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轉折關頭的鄧小平與胡耀邦(上)

鄧小平生於1904年8月,胡耀邦生於1915年11月,鄧長鬍11歲。

他們兩人相識於江西中央蘇區時期,真正交往開始於1949年。

1949年初,胡耀邦任政治部主任的十八兵團進入四川作戰不久,便正式編入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第二野戰軍。

新中國成立後,鄧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委。

胡耀邦任川北區委書記,直接在鄧小平領導下工作。

1952年7月,鄧小平與胡耀邦差不多同時從西南調入北京。

鄧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胡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

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胡耀邦擔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工作上多次受到時任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指導。

在他們這一時期的交往中,鄧小平對胡耀邦的工作多有肯定。

比如,鄧曾評價胡耀邦在川北的工作是搞得好的,「有主見,不盲從」。

「文化大革命」中,清華大學的紅衛兵報《井岡山》與其他紅衛兵小報公開了鄧小平與胡耀邦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相互通信。

這些信件反映了他們之間聯繫密切,互相支持。

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後,中國面臨著重大歷史關頭。

能否扭轉「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造成的嚴重局勢,從困難中重新奮起,為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開闢新的道路,是擺在全黨全國人民面前的急迫難題。

鄧小平和胡耀邦在此時密切合作,他們和陳雲、葉劍英、李先念等一起,以卓越的智慧、超人的膽識及對黨和人民事業的高度責任感,撥亂反正,開闢新路,共同譜寫了共和國歷史的嶄新篇章。

1975年:鄧小平領導全面整頓,胡耀邦是鄧小平倚重的幾人之一

1975年初,1973年復出後逐漸走入中國政治舞台中央的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等的支持下,排除重重困難,以巨大的革命魄力、勢如破竹的氣勢,大刀闊斧地領導鐵路、鋼鐵、國防科技、軍隊、工業、農業、文藝、教育、黨組織等方面的整頓。

1975年的全面整頓,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黨和人民反對「左」傾錯誤和「四人幫」的一場重大鬥爭,不僅有力地加速了「文化大革命」走向終結的歷史進程,也為新時期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作了更為直接的準備,被歷史學家譽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二次偉大轉折的前奏。

鄧小平後來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改革,其實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

」「撥亂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開始了。

」關於整頓取得顯著成效的重要原因,1991年8月20日,鄧小平在與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到發現和使用人才重要性時說:「一個人才可以頂很大的事,沒有人才什麼事情也搞不好。

一九七五年我抓整頓,用了幾個人才,就把幾個方面的工作整頓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樣。

」

鄧小平所說的1975年他使用的幾個人才,就包括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鬍耀邦在內(除胡耀邦外,還有時任鐵道部長萬里,國防科委主任張愛萍,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胡喬木,教育部長周榮鑫等)。

1975年7月,鄧小平作出「整頓中國科學院,加強領導」的指示。

剛在第四期中央讀書班學習結束的胡耀邦便被派到中國科學院工作,參加中國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

派胡耀邦到科學院領導整頓,這是鄧小平、葉劍英等深思熟慮的決定。

其時,中國科學院在「造反派」控制下,已是百孔千瘡。

「文革」前的130個研究所,只剩下30多個,高級研究員178人只剩下不到40人。

各級領導幹部大多數被扣上「走資派」帽子,備受殘酷折磨後都已「靠邊站」。

大批科技人員被打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科研和各項業務都已停頓,院機關和各研究所多半由「四人幫」幫派分子掌權。

整頓工作如何開展?胡耀邦等到中國科學院工作之初,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華國鋒接見他時,就轉達了鄧小平的指示:整頓的關鍵是領導班子,經過整頓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敢」字當頭的領導班子。

在搞好安定團結的前提下,堅決向派性作鬥爭,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各部門的業務。

並要求胡耀邦等到科學院後,在三個月內完成三件任務:一是了解情況,經過調查研究之後,儘快向中央和國務院進行匯報；二是搞一個科學院發展規劃；三是準備向中央提出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名單。

在胡耀邦7月22日到科學院後,鄧小平仍不時提出指導性意見。

8月12日,他在聽取胡耀邦匯報時強調:「主要先抓科學院本身的問題,要重點解決派性問題」,「還有班子問題」。

8月27日,他叮囑胡耀邦:要發動群眾,什麼事,群眾起來了就好辦了,不管搞(掉)派性,搞規劃,都是這樣。

可以先落實政策,搞好班子,要挑選有學問、有勁頭、有組織能力的搞科技工作。

考慮到當時複雜的政治形勢,鄧小平還多次提醒胡耀邦:科學院是個有爭論的單位,所以每一句話都不能輕易去說,無論說什麼都要好好考慮,要慎重,平穩一點。

胡耀邦積極貫徹鄧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頓方針,與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李昌、王光偉首先著手準備院領導班子。

