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罪魁 過大於功的老外

肖華上將的《長征組歌》中有「王明路線滔天罪，五次圍剿敵猖狂」句，主要是指由於王明路線的錯誤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走上長征路。

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還與一個外國人的名字分不開，他就是直接致使這次紅軍作戰失敗的罪魁：李德。

李德，的確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上一個不能忽略的外國人的名字。

他作為一名來自蘇聯的德國共產黨人，不僅同中國紅軍一起親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征，還是這一歷史事件的重要決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揮者。

正是由於他的錯誤指揮，紅軍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並在長征初期付出慘重代價。

李德是奧地利人， 1900年9月生於德國慕尼黑，原名奧托·布勞恩，筆名華夫。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德國共產黨。

1932年畢業於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進入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因與王明較熟,被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派往中國東北收集日軍情報。

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往中央根據地。

同年9月，他以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身份來到瑞金，並開始啟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李德來到蘇區，雖然懷有幫助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良好願望，但是他錯誤的干預、指揮，卻給中國共產黨造成了重大損失。

自1930年冬到1933年夏，蔣介石在江西連續發動四次對中央蘇區的「圍剿」，結果均告失敗。

1933年9月下旬，蔣介石再次調集了100萬軍隊和200餘架飛機，對紅軍各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

他任命顧祝同為北路軍總司令，以陳誠為北路軍前敵總指揮，率領第三、第六兩路軍由北向南進攻蘇區；同時以重金收買陳濟棠為南路軍總司令，出兵兩個軍封鎖江西、廣東邊境。

以所謂政治圍攻、文化圍攻、經濟圍攻、交通圍攻，配合百萬重兵的軍事圍攻。

紅軍由於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左右，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將紅軍的軍事指揮大權交給了李德。

李德則以軍事顧問身份，大力推行軍事教條主義，迫使紅軍放棄最拿手的機動靈活的戰術。

這個雖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3年、有一點街壘巷戰經驗、只指揮過一個騎兵旅的顧問，根本不懂中國國情，也不認真分析戰爭的實際情況，全憑在軍事課本上學到的條條框框，憑著地圖指揮戰鬥。

當時的地圖又大部分是一些簡單的草圖，極不準確，所以他的指揮往往與前線實際情況差距很大。

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作戰，按照李德布置的「短促突擊」、「兩個拳頭作戰」、「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戰略戰術，搞起堡壘對堡壘的正規戰，拼兵力，拼消耗，連戰連敗。

博古、李德等人既排除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又反對紅軍支援蔡廷鍇。

李德對博古說：蔡廷鍇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險的敵人，比蔣介石還危險，有更大的欺騙性，紅軍決不能支援蔡廷鍇。

結果讓蔣介石打敗了蔡廷鍇的部隊，也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去了取得勝利的機會。

只能侷促迴旋於堡壘之間，造成極其被動之勢。

而國民黨軍隊依靠兵力優勢，五里一推，十里一進，使蘇區範圍日益縮小。

陳誠、薛岳部逐漸占領了廣昌、興國等地，迫使紅軍退至白水、頭陂構築工事。

蔣介石看到紅軍採取打正規戰和他拼火力，正中下懷。

他很快調來重炮兵到江西配合他的10個縱隊近30個師兵力加緊進攻，9月底，又攻占了寧都等地，紅軍遭受了重大損失。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紅軍主力連同後方機關共86000餘人分別從福建長汀、寧化和江西瑞金、於都等地被迫開始突圍長征。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彭德懷支持毛澤東，與「洋顧問」李德曾有過針鋒相對鬥爭。

據楊尚昆回憶，廣昌戰鬥剛停，博古和李德決定由前方返回瑞金。

行前，電話通知他和彭德懷馬上去臨時指揮部。

一見面，李德便問：你們是怎麼組織火力的？又是怎麼進行短促突擊的？這時，彭總按捺不住心中鬱積的怒氣說：「一三軍團在贛閩奮戰七八年，才打出這塊根據地，容易嗎？可是在你們指揮下，喪師失地，損兵折將。

三軍團這次要是聽了你們的話，用多兵堆集守廣昌，那就全完了！」他十分尖銳地說：「你們至今還不認帳，真是『崽賣爺田心不痛』！」

當時擔任翻譯的伍修權覺得這句話過於尖銳了，沒有全部翻譯過去。

彭總看到李德沒有強烈的反應，就意識到了，要楊尚昆重新翻譯了一遍。

「封建，封建！」李德氣的咆哮起來…

其實，共產國際並沒有給李德「一錘定音」的軍事權力，但是王明、博古過於信任李德，把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排斥在一旁。

所以，陣地戰變成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主要戰鬥手段，迫使紅軍吃了「洋虧」。

長征初期，李德仍是負責軍事指揮的「三人團」成員之一，他的軍事指揮錯誤再次充分暴露。

他一方面強調保密，對戰略轉移沒有進行應有的政治動員；一方面在退卻中採取了消極避戰、逃跑主義，這是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損失慘重的主要原因。

毛澤東曾尖銳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也不了解中國工農紅軍的情況，不作調查研究，聽不得不同意見，生搬硬套在蘇聯有效在中國行不通的戰略戰術。

……李德和博古等人在軍事上的一系列錯誤的戰略戰術，使我們吃盡了苦頭，付出了慘重的血的代價。

」

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深刻分析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從而正式結束了李德、博古對紅軍的軍事指揮。

此後的長征路上，李德雖然不再擁有軍事指揮權，但仍然多次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

在1935年6月26日兩河口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李德明確同意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針，反對張國燾南下。

1935年七八月間，紅軍大學成立，李德被派往講授軍事理論課。

不久，發生了紅軍大學教育長、原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拉攏紅四方面軍學員隨張國燾分裂逃跑的事件。

李德與李特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堅持認為中共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針是正確的，不經毛澤東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隊拉走。

算是做了件好事。

這個洋顧問在被削掉了兵權、並受到嚴厲批評後，保持了比較平和的心態。

他曾公開說:「我聽了毛澤東的講課。

他很偉大，中國紅軍也很偉大！」 他認為，「雖然長征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從政治上看，仍然是中國紅軍的一次勝利」。

（紅軍長征過草地）

1939年8月28日清晨，在延安的李德接到通訊員送來的一張紙條，上面寫著：「速來機場，你飛莫斯科。

張聞天。

」李德愣了一下，不知道讓他去幹什麼。

就急忙收拾東西，並給再婚妻子李麗蓮看了紙條，李麗蓮也很吃驚。

李德騎上馬直奔機場而去。

原來，共產國際發來電報，要求李德回蘇聯述職。

這天正巧有一架飛機，送因不慎騎馬摔傷胳膊的周恩來去蘇聯治傷，便讓李德搭機前往。

毛澤東、張聞天、鄧穎超等100多人前來送行。

毛澤東祝李德一路平安。

李德含淚吻別妻子後，依依不捨地登上飛機。

他長達7年的中國之行就此畫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