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毛澤東哲學小組活動始末

〔摘要〕為了提高中共應對抗日戰爭時局的理論水平,延安時期的毛澤東發起哲學小組,組織理論工作者和高級幹部開展以辯證唯物論和軍事戰略問題為中心的理論研究,在學習中注重提高幹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革命實際的能力,並引發各類學習小組的相繼成立和全黨開展學習運動。

發端於毛澤東哲學小組的學習活動,推動了中共理論聯繫實際思想方法的確立,也是毛澤東本人在歷史時局轉換關頭理論自覺意識的體現。

〔關鍵詞〕延安時期；哲學小組；毛澤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中共將馬克思主義作為革命指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的研究和把握深刻影響中國革命的進程。

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中共掌握及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革命實踐的能力薄弱,是造成革命事業屢遭重挫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共領導人對這一問題的反思則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的漸進過程。

到土地革命後期,中央領導人經長征抵達陝北後,開始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理論建設,如創辦較為正規的幹部學校,設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機構,出版發行報刊書籍等,從而在全黨範圍內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以及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革命實際進行富有民族特色和時代特性的研究。

除了以上各項,發起成立專門致力於開展高層幹部理論學習的組織,如毛澤東哲學小組,也是一項重要舉措。

本文所指毛澤東哲學小組,是指毛澤東於全面抗日戰爭初期在自己住處發起的哲學研究團體,在毛澤東哲學思想發展史和中共幹部教育史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對於闡明《論持久戰》《論新階段》等文章的重要思想的形成過程也具有參考價值。

目前,《毛澤東年譜(1893—1949)》(2013年修訂版)尚無關於毛澤東哲學小組的記載,親歷者關於小組的記述則散見於回憶資料中。

因小組存在期間各成員參與的時間跨度不同,親歷者們對學習活動的記敘存在若干相互矛盾之處。

並且,學界也尚未見到關於小組研究的專題文章,雖有研究毛澤東哲學思想的論著涉及這一小組,但大多語焉不詳。

有學者也對小組的成立時間作過考證,但對結束時間的說法值得推敲(參見董標:《延安新哲學會:立意高遠的思想機器》,《現代哲學》2008年第3期。

)。

鑒於以上情況,本文擬梳理和分析相關文獻史料,並考證哲學小組發起演變的活動軌跡,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延安時期毛澤東哲學思想和中共理論活動的歷史圖景。

一、毛澤東組織哲學小組緣起

中共的歷史實踐說明:能否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革命實際關係革命成敗,確立正確的思想路線是正確認識和總結黨的歷史和經驗教訓的前提。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土地革命後期抵達延安後,基於對革命實踐的理論反思,立足這一時期黨內思想狀況,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分析工具,開始有意識地進行學習研究和理論闡發。

1936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遵義會議沒有指明博古的宗派主義、冒險主義是「路線上的錯誤」。

可見他已經開始從路線角度全盤反思黨的革命實踐。

(參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37、439頁。

)在研究哲學的同時,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實際在政治、軍事、哲學等領域進行創造性闡發,圍繞黨內路線的成敗得失這一主題,重在從思想方法角度總結土地革命時期的經驗教訓,從方法論角度闡述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

在政治路線上,毛澤東認識到:「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毛澤東哲學批註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11、312頁。

)。

1935年12月,他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指出:在九一八事變特別是華北事變之後,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下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

針對「左」傾教條主義者長期無視國內政治格局變動的現實,他在報告開頭即指出:「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當前黨的基本策略任務「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152頁。

)為此,他批駁黨內存在的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兩種錯誤傾向,並著重闡述反對關門主義的問題。

報告全面闡釋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系統地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為中央調整階級政策進而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論準備。

在軍事路線上,毛澤東指出:「過去的革命戰爭證明,我們不但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軍事路線」(《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86頁。

)。

中央蘇區時期,教條主義者曾經將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的戰略主張批判為「狹隘的經驗論」,(《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57頁。

)甚至指斥「山溝里沒有馬克思主義」(1933年2月20日,少共中央局作出《關於開展反羅明路線鬥爭的決議》。

博古在同羅明談話時提出這一觀點。

參見梅劍主編:《延安秘事》(上),紅旗出版社,1996年,第237頁。

)。

而這一情形並未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而得到徹底改變。

為了回應來自「中央蘇區的軍事教條主義」的錯誤批判,「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毛澤東連續讀了《孫子兵法》《戰爭論》等8本經典軍事著作,並經過長時間的思考醞釀,於1936年12月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73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04頁。