他們果斷地取消了「列席常委」。

中央又先後從國防科委系統調王屏、劉華清到中國科學院,參加核心小組,分管政治和業務工作,後來又增補了原來在科學院工作的武衡、胡克實、郁文、秦力生等。

10月,黨中央正式批准了中共中國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的組成,由郭沫若擔任組長,胡耀邦任第一副組長,李昌、王光偉、武衡為副組長。

科學院領導核心的問題基本得到解決。

◆1982年12月20日,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11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和鄧小平親臨祝賀。

胡耀邦還旗幟鮮明地反對派性,抓緊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和幹部政策,大力扶植科技人員。

經過大量工作,科學院在4個月時間裡,為800多人落實了政策。

同時,他抓緊進行思想整頓。

針對「四人幫」一夥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中批判「知識私有」、「白專道路」等做法,搞的「三面向」、「開門辦所」等錯誤方針,胡耀邦尖銳指出:「科學院就是科學院,不是生產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學院就是搞科學的,是搞自然科學的。

」「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僅是犯錯誤,而是犯罪。

……搞業務的颱風要刮起來!」「刮八級不行,得刮十二級颱風……對科研事業著急的人,才有黨性,才有愛國心。

」「科研人員搞科研就是結合實際」,不一定要到工廠農村去。

胡耀邦還強調:什麼叫「白專」?知識分子在科學上有成就,沒有派性,不爭官、爭權、爭名、爭利,就有可學習的地方。

搞派性的人才是白而不專。

這期間,胡耀邦以主要精力,主持起草了《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匯報提綱)》。

《匯報提綱》先由胡耀邦提出總體思路,由李昌、王光偉、胡克實等人分頭起草,再由吳明瑜、羅偉作助手,按照胡耀邦意見進行文字綜合。

最後,由胡耀邦逐字逐句審定。

從7月20日至8月11日寫成第一稿,名為《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討論稿)》。

廣泛徵求意見後作了修改,於8月15日印出「第二次討論稿」。

再次徵求意見後,8月17日,修改成第三稿,由胡耀邦、李昌、王光偉三人聯名上報鄧小平。

《匯報提綱》鮮明提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科技戰線上成績是主要的,絕大多數科技人員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文件還指出,「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

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動生產向前發展。

」

對《匯報提綱》,胡耀邦傾注了大量心血。

8月17日他在寫給鄧小平的信中說:《匯報提綱》「我們反覆多次修改」,「有些地方吸收了參加討論的一百多位同志的好意見。

」「這一個月我是把全部精力用在這個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話說是拼了一點兒老命的。

」信中還說,「這一稿有幾個關鍵地方是按你的指點改過的,……我懷著一種渴望的心情,祈望得到你的進一步指正,祈望得到你對我們展開工作的支持。

」

鄧小平對《匯報提綱》非常重視。

9月3日他在談到《匯報提綱》時說:這文件重要,不單管科學,而且可以適用於文化教育各部門。

在《匯報提綱》起草過程中,他多次提出意見。

據參加過《匯報提綱》等文件討論、修改,時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之一的于光遠回憶:「《匯報提綱》寫作的時間很長,修改的稿次最多,鄧小平對這個文件也特別關注,花的時間很多,談的意見很多很具體。

鄧小平顯然是希望它像鐵路、鋼鐵行業那樣,成為全面整頓的又一個突破口,把鬥爭的鋒芒伸向『四人幫』直接控制的文化教育領域。

」

8月12日,《匯報提綱》第一稿寫成第二天,鄧小平就聽取了胡耀邦的匯報。

在胡耀邦邊讀邊講時讚賞地表示「很好」,並且說:「科技工作很重要,第一次匯報,長一點也可以。

」

在看完胡耀邦等8月17日報送的《匯報提綱》第三稿後,8月26日,鄧小平即找時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胡喬木,專門商談修改《匯報提綱》的問題。

