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北伐那些事兒（二）

廢話不多說，直接進入下文吧。

上回講到諸葛亮北伐的選擇時機、大戰略、戰略檢討，這回我們說說北伐當中蜀漢的軟肋。

出師表書法鑑賞（局部）

四　蜀漢的戰略軟肋

摘自：人教版《中國歷史》七年級上冊

建興九年（231年），諸葛亮第二次大舉北伐。

蜀漢為這次北伐傾其全力。

李嚴已於上年率兩萬人馬從江州調赴漢中，留府參軍馬忠也從成都召至漢中，經營戎事。

諸葛亮與司馬懿、張郃的大軍周旋於隴上，到夏秋之際的時候，卻因李嚴謊稱無糧而退兵。

諸葛亮被「授之以旄鋮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完全可以根據戰場的情況而自己決定是否退兵。

無論是後主還是李嚴，都不能令其退兵。

戰場之外的因素中，惟一能令其退兵的就是糧草供給的問題。

建興六年冬，蜀軍圍攻陳倉時，用盡了種種攻城手段，均未能破城。

在那個時代，城池很少是被攻破的，一般是通過圍困令其糧盡援絕而投降。

但圍城戰也意味著消耗戰。

以陳倉那樣的小城，稍事經營，蜀軍即無法與之相耗。

這暴露出蜀軍的戰略軟肋。

蜀軍出隴西必須翻越隴山，出關中則必須穿越秦嶺數百里谷道，都會面臨糧草補給方面的困難。

諸葛亮第二次出兵祁山，《蜀書》後主傳記於建興九年二月，《魏書》明帝紀則記於該年三月；諸葛亮最後一次出斜谷，《蜀書》後主傳記於建興十二年二月，《魏書》明帝紀則記於該年四月。

