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三國故事

長江自西而東橫貫中國中部，幹流流經青海、西藏、四川、雲南、重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上海1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數百條支流延伸至貴州、甘肅、陝西、河南、廣西、廣東、浙江、福建8個省、自治區的部分地區，總計19個省級行政區。

其流域面積達180萬平方公里，約占中國陸地總面積的1/5。

淮河大部分水量也通過京杭大運河匯入長江。

從地形上看，它包括四川盆地、西南山地與長江中下游平原。

與蒙古高原、關中平原、華北平原比較，長江流域諸區域處於中國國內地緣政治的三級位勢。

一般說來，政治控制力退至此線時政權多處衰落期，如果再繼續失去長江，則國家就進入了要麼換代要麼分裂的前夕。

比如中國歷史上的東晉、南宋、南明，清時的太平天國乃至1949年初的蔣家王朝等，都是這樣。

南宋時辛棄疾雖不完全贊同「南北有定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於中原」說法，但也認為這是一規律性的現象。

他說：「夫所謂南北定勢者，粵自漢鼎之亡，天下離而為南北，吳不能以取魏，而晉足以並吳；晉不能以取中原，而陳亦終於斃於隋；與夫藝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吳越，天下之士遂以為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至於此。

」

下面我們還是由西而東，分段論述長江流域的地緣政治的功能和意義。

四川盆地

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的地緣政治有相似的特點，黃河和長江都在大約東徑110度的地方出現向東轉折，在轉折西面均留下富饒且有險可據的盆地，主要有關中盆地和四川盆地等。

位於長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富甲天下且依險易守。

李白詩《蜀道難》就有「劍閣 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之說。

四川盆地為連綿不斷的崇山峻岭所合圍，這大幅抵消了外敵進犯的力量。

諸葛亮在《隆中對》中特別看好川西成都的地理形勢，認為：「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

」立都於成都退可東據漢中、西扼劍閣，確保自存；進可由漢中北上隴西以進長安。

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在蜀地重慶和成都之間，川東重慶的戰略位置亦不可小覷，它是從四川東出的橋頭堡。

控制重慶其退可固守。

蒙古入蜀成敗的經驗值得注意。

蒙軍數次入蜀的目的是從西面打通東出三峽並與荊湖地區的蒙軍匯合，而實現這一計劃的關鍵是拿下重慶。

然而恰恰在這關鍵點上，蒙軍均遭失敗。

公元1239年8月，蒙軍再度入蜀並奪成都，但在重慶受阻且被迫撤軍。

公元1258年，蒙哥挾西征歐亞凱旋的威勢，兵分三路再次伐宋，入蜀蒙軍輕取成都後隨即困於重慶，久攻不克並致使蒙軍統帥蒙哥隕命於合川城東5公里的釣魚城，蒙軍因此再度被迫北撤，將攻宋重點移至襄陽方向。

重慶萬州地區瀕臨長江三峽，扼川江咽喉，有「川東門戶」之稱，水路上距重慶市區327公里，下距湖北省宜昌市321公里，為川東水陸要衝，境內山巒起伏，由此出三峽可直取宜昌並進逼荊州，取荊州北可進南陽盆地進逼洛陽，東可進武漢直逼南京。

與成都相比，重慶依險為固，易守難攻，為久攻而難見其利的天險之地。

鑒於這些歷史經驗，20世紀初，四川軍閥經營四川時亦將省政府和兵器重心放在重慶而不是成都 ，1937年底蔣介石國民政府為了持久抗日決定從南京遷都四川，但陪都的地址並沒有象諸葛亮那樣選在成都而是放在重慶，並使「重慶成為後方兵器工業中心」 。

但是，西南的四川與東南的江浙一樣，其地緣政治的意義對於全國的影響畢竟是局部性的。

關於東南江浙，宋代李綱也認為：

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

至於西南四川，清人顧祖禹在《四川方輿要敘》開篇處說得更明白：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

