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黨的三大作風」理論 是怎樣形成的

文/孫國林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提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

」此後，人們將毛澤東的這段論述簡稱為「黨的三大作風」。

在這裡，毛澤東明確指出，這「三大作風」，是在「中國人民中產生」的，即在領導人民的革命鬥爭中產生的。

它既是對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源遠流長；又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向全黨發出的偉大號召，是走向更大勝利的號角。

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

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又稱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原則，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誌，也是毛澤東歷來倡導並堅持的重要思想。

將此作為黨的三大作風的首條，有其特殊意義。

仔細研究發現，毛澤東提出的黨的三大作風，每一作風都是由一對矛盾即兩個方面構成的。

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作風，是由理論與實踐這兩個方面構成的。

首先要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否則無由結合。

毛澤東對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性，有過大量論述。

並且在他成為一個共產黨人後，一直孜孜不倦地學習，直至生命的終結。

毛澤東最早接觸馬克思主義，是1920年在北京組織「驅張」活動期間，他用心閱讀了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介紹的《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考茨基著）和《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

同時，還搜集到一些馬克思主義書刊研讀，並受到很大的影響。

毛澤東曾對斯諾談到那段經歷，他說：這時我已經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就沒有動搖過。

1932年3月19日，紅軍打下漳州後，在龍溪中學圖書館發現一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

毛澤東如獲珍寶，連連說好，並指示用汽車運到中央蘇區，其中包括《資本論》、《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論》等以及經濟類書籍。

毛澤東不僅自己擠時間讀馬克思主義書籍，同時還推薦給彭德懷等其他領導人看。

長征中為了輕裝前進，毛澤東也丟掉不少東西，唯獨將《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留下來，躺在擔架上還在閱讀，一直帶到了延安。

此時，馬列主義書籍多了，為了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和指導整風運動，他夜以繼日地研讀著，並多次指示從國統區購進不少這類書籍。

毛澤東主張「活到老，學到老」。

他說：你活到百歲，也不能說你已經學完了；因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學一天。

就是你死了，你還是沒有學完，再由你的子孫們學下去。

在延安，他號召全黨來一個學習運動，開展競賽，看誰學得更多一點，更好一點。

他把馬克思主義比作觀察社會和分析問題的顯微鏡和望遠鏡。

還說：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的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裡走，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

為什麼要刻苦掌握馬克思主義呢？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一定要與實際相聯繫，用以指導革命實踐，否則那只是空洞抽象的教條。

教條主義往往會損害革命，是有害的。

理論只有聯繫實踐，才能顯示出它的生命力和它的價值。

所以，早在1938年10月，毛澤東就明確指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點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

」毛澤東指出：「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麼，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

」理論與實際怎樣互相聯繫呢？毛澤東指出：「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和靶的關係。

」

在這裡，對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就成為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客觀基礎。

毛澤東早在1936年10月1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談到紅軍政治工作時要求：理論與實際並重，理論與實際相聯繫。

1937年9月10日，毛澤東談到軍事教育時強調：教學要理論聯繫實際，不能變成外國教條主義。

在這方面，毛澤東為我們樹立了光輝榜樣。

即使是在戰爭年代，他每到一地常常擠出時間對當地的階級、農業、工商業、文化教育、社情、軍情、地形等，作調查研究。

調查的形式有個別談、調查會、普查、抽查等方式。

在此基礎上，他運用科學的理論分析研究，先後寫出《尋烏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書面報告，從而指導了農村土地分配工作順利進行。

同時，他還寫出總結性的文章《調查工作》，指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後來改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

」毛澤東還說過：「我們的口號是：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

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

」要求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的本本主義即教條主義。

他提出的一系列軍事理論，如「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游擊戰」、「兵民是勝利之本」、「十大軍事原則」、「黨要指揮槍」、「支部建在連上」等，以及「新民主主義理論」、「自力更生」、「三三制政權」、「整風運動」、「文藝與工農兵相結合」等等，都是理論聯繫實際的碩果。

鑒於調查研究的重要性，1941年8月後，中央陸續作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關於延安幹部教育的決定》，同時，延安馬列學院也改為馬列研究院（後又改名中央研究院），向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發起了強大的攻勢。

毛澤東還指出調查永無止境：「我們相信事物是運動著的，變化著的，進步著的。

因此，我們的調查也是長期的。

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做調查，然後，才能不斷認識新事物，獲得新知識。

」

◆1927年到1933年毛澤東深入農村，親自進行了許多社會調查，寫了《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著名的調查報告。