《蜀書》記的是出兵的時間，《魏書》記的是受攻的時間。

二者的時間差，即是蜀軍花費在路上的時間。

《水經注》載諸葛亮箋：「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

」

此為蜀軍指揮中樞的行軍速度，且這一路段尚未入谷，相對較為平易。

按《水經注》注引的資料，諸葛亮箋中所言這一天的行程是走水路，若走陸路則有上百里。

「指謂是水也，道則百里也。

」（《合校水經注》　卷二十七　沔水　中華書局2009年2月第1版）

褒斜谷道全長達四百七十里。

曹操本人在放棄漢中後多次感嘆

「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

」（《資治通鑑》卷七十魏紀二　明帝太和元年）

蜀漢十萬大軍要攜帶糧草、輜重穿越數百里秦嶺谷道，困難可想而知。

秦隴地理形勢對蜀軍交通的制約，構成蜀漢在戰略上最致命的一大軟肋。

曹魏對抗蜀漢的戰略，正是基於蜀漢的戰略軟肋。

諸葛亮第二次大舉出隴西時，司馬懿代替曹真成為曹魏西線關隴戰場的統帥。

諸葛亮攻祁山，司馬懿督張郃、費曜、郭淮諸將馳援。

司馬懿留費曜等人守上邽，自率大軍西救祁山。

諸葛亮分兵留攻祁山，自率大軍迎擊司馬懿。

郭淮試圖攔擊，被蜀軍擊破。

諸葛亮與司馬懿相遇於上邽之東。

司馬懿「斂兵依險，軍不得交。

」

諸葛亮求戰不得，引兵而還。

司馬懿率軍尾隨至鹵城。

「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

」

魏軍諸將都以司馬懿為怯戰，司馬懿不得已而出戰，讓張郃攻王平於南圍，自率大軍攻諸葛亮。

諸葛亮派魏延、高翔、吳班迎戰。

蜀軍大破魏軍，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

司馬懿遂又堅守不戰，直至諸葛亮退兵。

（註：《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

司馬懿對付諸葛亮的戰略，與羅馬統帥費邊對付迦太基名將漢尼拔的戰略，有異曲同工之處。

第二次布匿戰爭初期，羅馬在野戰中數次失利。

費邊為執政官時，遂改變戰略，不再與漢尼拔作正面的會戰，卻率大軍一直尾隨漢尼拔，就近監控，保持壓力，但堅決避戰。

漢尼拔求戰不得，派小股部隊抄略，則有被殲滅的危險。

費邊採取這一戰略，便是看準了漢尼拔跨海作戰，孤軍客懸，後勤補給是其致命的軟肋。

待到法羅代替費邊，放棄了費邊的戰略，與漢尼拔會戰，始有坎尼一戰毀滅性的慘敗。

在鹵城時，張郃曾提議：

「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

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偪（逼），坐失民望也。

今亮懸軍食少，亦行去矣。

」（《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

張郃提議的這個戰略更具彈性一些。

同樣是避免大軍決戰，但分出奇兵，襲擾蜀軍後路，威脅蜀軍原本就脆弱的補給線。

司馬懿未從。

司馬懿實際採取的戰略則要僵硬一些。

他率大軍尾隨諸葛亮，而一旦靠近蜀軍，不是「斂兵依險」，就是「登山掘營」，以至諸將皆以他為怯，影響到他作為統帥的威信，不得已而出戰，卻是大敗，再轉而堅守不戰。

蜀軍在隴西似乎並不容易因糧於敵。

上引《漢晉春秋》中說，蜀軍在上邽附近擊破郭淮所部後，「因大芟刈其麥」。

但《魏書》明帝紀注引王沈的

《魏書》卻載：

「初，亮出，議者以為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為勞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帝皆不從。

前後遣兵增宣王軍，又敕使護麥。

宣王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為軍糧。

」

看來蜀軍應該並不曾「因大芟刈其麥」。

後來蜀軍在渭南屯田，耕者雜於當地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推測蜀軍在隴西應該不會強行收割老百姓的麥子；否則，蜀軍在渭南與當地百姓安然相處便毫無意義；況且，蜀軍若真「因大芟刈其麥」，當不至於在「秋夏之際」因糧運不繼而退兵。

木牛流馬示意圖

為改善糧草運輸，諸葛亮研製了木牛、流馬。

木牛在建興九年出隴西時首次投入使用，流馬在建興十二年出斜谷時首次投入使用。

戰史專家多推定木牛為一種小推車，流馬為一種狹長的快船。

此處作一點補充。

諸葛亮集載有木牛和流馬的規制。

按其描述，流馬多孔，且孔徑較大，而木牛則並未如此詳細描述其孔徑與間距，推測流馬多孔的設計應該還有木製器械接榫之外的功能。

考慮到它適用的環境，推測流馬應該是一種方便於臨時拆卸和重新組裝的快船。

蜀軍從褒斜道進軍，所資水道為褒水和斜水，二水之間，須翻越秦嶺的分水嶺；以秦嶺河谷之曲折，兼以海拔落差，二水必不能全程運輸，部分段落須由人力搬抬。

漢武帝時，曾有人上書建議開通褒斜漕運，御史大夫張湯受理其事。

《

史記》河渠書載：

「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

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襃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

漕從南陽上沔入襃，襃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

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

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

』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

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史記》河渠書　中華書局1959年9月第1版。

）

按張湯調查的情況，褒水與斜水之間尚有百餘里的陸路；最後的結果卻是「水湍石，不可漕」。

蜀軍此次確實運用了流馬轉運，顯示「水湍石，不可漕」應該是部分河段有難以克服的困難。

蜀軍以流馬運，是欲通過改進運輸工具以克服之。

流馬設計為方便拆卸和重新組裝，應該是為適應這一情況。

流馬的腳較為短小，應該是用於牽挽時繫繩或搬抬時抓握。

流馬以方囊兩枚盛米，是其載貨的部分有相當的密閉性，以適應在激湍的河谷間行駛，不至於因濺濕而損壞米糧。

若遇雨季，秦隴一帶的交通狀況就更差。

諸葛亮三次大舉出兵，第一次是在正月，後兩次均在二月，即可能考慮到秦隴交通與季節性氣候的關係。

在雨季，無論是秦隴山地的路況還是河谷的水文，均不利於蜀漢進軍。

諸葛亮建興九年出隴西時，以木牛運糧。

但「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蜀書》李嚴傳）

始有李嚴要諸葛亮退兵之事。

從事後李嚴佯稱「軍糧饒足，何以便歸」來看，蜀軍應該不是糧食籌集不足，而是運輸上的困難。

為準備建興十二年的大舉進軍，諸葛亮在建興十年便開始大規模製作流馬木牛，建興十一年冬，便「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

