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釋兵權：權力破局與重組

其實，趙匡胤的危機始終如影隨形。

權力分配製度還沒有找到，後周時義成軍節度使李筠就勾結北漢劉鈞起兵反宋 了。

這是發生在趙匡胤「陳橋兵變」後100天左右的事情，因為李筠和後周郭氏之間有君臣知遇之恩，所以趙匡胤以非正常手段上位，李筠是心存不滿的。

這一點也印證了趙匡胤的擔憂。

節度使各據一方，對趙匡胤兵變態度各自心懷叵測，新政權的維穩工作任重道 遠。

當然對趙匡胤來說，這也是他的機遇。

因為只有非常事件，才見非常手段。

趙匡胤決定御駕親征，把打擊李筠反叛事件當做樣板工程來抓，以收殺一儆百之效。

謀士趙普也建議趙匡胤說：「陛下初登寶位，應天順人，將制梟雄，光耀神武，兵機貴速，不尚巧遲，若倍道兼行，掩其倉卒，所謂自天而下，可一戰而成擒也。

」

趙普的建議表面上看氣勢磅礴，充滿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氣概，實際上是在走鋼絲。

因為李筠作為後周時代的大將，表現實在不俗。

從955年-959年（顯德二年到六年）的四年間，他先後率軍攻下遼州（今山西左權縣）與長清寨等軍事要地，俘獲北漢刺史、大將達數百名。

也正因為如此，周世宗才拜其為太尉。

而李筠對後周王朝也忠心耿耿。

趙匡胤建立宋朝後，曾派遣使者至李筠處，封其為中書令。

這是奪其兵權，讓他到中央工作的意思。

李筠是怎麼反應的？他當著使者的面把後周太祖的畫像掛在牆上，然後嚎啕大哭。

此情此景，反跡已現。

當然李筠造反的標誌性事件還在向北漢睿宗稱臣上。

同時，他還派人殺死宋朝澤州刺使張福，出兵占據澤州城（今山西晉城市）。

在此險惡形勢下，趙匡胤御駕親征，風險不是一般的小。

因為當時北漢睿宗已經率兵前來支援李筠，相約聯合伐宋。

那麼，趙匡胤會安然無恙嗎？

謀士趙普沒有十成的把握，甚至連九成的把握都沒有。

作為謀士他之所以如此建議是基於兩點：

一、道義。

趙匡胤以非正常手段上位，雖然於道義上有虧，但相比較於李筠的認賊作父、引狼入室，卻又可以占據輿論優勢。

二、實力。

宋朝雖然剛剛成立，和李筠作戰卻是以全國敵一隅，而李筠只是義成軍節度使，即便北漢睿宗號稱也要出兵伐宋，但二者的終極利益並不一致。

說到底，只是相互利用罷了。

李筠試圖利用北漢兵報恩於郭氏。

但是，北漢睿宗也深知李筠非其利益相關方，李筠一旦功成，甚至可能會反咬一口，倒戈伐漢。

因此北漢睿宗不能不留一 手。

果然，歷史的發展或者說推進對趙匡胤有利。

北漢睿宗出兵後，密令宣徽使盧贊監督李筠部隊，防止其坐大。

李筠無奈，只得分兵與兒子李守節守衛上黨（今山西長治市），自己率兵南征北宋——合力未成反而分力，戰事再無懸念。

趙匡胤御駕親征，先是會同石守信打敗了李筠的3萬主力部隊，然後在澤州逼迫李筠赴火自焚——趙匡胤至此完美收官。

3個月後，又一支隊伍開始反叛。

它便是後周太祖郭威的外甥——駐紮揚州的淮南道節度使李重進所部。

趙匡胤下令平叛，效果竟是不彰。

原來這李重進算是後周貴戚，手下多死黨；再一個原因是石守信、王審琦等征討部隊多由後周將士組成。

以原後周之將士攻後周之貴戚，免不了縮手縮腳，心存顧忌，竟然久攻不下。

在此情境下，趙匡胤再一次御駕親征。

當然，趙普之所以敢再次冒險，是因為他看到揚州是一座孤城，糧草本不寬裕。

李重進曾求援於南唐，遭拒。

正所謂內乏糧草外無救援，城陷是遲早的事情。

既然軍事勝利毫無懸念，為何不給它加上一層政治含義呢？

果然，趙匡胤在揚州城下督軍攻城沒兩天時間，李重進就像李筠一樣，自焚而死。

揚州城陷，叛亂被平定了。

這兩場發生在北宋開國年間的平叛戰爭看上去很完美，但趙匡胤的眉頭並沒有舒展開來。

因為這兩者都是個案，靠了御駕親徵才得以解決。

趙匡胤難以想像，帝國境內那麼多節度使要是一夜間都反叛了，他即便想要御駕親征也分身乏術啊。