)。

他闡述道:「一切戰爭指導規律,依照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依照戰爭的發展而發展；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

」不了解中國革命戰爭所處的特殊情形和性質,就不能指導革命勝利前進(《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73—174頁。

)。

該文以戰爭和軍事問題為研究對象,通篇貫穿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第一次系統地闡述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從思想方法的角度端正了軍事路線。

在思想路線上,毛澤東指出:中共成立15年以來所犯錯誤,「是由於唯物辯證法思想在黨內還沒有普及與深入的原故」。

中共要徹底地克服「左」傾習慣和傳統,在解決問題時帶有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性,必須「普及與深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唯物辯證法)於多數幹部中」。

(《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0頁。

)他把哲學視為認識和改造世界、指導中國革命的重要工具,並認為自己對此掌握得不夠,因而到陝北後即致力於「以哲學為主」的工具性研究(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06頁。

)。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到保安訪問時,就記述了毛澤東認真研究哲學的情形,指出他讀書範圍不限於馬克思主義哲學,而且涉獵古希臘哲學、西方古典哲學(參見〔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東方出版社,2010年,第76頁。

)。

毛澤東在《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一書上寫滿批註,其「內容全是中國革命中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即「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並把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提高到理論水平上來,充實和發展馬列主義」。

這些批註也成為《實踐論》的基本內容。

(郭化若:《學習與回顧》,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201頁。

)他「為了給抗大講課」,1937年8月寫出以《實踐論》《矛盾論》為主要章節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並結合中國革命實際講述(《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04頁。

)。

他在書中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與中國傳統文化創造性結合,從哲學角度闡明中共的思想路線問題,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讀中國革命問題的範本,為在革命實踐中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哲學依據。

在毛澤東對中共歷史作出上述總結時,中國革命開始由國內階級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轉變,政治局勢處於重大轉折的歷史時刻。

面對紛紜變化的國內外局勢,迫切要求黨內在統一認識的基礎上對形勢作出科學的分析,進而制定正確的路線和策略。

此時,黨內存在看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著述,輕視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產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現象。

1937年夏天,毛澤東在抗大為高級研究班講授哲學課程時,個別人不來聽課,反而嘲諷「毛澤東懂什麼哲學,他講的是庸俗哲學」。

(江華:《功績永垂青史 風範長留人間》,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緬懷毛澤東》編輯組編:《緬懷毛澤東》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15—216頁；張黎群等主編、唐非撰:《胡耀邦(1915—1989)》第1卷,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76頁。

)王明到延安後,也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居,一時流傳著所謂王明才是「理論家」,毛澤東只是「實踐家」等議論。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

會上,王明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名義指出:「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毛澤東則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指出:「抗日戰爭總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必須堅持以「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為主的戰略方針。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王明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提出:「確定和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

毛澤東在會上發言伊始即闡述「戰爭的長期性」,指出中國經過持久抗戰最後必將勝利的前景。

(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2),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11、512、516頁。

)當時黨內多數幹部對教條主義者生吞活剝式地解讀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論斷,導致中國革命出現嚴重曲折的歷史教訓,缺乏應有的認識。

因此,毛澤東與王明上述爭論的實質,在於是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還是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國際指示出發,其根源是思想方法問題。

引發上述爭論的關鍵因素是黨內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尚未普遍確立,各種機會主義錯誤由此而生,在某種客觀環境下滋生新的機會主義路線。

張國燾後來談到這一爭論時評價道:「毛的武器是強調馬列主義中國化,依據中國實際情況行事,反對王明那種國際派邪說。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421頁。

)抗日戰爭初期,王明的上述右傾主張一度在中央占據上風,在長江局和新四軍敵後抗戰實踐中得以某種程度的貫徹,也影響到中共抗日戰爭實踐的順利推進。

為了在中國抗日時局轉換的關頭擔起領導責任,中共必須妥善處理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交織的複雜狀況,並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深邃眼光引領民族未來的前進方向。