（《蜀書》後主傳）

也就是在戰前便將糧食運至靠近前線的地方屯集。

關於治斜谷邸閣的情況，諸葛亮在給其兄諸葛瑾的信中寫道：

「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

緣谷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

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

」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寫道：

「傾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

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

」（《合校水經注》　卷二十七　沔水　中華書局2009年2月第1版）

赤崖以北的閣道被趙雲退兵時燒壞，赤崖以南的閣道被大水沖壞，所以，諸葛亮要於進軍的前一年便開始修治閣道。

當然，曹魏要進攻蜀漢，也會面臨同樣的困難。

魏太和四年（蜀漢建興八年，公元230年），曹真攻蜀，也因「大雨道絕」半途而廢。

魏正始五年（蜀漢延熙七年，公元244年），

曹爽攻蜀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

」（《魏書》曹爽傳）這是秦嶺的地理形勢決定的。

諸葛亮第二次出兵隴西，單就軍事上的角逐而言，蜀軍打得相對順遂。

司馬懿雖堅守不戰，諸葛亮卻能通過運動以調動魏軍。

在鹵城，蜀軍打敗魏軍，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戰果頗豐，顯示出蜀軍在野戰中尚能占據上風。

隨著雙方相持日久，軍事上的角逐遂轉變為糧草補給上的較量。

那一年冬春，北方大旱。

《魏書》明帝紀太和五年三月條下記：

「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

」

如此旱情，冬麥勢必受到影響。

魏軍在隴西也一度面臨糧食供給的困難；但曹魏在本土作戰，還是能夠就地籌糧以濟一時之急。

《魏書》郭淮傳載：「

（太和）五年，蜀出鹵城。

是時，隴右無谷，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

郭淮在三年前即以在列柳城擊破高翔之功而「加建威將軍」，此時「轉揚武將軍」，應該是以籌糧之功與上邽兵敗之過大體相抵，足見郭淮就地籌糧是有相當的成效。

蜀軍卻必須從漢中轉運至隴西。

「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氣候的因素加劇了秦隴地形對蜀軍糧草補給的制約。

隨著雨季的到來，木牛也無濟於事，兼以李嚴詭稱無糧而要諸葛亮退兵，蜀漢的北伐又只得半途而廢。

五　最後的奮鬥

建興十二年（234年），諸葛亮第三次大舉北伐。

從建興六年到建興九年，諸葛亮年年出師；此後，則有三年未再輕舉。

諸葛亮在漢中，一面休士勸農，一面教兵講武；同時，製作木牛流馬，籌運糧食。

這年春二月，諸葛亮「悉大眾由斜谷出」，同時遣使約孫權東西齊舉。

蜀軍此次北伐的兵力應在十萬以上。

司馬懿在給其弟司馬孚的信中說到諸葛亮「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云云，司馬懿所言「提卒十萬」，應該是基於偵諜情報而作的判斷。

這個判斷與蜀軍兵力的實際情況應該大體不差。

諸葛亮去世後，蔣琬主政時蜀漢採取戰略收縮，姜維當國時譙周等人的反戰輿論盛行，蜀軍中出現「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諸弊端（《蜀書》呂乂傳），至蜀亡時，帶甲將士猶有十萬二千。