為此，趙匡胤面臨一個制度困惑——「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鬥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他向趙普發出疑問，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帝王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局面呢？如果人人都可以憑實力輕易上位，那他趙匡胤怕也只能是唐季以來第九個「領三五年風騷」的過渡皇帝罷了……

趙普給出的答案是：「唐季以來，戰鬥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

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

唯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

趙普這番話的關鍵詞是「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這12個字。

意思是為了解決地方方鎮權力過大、臣子勢力過強、帝王勢力太弱的問題，唯有將他們的職權、財權、兵權收歸中央，才能確保長治久安。

他沒想到，這12個字竟然奠定了一個王朝長達320年的權力分配或者說制衡制度，其威力或者說功效遠勝於他的兩次獻策勸趙匡胤御駕親征。

因為後者是解決一城一池得失的問題，前者事關長治久安，是給解除帝國隱患開藥方。

很顯然，趙匡胤是很認同這副藥方的。

他沒等趙普把話說完，馬上搶答：「卿無復言，吾已喻矣。

」可謂惺惺相惜了。

但領悟力高是一回事，真的身體力行卻是另一回事。

趙匡胤設想中要奪權的對象是一些地方節度使，並不包括統領禁軍的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等將領。

在這一點上，趙匡胤似乎還有婦人之仁，畢竟在陳橋兵變的過程中，他們都是得力的幫手，自己不忍干過河拆橋的勾當。

所以，當趙普幾次暗示他要將石守信這些實力派將領「授以他職」，趙匡胤都以他們與自己親厚為由，告訴他：「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

他們肯定不會背叛我的，你又為何擔憂呢？

趙普正色道：「臣亦不憂其叛也。

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服其下。

苟不能制服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

」

趙普這番話可謂撥雲見日，趙匡胤大悟，此後終於有「杯酒釋兵權」之舉。

杯酒釋兵權這一歷史事件發生在961年（建隆二年）的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晚上。

趙匡胤邀集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等禁軍主要將領在一起喝酒。

是謂一場酒局。

酒局最關鍵的不是酒，而是局。

就像鴻門宴，最關鍵的不是宴，而是宴席上的刀光劍影、明槍暗箭。

趙匡胤的酒局也是平地一聲雷，沒事也要搞出事來。

因為趙匡胤的眉頭皺起來了，皺給這些他請來的客人看的。

趙匡胤對他們說：「如果有朝一日黃袍披在你們身上，這皇帝是做，還是不做 呢？」

石守信等人當然不是傻子，而是人精。

他們領會趙匡胤的意思，次日即稱病，主動要求解除軍職。

至此，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背後隱含的權力制度設計才初露端倪。

他一方面把石守信等人調到外地去當節度使，使其脫離原來掌握的軍隊，另一方面取消殿前都點檢和殿前副都點檢這兩個職務，由殿前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分別率領禁軍，合稱「三衙」，互不統屬。

