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1975年整頓的首要政治因素——論鄧小平與毛澤東的三項指示

〔摘要〕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頓是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進行的。

整頓的依據是毛澤東作出的三項指示。

鄧小平把這三項指示聯繫起來,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作為指導整個整頓工作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的三項指示和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有相同點,也存在著重大分歧,這是影響1975年整頓工作的首要政治因素。

〔關鍵詞〕三項指示；分歧；政治因素

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頓是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進行的。

整頓的依據是毛澤東在1974年下半年分別作出的「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學習理論反修防修、「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項指示。

鄧小平把這三項指示聯繫起來,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作為指導整個整頓工作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的三項指示和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有相同點,也存在著重大分歧,這是影響1975年整頓工作的首要政治因素。

一、毛澤東的三項指示

1974年7月至1975年1月,毛澤東在不同場合、針對某些問題,先後作出了「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學習理論反修防修、「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條指示。

按照時間順序,分析一下毛澤東作出每一條指示的背景、對象,有助於我們全面把握毛澤東此時的思想狀態。

(一)「還是安定團結為好」

從1974年7月起,毛澤東多次強調要安定團結,這是他在中央政治局內點出「四人幫」的問題後,向中央領導層明確表達的願望。

1974年7月1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在會上,毛澤東批評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自批林批孔以來所進行的一系列幫派活動,告誡他們:「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他還在會上兩次宣布:「她(指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在臨近結束時,毛澤東要求:「政治局同志要團結,文化大革命已八年,現在要穩。

」當晚,他離京去南方休養。

這是毛澤東首次提出要安定團結的問題。

8月20日,毛澤東在武昌東湖客舍同李先念談話。

李先念是專程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出訪羅馬尼亞、軍委會議準備情況和周恩來病情等有關情況的。

在談到國內情況時,毛澤東說:「現在是要團結、穩定。

批林批孔聯在一塊,我看許多人對孔夫子不大懂呢。

」李先念回京後立即向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作了傳達。

8月23日至9月10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各大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會議在北京召開。

針對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整理的一批軍隊領導幹部的材料,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多次指示,內容是:「除若干同志以外有少數同志或多或少有些問題。

各地大字報揭露的都是老帳。

這些人有錯誤,揭一揭也好」,「要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

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嘛,要給人家機會。

」最後,毛澤東作出明確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

現在,以安定為好。

全黨全軍要團結。

」

9月19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見茅利塔尼亞總統達達赫,鄧小平在座。

當達達赫說他第一次到中國是1967年11月時,毛澤東說:「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亂得很啊。

」

10月4日,毛澤東圈閱關於召開四屆人大的報告,並向中央政治局提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10月11日,經毛澤東審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準備召開四屆人大的通知》。

通知中引述毛澤東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

現在,以安定為好。

全黨全軍要團結。

」通知還指出:對於少數犯了錯誤包括嚴重錯誤的同志,如問題已基本查清,要按照「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作出結論,把他們解放出來。

10月20日,在「風慶輪」事件和王洪文長沙告狀一事發生後,毛澤東談到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最後說:「總之,方針要團結,要安定。

」

12月23至27日,毛澤東在長沙與周恩來、王洪文談話時,再次說:「『四人幫』不要搞了。

中央就這麼多人,要團結。

」他還指出:「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

」

1975年1月10日,在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閉幕前,周恩來向毛澤東請示有什麼話要說,毛澤東講:「還是安定團結為好。

」

安定團結要達到一個什麼樣的政治目標,毛澤東沒有明確指出。

但1975年「兩報一刊」發表的元旦社論和四屆人大會議文件卻表明了這一點,這就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勝利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繼續進行上層建築領域的鬥批改,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

這與毛澤東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提出的口號是一致的,即:「團結起來,為了一個目標,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落實到每個工廠、農村、機關、學校。

」可見,這是他堅持的安定團結的政治目標,也是他希望實現天下大治的前提。

(二)學習理論反修防修

毛澤東在提出「還是安定團結為好」的同時,在一些談話中提出一些有關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問題,力圖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社會制度本身去尋找「產生資產階級」的根源,避免黨內、國內出現修正主義。