諸葛亮北伐時，蜀漢總兵力應該多於此數。

建興十二年，諸葛亮已罷黜李嚴，其子李豐原本留督江州，也被調離，則原江州的駐軍應能抽調至北伐前線。

至諸葛亮去世後蜀漢始增戍江州、永安。

為此次北伐，諸葛亮籌備經年，至此傾力而出。

在東線，孫權也三路齊舉，出兵攻魏。

從出兵規模看，吳蜀雙方對此次出兵寄予了很高期望。

曹魏首先在西線面對蜀軍的進攻。

《魏書》明帝紀載：

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

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

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

」（《魏書》明帝紀）

可知司馬懿以堅壁拒守抵禦諸葛亮的戰略，乃是既定於曹魏廟算之時。

從詔書中告誡司馬懿「退無與戰」諸語看，曹魏吸取了上次在隴西作戰的教訓，因而此次的禦敵戰略，從一開始便清晰而明確，即決意與蜀軍打消耗戰。

日後，司馬懿奮而請戰，辛毗杖節節制，不過是一種統馭之術，以穩定曹魏軍情。

《晉書》宣帝紀載，諸葛亮初抵渭南時，曹魏諸將有屯渭北以避其鋒之議。

司馬懿堅持移屯渭南。

《晉書》採錄的這則資料實屬刻意標榜司馬懿武功。

諸葛亮率十萬大軍出關中，魏軍斷無空出渭南任諸葛亮東進之理。

魏軍移屯渭南，但對諸葛亮下一步的作戰意圖，司馬懿還是判斷失誤。

司馬懿說，

「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

」（《晉書》宣帝紀）

他是預計諸葛亮會直接東進以趨長安。

諸葛亮卻西上五丈原。

魏將郭淮判斷，諸葛亮西上五丈原，是意在隴西，因而建議搶在蜀軍之前占據北原（在今陝西湄縣北渭河北岸）。

《魏書》郭淮傳載：

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於蘭坑。

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

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斷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家之利也。

」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

郭淮是看到諸葛亮屯五丈原與蜀軍在蘭坑屯田之間的聯繫。

據《水經注》，蘭坑在建威附近。

建興七年，諸葛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郭淮欲擊陳式，諸葛亮自出至建威，郭淮退走，蜀軍遂取二郡。

蜀軍在蘭坑屯田，顯然是為下一步在隴西的行動預作準備。

北原為渭河北岸的積石原，為關隴相爭的要衝。

史稱積石原為北原，五丈原為南原（《合校水經注》卷十八　渭水　中華書局2009年2月第1版），二原相去二十五里，夾渭水而相對。

諸葛亮若占據北原，打通單薄的安定、北地二郡，仍能與鮮卑軻比能相接，如此，曹魏西部形勢大壞；而且，諸葛亮若控扼住夾峙渭河兩岸的南北原，將曹魏大軍阻擋在隴山以東，亦利於蜀漢略定隴西。

司馬懿接受了郭淮的建議。

郭淮率軍連夜占據北原，急築塹壘，塹壘未成而蜀軍果然大至。

魏軍奮力拒戰，擊退蜀軍。

後數日，蜀軍盛兵西行，曹魏諸將以為蜀軍欲攻北原的西圍，郭淮判斷蜀軍這是示形於西而實欲攻北原東面的陽遂，因而加強陽遂的防守。

蜀軍果然來攻陽燧，因魏軍有備而不得上。

蜀軍遂不得爭渭河以北。

陳壽在諸葛亮傳中記述此次北伐，不過廖廖數十字。

所幸《水經注》保留了一些諸葛亮的書疏或信函，史料價值很高，可以補充一二，讓我們對諸葛亮在渭南作戰的情況獲得一些了解。

《水經注》渭水卷載有諸葛亮上後主的表：

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漲），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

（《合校水經注》卷十八　渭水　中華書局2009年2月第1版）

武功水出秦嶺北麓，注入渭水。

五丈原即在武功水與渭水交匯處西南的三角地帶。

蜀軍屯武功水西的五丈原，司馬懿統率的曹魏大軍則屯武功水以東。

諸葛亮的表文顯示，雙方曾就武功水的控制作過爭奪。

武功水發源於秦嶺，水流的季節性變化較大。

孟琰率蜀軍虎步營在武功水東岸紮營，在諸葛亮作竹橋之前，可能是趁河水潦縮之時，無須舟橋即可渡涉，所以時間應該較早；後來可能因秦嶺融雪或降雨，河水上漲。

司馬懿率步騎來攻，顯然是想趁武功水上漲之機，殲滅孤處東岸的孟琰所部，以期將蜀軍悉數阻擋在武功水以西。

蜀軍作竹橋渡河，用以挫敗司馬懿步騎衝擊的是連弩士。

《水經注》還載有諸葛亮與吳將步騭的書信：

仆前軍在五丈原。

原在武功西十里余。

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合校水經注》卷十八　渭水　中華書局2009年2月第1版）