鄧小平說:耀邦、李昌他們的稿子涉及問題太多,不必要地太鋒利,站不穩。

這個文件很重要,要加強思想性,多說道理。

但不要太尖銳。

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

鄧小平還叮囑胡喬木轉告胡耀邦、李昌,要他們少在群眾中講話,等提綱改好了,國務院通過了,毛主席批准了,讓提綱自己說話,讓群眾在討論提綱時自己說話。

鄧小平指定胡喬木親自動手修改《匯報提綱》。

8月27日,他又把胡耀邦找去,告訴胡:「《提綱》要縮短,原則都保留,稜角磨掉一些,寫得平穩一些,修改工作由喬木辦,你催著點。

」9月2日,胡喬木拿出由他親自執筆的修改稿,即《匯報提綱》第四稿,改名《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報送國務院審議。

9月26日,鄧小平主持國務院會議,聽取科學院匯報,並討論《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

胡耀邦首先匯報文件的起草情況。

匯報中,鄧小平多次插話。

在胡耀邦匯報到科技人員生活上存在實際困難時,鄧小平說,不是一般問題。

高級人員的房子被占了,修房子。

在胡耀邦講到有「辮子」時,鄧小平笑著說,辮子也確實有一點,比我強一點,我說過我是維吾爾族的姑娘,辮子多。

有時說錯話,辦錯事。

鄧小平鼓勵胡耀邦等人要有信心,要相信大多數。

他說,不高興你們的人是少數,希望改變現狀的是95%,相信這一點,最後是99%以上。

匯報結束後,鄧小平作了重要講話。

他贊同《匯報提綱》所提觀點和加強科研工作的各項措施。

他強調:科學研究是一件大事。

「科學技術叫生產力,科技人員就是勞動者!」會上原則通過了《匯報提綱》。

會後,胡喬木等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於9月28日改出第五稿。

以胡耀邦、李昌、王光偉三人名義上報,由鄧小平轉呈毛澤東。

◆胡耀邦和鄧小平在一起。

《匯報提綱》上報毛澤東後,毛澤東在審閱時表示,其中引用的「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句話,他不記得在哪裡說過。

10月24日,毛澤東把《匯報提綱》退給鄧小平。

在毛澤東對《匯報提綱》不滿的同時,以毛澤東侄子毛遠新向毛澤東反映情況及鄧小平向毛澤東轉交清華大學劉冰等反映遲群等的信為觸發點,1975年11月,「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展,全面整頓被迫中斷。

鄧小平與胡耀邦受到批判,不久被停止工作。

胡耀邦主持起草的《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匯報提綱)》被稱為「三株大毒草」(另兩株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之一而遭到全面批判。

儘管如此,無論是領導全面整頓的鄧小平,還是領導科學院整頓的胡耀邦,他們在整頓中所表現出來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和敢於鬥爭的勇氣,感染著、鼓舞著、長久地影響著人們。

鄧小平在領導整頓的9個月中,多次要求:「要找那些敢于堅持黨的原則、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於負責、敢於鬥爭的人進領導班子」,「要敢字當頭」。

他自己身先士卒,在不同場合多次說:維吾爾族姑娘辮子多,一抓一大把,但我不怕被抓辮子；「不外乎被打倒,要打倒就打倒我」,「大字報一萬張都不怕」。

胡耀邦在主持中國科學院整頓的120天中,走訪了30多個研究所,作了40多次動員講話。

據他的秘書梁金泉回憶,胡常拿一個冷饅頭,中午就喝一點水,在沙發上稍微坐一坐,看看報紙,休息一下,接著就干,天天這樣,連胃疼也顧不上。

正是這一種精神影響,使得「批鄧」在科學院批不起來,在1976年的四五運動中出現了許多英雄人物,在粉碎「四人幫」後中國科學院更走在了撥亂反正前頭。

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鄧小平與胡耀邦密切合作,鄧起「領導和支持」作用,胡起「組織和推動」作用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後,中國面臨著撥亂反正的艱巨任務。

然而當時面臨的巨大障礙,就是「左」的思想禁錮,其集中表現是個人迷信盛行。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學好文件抓好綱》的社論,公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方針(後被稱為「兩個凡是」)。

不推倒「兩個凡是」,不恢復黨的正確思想路線,就不可能進行全面的、卓有成效的撥亂反正。

在黨內首先旗幟鮮明地批評「兩個凡是」、倡導實事求是的是鄧小平。

「兩個凡是」提出不久,尚未復出的鄧小平在同前來看望的王震談話中,就旗幟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

他後來回憶說:「1977年2月我住在西山,看到有關『兩個凡是』的提法,就感到不對,認為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