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

恃其險而坐守之，則必至於亡。

以天下之大，僅存一蜀，蜀其不能逃於釜中矣。

顧祖禹還補充說：四川之地「得其人則可守，非其人亦易失也」 ，言據此僅守成遑論成事已屬非常不易之事。

唐人李白有詩《蜀道難》，開篇直呼「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

四川盆地進難出更難：其處於低地、四面環山，周邊居高臨下的其他力量的牽制使之只可就近守成卻不可遠行出擊。

「交通狀況決定戰爭的成敗」 ，諸葛亮數次北伐屢戰屢敗，劉備伐吳受阻於宜昌城下，非兵不勇也，此乃路途險困，天路不助其仰攻，故而力所不逮也。

四川北面的漢中是蜀漢北伐的橋頭堡，亦是蜀國軍事重心所在。

軍事地理學者饒勝文認為：

但以秦嶺之高峻，每條谷道都曲折迴旋，幽深險峻，不利於人力物力的大規模運動，尤其不利於糧草補給的運輸。

在南北對峙的形勢下，漢中對於南方的意義比起對於北方的意義來要重大些。

這一方面是由於嘉陵江和漢水的原因，漢中與南方的聯繫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嶺之險峻比大巴山更甚。

自漢中越秦嶺北進較難，越大巴山南進卻較易。

雙方以秦嶺為界，可共享秦嶺之險；若以大巴山為前沿，則地理上的優勢在北方。

儘管如此，漢中對南北攻防雙方的意義還是不同的。

李宗仁曾任國民政府行營主任，他在回憶錄中說：「漢中一帶是一片沃野，秦嶺在其北，嵩山山脈在其東，漢水橫貫其中，地形險要，物產豐盛。

我國自秦、漢以降，歷朝都以漢中為屯兵之地。

」

漢中北面的秦嶺東西綿延1500公里，南北寬達100至150公里，其海拔多為1500至2500米。

從北面攻防的角度看，漢中易於攻取，但若要占領，後勤補給則要翻越秦嶺，路途艱險會使占領成本巨增；若占領失敗需要退出，同樣要翻越秦嶺。

秦嶺高險攻南會勢如破竹，退北則會將自己置於孤懸絕境。

公元215年，曹操輕取漢中，公元219年，劉備在定軍山斬曹守將夏侯淵，曹操領兵西援，「其糧草給養從關中乃至中原內地運來，經過數百里，上千里的跋涉，對於國家和民眾來說都是極為沉重的負擔，象南陽等地甚至因此激起了民變 。

而劉備方面則可憑險固守，曹操多次告誡下屬：「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

」 後來魏明帝曹睿（公元204～239年）欲攻漢中，魏重臣孫資勸阻道：「今若進軍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賊，凡用十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擴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

夫守戰之力，力役三倍。

」 明帝由此止步。

軍事地理學者宋傑在其專著《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樞紐》中評價說：

曹操深知漢中戰略地位的重要，又痛感大軍在此地駐防殊為不易，所以把該地形象地稱為「雞肋」 。

在國力並不十分強大，中原殘破，百廢待舉，又要兼顧東線戰事的情況下，死守漢中對曹魏來說，代價太大，有些得不償失。

不如把它拋給蜀漢。

因此他最終還是採取了放棄漢中的做法，將對蜀作戰的正面防線收縮至關中，把秦嶺難以通行運輸的困難拋給蜀漢一方。

利用「五百里石穴」的天險來阻礙對手。

並遷徙百姓，將漢中變成空曠無人的荒野，使蜀軍在北伐時無法在沿途獲得補給。

自己則通過防守不戰來休養生息，恢復和增強國力，為將來的統一戰爭作好物質準備。

從南面攻防的角度看，由四川盆地入漢中只需翻越其險峻程度遠不如秦嶺的巴山，路途險而不遠；依託四川盆地豐富的資源供給，據險固守，相對北方由秦嶺南下的勢力要容易許多。

劉備認識到這一點，公元214年劉備占領益州（成都），進逼秦隴，曹操意識到關中所受的威脅，即於次年西征，打魯張魯，控制漢中。

當時劉備預言：「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

」 公元215年，曹操輕取漢中，而劉備終不與之交鋒，公元219年，曹「積月不拔，亡者日多。

夏，曹公果引軍還。

先主（劉備）遂有漢中。

」 蜀軍的防禦因後勤供給充分而產生的時間優勢消蝕了曹軍進攻因居高而產生的空間優勢。

當然，曹操放棄漢中的大前提在於漢中不是曹魏統一全國戰略的重心，曹操定都洛陽而非長安，這說明他的戰略重心和方向在南面江淮流域：他是要打蛇七寸，從蜀吳聯手最薄弱的中間地帶突破，對其實行各個擊破，從而實現全國統一。

