驚是出於同一原因。

後來，魏延曾屢次向諸葛亮建議出子午谷而投西，奇襲長安，一直沒有得到諸葛亮的採納。

每次北伐，必出祁山。

正如司馬懿所說「他非無謀，但怕有失，不肯弄險，這正是諸葛亮用兵極度謹慎的突出體現。

為將者不區分對手的具體情況，一味果敢，就是鹵莽、愚蠢。

司馬懿沒有把握好事物普遍性中可能體現出的特殊性，拘泥於諸葛亮生平謹慎的特點，錯過了生擒敵酋的良機；然而司馬懿畢竟是戰役最終的勝利者，諸葛亮僥倖行險，兵退漢中，為虎頭蛇尾的第一次北伐划上一個並不完美的句號。

在與諸葛亮長期的軍事鬥爭中，尤其是戰爭後期，司馬懿大都選擇守勢，因此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司馬懿處處比諸葛亮略遜一籌的緣故。

其實防守並不一定意味著處於被動和劣勢，雖然在與諸葛亮幾次大規模的較量中司馬懿敗略多於勝，但這並不應該是他取守勢的根本原因。

《孫子兵法-軍形篇》中指出：「?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其大意是說：所謂善戰者應該首先創造條件，使自己不被敵人戰勝，然後再尋找機會去戰勝敵人；想不被敵人戰勝，就應該防守，想戰勝敵人，就應該進攻；所謂全勝是在首先妥善保存自己的前提下取得的。

從這種角度上看，司馬懿在與諸葛亮鬥爭的後期採取守勢應該是基於對當時敵我各方面形勢的深入分析而作出的正確決定。

在物資供應方面，蜀漢作為攻擊的一方，從成都經漢中出祁山，跋山涉水，糧草物資周轉艱難，且糧道太長，極易被敵軍切斷；而司馬懿坐守渭水，臨近長安，物資供給方面的困難較之蜀軍要小的多。

司馬懿以靜制動，以逸待勞，自然勝券在握，不必急於採取主動行動。

在國家經濟、軍事實力方面，蜀漢因彝陵之戰大傷元氣後，又經歷南征和數次北伐，連年戰亂不止，國家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百廢待興，民意思安，兵心厭戰。

此外，隨著趙雲、張苞、關興等人的先後亡故，蜀國人才匱乏，諸葛亮手下已乏良將可用，從而出現了「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的局面。

隨著長時間陷於戰爭的泥潭中而不能取勝，諸葛亮使戰爭繼續下去的困難也就越來越

大；與之相比，曹魏統治的北方地區遭受戰亂破壞的影響較小，加之從曹操時期就開始施行的「屯田制」等保護生產的措施，社會生產力較為發達，物質供應較為豐富和充足，人口相對集中，經濟和軍事實力增長較快，具備進行持久作戰的能力。

綜合以上原因，諸葛亮面對諸多不利因素，只能選擇速戰速決。

而司馬懿針對其急於求戰的心情採取避戰堅守的策略，以焦躁其心，再尋找戰機，與之決戰。

待其天長日久，糧草不濟亦或發生內變，倉皇撤軍之時，再率大軍從後掩殺，自然可獲全勝。

與諸葛亮相比較，司馬懿作為謀略家更善於「乘時」，因為作者寫他司馬懿作為謀略家就是個謀略家；不似諸葛亮，既是謀略家，又是一個賢相的標本，一個道德上的完人。

儒家的道德觀念常常使?他表現出痴迷的一面。

毛宗崗在《三國演義》九十七回評中就已經?談到了孔明的這一面「人知武侯之智不可及，不知武侯之愚不可?及。

料其事之必成必利而後為之，此智者之事也，不能料其事之必成必利而亦為之，此愚者之心也；能料其事之必敗必鈍而終必蹈之，此智而愚者之心也。

先生未出草廬，已知三分天下。

然則伐魏?之無成，出師之不利，先生料之熟矣。

明明逆睹而乃雲非所逆睹者，何哉，蓋以智而愚者，自盡老臣之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