馬冢為一處突起的高地，其形如冢，堵塞在秦嶺以北、渭水以南狹窄的低地走廊上。

未詳蜀軍是嘗試攻過馬冢，因而覺得「攻之不便」，還是從一開始就判斷難攻。

總之，在諸葛亮本人的敘述中，蜀軍留屯五丈原，與馬冢「有高勢，攻之不便」，有一種邏輯關係。

諸葛亮數度挑戰而不得，又不能徑越武功而東，顯示魏軍依託武功城和馬冢「高勢」，堅壁拒守，足以抵擋蜀軍從渭南東進之路。

這樣，魏軍郭淮所部堅守北原，將蜀軍擋在渭水以南；司馬懿大軍則扼守武功城與馬冢，將蜀軍擋在武功以西。

任諸葛亮以各種方式求戰，司馬懿均謹持堅壁拒守的戰略，不為所動。

《魏書》辛毗傳載：

「先是，大將軍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

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為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准毗節度，莫敢犯違。

」《魏略》亦載：「宣王數數欲進攻，毗禁不聽。

宣王雖能行意，而每屈於毗。

」（《魏書》辛毗傳注引《魏略》）

諸葛亮本人卻深知曹魏這套戲碼的本意。

《漢晉春秋》載：

亮自至，數挑戰。

宣王亦表固請戰。

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

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

」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眾耳。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

曹魏方面何以需要這套戲碼呢？

魏軍在自己境內作戰，無論是兵力還是糧草給養，均占優勢。

司馬懿採取守勢戰略，原是看準蜀軍糧草補給方面的弱點，但曹魏將士很難接受。

上次在隴西，司馬懿即迫於諸將的壓力，不得不與諸葛亮決戰。

此次，曹魏的禦敵戰略更加清晰而明確，為使這一戰略的執行不受干擾，司馬懿與魏明帝、辛毗共演了這曲雙簧戲。

在諸將請戰、尤其是在諸葛亮遺婦人服飾以激將司馬懿時，司馬懿奮而上表請戰。

他這樣做，一方面在部下面前顯示自己並不怯戰，以維護其統帥的威信，也維護其軍中士氣不至於因持久拒戰而低落，另一方面卻以等待魏明帝批示而拖延時間，還是達到了不戰的目的。

在隴西時，司馬懿也採取堅壁拒戰的戰略，但隴西空間廣闊，蜀軍還能夠通過運動來調動魏軍，製造戰機。

現在，蜀漢十萬大軍大體上被限制在渭水以南、武功水以西的三角地帶，空間非常有限。

雙方遂又轉入僵持。

東部戰場上，吳嘉禾三年（234年）五月，孫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孫權自率大眾圍合肥新城。

由於吳用乾象曆，所以孫權出兵的時間，實相當於蜀漢建興十二年（234年）四月，即諸葛亮進至關中的時間。

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在《魏書》中被繫於魏青龍二年（234年）五月。

也就是說，曹魏在東線受敵，較諸西線，要晚大約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所謂合肥新城，是曹魏徵東將軍滿寵於青龍元年（233年）在原合肥城西三十里的地方新築的城池。

滿寵鑒於多年在淮南與孫權作戰的經驗，想誘孫權遠離江水而至平地，尋機殲之，所以將合肥城內移，依險而築新城。

孫權率軍北上後，滿寵原想再棄合肥新城，將吳軍誘至壽春而殲之。

魏明帝不允，責令滿寵守合肥新城，自率水軍東征。

孫權棄船登陸，欲攻新城。

滿寵募壯士數十人，因風縱火，燒毀吳軍攻城器械，射殺孫權侄子孫泰。

孫權又聞魏帝親征，遂引兵還。

孫權退兵後，廣陵方向的孫韶、襄陽方向的陸遜等人亦引兵退還。

魏明帝親自東征，未至壽春而孫權退兵，此事對曹魏士氣鼓舞甚大。

群臣建議魏明帝西幸長安。

魏明帝說：

「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吾無憂矣。

」（《魏書》明帝紀）魏明帝在淮南大舉曜兵，犒賞諸軍。

孫權退兵，在青龍二年（234年）七月。

此時，諸葛亮與司馬懿在渭南相持已久。

吳蜀既是聯兵而出，則孫權退兵對西線戰場多少會有些影響。

杜佑《通典》載：

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

亮使問之，答曰：「吳朝有使至，請降。

」亮曰：「計吳朝必無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誑如此！」懿與亮相持百餘日，亮卒於軍。

