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對「洋顧問」李德奉若神明，毛主席感慨萬分地說了一句話

1934年，蔣介石發起了鋪天蓋地式的第五次「圍剿」，博古、李德等人決意要「禦敵於國門之外」，可是，沒能把敵人 「御」於門外，根據地卻是越「御」越少。

被排擠出紅軍領導層的毛澤東遠在瑞金約二百里外的於都，憂心如焚，他雖然胸懷卻敵之策，卻不被博古、李德等人採納，每天只能長吁短嘆，無可奈何。

時間推移到 9月下旬，紅都瑞金已經岌岌可危了，毛澤東再一次將自己結合最新敵情謀劃出的退敵之計寫在紙上，命令警衛班的胡昌保和吳吉清兩人克日送到博古的手裡。

胡昌保和吳吉清不敢怠慢，撒開兩雙大腳，連日翻山涉水，躲避出沿途土匪的劫掠和反動勢力的緝捕，歷盡艱險，終於順利將信交到了博古手裡。

然而，博古看了信後，反應十分冷淡，將信擱置一邊，不予理睬。

這樣，反第五次「圍剿」全面失敗，中央蘇區被迫走上了長征之路，各路紅軍從江西瑞金、會昌、興國、寧都、福建汀州等地出發，開始了戰略性的大轉移。

博古為什麼不肯採納毛澤東的退敵之策呢？

《黨史文苑》2010年第2期(上半月)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在中國期間鮮為人知的故事》的文章，該文道出了其中的奧妙：「王明、博古等人想把持黨在江西蘇區的軍事領導權，因為他們自己既沒有軍事經驗，在江西蘇區又無威望可言，為了壓服在江西蘇區的毛澤東等黨和紅軍的實際領導人，他們就請來李德，並且在軍事上把李德尊為神的位置，以李德『洋欽差』的身份來排斥毛澤東等人的正確領導。

」

也就是說，博古迷信李德的軍事能力，「把李德尊為神」，堅信李德有能力力挽狂瀾、化險為夷，所以拒不採納「土包子」毛澤東的任何軍事建議。

那麼問題來了。

博古「把李德尊為神」，到底「尊」到了什麼地步呢？

李德是來自蘇聯的德國共產黨人，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曾在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於1933年10月初，以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的名義來到中國。

陳士渠上將回憶說：「其實共產國際並沒有給李德『一錘定音』的權力，給李德的權限是『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去中央蘇區，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支配』。

但是王明、博古過於信任他，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被排斥，陣地戰變成紅軍的主要戰鬥手段，這是他沒有結合中國的國情而硬要套用歐洲革命的經驗，造成了革命的重大損失。

」

因為迷信李德，因為迷信「遠來的和尚會念經」，儘管蘇區條件艱苦，博古等人仍千方百計滿足李德的生活需要。

比如說，為了保護李德的安全，博古讓人在中央機關駐地的禁區內專門為李德蓋了一所三間房的住宅，房子四周是稻田。

知道李德酷愛吃水鴨，博古又吩咐老鄉們在稻田了養了一群水鴨。

陳士渠上將還說：「李德剛剛來到部隊，提出了一個在我們看來很好笑的條件，就是希望有個中國女戰士陪他睡覺。

這在德國、奧地利可能不算什麼，在中國尤其是在紅軍，就顯得有點可笑。

我們在底下還議論說，外國人真是隨便。

好在他也聽不懂，如果聽懂我們也不敢，人家畢竟是我們的指揮官。

後來，一位年輕的農婦真的陪伴了李德在中國的生活，她的名字好像叫蕭月華。

蕭月華不漂亮也不醜，有著中國農村婦女吃苦耐勞、善於伺候老公的品質。

在蘇區的時候，他們一直住在一起。

長征開始後，由於艱苦，大多數婦女被送到休養連，『李德夫人』也去了那裡。

蕭月華歷盡艱辛隨李德到了延安，這個樸實的女人把李德伺候得很好。

為了讓李德生活更舒適一些，她在他指導下學會了烤麵包，在延安他們的兒子出生了。

他們的婚姻由組織安排，蕭月華眼中的李德首先是第三國際和革命代表，其次才是丈夫。

由於兩國生活習慣和觀念相差太大，加上李德打了敗仗威信掃地，本來共同語言不多的他們經常吵架。

後來他們離婚了，提出來的還是蕭月華。

她後來到了長沙，在那裡工作了多年，直到80年代初去世。

」

陳士渠的回憶是極靠譜的。

李德到江西蘇區時是三十三歲，遠離家國，有著旺盛的生理上的需求。

美國著名專欄作家、《紐約時報》副總編輯哈里森.索爾茲伯里也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寫：「李德於1933年10月抵達中國時，滿以為紅軍與其他軍隊一樣，他指望有隨軍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覺。