這些調查對於黨制定正確的農村政策特別是土地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

毛澤東很早就要求用馬列主義指導革命實際。

在1928年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上，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中指出：要強調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以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做政治形勢和階級的分析，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

這是我們發現的毛澤東最早關於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革命實踐的論述。

這個決議案，為整個黨的建設確立了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路線，成為黨的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對於理論聯繫實際的重要意義，毛澤東有過許多論述。

他指出：實踐是正確理論的源泉，又是檢驗和發展理論的必由之路；實踐需要理論的指導，否則就是盲目的實踐。

在這個問題上，他既反對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又反對輕視理論的狹隘經驗論。

他嚴肅批評了延安時期曾在一部分幹部中流行的對待理論的錯誤觀點「寧願掏大糞，不願學理論」。

1940年12月，他指出：沒有大量的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幹部，要完成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

他說：馬克思主義者衡量一切東西的尺子，就是實踐。

1941年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嚴肅指出：在對待馬克思主義問題上，那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表現。

」同年8月又指出：「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繫，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

」為了指導學習，1941年9月成立了中央學習組（又稱中央研究組、高級研究組），毛澤東親任組長。

他親自開列書目，要求大家認真學習理論。

同年10月，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指出：現在我們黨最缺乏的是對於中國實際的調查研究，今後我們要使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統一起來。

至此，毛澤東「理論與實踐相聯繫」的思想已經非常豐富和完整。

此後，只是對它的深化和拓展問題。

到了黨的七大，便將它歸納入為黨的三大作風之一進行論述，並將它提高到「是我們共產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誌之一」的高度。

和人民群眾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作風

這一條作為黨的三大作風之一，後來被簡化為「密切聯繫群眾」。

這裡同樣是講一對矛盾，即黨與群眾的關係問題，黨的幹部與群眾的關係問題，結論是黨要時時刻刻密切聯繫群眾。

對此，毛澤東有著長期的、多方面的論述，並告誡全黨：一刻也不要脫離群眾，真正了解群眾的需要，按照他們的願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從走向革命的那天起，就抱定為天下勞動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獻身的決心。

「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

1922年10月，毛澤東深入了解長沙泥木工人的痛苦生活處境後，組織一千多泥木工人罷工，並代表工人與趙恆惕當局談判，最終取得勝利。

同年11月，毛澤東又組織長沙鉛印工人大罷工，向資方提出增加工資、減少工時的要求。

經過18天的鬥爭，罷工最終取得勝利。

他還領導安源礦工罷工鬥爭並取得勝利。

以上這些都是密切聯繫群眾，為群眾謀幸福的範例。

此外，毛澤東在農村組織的農會，在工人中建立的俱樂部、夜校，都是密切聯繫群眾的、卓有成效的形式。

毛澤東對於密切聯繫群眾問題，有著大量豐富的論述。

1938年6月14日，毛澤東在延安曾對來訪的平民教育會的諸述民說：政治的問題主要是對人民的態度問題，看你是想和老百姓交朋友，還是要站在老百姓的頭上壓迫他們。

1939年2月2日，他給抗大學員楊海泉題詞：「與民眾在一道，一刻也不脫離民眾，中國革命一定能夠勝利。

」1942年3月，毛澤東為《解放日報》題詞：「深入群眾，不尚空談。

」1939年12月，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中，號召共產黨員要學習白求恩，做一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對人民極端熱忱的人。

1944年9月，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說：我們是徹底為人民服務的，為人民堅持好的，改正錯的。

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

毛澤東對於密切聯繫群眾的內涵和實施問題，進行了詳盡的論述，極大地增加了它的可操作性。

首先，密切聯繫群眾既要教育群眾、帶領群眾前進，又要向群眾學習。

既要做群眾的先生，又要做群眾的學生。

為了教育群眾，首先要向群眾學習，做好群眾的學生。

每到一地，就要和那裡的群眾打成一片，細心地傾聽他們的呼聲，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

其次，要聯繫群眾，就要按照群眾的需要和自願，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能從個人良好的願望出發。

當一種正確的政策還不被多數群眾理解的時候，我們要耐心地等待，進行耐心的解釋工作。

凡是需要群眾參加的工作，如果沒有群眾的自覺自愿，就會失敗。

再次，聯繫群眾要對群眾的情況有一個基本的調查。

任何有群眾的地方，都有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後的三部分人。

領導者必須善於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骨幹，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後分子。

工作中要注意「照顧多數」的原則，做好中間分子的教育和轉化。

同時要注意，不要將群眾中落後分子的意見，誤認為廣大群眾的意見，要反對尾巴主義。

最後，毛澤東高度概括了密切聯繫群中的核心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他解釋道：這就是將群眾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分析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去實行。