（註：《通典》卷一百五十　兵　三　中華書局1988年12月第1版）

離間吳蜀聯盟關係，原是曹魏一貫的策略。

《魏書》劉放傳載，魏軍捕獲吳使，輒改其書信內容，企圖使吳蜀相疑。

所以，曹魏在東線戰場獲勝，不光是鼓舞了西線的士氣，司馬懿讓軍士們在營中高呼，是想將此事變成對蜀軍士氣的一種打擊。

諸葛亮悉心經營聯盟關係，對聯盟充滿信心，當然不為所動。

但從此事看，魏蜀在渭南相持日久，蜀軍不能打破僵局，魏軍亦不能擊退蜀軍。

雙方形格勢禁，不能作軍事上的角逐，遂以心理戰作意志的比拚。

諸葛亮遣人送司馬懿以婦人服飾，司馬懿詐稱孫吳投降而讓軍士們高呼萬歲，均出此意。

六　北伐的挫折

諸葛亮以北伐堅定對復興漢室事業的信念，力挽正在移轉的天命。

一場軍事行動被賦予政治意義，它的結果自然也能闡發出政治意義。

所以，與北伐軍事行動相伴隨的是政治戰場上的折衝。

諸葛亮第一次北伐，聲勢浩大，卻以受挫而歸。

軍事戰場上的烽煙剛剛平息，政治戰場上的號角旋即吹響。

戰後，魏明帝發布了一份「露布天下並班告益州」的檄文。

【註：原文見《魏書》明帝紀注引《魏略》。

此文開篇數句，疑有竄亂，文氣明顯不順，所以，根據文意而作了調整。

原文可查原書，調整後的內容如下：

劉備背恩，自竄巴蜀，神人被毒，惡積身滅。

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

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己。

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為亮仇敵。

而亮反裘負薪，里盡毛殫，刖趾適屨，刻肌傷骨，反更稱說，自以為能。

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

自朕即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先移風於禮樂，次講武於農隙，置亮畫外，未以為虞。

而亮懷李熊愚勇之志，不思荊邯度德之戒，驅略吏民，盜利祁山。

王師方振，膽破氣奪，馬謖、高祥，望旗奔敗。

虎臣逐北，蹈屍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

猛銳踴躍，咸思長驅。

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師之所處，荊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昏之黨，共受塗炭。

故先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亂邦。

巴蜀將吏士民諸為亮所劫迫，公卿已下皆聽束手。

】

檄文將攻擊的矛頭集中指向諸葛亮，蜀漢從劉禪兄弟到公卿以下的將吏士民，不過是受到諸葛亮等一小撮人的脅迫。

檄文指責諸葛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侮易益土，虐用其民」，將蜀漢復興漢室的事業譬之為「刖趾適屨」，將蜀漢北伐詔書中的那套論述斥之為「反更稱說，自以為能」，將蜀漢的北伐視之為「驅略吏民，盜利祁山」。

曹魏發布這篇檄文，意在將軍事上的勝利轉換成政治上的打擊。

其策略是將諸葛亮與巴蜀的士民區分開，以瓦解諸葛亮所堅持的復興漢室的信念在巴蜀地區的號召力，拔去蜀漢集團的靈魂。

如果說諸葛亮是試圖以北伐的行動高揚復興漢室的信念，那麼曹魏則是試圖以軍事上的結果來表明：巴蜀的士民不過是受諸葛亮脅迫，在追求一種錯誤的事業。

曹魏戰後採取的政治策略在它重新恢復控制的地區可能更容易產生影響力，而在巴蜀則會受到限制。

但曹魏這種政治策略的致命處在於，它針對著蜀漢政治的脆弱環節。

劉備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已然引發蜀漢帝業的合法性危機；諸葛亮苦心孤詣勉力重建對復興漢室事業的信心，但首次北伐即受挫而歸，難免再次引發蜀人對復興漢室事業的疑慮。

如果軍事挫折所引發的政治疑慮在蜀境內漫延開來，那麼首次北伐受挫對蜀漢政治上的打擊將有過於軍事失敗本身。

這是諸葛亮在戰後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挫折中的諸葛亮表現出了一代政治家的風範。

《漢晉春秋》載：

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

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

」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在上後主疏中，諸葛亮將兵敗的原因歸結為「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怯」，最大的責任則歸結為自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為此，他請求自貶三等，降為右將軍行丞相事。

這也是在履行《出師表》中所言「不效則治臣之罪」。

針對自己責任的部分，諸葛亮開誠心，布公道，「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意謂兵敗乃一人之責，而非北伐事業的錯誤。