但是蘇區沒有妓女。

」「李德寓所離共青團機關的宿舍不遠。

當時共青團的一位領導人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妻子。

李德對這位年青婦女垂涎欲滴，想與她同枕共眠。

他主動給她送禮……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識到他在搞什麼名堂。

李德的不'檢點'很快傳到了領導層面，這是從未遇到過的棘手事兒，但聽任洋顧問如此放肆，影響確實也不好。

一些同志，可能還包括翻譯伍修權在內，採取措施挽救了局勢。

」

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所說的「採取措施挽救了局勢」，也就是陳士渠上將所說的，讓「農婦」蕭月華走進了李德的生活。

蕭月華其實不是一個普通的「農婦」，她是廣東人，1926年加入青年團，後轉入中國共產黨，任大埔縣婦女部長。

毛澤東曾認為她是一個很好的婦女幹部，讓她在少共中央局當文書。

蕭月華文化水平不高，卻很賢惠、壯實，愛打籃球，能歌善舞，同志們都叫她「小百靈」。

博古剛開始做媒讓她嫁給李德做夫人，她一個百個不願干，後來經不起博古軟磨硬泡，這才抱定為革命犧牲的念頭應承了下來。

於是，在博古安排下，蕭月華進入了「獨立房子」，和李德結婚，精心照料李德的生活，還學會了烤麵包。

可是，兩人毫無感情，李德娶蕭月華，完全是為了生理上的需要。

按梅劍主編的《延安秘事》所記，兩人「雖然成了夫妻，但從政治地位到生活待遇，兩人卻是極不平等的。

李德享受蘇區最高的物質供給，而蕭月華依然和大家一樣過著普通戰士的艱苦生活，並且照常在原單位工作，只有到了晚上才到他那兒去履行妻子的義務。

」

李德對蕭月華非常冷淡和刻薄，也很小氣。

有一次，他發現盒子裡的餅乾好像少了幾塊，就一口咬定是蕭月華偷吃了，吵鬧不休。

幾塊餅乾就這樣大發雷霆，其他瑣事上的爭吵和打罵更是家常便飯。

蕭月華實在受不了，跑到博古那裡去訴苦，要求離婚，但博古每次都是以「服從組織」來教育她，要求她委屈求全。

一句話，博古就是這樣奉著敬著李德。

博古的女兒秦摩亞（北京聯合大學師範學院退休教師、副教授）依據父親當年向黨中央呈述的原委和所作的檢查等原始資料道出博古當時的苦衷。

博古在材料中是這樣說的：「李德是1933年10月間到蘇區的。

在進蘇區前，上海來電報說要派軍事顧問進來，要我們派人去接。

我們派了交通局長陳彭年親自去接。

李德之派來是遠東局主動的，不論在上海或進蘇區後，我們均未請求過派軍政毛子到蘇區來。

李德到蘇區時，來勢是很兇的，雖然上海曾有電報來說，他是來做軍事顧問的，但是其氣派則儼然為國際代表。

到後就說明：派他來時，規定了兩個任務，一是在軍事作戰上幫助中央，一是幫助軍事教育工作，即司令部工作與教育工作，因此要求兩個翻譯，並說到，派他來的一方面是國際遠東局，另一方面他屬於蘇聯軍委四科，他在上海還有一個領導者，他受這個人指揮（以後他常稱此人為老爸）。

」

李德的來頭大沒有用，有沒有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陳士渠上將回憶說：「蔣介石發動的第五次圍剿糾集了100萬軍隊和200架飛機，聲勢非常浩大，形勢也十分緊張，我們都做好了各種心理準備，也包括犧牲自己的生命。

情況明擺著，敵強我弱，無論人數、裝備和後勤供應，我們都無法與敵人正面死拼。

我們那時候已經非常信服毛澤東了，因為他一貫主張的運動戰，避實就虛、打到敵人後方去的戰略是行之有效的。

可是當時還沒有確立毛澤東在黨和軍隊的領導地位，李德也受到了王明、博古的讒言，對毛澤東很有成見。

他們給毛澤東扣上了『逃跑主義』、『斷送革命』等大帽子，還提出了很激進的口號：『禦敵於國門之外』，主張以陣地戰對陣地戰，不放棄蘇區一寸土地，堅決保住紅軍和蘇維埃政權。