因此，被曹操視為「雞肋」的漢中地區，自然不會讓曹操在此投入太多的軍事資源。

曹操後將部隊撤至長安、陳倉（今寶雞東）一線並長期固守，曹魏從戰線收縮中節省了大量的軍事資源，使其可專注於東南方向；另一方面，作為其連帶效果，它也可誘使劉備漢荊北東兩防並由此消耗其更多的資源。

這種在實踐中形成的思路後來成為曹魏國家統一戰略的基線。

學者宋傑認為：

從以後的歷史進程來看，曹操放棄漢中、對蜀採取守勢的戰略，在其死後基本上得到了貫徹（數十年中，只有曹真、曹爽對漢中的兩次短暫進攻），並最終獲得了成功。

蜀國奪取漢中後，由於秦嶺的阻隔，諸葛亮和姜維的北伐多次因乏糧而被迫撤兵，在領土擴張方面，數十年來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

這說明曹操的上述決定是明智的，他對漢中的戰略地位與軍事價值作出了客觀、正確的判斷，眼光長遠，為魏國將來的強盛與滅蜀統一奠定了基礎。

與曹魏不同，漢中對蜀漢而言，是其命脈所在，正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所說：「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

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

」 漢中這種戰略地位決定了它必然是蜀漢東面荊州之外的另一戰略重心和主要攻防方向。

與劉備更看重東面荊州的戰略地位不同，諸葛亮定都於成都是出於漢中攻防的考慮，將漢中作為統一戰略的突破口。

正因此，從建興五年（公元227年）始，諸葛亮率領大軍北駐漢中，「在七年之內從該地六次興師伐魏。

在此期間，漢中集結了蜀軍的主力」 。

大概也是同樣的原因，為了控制四川，元代蒙古軍占據漢中後，為了讓四川「無險可守」，就在行政設置上一反行政區域劃分與自然區域劃分相一致的原則，撤消了漢中作為一級行政單位治所的地位，將其併入以關中地區為治所的行政單位，由此切斷漢中與成都的聯繫。

此後，漢中開始隸屬於陝西省。

當時蜀國另一戰略重心是東面的荊州。

比較在荊州問題上與東吳不依不饒的劉備，曹操在漢中舍取策略上表現出的「得隴不復望蜀」 的戰略智慧在三國政治家中確高一籌，這一策略不能不說對後來不同時代的政治家有所啟示並得到出神入化的運用。

研究諸葛亮「七擒孟獲」的策略，就會發現其中兼融著先前不久曹操封拜敗將漢中王張魯為列侯和「鎮南將軍」的智慧 ；1962年毛澤東對印自衛反擊戰的結束方式更與曹操取捨漢中的策略相暗合。

然而，當漢中北防優勢要轉入北攻，則因秦嶺的高峻深險反而會逆轉為更大的劣勢。

諸葛亮定都成都且集中屯兵於漢中，這在政治上考慮是有道理的：這樣遠離東吳、可讓東吳放心以確保與蜀國的政治聯盟。

後來吳蜀聯盟因荊州之爭而破裂的後果說明，吳蜀聯盟是蜀國立於不敗之地的保證。

然而後來的諸葛亮多次從漢中北伐失敗的事實也說明，諸葛亮的選擇在理論上是正確的，然在實踐上卻是考慮不周或曰不可行的，因為在這條線路上存在著無法克服的自然阻力——這種阻力如此巨大竟致諸葛亮「窮則思變」親自動手發明「木牛流馬」技術以增其運力。