他鼓勵部下，「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

這原本就是諸葛亮一貫的作風。

諸葛亮就任丞相後，即曾舉徐庶、董和為例，向群下宣明「不疑於直言」。

（《蜀書》董和傳）

作為「訓章明法」，諸葛亮戮馬謖以謝眾，斬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免向朗丞相長史之職，貶趙云為鎮軍將軍。

通過「減兵省將，明罰思過」，蜀軍「厲兵講武」，「戎士簡練」。

日後蜀軍作戰，再未出現崩潰的情形。

雖然屢以糧盡退兵，但都能作有序的撤退，還以伏擊挫敗追兵。

從陳倉撤軍時，射殺魏將王雙；從上邽撤軍時，射殺魏將張郃；即使是在諸葛亮病逝於前線時，蜀軍也未因危疑而慌亂，尚能上演一幕「死諸葛走生仲達」。

蜀漢退軍後，司馬懿案行其營壘，見其規矩法度，感嘆「天下奇才也！」日後，司馬昭滅蜀，特地派陳勰去學蜀漢的兵法和兵制，

「令勰受諸葛亮圍陣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標幟之制，勰悉闇練之。

」（《晉書》卷二十四　職官）

太康末，晉武帝司馬炎曾出遊射雉，至天黑始還，卻遲遲難以整隊。

時陳勰以都水使者隨行，晉武帝遂詔陳勰來整隊。

陳勰持白獸幡指揮，三下五去二便完成了整隊。

此事可為諸葛亮治兵作一註腳。

後世如南宋陳亮稱諸葛亮的軍隊為「節制之師」（《陳亮集》卷六　酌古論　中華書局1987年8月第1版），殆無溢美之處。

作為「考微勞，甄烈壯」，最典型的例子是王平。

王平原不過為裨將，所領不過千人，在馬謖兵敗諸軍潰散時，王平鳴鼓自持，堅嶷不動，退兵時還沿途收合諸營潰兵，安然退回漢中。

諸葛亮對他

「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

」

王平從低級將校被諸葛亮擢拔為無當軍的統領。

延熙年間，王平北守漢中，與鎮守東部的鄧芝、鎮守南部的馬忠，成為蜀漢依重的三面支柱之一。

其實，這一年，死於秦嶺谷道的還有諸葛亮的侄子諸葛喬。

諸葛亮早年無子，所以將諸葛瑾的次子諸葛喬過繼為子。

諸葛亮傳載，諸葛喬於建興六年卒，年僅二十五歲。

諸葛亮在給其兄的信中寫道：「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

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蜀書》諸葛亮傳注引《諸葛亮集》）諸葛喬與其他諸將的子弟一樣，督軍轉運糧草，應該是死於秦嶺谷道。

