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學，作為儒學的一門學派。

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顥開其端，南宋陸九淵則大啟其門徑，而與朱熹的理學分庭抗禮。

至明朝，由王守仁（號陽明，下文王陽明即此人）首度提出「心學」兩字，並提出心學的宗旨在於「致良知」，至此心學開始有清晰而獨立的學術脈絡。

其中心學最著名者六人，據黃宗羲《明儒學案》載:「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齊、黃五嶽、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馮江南,其著也。

」

首先王陽明：格物致知

王陽明原本很相信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法，於是七天七夜認真觀察竹子，但最終沒悟出竹子的「理」來，反而生病了。

他改變了對「格物致知」的看法，提出了「致良知」的觀點，否定了「格物致知」。

王陽明不主張通過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方法，主張「心即理」，認為「格物」就是體認本心。

從「心即理」的觀點出發，王陽明進一步提出了「知行合一」說。

所謂知，主要指人的道德理念和思想意念；所謂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踐履和實際行動。

而知與行兩者的關係，則是以知為行，知決定行，「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王陽明: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經常被誤解為就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然而，如果仔細讀過《傳習錄》，就會發現，它們兩者並不是一回事。

王陽明所說的知行合一，就是將知與行合作一處，才知便是行，能行便是真知。

這裡的知，就是指知善知惡的良知。

良知人人都具有，人與其他動物的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人可以意識到並判斷自己的行為，能夠辨別善惡，並做出合理的選擇，而不是單純為自己的本能和外物所驅使。

只是良知有時被私慾所隔斷（宋明理學並非禁欲主義，所說的「人慾」「私慾」往往指的是不正當的慾望，正當慾望也被看作「天理」，例如飲食是天理，暴飲暴食、鋪張浪費、公款吃喝就是「私慾」），或為利所誘，或為威所屈，或畏難而退，對善惡也變得麻木，如同一面銅鏡上生鏽蒙塵，不能照物。

當良知不為私慾所蔽而顯現的時候，在王陽明看來，這便是行了。

例如，當你看到一個遇到困難的人，產生去幫助他的念頭，這便已經是行了；如果這個念頭只是一閃而過，你又沒有去幫助他，便是良知又被遮蔽。

一善念產生，便已是行了，在王陽明看來，一惡念產生，便也是行了；而絕其惡念，同樣是行。

很多道理人們自認為從小就知道，可是這些道理並沒有體現在他們的行為當中，在王陽明看來，這並不是真知。

就像將百科全書儲存在電腦里，電腦並不因此而「博學」一樣。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就是要使良知時刻關照著人的行為和心理，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使人不會失其本心，不會讓意志為外物所動搖，淪為外物的奴隸。

《王陽明四句教》

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而心學緣何衰落？

王陽明心學是明朝中後期思想啟蒙的開始，明朝中期以後心學占統治地位的。

王陽明對心學進行完善並發揚光大，在士大夫心裡占據了主要地位，程朱理學(也就是八股文）在他們心中越來越沒有地位。

程朱理學日益衰落，王陽明甚至在萬曆12年從祀孔廟，後來心學被有些王門弟子扭曲，以東林黨復社（其中很多人都是心學弟子）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力挽狂瀾，對被某些人歪曲的心學進行糾正，同時加以發展成明末實學和民主思想。

比如說黃宗羲，唐甄等人的反對君主專制，提倡「工商皆本」，徐光啟，方以智等人的科學精神，黃宗羲，顧炎武，顏元等人的經世致用，反對空談義理，注重現實的思想，都是實學的一部分。

還有東林黨和三巨頭等人的民主思想，都是從王陽明心學衍生出來的。

轉折點

清朝的文字獄可以說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極點，本來文字獄的定義是文字忌諱，到了清朝，凡是有書籍涉及科學技術，與程朱理學相悖的思想，歷史觀，文字忌諱等問題，就有殺身甚至滅族之禍。

清代乾嘉學在滿清殖民者的支持下，派搞程朱理學，訓詁、注釋，皓首窮經，脫離現實，受文字獄思想鉗制，思想界一潭死水，明朝中後期的心學，實學，民主思想，工商皆本，科學精神，非君浪潮，市民覺醒（對抗緹騎，即錦衣衛）等先進思想全部煙消雲散，這就是在滿清殖民者控制之下的思想界。

與之相比的是，明末清初的時候，西方即將衝破中世紀黑暗的牢籠，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紛紛開始，自然科學興起。

……

而今，心學亦不受人待見，而在異國他鄉日本，王陽明心學卻依然有著非凡的影響力。

明治維新後完全西化的街道

明治維新時期的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也是陽明學的信徒。

他認為，國家的獨立首先必是民眾的自立，有自主意識才能自立，能自立者一定會自強，而當他們接受「民主」、「自由」理念時會很珍惜，很好地運用。

而自卑的百姓希望有德者管理社會，久而久之會從相信變崇拜再到迷信。

福澤的啟蒙書賣了300萬部，相當於每10個日本人中就有一讀過他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