毛澤東第一次談到這類問題是1974年10月20日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

當哈特林表示到中國來還只有很短的時間,但是所見所聞已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澤東說:「中國現在還不行,不夠好。

總而言之,中國現在屬於社會主義國家。

以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

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

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

」

1974年12月下旬,毛澤東在長沙四次聽取周恩來和王洪文關於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匯報,並談了一些意見。

其中,在27日凌晨3時,毛澤東同周恩來單獨談人事安排和理論問題。

對理論問題,毛澤東主要講了以下看法:「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

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

要使全國知道」；「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

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

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

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

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

周恩來隨後整理了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毛澤東又作了個別文字修改,並批送全體政治局成員傳閱,後又作為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於1975年2月18日印發全黨。

這篇談話,後來被稱為「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

由此,全國興起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熱潮。

這表明,毛澤東仍然堅持他長期以來對社會主義的基本認識:中國今後的主要危險仍然是出現修正主義,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關係到中國的發展前途；商品經濟、按勞分配、八級工資制是一種與資本主義有著密切聯繫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

不但如此,要引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由政治領域擴大到經濟領域,由黨內「走資派」擴大到「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

應該說,毛澤東對共產黨發生變質的擔憂是有遠見的,強調要防止在工人階級、機關幹部和黨員中產生變質分子,也是正確的。

但顯然他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以及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法權論述的理解是片面的、模糊的。

(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在抓好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的同時,毛澤東對國民經濟發展也給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視。

1974年11月6日,李先念在長沙陪同毛澤東會見外賓後,受周恩來委託,向毛澤東報告四屆人大準備工作進展情況。

在李先念匯報國民經濟的情況時,毛澤東說:「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回京後,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傳達。

12月下旬,在毛澤東同周恩來和王洪文的長沙談話中,周恩來說:「主席關於安定的指示傳達晚了,影響了一些地方的工作。

抓生產晚了,特別是鐵道問題是最大的耽擱。

」毛澤東說:「這就是曹操說的袁紹的短處『見事遲』,要總結經驗。

」在27日凌晨同周恩來單獨談話時,談到經濟問題,毛澤東說:「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

197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轉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文件中說:「堅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這份文件首次引用了毛澤東關於「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

「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學習理論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項指示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後期的思想,表明了他希望結束社會動亂,扭轉經濟下降趨勢,走向天下大治的願望,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會的反覆動亂,為國內工作的發展帶來轉機。

這是鄧小平推動1975年整頓工作的根據和政治基礎。

二、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

1975年初,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後,鄧小平開始主持國務院工作。

7月,又主持黨中央工作。

鄧小平根據毛澤東提出的三項指示,果斷領導對被搞亂了的各條戰線進行整頓,提出擺脫動亂、加快經濟恢復和發展的一系列措施。

所不同的是,毛澤東三項指示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針對不同情況先後作出的,他本人並沒有把它們聯繫在一起。

而鄧小平在執行毛澤東三項指示的基礎上,把三者聯繫起來,創造性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以此來推動整頓工作。

(一)「三項指示為綱」的提出

毛澤東的三項指示作出後,已經開始不斷在文件中引用,或作為動員群眾的口號,但沒有把它們聯繫在一起,也沒有提到全黨工作的「綱」的高度。

總體上說,提的最多的還是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

1975年5月29日,在鋼鐵工業座談會的講話中,針對「四人幫」只講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卻不提毛澤東關於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兩條指示的情況,鄧小平明確地把三項指示聯繫在一起,首次提出「三項指示為綱」。

他說:「毛主席最近有三條重要指示,一條是關於理論問題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條是關於安定團結的,還有一條是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這三條重要指示,就是我們今後一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

」

鄧小平後來不止一次強調過「三項指示為綱」的思想。

7月4日,在對中央讀書班第四期學員的講話中,鄧小平概括得更為明確,他說:「前一個時期,毛澤東同志有三條重要指示:第一,要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團結；第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是我們這一時期工作的綱」。