這一問題的解決,無法從馬列主義經典中找到現成答案,而需要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理論原則分析解決中國的特殊問題。

實際上,自毛澤東經長征抵達延安後,就表達了通過開展學習提高個人理論素養以指導目前的抗日戰爭的意圖(參見《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124頁。

)。

而到了抗日戰爭爆發前後歷史時局轉換的歷史關頭,中共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闡明自己關於抗戰的軍事戰略和方針,並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基礎上,回答抗戰局勢提出的現實問題,因而毛澤東在理論探索上的緊迫感也增強了。

1937年底,毛澤東計劃撰文批駁當時流行的「亡國論」「速勝論」等觀點,便召集郭化若等開座談會。

他在會上「提出為什麼要把游擊戰爭提到戰略地位,怎樣指導遊擊戰爭等軍事理論問題,請大家發表意見」。

(《郭化若回憶錄》,第132—133頁。

)1938年,毛澤東在醞釀寫作《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時,曾召集肖勁光、羅瑞卿、劉亞樓、郭化若等人探討這一軍事理論問題(《肖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第310頁。

)。

這兩次軍事座談會,是毛澤東醞釀寫作《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的起點。

之後,毛澤東又利用延安較為穩定的社會環境和理論工作者集中的有利條件,發起哲學小組等學術團體開展理論研究。

二、毛澤東哲學小組始末考證

通過分析研究文獻資料,梳理毛澤東哲學小組發起演變的歷史脈絡,筆者認為,小組的研究活動大致可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毛澤東組織理論工作者就唯物辯證法問題展開探討。

1938年初,毛澤東在楊家嶺辦公室組織哲學座談會,開始參加的都是中央秘書處的秘書或幹事,討論辯證唯物論諸問題,「每星期三夜晚一次」(根據郭化若兩次回憶,確定哲學座談會的發起時間。

郭化若:《學習與回顧》,第215頁；《郭化若回憶錄》,第128頁。

)。

他親自主持每星期一次的討論會,引導中央秘書處的秘書和幹事「學習辯證法唯物論的基本原理」(溫濟澤:《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是怎樣教導我們學哲學的》,《學習與思考》1982年第4期。

)。

這表明毛澤東發起的哲學小組最初以中央秘書處秘書和幹事為主,開展以辯證唯物論為主要內容的研究活動(但此處關於哲學座談會地址的說法有誤,因為1938年11月20日日機轟炸延安之前,毛澤東住在延安城內鳳凰山麓,此後才遷往城外楊家嶺。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98頁。

)。

有學者通過對毛澤東哲學小組成立時間諸多說法的考證,指出該小組1938年初至4月以前已定期開展研究活動(參見董標:《延安新哲學會:立意高遠的思想機器》,《現代哲學》2008年第3期。

)。

筆者認為,此處所指哲學座談會,即應當是毛澤東哲學小組發起的開端。

揆諸史實,可以印證這一說法。

如1937年12月28日至次年5月28日,毛澤東曾就寫作及探討軍事戰略問題7次致信郭化若(參見沈效良:《毛澤東給郭化若十封親筆信的來龍去脈》,《福建黨史月刊》2000年第4期。

)。

1938年1月12日,毛澤東在致艾思奇信中表示目前已開始研究軍事問題,但暫時還不可能寫文章,且囑咐他在「星一星五兩天以外之晚上」可以來談理論問題(《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8頁。

)。

兩天後,他與洛甫致電鄧發,要求其搜集莫斯科《戰爭論》「邱譯稿」抄寄回國(張培森:《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第303頁。

)。

半個月後,他又致電在蘇聯的王稼祥,要求「搜集戰略書」並翻譯後寄回,並三次提出抗大應講授戰略問題以「提高戰略空氣」(《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8、62、63、73頁。

)。

上述史實表明:毛澤東此時致力於軍事戰略問題研究,著重探討軍事辯證法問題。

上述所說「每星期三夜晚」與毛澤東致艾思奇信提出「星一星五兩天以外之晚上」來訪的日程安排,證明毛澤東在這兩天晚上有固定的活動安排,即說明1938年初至1月12日毛澤東致艾思奇信之前,小組已開展理論研究。