經過實踐檢驗再集中起來加以完善，再到群眾中去堅持下去。

如此循環往復，才能使政策不斷完善、豐富和正確起來。

這是密切聯繫群眾的精髓所在。

基於以上的論述，毛澤東提醒全黨要堅決反對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命令主義、尾巴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和驕傲自大的工作作風。

這些東西之所以不好，必須要改正，「就是因為它脫離群眾」。

毛澤東在許多文章中指出，要真正做到密切聯繫群眾，必須樹立堅定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

在提出黨的作風的同時，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此前他還指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等。

他概括道：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密切的聯繫，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顯著標誌。

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

毛澤東最初提出黨的三大作風問題時，將「自我批評」作為三大作風之一。

這裡雖然沒有提到「批評」，實際上在其接下來的論述中，包括了這一內容。

所以，後來人們談到黨的這一作風時，都是說「批評與自我批評」。

毛澤東自己就說過：批評離不開自我批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

延安整風運動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正確地、認真地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

當然批評與自我批評也有區別。

批評是對人、對事，是向外的；自我批評是對己，是向內的。

批評是一種態度，是一種眼光，更是一種水平。

只有對革命負責，能看出問題，並且講到點子上，才會正確拿起批評的武器；自我批評是一種覺悟，是一種勇氣。

只有覺悟到獻身革命，才會丟掉私心，勇敢地進行自我批評。

既敢於批評他人他事，也勇於進行自我批評，才是一個完美的人。

批評與自我批評不可分離。

◆毛澤東在延安給高級幹部作整風問題的報告。

毛澤東早在1928年12月寫的《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一文中，就提出在革命隊伍內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重要性。

他詳細列舉出紅軍中存在的種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想表現，並一一指出糾正方法。

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開展批評。

他說：「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鬥力的武器。

」1934年9月下旬，他在江西于都縣召開手工業工人、貧苦農民和村、鄉、區幹部座談會上提出：幹部要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有缺點有錯誤要自覺地向群眾檢查，經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1941年3月26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增強黨性問題時指出：黨性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要使中級以上幹部實行（自我）檢查。

實行自我批評，是一個很難辦到的事情。

魯迅也說過解剖自己是困難的。

對幹部的錯誤要正面批評，不要姑息。

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後，出現了外來幹部與陝北地方幹部的矛盾。

長征幹部瞧不起當地幹部，動不動就是「老子長征兩萬五」，神氣得很。

而當地幹部則說，陝北根據地是我們創造的，是我們接待了你們，你不了解陝北情況。

這時，毛澤東要求長征幹部多做自我批評，說你那麼了不起，還不是把江西蘇區丟了？陝北再落後，還不是人家接待了你，使我們有了一個落腳點。

新老幹部的關係很快和諧起來。

在延安整風審干運動中，出現了比較嚴重的擴大化問題。

毛澤東勇於承擔責任，多次做了自我批評。

1944年10月，他說：審干、反特發生許多毛病，特別是「搶救運動」發生過火。

搞了十幾天，我們馬上使它停止。

基本錯誤是缺乏調查研究，缺乏分別對待。

1945年2月，他說：前年、去年我們進行了審查幹部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績，但也犯了許多錯誤。

這些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是我。

我賠一個不是，向大家行個禮。

毛澤東真的舉起右手敬禮，幹部們鼓掌還禮，心中的氣消了許多。

毛澤東一生指揮過數以百計的戰鬥、戰役，打了許多勝仗，最終帶領全國人民打出一個新中國。

但他從來不承認自己是百戰百勝的軍事統帥。

他說，哪有什麼「常勝將軍，只是打勝仗多一點罷了」。

他毫不諱言，多次談到自己打過敗仗、「走過麥城」的教訓。

這些敗仗主要有：第二次長沙戰役（1930年8月）、高興圩戰鬥（1931年9月）、水口戰役（1932年7月）、土城戰鬥（1935年1月）、茅台戰鬥（1935年3月）。

這些敗仗有兩種情況，一是打成了對峙平局，得失相當，沒有消滅敵人，實現作戰意圖；二是打成了消耗戰，自己傷亡很大。

毛澤東不僅提出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任務，並且論述了如何實現這一任務的一系列相關的問題，這就保證了這一任務的徹底實現。

批評要有明確的目的：批評的目的是為了治病救人，使人進步，因此要有滿腔的熱情，要與人為善，而不能用對待敵人的方式說話。

因此，有兩條宗旨必須注意：「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對錯誤一定要揭發批評，不講情面；但目的是治病救人，而不是把一個人整死，不能變成個人攻擊。

