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淹七軍，關羽的豪心壯志，夢三國劉備才是背後的謀劃者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關羽率部由江陵出發，一路北上三、四百里，對主要駐守在襄陽、樊城兩地的魏軍發起攻擊，從而拉開了「水淹七軍」的樊城之戰的序幕。

然而，由於年代的久遠及史料的匱乏，一千多年來，無論是在我國的民間、還是在史學界，人們對於此次戰役的起因問題的爭議頗大。

根據立場與觀點的不同，大致可以將這些爭議劃分為兩大流派，即所謂的「擁關派」與「鄙關派」。

在「擁關派」看來，「水淹七軍」的樊城之戰，乃是關羽依照劉備之命所發起的，關羽本人在此問題上絕無任何私心雜念。

不過，在「鄙關派」看來，「水淹七軍」的樊城之戰，乃是關羽見諸將在先前的平定益州及近期的奪取漢中的戰事中皆立有大功，唯有自己因為負責留守荊州而咫尺之功未立，於是，在好大喜功的冒險心理的驅使下，遂私自擅權發起了「水淹七軍」的樊城之戰。

以期通過建立攻取襄陽、樊城這樣的軍功，在諸將面前顯擺一下自己的文治武功。

否則，何以在樊城之戰進行之前及進行之中，不見諸葛亮為關羽設一謀一計進行策劃、亦不見劉備給關羽派去一兵一卒進行支援？

雖然說，無論是「擁關派」、還是「鄙關派」，儘管他們在有關「水淹七軍」的樊城之戰的起因問題上的立場與觀點完全相左，但是，在事關蜀軍發起此戰的目的這一問題上，卻保持著出奇地一致。

即均認為蜀軍發起「水淹七軍」的樊城之戰的目的，乃是為了奪取襄陽或樊城。

那麼，以上兩種說法，到底誰對、誰錯呢？應該說，在起因問題上，以「擁關派」的觀點為是；但是，在事關此戰的作戰目的這一問題上，則雙方的觀點皆都十分值得商榷。

為了清楚地說明這一點，接下來，讓我們不妨分別對此兩個問題做一個深入地分析與探討。

首先，在事關「水淹七軍」的樊城之戰的起因問題上，完全可以排除是由於關羽的個人原因所致，得此結論的理由有三。

其《一》，軍事制度的制約。

眾所周知，在我國的古代，最早不遲於春秋戰國時期、最晚致清朝末年，軍隊的調動通常都是通過兵符來進行的。

兵符亦叫虎符，用銅鑄成虎形，分左右兩半，右半存於朝廷或授權者，左半交給負責統兵的將帥，調動軍隊時須持符驗證。

該制度的最大特點就是士兵認符、不認人，即誰握有兵符，誰方才能夠指揮調動得了軍隊；否則，就是皇帝老子來了也沒戲。

因此，假若說關羽戰前未曾得到劉備的首肯或是授權的話，那麼，其莫說是想發動一場如此遠離本土的大規模的進攻戰了，恐怕就是想隨便調動一下軍隊都辦不到。

其《二》，劉備的態度。

在諸侯割據、軍閥林立的亂世之中，劉備能夠從身處社會最底層的一介布衣，到成長為雄霸一方的一代「梟雄」式的霸主，其即便是再不曉兵事，但「兵權貴一」的道理還是應該懂得的，並且，在實踐中還一定是運用得極好才是。

否則，劉備即便是沒有被各路諸侯、軍閥給打死，恐怕亦難免不被其手下的別有用心的權臣給害死。

所謂「兵權貴一」，就是說在一支軍隊中，只能夠有一個權力中心，而不能夠有多個權力中心；否則，軍隊不僅無法形成一個整體去戰鬥，甚至是自己人跟自己人先打起來了亦不敢說。

因此，假若「水淹七軍」的樊城之戰是關羽背著劉備私自擅權而發起的話，那麼，無論關羽是出於有心、還是無意，其行為客觀上無疑都是在製造另外一個權力中心，此必不為劉備所能夠容忍。