李德等人的口號雖然激盪人心，但是戰役卻異常慘烈，李德的正面抗擊與『短促出擊』，讓來勢洶洶的敵人長驅直入。

看著紅軍節節敗退，軍委領導也感到異常焦慮。

周恩來、朱德等領導找到李德，向他講明中國尤其是蘇區的特殊情況，希望能夠改變戰略。

但是，李德在博古的慫恿下，還是一意孤行，甚至完全拋開了周恩來、朱德，指揮了一場十分拙劣的廣昌戰役，結果打了一場完敗之仗。

」

陳士渠上將的最後結論是：「李德的錯誤是不了解情況做了錯誤的決策，而博古則是把平日的積怨帶到工作中來，為了顯示自己的領導才能，險些徹底葬送了中國革命。

」

長征開始後，1935年1月15日，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召開了。

遵義會議撤銷了以李德為首的「三人團」，博古降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的新的軍事指揮小組，中國的革命道路才又一步一步地回歸到了正軌。

值得一提的是，李德因為失去了指揮權，脾氣惡劣，經常無端遷怒於蕭月華，長征路上，兩人吵鬧、廝打不斷，以致於到了延安後，他們的夫妻關係已走到了盡頭。

不久，上海影星李麗蓮投奔到延安，李德移情別戀，將一腔深情悉數傾注到李麗蓮身上。

蕭月華找毛澤東哭訴，毛澤東長嘆一聲，說：「博古那時把李德奉若神明，言聽計從，要什麼給什麼，需要女人，就將你提供給他，實在是荒唐，造成這場婚姻悲劇。

」

既然蕭、李兩人的婚姻已經名存實亡，邊區政府民政廳同意離婚。

李麗蓮曾在上海「天一」影業公司當演員，在《社會之花》、《夢裡乾坤》等影片中扮演過角色，身材頎長，俏麗動人。

李德離婚後，和她結婚，兩人經常一起跳舞、散步和買菜，形影不離，相約在中國生活一輩子。

1939年秋天，周恩來不慎從馬上摔了下來，胳膊骨折，造成重傷。

限於延安的醫療條件，中央決定讓周恩來去蘇聯療傷。

而共產國際發來電報，要求李德回蘇聯述職，於是，李德也被批准同機前往。

就這樣，李德結束了他在中國長達7年的中國之行，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過中國。

李德到蘇聯後受到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的審查。

1939年12月，負責組織審查的是共產國際監委會主席佛羅林，德國人。

審查依據材料是中共中央陸續送達的文件報告、情況匯報和李德在中國寫的檢討，並召集當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以及正在莫斯科的對情況比較了解的周恩來、任弼時、毛澤民、劉亞樓等同志參加會議。

李德首先作檢查，，臉發白，身子冒虛汗，承認自己給中國革命造成巨大損失。

佛羅林問李德為什麼這麼緊張。

李德回答：「到中國當顧問，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樣更不是我有意的。

造成那麼大損失，怎麼能都讓我負責呢？他們中國的事，我本來就弄不懂，一開始我就說過，以後也一直說，我只是顧問，對於我的建議，你們可以聽，也可以不聽嘛！你們自己的事情，怎麼能全推給我呢？搞壞了事就都罵我，我簡直成了內奸反革命了……」

共產國際監委會最後對李德做出的處理決定是：指揮錯誤，免予處分。

其理由是：李德的錯誤在於不了解中國的情況，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

李德無權對中國黨的事務作出決定。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立的黨，對於李德的意見可以採納，也可以不採納。

李德的錯誤意見被採納，這個責任應由中共中央負責。

但從此以後，共產國際沒有再重用李德。

他被分配到蘇聯外文出版社工作，恢復原來的名字——奧托?布勞恩，參加了蘇聯衛國戰爭，翻譯了馬、恩、列、斯著作和《茹爾賓的一家》、《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等文學名著，成為一名出色的翻譯家，受到蘇聯及德國人民的好評。

1949年後李德回東德定居，繼續從事編譯和文學創作，並當選為東德作家協會第一書記。

1964年5月，中蘇論戰期間，李德在東德《新德意志報》上向中共發難，並在《地平線》周刊上陸續刊載長篇回憶文章《從上海到延安》，1973年結集出版為《中國紀事（1932～1939）》。

一年後，《新德意志報》登載了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發布的一則訃告：「奧托?布勞恩同志於1974年8月15日逝世，終年74歲。

」

李麗蓮在建國後任全國婦聯兒童工作部和對外聯絡部部長。

1965年4月病逝於北京。

蕭月華解放後任職湖南省交通廳(辦公室主任)，爾後調回部隊，授大校軍銜。

1983年11月3日病逝。

（圖為蕭月華大校攝於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