1938年初,隨著哲學小組研究活動在延安造成影響,理論工作者和高級幹部的興趣開始被激發。

「隨後參加座談的人數加多了,有些高級幹部和理論家也自願報名前來參加,座談的內容也有所發展。

」(郭化若:《學習與回顧》,第215頁。

)高級幹部參加學習討論後,影響隨之擴大(溫濟澤:《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是怎樣教導我們學哲學的》,《學習與思考》1982年第4期。

)。

毛澤東召集學者和將領在他辦公室討論哲學問題,「以後定了每個星期三晚上都來開座談會的學習制度」(王丹一回憶,毛澤東組織哲學座談會的時間是「1938年冬天」,實際應是1938年初。

毛衛平:《寫出新〈大眾哲學〉是時代的需要——訪王丹一》,李金山主編:《大眾哲學家——紀念艾思奇誕辰百年論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424頁。

)。

上述信息表明:在哲學小組影響擴大後,艾思奇等理論工作者、軍事幹部參與進來。

而隨著參與主體逐漸增加,哲學小組研究內容呈現多元化。

其中,郭化若意識到毛澤東組織哲學小組,「是他傳播馬列主義唯物辯證法的一種方式」,是提高幹部馬列主義水平的一項有效措施。

他經毛澤東、艾思奇指導,「把唯物辯證法理論引入軍事領域」,運用辯證法對戰爭基本問題進行探討,受到毛澤東鼓勵。

(《郭化若回憶錄》,第129、130頁。

)

總之,在這一階段,毛澤東重點學習、研究與推廣新哲學,特別是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發展規律,倡導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踐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第二階段,何思敬主講《戰爭論》期間,毛澤東構思寫作《論持久戰》。

隨著哲學小組對軍事戰略研究日益深入,毛澤東引導成員將研究重點轉向《戰爭論》一書。

毛澤東的《讀書日記》表明,1938年3月18日至4月1日期間,閱讀《戰爭論》至該書第168頁(參見《毛澤東哲學批註集》,第282—283頁。

)。

莫文驊先後參加毛澤東「組織的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究會和哲學問題研究會」,研究《戰爭論》採取邊讀邊議的方法,使用國民黨陸軍大學出版的文言文譯本(參見莫文驊:《永不磨滅的懷念》,《緬懷毛澤東》下冊,第130—131頁。

)。

1938年2月,毛澤東在住處召集肖勁光、莫文驊等,組織「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究會」(《莫文驊將軍自述》,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2頁。

)。

根據莫文驊的回憶,同年4月,毛澤東又「請何思敬同志直接從德文本講解」,經過約三個月學習基本讀完該書,(莫文驊:《出色的翻譯家》,杭州市餘杭區政協文史委編:《先驅者——何思敬史跡》,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74頁。

)「議論的中心圍繞軍事辯證法問題較多,實際上是對紅軍在十年土地革命戰爭中的經驗教訓進行理論上的探討」(莫文驊:《永不磨滅的懷念》,《緬懷毛澤東》下冊,第131頁。

)。

另據徐懋庸的回憶,1938年9月,毛澤東還在自己窯洞組織每周一次的哲學座談會,陳伯鈞、郭化若、艾思奇等參加,「專門請何思敬講克勞塞維茨的《戰略學》(即《戰爭論》——引者注)的內容」。

(《徐懋庸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107頁。

)

綜合莫文驊與毛澤東《讀書日記》提供的信息可知,1938年2月,毛澤東哲學小組開始研究《戰爭論》,採用國民黨陸軍大學出版的文言文譯本,對《戰爭論》有較深研究的何思敬抵達延安後改變了小組的研究方式和參考文本。

(《新中華報》報導:1938年4月1日,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招待先後抵達延安的何思敬等文化人。

參見《文化消息》,《新中華報》1938年4月5日。

)同年4月,何思敬參加研究會後,發揮精通德文的外語優勢,將《戰爭論》從德文翻譯為中文,運用該書中的軍事辯證法分析探討土地革命戰爭中的經驗教訓。

當時存在以陳雲小組、洛甫小組學習的書名指稱其主持的學習小組的做法,如于光遠、吳衡、王仲方等在回憶中,把洛甫小組稱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小組,陳雲小組稱為《政治經濟學》小組。

(參見《胡喬木傳》編寫組:《胡喬木傳》(上),當代中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8頁。