「水淹七軍」的樊城之戰又非是一場小規模的武裝衝突，而是一場事關蜀漢政權半壁江山、甚或是關係到整個蜀漢政權安危的大規模的軍事進攻行動，劉備對此絕對不可能不聞不問。

另外，樊城之戰前後進行了長達四個月左右之久，劉備有充分的時間獲知此事並進行有效地干預。

然而，劉備在必須進行干預、且又有充分的時間進行干預的情況下，卻沒有見其哪怕是進行任何形式的干預，這說明了什麼呢？這只能夠說明此戰的確就是關羽依照劉備之命所發起的。

而《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在記載這段歷史時，其之所以將此一點省略不記，實乃是一種省筆的寫法。

其《三》，關羽守荊州，乃是劉備得以平定益州的基礎；而荊州的穩固，又是劉備其後奪取漢中的前提。

由此可見，關羽守護好荊州，本身就是一件功蓋諸將的大功一件，怎麼能夠因此而說關羽無功呢？所以說，把關羽出兵襄陽、樊城的行為，說成是關羽以期通過建立攻取襄陽、樊城這樣的軍功，在諸將面前顯擺一下自己的文治武功的說法，其實並無什麼依據可言。

其次，蜀軍發起樊城之戰的目的，亦不是為了奪取襄陽或樊城，得此結論的理由同樣有三。

其《一》，兵力不足。

雖然說，《三國志》並未對交戰雙方的兵力情況給予明確記載，但是，這並不妨礙人們根據《三國志》所提供的相關線索，對之進行一個大致地推算。

蜀軍方面：根據建安二十年，劉備帶領五萬人馬入荊州，關羽方才得以率領三萬人馬下益陽，準備對偷襲的吳軍發起反擊這一情況來看；當時的蜀軍尚握有荊州七郡中的五個郡，爾今卻只剩下了三個郡，並且，這三個郡當中除了南郡外，其它兩個郡皆屬於人口稀少的邊遠地區，所以說，時間雖然又過去了四年之久，但是，關羽此時可用於機動作戰的最高兵力，大體還是應該保持在三萬人上下。

魏軍方面：第一，曹魏當時有三個重要的戰略方向，它們分別是以合肥為中心的東南方向；以長安為中心的西北方向和以襄陽、樊城為中心的中南方向。

由於曹魏的總人口是蜀漢的十數倍，其可動員的總兵力亦將是蜀漢的十數倍，所以，做為曹魏的三個重要的戰略方向之一，魏軍部署在其所轄之荊州的兵力應是不會太少。

第二，從建安二十三年，南陽吏民因為不堪忍受徭役之苦而發動了武裝起義，魏軍之負責鎮守荊州的主帥曹仁遂從樊城回軍前往鎮壓，而無須太多地擔心蜀軍會乘此機會前來進攻襄陽這一點來看，魏軍部署在其所轄之荊州的兵力亦應是不會太少。

第三，從曹仁在得知蜀軍已經渡過漢水後，遂命龐德率部前去實施衝擊；並在衝擊未果後，復命其率部轉往樊城以北十里的地方去駐紮這兩點來看，僅曹仁交給龐德的兵力便應是不會太少。

否則，其衝擊蜀軍不成，還反而會被衝擊。

既有此三個應是不會太少，那麼，魏軍部署在其所轄之荊州的兵力，應是不會太少至什麼程度呢？應是絕對不會太少至低於蜀軍之部署在其所轄之荊州的兵力。

當然，以上所做的還僅僅只是一個靜態的分析；如果再把蜀軍幾乎無預備隊可用，而魏軍則有著極其強大的預備隊這一因素亦計算進來的話，那麼，做為遠離本土，對敵方的軍事中心城市實施攻擊的進攻方來說，蜀軍兵力不足的弱點則無疑就顯得更加突出了。

其《二》，時機不對。

如果說蜀軍發起樊城之戰的目的，是為了奪取襄陽或樊城的話，那麼，其進攻的最佳時機，應是在建安二十三年的冬十月至建安二十四年正月的這段時間。

此時，一方面是魏軍之負責鎮守荊州的主帥曹仁，已由樊城回軍南陽去鎮壓那裡的吏民起義，襄陽、樊城兩地的防守相對空虛；另一方面，曹操亦已率領魏軍的主力離開了中原地區，正處於前往救援漢中的路上，一時無力顧及到襄陽、樊城方面的戰事。

