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國農村幾乎每村都有關帝廟？

在全國的廟堂性的紀念建築中，紀念關羽的比紀念諸葛亮的要少一些，但在民間的紀念，關羽又遠遠超過諸葛亮，舊時，中國農村幾乎每村都有關帝廟。

倘若遵循真正的歷史，諸葛亮與關羽絕對不可能成為三國歷史的軸心。

尤其是關羽，文治談不上，武功有得有失，特別是失荊州一役，竟慘敗在吳國小將呂蒙手下，使本來實力最弱的蜀國雪上加霜，從此一蹶不振。

但是，民間的記憶與歷史的記憶並不是一回事。

歷史重功績，民間重道德。

一個因自己的輕敵和孤傲而讓敵人割了頭顱的敗軍之將，為何成為眾星捧月的英雄？豈止是一般的英雄，他自宋之後被許多皇帝追封，在明代達到了「聖」的地位。

當時，文聖是孔子，武聖則是關羽，一文一武，堪為萬世師表。

從這一點說，中國的武將們，沒有一個能夠超過他，即便是歷史與民間都很看重的楚霸王項羽，也不能與關羽相比。

比較之下，三國的頭號政治家曹操以及關羽始終效命的劉備，也顯得相形見絀了。

不過，關羽的武聖同孔子的文聖相比，多少有點底氣不足。

在歷史中，凡集學問之大成者，謂之碩儒，謂之泰斗；凡集道德之大成者，則謂之宗師，謂之聖人。

泰斗乃人之極品，而聖人則已不是人，而是神了。

中國人雖然擅於造神，但並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被捧到神的位子上。

關羽之所以成了神，有兩個人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一是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二是《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

先說朱元璋。

這位和尚出身的農民起義軍領袖，創造了大明王朝之後，便把「忠孝」二字定為立國之本。

忠孝為本，耕讀傳家，是明代人廣泛遵循的道德原則與用世法則。

萬曆首輔張居正曾寫過一幅對聯：「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種田」，把朱元璋的帝治思想，闡述得清清楚楚。

在忠臣孝子被視為社會楷模的文化環境下，明代的文學藝術作品自覺不自覺地都會服務於這一思想約束與文化語境。

大約成書於明嘉靖年間的《三國演義》，便帶上了鮮明的時代印記。

用時下的觀點說，羅貫中先生創作的《三國演義》是一部服務於帝王思想的主旋律作品。

但不同的是，羅貫中沒有給他筆下的人物貼標籤、畫臉譜，而是遵循文學創作的規律，讓那些在宏闊歷史畫卷中粉墨登場的人物，個個栩栩如生，活靈活現，他們既是歷史人物，又是文學典型，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下二三十位。

但全書貫穿的思想，始終離不開「忠孝」二字。

劉備忠於漢室，諸葛亮與關羽，一個文忠，一個武忠，又始終對劉備忠心耿耿。

數百年前，中國沒有哪一部小說，能夠像《三國演義》這樣深入人心，究其因，一是三國那段歷史波詭雲譎；二是小說中人物生動逼真；三是其宣揚的忠孝思想，始終是中國人行世的道德追求。

應該說，因為有朱元璋的忠孝立國思想，因為有羅貫中的生花妙筆，才有了關羽成聖成帝的可能。

客觀地講，諸葛亮與關羽兩位忠臣，都塑造得很好。

在文人的心目中，諸葛亮的地位更高，杜甫詩句「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巾」，道出了所有讀書人對他的尊敬與懷念。

但諸葛亮始終只能是「道統」中的楷模，而關羽則不一樣，抬舉他的，熱捧他的，是歷朝歷代的「政統」。

相比於道統，政統有著更加強大的影響力。

道統提倡風氣，政統提倡風俗。

以此論之，諸葛亮是風氣中人，而關羽則是風俗中人。

客觀地講，羅貫中塑造的諸葛亮與關羽都很成功，但為何諸葛亮不入政統的法眼呢？

這乃是因為，文臣與武臣是有差別的。

文臣忠於社稷，忠連著憂患。

武臣忠於朝廷，忠卻連著愚。

與憂患相連，忠是有條件的；與愚相連，忠是無條件的。

任何時候，對於政統來講，愚忠總是最受歡迎。

關羽的履痕所在，我去過不少。

從他的故鄉到他殞命之地，從他被塑為「戰爭之神」的官渡到他兵敗如山倒的麥城。

每到一處，憑弔之餘仍是憑弔。

但是，當我於秋風中到了諸葛亮撒手人寰的五丈原，卻不免感慨唏噓，當場寫下了一首七律：

臥龍離去誰彈淚，蜀水巴山響杜鵑。

歸輦猶聞笳鼓壯，卷戈誰撫鐵衣寒。

蒼天不遂英雄志，大地空留烈士篇。

難信金甌能久缺，隴頭司馬定中原。

來源：一得齋主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