大概是意識到諸葛亮北伐路線存在的這一內在悖論，劉備力主東出三峽取荊州並由此沿漢水北入南陽盆地直逼洛陽的路線。

此路線比諸葛亮的北線方案實際，它最大的優點是靠近中原，其不足之處是容易加劇與東吳的矛盾並由此導致吳蜀聯盟的破裂。

公元219年，劉備奪取漢中，順勢東進與孟達配合取西城 、上庸 、房陵 三郡。

同年7月，關羽——合理的解釋是他很可能得到劉備的指示——乘勢北上伐魏，攻下樊城 ，與漢中蜀軍在上述三郡形成犄角，其威勢直逼洛陽，統一大業已有氣象，以至曹操感到威脅要遷都躲避。

但是，行百里而半九十，劉備開創的大好局面最後因激化了與東吳的矛盾，卻成了蜀國衰落的序曲。

關羽北伐勝利卻使東吳與曹魏走近並密謀由吳兵從後面陰取荊州，關羽大意失荊州、兵敗被害，隨之而來的是孟達「懼罪」 ，率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降魏。

蜀從漢中向東與江陵形成呼應的犄角由此折斷，這樣「留給諸葛亮的只須北出秦川的一條路線了」 。

劉備假借為兄弟報仇之名，急做彌補，結果又兵敗夷陵。

由此蜀漢和東吳雙雙衰敗。

史家呂思勉先生的評論至為中肯：

關羽的敗，是劉備方面的一個致命傷。

因為失去荊州，就只剩得從益州攻關中的一路，而沒有從荊州向南陽攻洛陽的一路了。

從漢中向關中，道路是艱難的；魏國防守之力，亦得以專於一面；後來諸葛亮的屢出而無成，未必不由於此。

所以說這是劉備方面的致命傷。

劉備取得上庸，打通了漢中與江陵的聯繫，是實現其問鼎中原戰略目標的關鍵。

但又引起東吳的警覺，由此導致吳魏聯手陰取荊州。

諸葛亮維持了與東吳的長遠的戰略盟友關係，卻因自我邊緣於中原並因此在北伐上卻沒有多少實功。

比較其後期率兵數次北伐，其功效遠不如劉備十分之一。

諸葛亮立都於成都致使戰線過長且二分兵力而兵敗猇亭，而劉備則集中兵力儘量貼近中原：公元219年，劉備奪取漢中後再取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已有問鼎中原的氣象。

劉備雖兵敗夷陵，然和諸葛亮北伐失敗後又遺命「葬漢中定軍山」之秀舉又賦予諸葛亮以悲劇英雄的色彩，這讓人忽視了他在戰略上所犯的「張國燾逃跑主義」的缺點。

現在看來，劉備東進奪取荊州，目的是為了北上再次貫通與漢中的聯繫，恢復問鼎洛陽的犄角之態，並非是為了東進犯吳，於情於理均說得通，而孫權愉襲荊州，背義於反曹盟約，此乃小家子氣，為戰略家不齒之舉。

孫權因量小而失全局，諸葛因不明而自陷邊地，唯曹魏居天下之中，制長江以二分，今每讀史及此，莫不令人唏噓扼腕。

我們研究歷史的興趣來自現實政治的需要。

如果我們將三國蜀吳交惡而雙雙敗落的經驗應用於當前中國東部海權鬥爭，就會發現，今天的黃海可比作三國時的「漢中」，南海可比作「荊州」，而東海則是「上庸」。

劉備奪荊而失利，諸葛亮數出岐山而無功，均因漢中與荊州不能形成相互呼應。

再則，吳蜀聯盟，唇亡齒寒，吳蜀因荊州交惡而為曹魏各個擊破。

今南海國家與中國同為第三世界國家，它們與中國有領土矛盾，這些當屬戰術層面上的矛盾，但與其背後的美國及其隨從日本的矛盾則屬戰略層面的矛盾。

與曹魏之於蜀吳一樣，今天第三世界國家在南海的矛盾若為「荊州」而激化，當年的蜀吳荊州之爭的結果就是前車之鑑。

成都、漢中、重慶是鎮守蜀國的三大重地，其防禦的功能均大於進攻，除劉邦時特殊的楚漢之爭、天下未定的形勢外，中國歷史上偏居四川的政權有長時段的，但沒有一個能——即使是蔣介石政權——成功統一全國的。

饒勝文認為：

任何一種勢力，在其積累階段可憑藉四角山川險固之地作為根據地，但要統一天下，則必須於完成積累階段後進取中原，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問鼎的競技場。