而過了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後，曹仁不僅已將南陽吏民的武裝暴動給鎮壓了下去，並且，龐德還率領一支人馬跟隨其一道來到了樊城，實力大為增強。

好比兩個人打架，甲出手的最佳時機，應是選擇在乙轉身去對付丙的時候；而不應是等乙把丙打倒了，且又招來了一個幫忙的丁，然後再去打乙。

其《三》，主攻地點的選擇。

襄陽、樊城夾漢水而立，襄陽位於漢水的南岸，距離江陵稍近；樊城位於漢水的北岸，距離江陵稍遠、且中間還隔著一條寬闊的漢水。

因此，就作戰的基本原則而言，如果說關羽發起「水淹七軍」的樊城之戰的目的，是為了奪取襄陽或樊城的話，那麼，面對處於如此地理位置上的這兩座城池，其應該把主攻的地點放在距離稍近、且交通亦相對便利的襄陽才是；而不應該選擇跳過襄陽、跨過漢水，把主攻的地點放在了樊城。

因為，如此之排兵布陣，姑且不論關羽能否拿下樊城；即便是其能夠拿下樊城，那麼，在兵力不足、身後的襄陽未下、且又沒有一個強大的預備隊做支撐的情況下，當魏軍的主力趕過來後，其到底是撤、還是不撤？撤則前功盡棄；不撤則無疑於自己主動往肉架子上爬，等著魏軍前來任意宰割。

這個道理旁人懂得，那麼，做為一名軍事家的當事者，關羽在此問題上無疑應該是比誰都更加地明白。

既然明白，關羽卻還要選擇這樣來打，則不能夠說明關羽不會打仗；而只能夠說明關羽的真實用意，其實並不在於此。

既然「水淹七軍」的樊城之戰乃是劉備的主意；其決定發起此戰的目的亦不是為了奪取襄陽或樊城，那麼，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到底是何原因促使劉備決定發起此戰？其決定發起此戰，究竟是為了達到一個怎樣的目的呢？

為此，讓我們不妨把時間由建安二十四年，往前推至建安二十年，看一看在這幾年期間，益州方面都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劉備又是在怎樣的情勢之下，做出的決定發起「水淹七軍」的樊城之戰的這一重大決策的。

建安二十年初，孫權見劉備從劉璋的手上奪得了益州，於是，便派諸葛瑾前往成都面見劉備，要求劉備把荊州還給自己。

荊州乃是荊州之舊主劉表，生前留給其庶出幼子劉琮的一份政治遺產；不過，按照當時的宗法制定，劉表的這種做法本身就不合法禮。

因此，在赤壁之戰爆發後，隨著劉琮違背其父生前的遺願而選擇投降曹操，無論是從法禮上來說、還是從情理上來說，劉琮皆已完全徹底地喪失了對荊州的繼承權，荊州這份家當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劉表的嫡出長子劉琦的頭上。

等赤壁之戰結束後不久，劉琦又因病而逝。

由於劉琦無後，所以，隨著劉琦的病逝，荊州遂理所當然地全部歸到了劉琦的合伙人——劉備的名下。

現如今，孫權霸著江夏郡不還，卻進而要求劉備退出荊州，這種行為在劉備看來，就好比是某人家裡進了「強人」，鄰居幫忙把「強人」趕走後，卻硬說某人家的房屋歸其所有，並要求某人搬出去那般荒謬，劉備對此當然是不能夠答應。

不過，考慮到自己的實力遠不及孫權；另外，打曹操亦還需要孫權的從旁相助，因此，面對孫權提出的無理要求，劉備心裡縱然極其反感，但卻不便就此撕破麵皮，乃以「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之言加以推諉。