因此，要堅決反對「懲辦主義」，反對「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批評應有的態度：批評者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膽地開展批評；而不要說半截話，更不要怕打擊報復而放棄批評。

批評時要注意大的方面，與政治無關的個人缺點，則不必過多指責，以免使人手足無措，變成謹小慎微的君子。

黨內批評要防止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

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堅持說理，少戴帽子。

對思想、政治上的毛病，要好好地說理，不能採用魯莽的態度。

批評要及時，不要老是愛事後批評。

被批評者應持的態度：要抱著「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歡迎批評，而不要苛責批評者每一句話都講得準確無誤，否則就拒絕批評。

批評者即使講錯了也不要緊，還可以再講。

當然也允許被批評者實事求是地進行解釋、說明情況，以便弄清事實真相。

對待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二者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革命的利益。

要為了人民堅持好的，為了人民改正錯的。

無數先烈為人民獻出了生命，我們還有什麼缺點、錯誤不能拋棄呢？不管你是什麼人，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接受，就改正，就照你的意見辦。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們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

批評的順序：軍隊與地方發生了矛盾，要先批評軍隊。

一個單位出現了問題，要先批評領導者，後批評被領導者。

先批評領導者，群眾敢於講話；如果先批評被領導者，大家便不敢講話。

毛澤東告訴丁玲，批評時要先講人家的優點 ，後講人家的缺點，這樣人家容易接受。

◆毛澤東在七大上作報告。

毛澤東說：「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

」因此，要堅決反對一團和氣的自由主義。

他對延安整風運動中廣泛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所取得的成績，由衷地高興。

1945年2月15日，他在中央黨校講演時說：團結、批評、團結，這是我們的方法，這是辯證法。

建國後他將那時的整風方法概括為一個公式：「團結——批評——團結」，即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以此作為解決人民矛盾的基本方法。

事實證明，運用這個武器，就可以使全黨團結得像一個和睦的大家庭一樣，從勝利走向勝利。

背景和意義

毛澤東為什麼在1945年黨的七大《論聯合政府》中提出黨的作風問題呢？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是任何理論的形成都有一個過程，儘管毛澤東對構成黨的作風的三個方面早有過許多論述，但那是不系統、不完整的。

那時戰爭不斷，不停轉移，打仗成了頭等大事，戰勝敵人高於一切，不可能用較大精力抓黨的自身建設問題。

到了1945年的七大時，黨已經有了24年豐富歷史經驗和教訓，成長為一個偉大的成熟的黨。

不僅有了120多萬黨員，有了許多比較鞏固的根據地，並且在整風運動中積累了許多黨建經驗。

這時，只有在這時，黨的作風問題才適時提到必須明確解決的重要地位。

二是七大確定的黨的任務是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

在完成這一偉大任務中，中國共產黨是中流砥柱，是關鍵。

這時毛澤東提出並論述黨的作風問題，就是發出一個號召，指出一個方向，明確一個要求，要求全黨同志都要從這三個方面努力，使黨更加強大起來，能夠完成艱巨的歷史任務。

一句話，毛澤東黨的作風思想的形成，既有歷史經驗的積澱，又有特定的時代要求。

黨的作風，是指一個政黨在思想理論、工作行動上表現出來的態度和行為，體現著一個政黨的性質。

每個政黨都有它的作風，這作風體現著它的階級性，或是進步的，或是落後的，概莫能外。

黨風是根於內而形於外的東西，我們從一個政黨的作風上，就可以判斷出它的性質。

黨的作風，是經過長期建設而成的，有一個不斷改進和完善的過程，這個過程毛澤東稱之為「整頓」。

整頓黨的作風，是黨建的重大而長期的任務，永無止境。

延安整風運動，實際是以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為總綱，反對教條主義、反對學風不正、反對黨八股；以與人民群眾相聯繫、為人民服務為目的，檢查一切錯誤思想；以批評與自我批評為方法和武器，去克服所發現的一切問題，使黨強大起來。

可見，毛澤東提出黨的作風的這三個方面，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它不是毛澤東以往對這三個方面論述簡單的相加，而是三者的有機重組，升華為一種全新的理論——黨的作風。

毛澤東的黨的三大作風思想，對黨的健康成長具有劃時代的和深遠的意義。

目前，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正在全國各級幹部中推進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這是黨的長期作風建設的繼續，其中心是要求理論聯繫實際，緊密聯繫群眾，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使黨的作風健康起來，以帶領全國人民完成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的夢想。

這是新時期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要舉措，已經取得顯著的成績，因此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一致好評。

本文為頭條號作者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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