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來龍去脈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勝利召開，這是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次歷史性會議。

黨的七大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第一次明確地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並莊嚴地寫入黨章。

它標誌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實現了第一次歷史性飛躍，也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統一和成熟。

那麼，毛澤東思想究竟是怎樣形成並逐步得到全黨認同的呢？它又是如何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呢？

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和國民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力求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探索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中國社會性質以及中國革命性質、任務、對象、動力等一系列基本問題上進行了理論思考和研究，並取得了一些理論成果。

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瞿秋白等黨的早期領導人都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

尤其是毛澤東同志在這個時期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章，深刻闡述了中國革命的一系列重要問題，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這些基本思想為毛澤東思想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礎。

土地革命戰爭前期，由於大革命的失敗中國革命開始轉入低潮，全國處於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中，革命力量受到極大摧殘。

我們黨在各地領導了一系列武裝起義，但大都失敗了。

當時的形勢迫使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思考：如何積蓄和發展力量？革命的重心是放在農村還是城市？當時，從世界範圍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只有城市武裝起義一種模式，而當時黨內盛行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尤其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完全照抄馬列主義本本，排斥和打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結果使中國革命幾乎陷入絕境。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共產黨人，堅決抵制共產國際和黨內的教條主義錯誤，不斷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不僅在實踐中開闢了一條不同於俄國十月革命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新道路，而且從理論上闡述和論證了這條道路及與這條道路相關的一系列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

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撰寫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反對本本主義》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初步闡述了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體現了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等基本思想和原則，標誌著毛澤東思想的形成。

毛澤東思想是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得到系統總結和多方面展開並達到逐步成熟的。

為什麼毛澤東思想能夠在這一時期走向成熟呢？第一，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這就為他能夠更好地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來總結中國革命歷史經驗和進行理論思考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條件；第二，大革命以來我們黨在實踐中的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使我們黨對中國革命的規律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第三，抗日戰爭時期黨所面臨的複雜環境、多重矛盾和艱苦鬥爭為共產黨人在鬥爭中處理矛盾、總結經驗提供了實踐基礎。

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經過延安整風運動，極大地提高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清算了黨內「左」的和右的錯誤思想，端正了黨的思想路線。

所有這些都為毛澤東思想的成熟創造了條件、奠定了基礎。

在這一過程中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有了一個相對安定的局勢和相對穩定的生活工作環境，這為毛澤東同志更好地集中精力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和對中國革命鬥爭進行深入的理論思考和理論概括提供了可能。

尤其是抗日戰爭開始後，我們黨面臨著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的局面，迫切需要對新的局勢、新的變化做出符合實際的科學判斷，制定出正確的路線、方針和策略。

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從理論上加以解決，中國革命就會面臨新的危險。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同志義無反顧地承擔起了在實踐上和理論上指導中國革命的歷史重任。

在這一時期，他先後撰寫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一系列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光輝的重要著作，深刻揭示了指導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基本規律、基本戰略和策略，闡明了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錢、組織路線和軍事路線。

毛澤東在1938年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第一次向全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囯化」的戰略任務。

之後，他相繼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

在這些著作中，毛澤東全面系統地總結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和經驗教訓，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經濟綱領和文化綱領。

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提出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的確定，標誌著毛澤東思想已經得到系統總結並已日趨成熟。

毛澤東思想和理論被全黨所認同和接受也經歷了一個過程。

1942年初我們黨開始了延安整風運動，這場運動的開展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全黨的傳播，有力批判和清算了「左」的和右的錯誤思想在黨內的影響，使毛澤東的正確思想和理論在黨內得到普遍接受和廣泛認同。

當時，我們黨已經清醒地認識到要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就必須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毛澤東的思想為指導。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的許多領導人和理論工作者不約而同地都在思考著如何用毛澤東同志的名字來命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

1941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者張如心在《共產黨人》雜誌上發表的《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正式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提法；1942年7月1日，中共中央晉察冀邊區機關報《晉察冀日報》發表了由主編鄧拓撰寫的社論《全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主義》；1943年7月6日，劉少奇發表的《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文章，明確提出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和「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命題；1943年7月5日，王稼祥撰寫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文章首次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

之後，「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很快就得到了全黨同志的接受和贊同。

黨的會議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是1945年4月20日召開的黨的六屆七中全會。

這次會議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黨在奮鬥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毛澤東思想」。

這次會議對毛澤東思想重要地位的概括為中共七大正式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奠定了基礎。

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作了題為《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和《愚公移山》的閉幕詞。

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內涵和基本內容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概括，明確提出了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的論斷。

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在「總綱」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方針。

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指導思想，標誌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了第一次大的歷史性飛躍。

從此，毛澤東思想便成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一面旗幟，指導中國革命與建設事業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

（作者單位：首都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