)莫文驊所謂先後參加「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究會和哲學問題研究會」,實際是毛澤東哲學小組開展學習活動的階段性呈現。

哲學小組這一階段雖以軍事問題為主要研究對象,實則研究軍事辯證法,兼具軍事屬性與哲學屬性,在毛澤東希求從思想方法上認清中國抗戰時局的特定歷史情境,其哲學屬性更為明顯。

上述研究活動,實質上是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對戰爭問題進行分析、論證,進而指導當前的抗日戰爭實踐的戰略思考。

他此時致力於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研究,先後醞釀寫出《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兩部著作。

《論持久戰》通篇沒有哲學名詞,但充滿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實質上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中國抗日戰爭發展走勢的哲學論著。

(參見鄧力群:《懷念郭化若同志》,《人民日報》1996年12月20日。

)該書「不僅是軍事著作,也是一部不朽的哲學著作,包含著極其豐富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

(江華:《功績永垂青史 風範長留人間》,《緬懷毛澤東》下冊,第217頁。

)毛澤東研讀《戰爭論》的時間與他醞釀寫作《論持久戰》的時段重合,小組閱讀研究《戰爭論》,為他構思《論持久戰》準備理論基礎。

在《論持久戰》中,他批判性地汲取《戰爭論》學說的合理成分,結合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予以創造性發揮:首先,對克氏「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繼續」的觀點予以深化,指出戰爭是特殊的政治手段,「戰爭是流血的政治」；其次,對「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戰爭目的論予以補充和發展,指出這一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就是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據」；再次,對戰爭「蓋然性」問題予以改造和發展,把戰爭的不確定性與確定性、偶然性與必然性最大限度地辯證統一,解決戰爭的主觀認識與客觀規律之間的矛盾(《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9、480、482、483、490頁。

)。

《論持久戰》一文的順利寫出以及在國內外產生的廣泛影響,顯然是毛澤東對郭化若所說「務把軍事理論問題弄出個頭緒來」(沈效良:《毛澤東給郭化若十封親筆信的來龍去脈》,《福建黨史月刊》2000年第4期。

)的結果,也是對他一直強調軍事戰略問題的答覆。

他在文中闡明抗戰的發展道路和最後結局,解決了這一重大的政治和理論問題。

該文將哲學思想融會貫通,在分析中國抗日戰爭的特點和規律性中深刻闡發哲學思想:其一,闡發過程論思想,提出抗戰「三階段」論,是運用過程論對抗戰發展趨勢的宏觀把握；其二,論述量變與質變思想,闡述質量互變規律範疇的部分質變論,將其視為質量變化過程中特殊的態勢和規律；其三,論述「自覺的能動性」思想,區別辯證唯物論與機械唯物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意識對物質反作用理論的發展。

第三階段,組織理論工作者開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

根據前述莫文驊回憶:1938年4月,研究會開始閱讀《戰爭論》,歷時3個月基本讀完該書。

可見,大致到1938年6月左右,哲學小組關於軍事辯證法問題的探討告一段落。

小組研討活動對《論持久戰》寫作產生的重大影響,表明開展小組研討的方式易於收效。

如何堅持這一學習機制並持續發揮其在中央理論研究中的作用,成為毛澤東思考的問題,而新哲學會就是在這一形勢下成立的。

據郭化若回憶,毛澤東住在楊家嶺期間參加中組部的哲學學習「(直到後來毛主席移到棗園辦公,才停止)」,「為了進一步傳播馬列主義的新哲學,又提出成立新哲學會」(郭化若:《學習與回顧》,第215頁。

)。

由毛澤東召集哲學座談會引發的組織學習小組的學習模式,「迅速發展為以延安新哲學會為核心、全國解放區大力開展的學習運動」(毛衛平:《寫出新〈大眾哲學〉是時代的需要——訪王丹一》,李金山:《大眾哲學家——紀念艾思奇誕辰百年論集》,第424頁。

)。

由此可見,毛澤東哲學小組是新哲學會成立的基礎。

1938年6月,《新哲學會緣起》草就標誌發起人達成共識。

《緣起》千餘字五次提到「抗戰建國」,宣稱其目標在於反對「純理論」的研究,呼籲「大家團結起來,為抗戰建國的任務,為著理論在中國的發展,用集體的力量來儘自己的責任」。