(二)「這三條指示互相聯繫,是個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條」

鄧小平強調毛澤東的三項指示是個「整體」,「互相聯繫」,「不能分割的」,「一條都不能忘記」,「不能丟掉任何一條」。

為落實毛澤東「還是安定團結為好」的指示,鄧小平從當時實際出發,為治理動亂,「要敢字當頭,橫下一條心」,大刀闊斧,雷厲風行,主要採取反對派性、調整領導班子、落實政策、恢復和健全規章制度、打擊破壞活動等重點措施進行整頓,只八九個月,就使一個動亂的中國逐漸出現安定團結的局面。

關於理論學習,鄧小平也是重視的。

「文化大革命」前,他在中蘇論戰中「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

1975年上任後,他對毛澤東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的指示一度是重視的,曾布置人寫「反修」文章,研究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

但鄧小平強調學習理論要聯繫實際,把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個「大局」結合到一起。

在1975年整頓中,鄧小平強調:反對資產階級派性,增強無產階級黨性；反對搞資本主義的活動；反對資產階級的生活作風和思想作風。

整頓開始後,隨著「四人幫」對所謂「唯生產力論」的攻擊,鄧小平對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在態度上有了變化。

他公開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表示了不同意見,反對把抓生產批判為「唯生產力論」,反對把按勞分配當成「資產階級法權」來批判。

他說:「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也要有個物質基礎,不然怎麼過渡到共產主義?各取所需,是要有豐富的物質基礎嘛。

這同『唯生產力論』是兩回事。

」又說:「現在把什麼都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

多勞多得是應該的嘛,也叫資產階級法權嗎?搞生產究竟應當用什麼東西作為動力?」?譾?訛鄧小平甚至還要求:「對生產、生活福利還是要抓」,「不要因為批了福利工會以後,對職工生活就不管了。

」

(三)「特別是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四屆人大提出了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兩步設想」和在20世紀末把我國建設成為「四個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的目標。

鄧小平強調「這就是大局」,「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鬥」與此同時,鄧小平把毛澤東的三項指示聯繫起來,把「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兩項指示也提高到「綱」的高度,特別是突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樣就對經濟發展給予「文化大革命」以來從未有過的重視,成為鄧小平領導整頓的有力武器。

1974年12月17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在長沙會見外賓後,兩人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

在談到對外合作和貿易時,鄧小平表示:以後國際環境可能還能爭取到五年。

我們要利用這五年時間,不能耽誤。

歸根到底就是主席講的要安定團結,搞建設不安定不行。

總的意見是,這幾年認真抓一下生產,鞍鋼這樣的地方要搞好。

毛澤東聽後說:「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

」鄧小平說:「這個不成問題。

恐怕還是革命和生產的位置怎麼擺的問題。

我看,不安定,生產搞不起來,主席講八年了。

」毛澤東說:「你這個想法好。

」很明顯,在鄧小平看來,「安定團結」是前提,「搞建設」是目的；要擺位置,「生產」應該擺在「革命」的前面。

1975年5月21日,在國務院辦公會議上,鄧小平進一步強調:「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不搞生產,不能不搞科學技術」,「我們總是要把革命和生產都搞得好才行。

」 6月12日,針對「四人幫」企圖掀起批「經驗主義」運動,在上海的鄧小平同該市一負責人談話時嚴肅指出:「中國這麼多人口,國民經濟搞不上去怎麼行?我們一定要搞上去。

」

顯然,鄧小平把經濟建設提到了政治高度,實際上是否定了那種政治運動高於一切、以「革命」衝擊生產的錯誤做法。

三、重大分歧與1975年整頓的中斷

1975年整頓中斷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

在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以階級鬥爭為綱」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上,鄧小平和毛澤東確有矛盾和重大分歧。

(一)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

1975年整頓的挫折,發生在全面整頓已經展開,進入科技領域特別是教育領域的時候。

發展下去,勢必要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並導致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這時毛澤東開始改變他對整頓支持的態度,他與鄧小平的矛盾開始顯現並很快尖銳起來。

而恰恰就在毛澤東對鄧小平整頓科學、教育的方針有所不滿之時,10月13日,鄧小平又把劉冰等人揭發遲群、謝靜宜的信轉呈毛澤東,鄧小平希望由此推動教育領域的整頓,不想結果適得其反。