」4月10日,鄧小平寫信給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成為委婉地抵制「兩個凡是」的思想武器。

不久,鄧小平同前來看望的汪東興、李鑫談話時明確表示:「兩個凡是」不行。

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

5月24日,鄧小平在同王震、鄧力群的談話中,再次批評「兩個凡是」。

鄧小平率先批「兩個凡是」,是全黨解放思想的先導,為全黨實現思想路線上的撥亂反正指明了方向。

對於這一點,胡耀邦1980年11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1977年2月份,小平同志公開贊成許多同志的看法,指出『兩個凡是』不對,這是廣為流傳的,開了我們黨解放思想的先導,思想解放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

在鄧小平率先批「兩個凡是」的同時,胡耀邦在中央黨校撥亂反正,迅速打開了工作局面。

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正式恢復中央黨校。

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日常工作。

他在採取措施迅速扭轉黨校混亂局面的同時,為推動思想理論方面的撥亂反正,還指導和創辦了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

他要求《理論動態》的文章要聯繫當時實際,要解決問題,起到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作用。

《理論動態》於1977年7月15日創刊。

創刊第一期即發表《「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對仍被視為不容置疑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提出了不同意見。

文章指出,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任務就是不斷反右,這不是毛澤東思想。

提法尖銳犀利。

之後,胡耀邦又為《理論動態》出題目,出思想,就一些重大問題組織文章,為澄清多年來存在的理論混亂,新辟了一個活躍的陣地。

◆《理論動態》第一期發表《「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挑戰「繼續革命」的既定說法。

1977年10月9日,中央黨校舉行復校開學典禮。

葉劍英在講話中要求,在黨校工作的同志,來黨校學習的同志,都來用心研究我們黨的歷史,特別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歷史(第九次是指同劉少奇的鬥爭；第十次是指同林彪集團的鬥爭；第十一次是指同「四人幫」的鬥爭,實際上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

12月2日,胡耀邦召開中央黨校黨委會議,研究黨史教學方案。

他提出:「這十幾年的歷史是非,不要根據哪個文件、哪個同志的講話,光看文件不行,還要看實踐。

」「要跳出框框」,「要用真正的毛澤東思想,通過實踐檢驗,分析歷史是非」。

這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撥亂反正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以實踐作為檢驗黨的歷史上路線是非的標準問題。

在胡耀邦指導下,黨史教研室有關同志幾次修改,於1978年4月初寫出《關於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若干問題》(提要,徵求意見稿),全文4.2萬字。

這個文件明確提出兩條原則:一是應當完整地準確地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二是應當以實踐為檢驗真理、辨別路線是非的標準。

這份研究提要出來後,隨即發給全體學員閱讀討論。

其時,中央黨校正舉行「黨的學說」課程,來自中央和地方的黨政軍高中級幹部和理論骨幹800多人,圍繞著黨的三次路線鬥爭問題議論紛紛,各抒己見,討論熱烈。

但也有一些誤解。

有些人以為檢驗路線是非的標準有兩個,一個是毛澤東的指示,一個是實踐。

還有人提出,各人的實踐不同,究竟根據誰的實踐來確定哪個是真理呢?有鑒於此,中央黨校的理論工作者開始撰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的文章。

1978年正月,中央黨校畢業學員、參加過中央黨校800人討論的新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看到準備在該報哲學欄發表的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寫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文章清樣,聯想到中央黨校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與討論,知道實踐標準問題的重要性,決定委託中央黨校有關同志幫助作進一步修改,準備作為重頭文章在報紙頭條發表。

為增強現實針對性,文章在修改過程中將標題改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文章寫出歷時七個月,十易其稿。

胡耀邦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高度重視,兩次審閱拍板。

據當時在《理論動態》工作的沈寶祥回憶,胡第一次在稿子上改了一個字,改了一個標點,在他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

第二次即5月6日,他在家裡召開理論動態組會議,對文稿兩個地方提出要改一下。

最後表示,稿子可以了。

沈寶祥說,儘管胡耀邦曾表示《理論動態》每篇稿子定稿他都要看,「但審閱兩次的稿很少」。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胡耀邦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重視。

5月10日,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第60期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

5月11日,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頭版發表。

當天,新華社作為國內頭條新聞全文轉發。

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9家報紙全文轉載,13日,又有多家省報轉載。

到5月底,全國先後有30多家報紙轉載。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後,引起黨內外強烈反響。

但也受到一些人的指責和壓制。

5月12日,《人民日報》轉載這篇文章的當天,有人打電話給報社總編輯,指責「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錯誤。