孫權自己心裡其實亦很清楚，他的這一歪歪攪的要求必然不可能達到劉備的滿足，於是，在決定派諸葛瑾出使成都之前，暗中便早已經做好了動手的準備。

待諸葛瑾返回東吳，從其口中獲知交涉的結果後，孫權遂派官吏前往荊州搞接收，讓事態進一步升級。

爾後，見自己所派之人遭到關羽的驅逐，孫權便立即下令呂蒙率領兩萬人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並相繼克之；魯肅率領一萬人馬屯巴丘以御關羽；孫權自己則率領吳軍的主力駐陸口，為諸軍節度。

長江乃是連接荊、益二州之間的唯一的一條交通大動脈，只有保住了這條交通大動脈的安全，方才能夠保證荊、益二州之間交通的順暢，並為將來的反擊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因此，關羽在兵力上處於劣勢、且須防守的區域面積亦較為廣大的情況下，面對吳軍的偷襲，便沒有貿然進行反擊，而是將兵力迅速收縮於長江沿岸的公安、江陵、宜都、秭歸等幾個重要的戰略據點進行固守。

直至劉備率領五萬援軍趕來後，關羽方才率領三萬人馬下益陽，前去對實施偷襲的吳軍展開驅逐。

然而，就在關羽率部剛剛抵達益陽，正準備對當面的吳軍採取行動之際，卻突然又接到了劉備命其暫停的命令；原來，曹操此時已率大軍殺入了漢中。

漢中乃是益州的門戶，所以說，曹操此番要打的人雖然是張魯、而非劉備，但是，倘若張魯為曹操所滅，亦就意味著益州的門戶將被曹操所洞開，益州便將直接處於魏軍的鋒芒之下。

於是，為了避免將來陷入到兩線作戰的不利境地，劉備遂只好決定與孫權講和，以便抽身回去應對曹操。

此時，對於孫權來說，形勢可謂是極其有利，其完全可以藉此千載難逢的機會將蜀軍給徹底地逼出荊州。

但是，一則由於其沒有料到劉備在此問題上的反應居然會如此之激烈而迅速，其居然不顧益州剛剛才得到手，內部關係尚未完全捋順之憂，便親統大軍前來荊州作戰，弄得孫權一時有些慌了神。

二則，蜀軍在排兵布陣上的戰術安排，無疑亦令孫權感到極其擔憂。

蜀軍之排兵布陣，乃是以關羽去對付魯肅、呂蒙；劉備則致長江北岸的江陵於不顧，親率主力前進至公安，與孫權所率領的吳軍的主力展開相持，擺出一副不盡驅吳軍出荊州決不罷休的架勢。

如此這般的排兵布陣，弄得孫權一方面既擔心魯肅、呂蒙莫打不過關羽；另一方面，又擔心自己莫再打不過劉備。

孫權擔心魯肅、呂蒙打不過關羽，此慮絕非是杞人憂天，而是出於以下幾個因素的考量。

第一，關羽及其麾下的將士及其英勇善戰；第二，蜀軍乃是本土作戰，具有廣泛而深厚的群眾基礎；第三，雙方的兵力對比相當，魯肅、呂蒙等人根本就沒有把握能夠擊退前來收復失地的蜀軍；第四，魯肅、呂蒙在偷襲成功後，因為須占領這些地方，所以，兵力便相對分散，極易被各個擊破。

圖片選自於《夢三國2》關羽形象

倘若魯肅、呂蒙等人真的打不過關羽的話，那麼，到頭來，孫權以前咋吃進去的東西，爾今又要咋吐出來；而如果孫權自己再打不過劉備的話，則情況無疑將會變得更加糟糕。

因為，江夏乃是東吳設在荊州的橋頭堡，關羽在擊敗魯肅、呂蒙後，其必然會與劉備兵合一處乘勝攻江夏；而江夏一旦有失，則孫權今後再想踏入荊州半步亦難。

於是，在接到劉備提出的和談要求後，孫權很快便答應下來。

經過一番討價還價的談判，雙方遂同意以湘水為界，湘水以東的江夏、長沙、桂陽三郡歸東吳；湘水以西的南郡、武陵、零陵三郡歸蜀漢，孫、劉兩家就此握手言和。

不過，由於劉備在這場交易中吃了虧，孫權便答應待雙方罷兵後，自己從東南方向，對當面的魏軍發起一場進攻，以策應劉備接下來在益州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