幾天後,毛澤東在一次會見外賓後,同李先念、汪東興談話,批評道:「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

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

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

」又說:「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

你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

小平偏袒劉冰。

」

11月1日晚,鄧小平到毛澤東處談話。

毛澤東肯定鄧小平領導整頓的成績,同時批評鄧小平為劉冰等轉信的做法,實際上是對整頓新的形勢發展不滿。

11月2日,毛澤東同毛遠新談話,當毛遠新說社會上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有分歧時,毛澤東說:「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

」又說:「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

此時的鄧小平對自己受到的批評感到不可理解。

當毛遠新對他主持國務院和黨中央工作以來的形勢和初步整頓取得的成績加以否定時,鄧小平當面反駁說:「你的描述,是中央整個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而且是在所有領域都沒有執行主席的路線,說毛主席為首的中央搞了個修正主義路線,這個話不好說」；「從九號文件以後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這可以想想嘛。

」

11月3日,毛澤東聽取毛遠新關於2日晚四人會議情況匯報時說:「你沒有精神準備,他也沒有料到,頂了起來。

你有理,順著不好,頂了他,這就叫幫助。

」又說:「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麼的?是階級鬥爭嘛。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

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

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

」事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毛遠新到鄧小平家中談話,不歡而散。

(二)毛澤東:「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

鄧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既強調三項指示是一個「整體」,又指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是「大局」,從而突出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

顯然,這並不被毛澤東所認同。

11月4日,毛澤東在和毛遠新談話時說:「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

史達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

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

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

」又說:「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

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

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少人多。

」

顯然,在毛澤東看來,鄧小平把安定團結和發展國民經濟這些屬於「目」的東西,擺進「綱」里。

雖然他並沒有否定經濟建設,提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要求,支持為此而作出的整頓措施、進行的種種努力,但隨著整頓的深層次發展,越來越衝擊階級鬥爭這個主題時,毛澤東顯然是不容許的。

(三)鄧小平:「主要原因是思想認識問題」

形勢的逆轉,顯然出乎鄧小平的意料。

至此,他開始清楚毛澤東支持他開展整頓工作的「底線」在哪裡,他的「三項指示為綱」與毛澤東的三項指示的區別在哪裡。

1975年11月10日,鄧小平同胡喬木談話,表示:「我現在受批判,起因是轉送劉冰的信。

主席作了很嚴厲的批評,我作了自我批評。

信既要我轉,總是說明寫信的人認為我是同情他們的。

中央講了,『三項指示為綱』這個提法不對,只有階級鬥爭才是綱。

」在胡喬木分析受批評的根本原因時,鄧小平說:「過去把形勢看得太簡單了。

」

雖然對鄧小平進行了嚴厲批評,但毛澤東還要他繼續主持中央工作,寄希望於他能「改正錯誤」,轉變看法,與自己保持一致。

毛澤東還覺得,這件事不只是鄧小平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涉及相當多老幹部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

11月13日,毛澤東在關於「打招呼」的批語中說:「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喬木等在整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老同志被列進了要打招呼的名單,目的是讓他們「免犯錯誤」。

對這種思想認識上的重大分歧,鄧小平顯然無法「服從」,他並沒有妥協。

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

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提出由鄧小平主持做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確,有所不足。

鄧小平表示:「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在這裡,鄧小平借用了毛澤東剛用過的這一典故。

他用這種方式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評價問題上不妥協的態度表達出來。

事後,毛澤東得知鄧小平的表態,大失所望。

鄧小平這種完全不讓步的態度,使得毛澤東下決心進行「批鄧」。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打招呼會議召開,130多人出席,傳達毛澤東審定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

《要點》提出:「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

此後,中央連續發出通知,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傳達到全國並逐步擴大到基層,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發動起來,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至此中斷。

發生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是什麼?兩位最主要的當事人毛澤東和鄧小平分別給出了答案。

毛澤東說:「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麼講。

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

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

」

鄧小平說:「檢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

『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認識問題。

」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北京 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