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是如何解決唐末以來，禁軍、節度使以及宰相權重問題的

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途徑,是通過加設官員,互相監督,共分權利來實現的.最直接的體現,在政治上是一職三官,在軍事上是將兵分離,通過這個方法對集權很有作用.由於一職三官,還有早年杯酒釋兵權（中央集權）,為了補償大將們,宋朝開了恩蔭制先河,導致後朝因此做官的人越來越多,但也導致官僚機構膨脹的惡果。

組織困局其實由來已久。

唐末直至五代十國，公司派出機構權力過大———以藩鎮割據形態出現的節度使在其治內完成了組織系統的自我循環，節度使擁兵自重，集軍、民、財三政大權於一身，可以不經皇帝批准擅殺刺史。

這對唐代三省六部的官僚行政制度的破壞力度極大。

財不上中央，幹部的人事任免也自成體系。

節度使所扮演的這種「封疆大吏」角色，就相當於當下公司組織的大區經理、外派的各地分公司總經理。

而宰相作為總經理，權力也是過大。

唐代包括五代十國期間都實行三省六部體制，這實際上是一種決策權、審議權和行政權合一的制度。

中書省出令，門下省審議，尚書省頒布執行。

宰相權力之大，專制如武則天者，也不敢輕易越過中書門下宰相這一級直接發號施令。

宰相有選拔官吏之權，貞觀年間，四品以上官員都要由宰相提名奏上，皇帝才可批覆同意。

而今，趙匡胤上位後，如果重拾唐代的三省六部體制，一方面他要直面藩鎮割據、節度使權力過大的問題，另一方面相權架空皇權的隱憂亦不能不防。

面對困局，趙匡胤問道於謀臣趙普，如何才能組織破局？趙普給出的答案是：「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

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這其中「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是核心話語。

趙匡胤大悟，遂有「杯酒釋兵權」之舉。

至此，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背後隱含的制度設計初露端倪：他一方面把石守信等人調到外地去當節度使，使其脫離原來掌握的軍隊，另一方面取消殿前都點檢和殿前副都點檢這兩個職務，由殿前都指揮、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分別率領禁軍，合稱「三衙」，互不統屬。

制度設計的機心便在這裡：三衙有統兵之重，卻無發兵之權；而樞密使有發兵之權，又無統兵之重；禁軍從此無統帥，將領們唯一的統帥是皇帝本人。

這是一層機心，叫做分化事權，互相監督。

第二層機心是在「三衙」內部層層設防，防止出現專權獨斷現象。

趙匡胤規定，「三衙」長官都指揮使之下，設副指揮使、都虞候、副都虞候各一員，進一步將都指揮使已被分化的權力強行稀釋，使其有職無權。

至此，杯酒釋兵權後的制度設計將禁軍軍權全部收歸中央，趙匡胤寢食稍安。

針對唐朝以來節度使權力過大的問題，趙匡胤採取了兩步：一是將各節度使所屬的地方賦稅全部運送中央，僅留一小部分用於維持日常開支，節度使的財權被剝奪了。

二是削弱其兵權，令諸州府甄選精兵送往中央，取其精華，以此削弱節度使的軍事實力。

再以後，節度使一般不赴本州府管理政事，而只變成一種榮譽性的虛銜——— 在趙匡胤及其繼任者的制度設計下，唐末以來節度使干政問題被徹底解決。

對於宰相權重的問題，趙匡胤採取的依舊是分化事權、層層監督的制度設計。

樞密院管國防軍事，三司(鹽鐵、度支、戶部)管財政，宰相只管一般的行政事務。

這是三權分立。

隨後趙匡胤又在宰相權限之下設參政知事(副宰相)，掌實權，規定兩位宰相「分日知印」，進一步切割宰相權力。

又設台諫官，監督宰相之權。

由此，源自秦、漢、唐以來的宰相權重問題在趙匡胤手上得到解決。

種種制度創新解決了此前的組織困局，但制度設計之弊如影隨形。

「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無論在哪一個層面收職權、財權、兵權，趙匡胤都需要「花官買穩定」。

冗官(組織膨脹)的結構性成因，最初便來自這裡。

可以說，趙匡胤的種種制度設計，在當時的背景下是具有一定意義的組織破局。

可是，這是一種自廢武功的致命缺陷。

一是將不知兵，兵都不認識你，一般情況下能為你賣命？二是文官將兵，雖然古代有很多文官帶兵也取得不俗戰績的先例，如周瑜、司馬懿、范仲淹等，但宋朝的很多帶兵文官他是不懂軍隊的，而且打仗時帶兵的將領要有一股銳氣，而文臣呢，是沒有那種膽魄的。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比較繁榮的朝代，這是宋朝統治者從立朝開始制定文治天下的必然結果。

宋朝的中央集權比以往的朝代更進了一步，對軍隊的控制，對武官的控制，是有效的結束了五代十國後朝代頻繁更迭的局面。

宋朝就像一個特有錢的地主，沒有保鏢。

遼、西夏、金、元就像占山為王的強盜：有人有馬有武功，就沒錢，只好搶。

山大王不搶沒保鏢的地主搶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