(艾思奇等:《新哲學會緣起》,《解放》1938年第53期。

)表明中共領導人發起新哲學會,以服務於當前抗日戰爭實際為宗旨,理論研究具有鮮明的實踐導向。

列名發起人僅郭化若為軍事將領,其餘均為理論工作者。

這一變化,說明即將成立的新哲學會研究重心將從軍事問題轉向哲學問題。

不久,新哲學會成立。

(《毛澤東年譜》記載:約在1938年夏秋,毛澤東倡議成立延安新哲學會。

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91頁。

)

為宣示新哲學會的成立,主持者艾思奇、何思敬分別邀請理論工作者作學術報告,組織約200人聽講演。

毛澤東為慶祝新哲學會成立會順利召開,特意宴請理論工作者,「號召大家積極學習馬列主義的新哲學,把傳播新哲學的活動進一步擴大」(郭化若:《學習與回顧》,第208頁。

)。

1938年11月20日,也就是日機轟炸延安當天,毛澤東住址由城內鳳凰山麓遷出城外,哲學座談會遷至中央組織部召開,毛澤東和徐懋庸仍然參加。

當時由陳伯達講授老子哲學思想。

(參見《徐懋庸回憶錄》,第108頁。

)組織哲學座談會的消息傳開後,許多黨政軍高級幹部要求參加,參加者日益增加,以至毛澤東的辦公室容納不下了。

於是便移至中組部和中宣部。

(參見郭化若:《學習與回顧》,第215頁；毛衛平:《寫出新〈大眾哲學〉是時代的需要——訪王丹一》,李金山:《大眾哲學家——紀念艾思奇誕辰百年論集》,第424頁。

)哲學座談會遷至中組部後,毛澤東仍然參加,但他僅以聽眾身份參加中組部小組,而非主持者或主要參與者。

「新哲學會成立後,即在許多學校或機關里組織了許多哲學研究小組,經常地進行各種報告和討論。

」(江湘:《延安新哲學會舉行第一屆年會》,《新中華報》1940年6月28日。

)到1940年春天,新哲學會組織中宣部、中組部、總政治部「重新成立了哲學小組」(江湘:《延安新哲學會舉行第一屆年會》,《新中華報》1940年6月28日。

)。

1940年二三月間,中宣部小組(即洛甫小組——引者注)根據當時中央在職幹部教育計劃重新成立後,堅持學習活動一年左右(參見溫濟澤:《征鴻片羽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第138、141頁。

)。

1940年6月,中央宣傳教育部召開延安在職幹部學習周年總結大會,李維漢在講話中指出,為推動學習運動深入,中央宣傳教育部組織三次教育檢查工作(參見羅邁:《延安在職幹部一年來學習經驗總結》,《解放》1940年第110期。

)。

章夷白「宣布模範小組名單,並把他們的學習方法,學習精神,提供其他各小組學習參考」(江湘:《一年來在職幹部教育成績在哪裡?宣傳教育部召開總結大會》,《新中華報》1940年6月11日。

)。

洛甫小組、陳雲小組等8個小組被評為甲類模範小組,另外評出乙類模範小組21個、丙類模範小組10個(《那些是學習模範小組?》,《新中華報》1940年6月11日。

)。

可見,毛澤東哲學小組催生新哲學會,新哲學會成立後,又促成延安各學校機關建立哲學研究小組,這也成為由延安發起繼而擴展到全黨的理論學習運動的開端。

作為毛澤東哲學小組後續組織形式的新哲學會,可以從相關文獻推斷其存續時間。

和培元紀念新哲學會三周年的文章表明,截至1941年6月,新哲學會尚在開展活動。

關於之後新哲學會的事情,親歷者的回憶不再提及。

1942年春天,延安發起整風運動,一時造成研究理論即搞教條主義的緊張形勢,延安理論學習的重心從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轉向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

在這種情境下,新哲學會中止活動。

總的來說,新哲學會以及各種學習小組開展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為主要內容的研習活動,並在不同程度上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思想方法,為此後全黨學習運動的發起及思想方法的確立,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三、毛澤東哲學小組的作用和影響