只半年多點的時間，蜀漢北伐的旌旗便再次指向了關中。

可知習鑿齒所言「民忘其敗」並非虛文。

「民忘其敗」的突出意義，不只在於讓將士和吏民們從軍事挫折中走出來，更在於它防止了由軍事失敗滋生政治疑慮。

建興六年冬，諸葛亮又引兵出散關圍陳倉，糧盡而退兵時，射殺魏將王雙；建興七年春，諸葛亮遣陳式率軍攻武都、陰平，克定二郡。

此役之後，諸葛亮復任丞相；建興八年，諸葛亮遣吳壹、魏延率軍入羌中，敗魏將郭淮於陽谿。

建興九年，諸葛亮第二次大舉出隴西。

四年之內，諸葛亮出兵五次。

諸葛亮表現出了一種愈挫愈奮的鬥志。

諸葛亮第二次大舉出隴西時，蜀魏兩軍在隴上的對峙，最終演變成糧草的比拚。

蜀軍以運糧不繼而退兵。

是後，諸葛亮沉潛三年，作充分的準備。

三年之後，諸葛亮再次大舉北伐，沒想到在渭南陷入僵持。

此為蜀魏兩軍對峙時間最長的一次。

截至退兵為止，蜀軍的糧草供給尚未成為問題。

雙方「相持百餘日」，軍事上的對峙遂演變成意志的比拚。

巍巍秦嶺都沒有使諸葛亮的意志屈服，司馬懿自然不能使諸葛亮的意志屈服，日後，死去的諸葛亮都能嚇退司馬懿。

但若是蒼天的意志呢？

那年秋風起時，諸葛亮病倒了。

一天夜裡，有人看到，一顆耀眼的流星划過長空，從東北飛向西南，墮落在諸葛亮的大營里，落下又騰起，騰起又落下，落下再騰起，騰起再落下。

一次比一次微弱，第三次落下後，再也沒有騰起。

（《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

俄而亮卒。

」）

三年前初冬的一天，有人看到，從江陽至江州，有鳥群從江南飛往江北，卻怎麼也飛不過長江，無數的鳥兒墮水而死。

（《蜀書》後主傳注引《漢晉春秋》曰：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

這兩件事作為不祥的徵兆，被錄入《宋書》天文志和五行志。

裴松之注《三國志》，第一件事注自孫盛的《晉陽秋》，第二件事注自習鑿齒的《漢晉春秋》。

在蜀漢滅亡八十多年後，在諸葛亮病故一百多年後，這些事猶在蜀漢遺民中間口耳相傳，顯示出蜀民是將這些異象跟天意與國運聯繫在一起的。

《宋書》天文志在錄入流星投營一事後評道：

「占曰，兩軍相當，有大流星來走軍上，及墮軍中，皆破敗征也。

」（《宋書》卷二十三　天文　一）

《宋書》五行志在錄入飛鳥墮江一事後評道：

「是時諸葛亮連年動眾，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

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

亮竟不能過渭，又其應乎！」（《宋書》卷三十二　五行　三）

若異象暗示了天意，天意又決定國運。

那麼，最初，當這些暗示著天意與國運的異象在蜀民中間口耳相傳時，一種怎樣的疑慮開始在蜀民中間漫延？

莫非，那個叫杜瓊的老人整日閉目少言卻真的窺見了天意？莫非，他們的丞相真的是在追求一項註定不能完成的事業？

病困中的諸葛亮如何看待北伐的前途呢？

他率領十萬大軍進至關中，卻被限制在渭南狹窄的空間裡。

他分出部分軍士屯田，為久駐之基。

前人論史，見諸葛亮屯田為久駐之基，多感嘆若諸葛亮不死，則前景未可限量。

實則諸葛亮屯田的空間非常有限。

蜀軍控制的地域，北限於渭水，東限於武功水，西南兩面則為隴坻和秦嶺所限。

這片區域用於駐紮十萬大軍，已嫌侷促，遑論屯田。

「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蜀書》諸葛亮傳）

這可以視為蜀軍軍紀嚴明，不擾略當地百姓。

但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情景顯然並沒有出現。

那是諸葛亮在隆中對策之時便想像過的情景，也是他在首次北伐之時便展望過的情景。

這一情景並沒有出現。

關中是漢家陵闕所在的地方。

兩百多年前的那次漢室復興，鄧禹之師甫至關中，即著手修葺漢家陵闕。

而今，諸葛亮的眼前，卻只有茫茫渭水。

漢家陵闕猶自隱在煙塵之中。

當年王莽敗亡後，關中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到劉秀的軍隊，唏噓感嘆：

「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後漢書》光武本紀）

而今，關中的百姓最後一次見到漢家的天子與公卿被挾持於涼州軍人之手，那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關中故老，可還識得漢家旗鼓？

田間耕作的百姓，四望都是飄揚的旌旗，東面的旌旗上大書著「魏」字，西面的旌旗上大書著「漢」字。

他們可以與蜀軍雜耕於渭濱，彼此安然相處；蜀軍退走時，他們會奔走以告司馬懿；司馬懿被蜀軍嚇退時，他們也會編出「死諸葛走生仲達」的諺語，聊資談笑。

在這片飽經喪亂的土地上，天命究竟是屬漢還是屬魏，與他們隔得太遙遠。

諸葛亮以愈挫愈奮的鬥志，意圖力挽天命，他的身體卻沒有抗過天命。

他病倒了，漸至不起。

消息傳到成都，後主派尚書僕射李福至前線省疾，問以後事，可知蜀漢高層對諸葛亮的病況作了最悲觀的估計。

諸葛亮在病榻上交待蔣琬、費禕可繼他而任大事，當李福再問費禕之後誰可為繼時，諸葛亮閉目不言。

那一刻，他對漢室的前途又作了怎樣的預計？

五丈原的秋風裡，病困中的諸葛亮，可曾仰望蒼穹，吁問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