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屆六中全會：從理論自覺到道路自信

經歷了自1927年之後10年艱難革命路程的磨礪與考驗,特別是艱苦卓絕的萬里長征的熔煉與淬火,在抗戰烽火燃遍大江南北、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危急時刻,中國共產黨於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開了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

當時,抗戰形勢嚴峻而緊迫,但仍有中央委員17人、中央各部門和全國各地區負責人38人參加會議,為1928年黨的六大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由此可見黨中央對召開此次全會的高度重視與充分期待。

正如毛澤東後來回憶,中國黨的歷史上有兩個重要會議,一次是1935年的遵義會議,一次是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

而「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道路決定命運。

六屆六中全會之所以具有如此重大的歷史意義,根本在於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道路和歷史使命。

在六屆六中全會之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從總體上來說,是在艱難和曲折中緩慢地推進前行。

雖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早已走上了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實踐之路,但是由於黨內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對革命形勢的判斷以及對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等重大問題的理解和把握,從思想到理論仍不成熟、並不統一。

為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重大爭論和原則分歧,毛澤東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後,即投入到對中國革命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積極思考之中。

而這一時期,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的孜求與探索,無疑為六屆六中全會作了充分而堅實的思想醞釀和理論準備。

從1935年12月到1937年8月,毛澤東先後發表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和《矛盾論》等著作,系統地解決黨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思想路線問題。

這四篇著作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立足中國實際,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全面地解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戰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路線問題,已經勾勒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特徵與氣象。

從1930年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到1938年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人思想理論不斷走向自覺與成熟。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充滿自信地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革命任務和發展道路,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要「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中國共產黨必須「學會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這是「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需解決的問題」。

全會還以決議的形式,號召全黨要「學會靈活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國際經驗應用到中國每一個實際鬥爭中來」。

這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解和把握,已經克服並超越了狹隘的經驗性認識,成熟並升華為指導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則,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內涵和本質的認識實現了質的飛躍。

可以說,自六屆六中全會開始,中國共產黨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始終沿著更加自覺、趨向成熟的方向發展和前進,這是六屆六中全會對中國共產黨革命和建設事業最為重大的歷史性貢獻。

此外,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首次運用了「實事求是」的概念,指出「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範,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範；因為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只有遠見卓識,才能不失前進的方向」。

實事求是這一中國化的概念表述和科學命題,是對全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本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要求,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成為黨領導人民奪取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不斷取得勝利的思想保證。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按照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原則要求,黨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報告,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著重運用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指導解決黨內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自由主義等突出問題,加強黨的思想和組織建設,從而增強黨的凝聚力、戰鬥力。

其中,「四個服從」的首次提出、政治規矩與紀律的重申和強調等等,不僅在當時有力地維護了黨中央的權威、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領導,對時至今日黨的建設依然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六屆六中全會的中國共產黨,彰顯出堅定的理論自覺,充滿自信地開闢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大道。

近80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高擎理想與信仰,堅定的腳步不斷拓展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嶄新境界。

實踐證明,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緊密結合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通向真理的道路就會越走越寬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