毛澤東哲學小組發起後開展的學習研討活動,營造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命題產生的理論氛圍,為此後中共發起全黨範圍的學習運動準備了組織形式,推動了全黨理論聯繫實際思想路線的確立。

首先,哲學小組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探討,推動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命題。

1938年4月,艾思奇撰文指出,推動正確的哲學運動順利開展,可以從思想方面推進抗戰事業,呼籲哲學界發起「一個哲學研究的中國化、現實化的運動」。

這一運動的中心「就是對新哲學、辯證法唯物論的研究」。

推動哲學中國化,「最重要的還是實踐,辯證法唯物論是最和實踐一致的哲學,在今日的中國,它是一切以抗戰的實踐為依歸,而絕對排斥學院式的空洞的爭論」。

(艾思奇:《哲學的現狀和任務》,《自由中國》1938年創刊號。

)哲學小組成員的理論見解和思想觀點,對於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實際進行理論升華創作,具有重要的思想啟迪作用。

數月後,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號召「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

共產黨人「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

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具體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

(毛澤東:《論新階段》,《解放》1938年第57期。

)由以上過程可見,毛澤東從思想方法上批判教條主義,是對當時正在進行的新哲學大眾化運動的一個基本總結。

艾思奇從學術文化領域率先提出「哲學中國化和現實化」這一命題,毛澤東將「中國化」這一思路創造性地運用於政治領域,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自然地結合起來,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一指導中國革命進程的思想原則。

分析艾思奇、毛澤東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述,可以看出:艾思奇注重理論層面的闡發,從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服務於中國抗戰實際角度提出「哲學中國化」命題；毛澤東側重實踐層面的推廣,從運用辯證法唯物論總結中國革命經驗角度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命題。

艾思奇為毛澤東提出上述命題提供了啟發借鑑,推動其哲學思想的豐富發展。

毛澤東對艾著哲學「研究提綱」批註約2800字,結合中國革命實際提出許多深刻意見。

(參見《毛澤東哲學批註集》,第360—388頁。

)除了艾思奇之外,何思敬對《戰爭論》的翻譯解讀,和培元、楊超、陳伯達等在哲學小組活動中的理論見解,共同促進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總的來看,理論工作者的著述對毛澤東的啟示表現在:一是對毛澤東辯證法思想形成發展起到推動作用；二是為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實際思考問題增添富有價值的理論內容；三是對《論持久戰》《論新階段》的寫作產生廣泛影響。

毛澤東和理論工作者的理論互動,推動前者在汲取理論見解基礎上提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理論範式,促使後者更加注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和現實化研究,引領此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基本走向和發展趨勢。

二者的深入互動和交流,是中共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影響深遠的事件,推動中共理論建設的發展和革命進程的走向。

哲學小組所呈現的黨的領袖和理論工作者深入交流的歷史情境,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具有典型意義。

其次,哲學小組的理論研究推動全黨學習運動的開展,形成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濃厚氛圍。

學界普遍認為:中共發起學習運動,始於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發出開展「全黨的學習競賽」的號召。

而實際上,毛澤東發起哲學小組,就已經標誌著由中央領導人組織理論工作者,進而擴展至高級幹部的學習活動拉開帷幕。

在毛澤東哲學小組學習活動的基礎之上,1938年12月25日,根據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關於開展學習運動的指示,《新中華報》發表社論指出:今天處在中國歷史轉變的偉大時代,要在這個空前的民族戰爭中求得生存,黨員必須努力學習理論(《一刻也不要放鬆了學習》,《新中華報》1938年12月25日。

)。

1939年2月17日,中央正式成立以洛甫為部長的中央幹部教育部,統一領導全黨的幹部教育和學習運動(參見王仲清:《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第208頁。

)。

5月20日,毛澤東在幹部教育部學習動員大會上指出,「在延安已經組織的有哲學小組、讀書小組等等,而且已經見了功效」,推動在職幹部學習是提高全黨理論水平的有效途徑,號召全體黨員幹部「把全黨辦成一個大學校」,把學習運動推向全黨。

(《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2、185頁。

)1940年1月3日,中央書記處下發《關於幹部學習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主要幹部「必須以身作則的領導與提倡其他幹部的學習。

建立在職幹部平均每日學習兩小時的制度,並保持其持久性與經常性」,並要求各級黨委和政治部成立負責管理幹部教育的機構。

3月20日,中央書記處頒布《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指示》,要求「凡環境許可的地方,可依類編成學習小組。