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

」「文章否認真理的相對性,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

」「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紅旗,是很壞很壞的。

」13日晚,又有人給新華社社長打電話,指責新華社轉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轉發了一篇錯誤的文章。

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中央副主席幾次指責這篇文章「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毛澤東思想」。

他要求,「我們的黨報不能這樣干」,並責問「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還說:「《人民日報》是黨的機關報,我和胡耀邦談過,要他在報紙上寫文章要注意。

」這一時期,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中央主要負責人指示中央宣傳部和《紅旗》雜誌「不表態」、「不介入」,還批評一些省市的負責人表了態。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遇到了強大的壓力。

◆《光明日報》頭版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對當時的形勢,胡耀邦後來回憶說:那個時候的局面也確實是不太明朗。

如果得不到強有力的支持,這場剛剛開始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有可能落得個夭折的命運。

對這篇文章是是非非的議論引起了鄧小平的關注。

關鍵時刻,他第一個站出來,旗幟鮮明地予以支持。

5月30日,鄧小平在同胡喬木等談準備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內容時指出:「毛澤東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實事求是。

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我們說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決問題,問題解決得是不是正確,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能夠理論聯繫實際,是否善於總結經驗,針對客觀現實,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一切從實際出發。

我們只有這樣做了,才有可能正確地或者比較正確地解決問題,而這樣地解決的問題,究竟是否正確或者完全正確,還需要今後的實踐來檢驗。

」他提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

」他號召,要「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

」

在鄧小平講話精神的指導下,胡耀邦在中央黨校又組織了第二篇重要文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胡耀邦後來說,關於這篇文章,羅瑞卿同他通過六次電話),6月24日,該文在《解放軍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同日轉載。

但堅持「兩個凡是」的同志依然利用各種場合壓制群眾的積極性。

6月15日,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中央副主席在中宣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負責人會議上講話,直接點了「特約評論員」的名,幾次點了胡耀邦的名,他說:「我對胡耀邦同志說,政治路線犯了錯誤,我們負不起責任。

」7月,這位負責人在山東視察時,又提出,不要砍旗,不要丟刀子。

關鍵時刻,鄧小平採取了斷然措施。

7月21日,他找當時的中宣部部長談話,詢問中宣部對真理標準討論「是不是下了通知劃禁區」,並說:宣傳部長不能犯錯誤,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把「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拉向後退」。

7月22日下午,鄧小平把胡耀邦叫到家中,談話從3點半談到5點。

關於這次談話的內容,據胡耀邦第二天傳達,鄧說,「你們《理論動態》班子很不錯。

你們的一些同志很看了一些書,不要搞散了。

」「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

」「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根源就是『兩個凡是』。

」鄧還對胡耀邦說,以後可以多到他那裡去。

胡耀邦從鄧小平處出來,情緒很高。

23日下午即在他家裡召集理論動態組的同志開會作了傳達。

他說:「鄧副主席這個話對我們是個鼓勵。

凡是我們的東西,我們的材料,他是很注意看的。

」「我這下可以大膽些了。

」

不久,胡耀邦又組織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觀世界的東西都要經受實踐檢驗》。

9月10日《理論動態》第84期刊登後,《人民日報》於9月25日作為「特約評論員」文章公開發表。

《光明日報》和《解放軍報》於9月26日全文轉載。

新華社向全國轉發,許多地方報紙也轉載了這篇文章。

這之後,鄧小平在多個場合繼續旗幟鮮明地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

僅在8月,他就幾次發聲。

8月13日,他在同吳冷西談話時指出:「文化、學術和思想理論戰線正在開始執行『雙百』方針,但空氣還不夠濃,不要從『兩個凡是』出發,不要設禁區,要鼓勵破除框框。

」8月19日,他在接見文化部核心小組負責人時又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是駁不倒的,我是同意這篇文章的觀點的。

」

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領導和支持下,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在全國展開。

從7月底開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央的一些部門,以及各大軍區、各軍兵種、軍委直屬單位的主要負責人相繼發表講話或文章,公開表明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立場。

1978年下半年,除中央單位外,各地就這一主題召開的討論會達70餘次,報刊上發表的討論這一問題的文章達650多篇,形成了以理論界為主、新聞界積極推動、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理論問題大討論。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總結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他指出:「目前進行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

」「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

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

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他強調:「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才能順利發展。

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的問題。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為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做了一個一錘定音式的科學結論」。

(201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