四川只有兩個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

歷代據蜀者大抵東守夔門 ，北據漢中。

自夔門東出而達荊襄，荊襄與中原之間尚有大別山、桐柏山相隔；自漢中北出，越秦嶺、隴山可達關隴，關隴與中原之間又有崤函 之險相隔。

這樣，在四川與中原之間有著雙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險要，致使川中勢力很難躋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

這是四川易於產生割據政權同時又沒有一個政權統一過天下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今天若從這個角度看諸葛亮《隆中對》中「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 、洛 ，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的設想似有年輕人的浪漫 。

因為這種戰略的前提是對川蜀東北上庸一帶的控制，而達此目的的最理想的途徑是將立國重心放在離這一地區不遠的重慶地區。

但諸葛亮在創業之初，將蜀漢的國都建於位於川西邊陲因而遠離上庸和荊州的成都，此為謹慎之舉：它保證了蜀國據險偏安，也有利於諸葛亮東聯孫吳、北拒曹魏的戰略；其不足之處卻是對北出劍門路途艱難程度估計不足，且又拉長且削弱了對上庸和荊州的控制力，而失荊州和上庸，蜀漢就完全被封死在三峽以西，並由此使《隆中對》提出的「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的目標成為遙不可及的畫餅。

此實乃諸葛亮——比較明成祖建都於北京——缺乏膽識的表現。

清人趙藩為成都武侯祠撰寫的楹聯對諸葛亮提出婉轉的批評：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上聯是對諸葛亮南征攻心政策的肯定，下聯則對「諸葛亮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 之說的另種表述。

審勢之要在於布勢，布勢的要義在於圍繞戰略目標抓住全局中最關鍵的節點。

如以逐鹿中原、一統天下為大勢，蜀國全局中的節點即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當不在漢中，也不在荊州，而在位於兩地之間的西城（魏興）上庸、房陵（新城）三地，其中的關鍵是上庸。

有了上庸，南面的荊州和西北面的漢中就能互為呼應並對洛陽構成問鼎之勢。

鑒於漢中、安康一帶地勢艱險，保住上庸的關鍵在於保住荊州。

而保荊就必須將蜀國的政治重心放在貼近中原的重慶，而不是放在使蜀國更加邊緣化的成都。

重慶不僅是控制四川的重鎮，而且是扼控川蜀的東大門。

重慶地處嘉陵江與長江的匯合處，憑長江及其支流岷江、涪江、烏江、嘉陵江組成水上運輸網絡，內通四川各處，外可東通荊襄，南達雲貴，西可達川內大部，北接漢中，又有大巴山和三峽天險為屏障。

顧祖禹說：「『天生重慶，鐵打廬州 』 言其難犯也。

」 重慶其守也易，然攻較成都則更利於進入中原。

諸葛亮一生誓言「北定中原」，可其戰略布局——與後來的張國燾「向南」「向成都打」 的方案相似——卻與中原越來越遠。

比較曹操棄漢中而就淮甸的權衡，就可理解趙藩對諸葛亮「不審勢」批評所包含的深意。

晉人陳壽評價諸葛亮「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 ；評價劉備「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

」 這與司馬懿對諸葛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 的評價大體一致。

1959年6月，毛澤東同吳冷西談話時也認為：「劉備同孫權、袁紹一樣，都有多謀寡斷的缺點，不如曹操多謀善斷。

」 與劉備一樣，諸葛亮也是多謀有餘，善斷不足。

但這都是「寬嚴」之類的技術性比較，反映不出政治人物的本質。

研究政治人物，重在「審勢」。

研究諸葛亮，不僅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文字——他比劉備更會作文，更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足跡。

二人比較，劉備更具經營中原的大視野，都在漢川，劉備想法設法向東發展，而諸葛亮則東轅西向，復漢在劉備那裡不僅是說辭更多的還是冒死的實踐，而在諸葛亮這裡除了日益高亢的誓詞，我們見到的卻是日益遠離中原卻又貌似攻勢的逃遁。

宋人蘇洵也看出諸葛亮《隆中對》的不切實際，他對此批評得比較中肯：

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

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

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

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