學習小組每月開討論會二次」,規定支部負責組織學習、設立學習幹事,並由各級宣傳部經常指導檢查學習狀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223頁。

)這兩個指示發布之後,延安的黨員幹部理論學習制度,開始逐步在各敵後根據地得到推廣。

由上可見,毛澤東通過哲學小組開展學習研究,以率先垂範的模範行動帶動全黨形成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氛圍。

這一學習活動後來擴展到中央機關和各院校,為中共在抗日戰爭前期理論學習的紮實推進提供了組織架構和學習經驗。

再次,哲學小組成員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闡釋著述,推動中共和中國革命確立理論聯繫實際的思想路線。

毛澤東成立哲學小組,既有自己學習研究的初衷,也有推動全黨明了要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意圖。

他號召全黨運用馬列主義理論指導革命實際的思想,指明哲學小組成員研究理論問題的方向。

陳雲、洛甫組織學習小組時即明確理論學習必須樹立正確的思想方法。

(參見《陳雲年譜》(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270頁。

吳亮平:《為真理而鬥爭的一生》,《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8—59頁。

)洛甫在這一時期代表中央起草的幹部教育文件中,一再強調理論聯繫實際的重要性,要求黨員幹部接受理論後,自覺運用於抗日戰爭實踐。

朱德在新哲學會第一屆年會上發言指出:辯證法在兩年來得以迅速發展,「在華北以及全國的一切進步地區,都研究著新哲學,現在許多幹部都能把哲學上的原則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

何思敬在會上指出:毛澤東所著《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是在中華民族解放戰爭中所產生的偉大文獻」,是指導中國抗日戰爭的「綱領與策略」,充分肯定理論對於抗日戰爭實踐的指導作用。

艾思奇也在會上指出:兩年來在哲學小組的引導下,延安各級幹部的理論水平有所提高,「一般的同志都能有意識的將理論與實踐聯繫起來」。

(江湘:《延安新哲學會舉行第一屆年會》,《新中華報》1940年6月28日。

)上述從不同角度著眼的發言,說明中共領導人和理論工作者普遍重視確立理論聯繫實際的思想方法,已經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化的革命理論對於中共開展抗日戰爭實踐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革命實際,對於中國革命問題有深刻系統的認識,並從政治、軍事、哲學理論諸方面分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教訓。

他指出革命屢遭重挫的根本原因是「在黨內長期存在著的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對於革命的急性病,其思想基礎則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6頁。

)這也說明中共已經在有意識地從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角度分析問題。

哲學小組核心成員艾思奇、和培元、陳伯達與新哲學會發起人楊松、張如心等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闡述,立足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特殊國情相結合的思想原則,宣傳中共在革命實踐中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理論成果,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他們從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角度闡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性與可行性,為擺脫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式解讀和盲目套用,為實現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深入人心不遺餘力地宣傳呼籲。

上述種種努力,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確立。

哲學小組發起、活動、演變的歷史脈絡,可謂因應中共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期反思歷史問題與走出現實困境的特定背景,是客觀形勢和領導人主觀意願結合的產物。

小組的研究活動引發全黨範圍的學習運動,形成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濃厚氛圍,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

小組開展的理論活動,某種程度上為發動以端正思想路線為主旨的整風運動奠定認識基礎,進而為抗日戰爭實踐的順利推進提供科學的理論指導。

綜合以上,通過對毛澤東哲學小組發起淵源和開展理論活動的考察,可以發現哲學小組催生陳雲小組、洛甫小組等中央領導人集體參與的學習組織,在此基礎上組建較為制度化的新哲學會,吸收延安理論工作者集體參與,為1939年春天正式發起全黨學習運動提供了學習經驗和組織架構。

毛澤東通過組織少數理論工作者開展非制度化的學習活動,針對黨的歷史上的成敗得失進行總結分析,從哲學角度和思想路線層面予以剖析,旨在提高全黨把握現實複雜局面的能力。

這種在全党進行以哲學為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學習活動,表明中共在歷史新局面到來的時刻,毛澤東有意識地進行理論武裝的自覺性。

(本文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關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評價的研究」(15CKS007)的階段性成果。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