權力制度設計的機心便在這裡：三衙有統兵之重，卻無發兵之權；而樞密使有發兵之權，又無統兵之重；禁軍從此無統帥，將領們唯一的統帥是皇帝本人。

這是一層機心，叫做分化事權，互相監督。

第二層機心是在「三衙」內部層層設防，防止出現專權獨斷現象。

趙匡胤規定，「三衙」長官都指揮使之下，設副指揮使、都虞候、副都虞候各一員，進一步將都指揮使已被分化的權力強行稀釋，使其有職無權。

至此，杯酒釋兵權後的權力制度設計將禁軍軍權全部收歸中央，趙匡胤寢食稍 安。

接下來要解決的是節度使權力過大問題。

趙匡胤採取的措施是分兩步走，先將各節度使所屬的地方賦稅全部運送中央，僅留一小部分用於維持日常開支，節度使的財權就這樣眼睜睜地被剝奪了。

其次是削其兵權。

965年(宋太祖乾德三年)，趙匡胤心情很好地下令諸州府甄選精兵送往中央，取其精華，以此削弱節度使的軍事實力。

當然，節度使權力過大問題解決起來非一日之功。

趙匡胤在位期間，僅將節度使的權力部分收歸中央。

至宋太宗時期，天下已定，節度使權力過大問題才得到根本解決。

977年(太平興國二年)，宋太宗下令所有節度使屬下的支郡都直屬中央，節度使的權限只是管理一州一府，同時朝廷以朝臣出任知州、知府。

再以後，節度使一般不赴本州府管理政事，而只變成一種榮譽性的虛銜。

如此一來，在趙匡胤及其繼任者的制度設計下，唐末以來節度使干政問題被徹底解決。

當時，正因為五代十國中節度使多開國建業，才造就了亂世格局。

五代十國中，僅南唐的開國皇帝李昪是在中央掌權的情況下建立國家。

因此，唐末節度使權力制度設計的功效，自是不可小覷。

宰相權重和節度使權力過大問題一樣，也是趙匡胤需著重解決的一個難題。

趙匡胤35歲那年在朝堂之上做出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他利用宰相范質、王溥上呈奏摺未及落座的機會，暗示手下將其座位搬走。

呵呵！具象的相位可以一挪了之，抽象的相位又如何抽移呢？

趙匡胤採取的依舊是分化事權、層層監督的制度設計。

樞密院管國防軍事，三司（鹽鐵、度支、戶部）管財政，宰相只管一般的行政事務。

這是三權分立。

隨後趙匡胤又在宰相權限之下設參政知事（副宰相），掌實權，規定兩位宰相「分日知印」，進一步切割宰相權力。

又設台諫官，監督宰相之權。

由此，源自秦、漢、唐以來的宰相權重問題在趙匡胤手上得到解決。

和解決節度使問題一樣，這依舊要歸功於嶄新的制度設計。

但制度設計之弊如影隨形。

「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無論是在哪一個層面收職權、財權、兵權，趙匡胤都需要通過增設官員職位來換取自己龍椅的穩定。

冗官的結構性成因，最初便來自這裡。

趙匡胤及其追隨者的制度設計應該說是在對中央官制的調整過程中逐漸起步並形成體系的。

趙匡胤在統一五代十國的過程需留用大批的各國舊官員，又不能讓其做事掌實權，於是便發明了「職」「官」和「差遣」分離之術。

「職」是頭銜，「官」只代表此人可以領取俸祿，而「差遣」才是官員擔任的實際職務，也即實際權力。

每個機關彼此互相牽制，「任非其官」現象也就應運而生了。

正所謂「事即依舊公事，人即加倍添人」，比如節度、團練、防禦使和觀察、留後、刺史等原來在地方上握有重權的職務，需由中央直接「差遣」的權判知州、府、軍事來處理。

原由州府長官一人負責的事務，需由一名知州（府）與一到兩名通判一起處 理。

行政管理官員大量注水後，不得不增加指揮官和協調官來居中調停。

在州府長官增加了一倍至兩倍的基礎上，朝廷與州府之間另設一層「監司」來加強管理。

人員注水導致了制度注水，事沒管好又平添了一大批「路」一級官員。

權力場的弊病就是這樣產生的。

但究其實這是非常時期下的非常措施。

北宋統一五代十國的過程中，留用大批各國舊官員，使他們保有官位是不假，但這批人故去之後呢？是不是可以精官簡政、精簡機構呢？

事實並非如此。

我們隨後看到，在大宋權力場，為了容納更多官員，官吏的品階在迅速增加。

一個宰相後面有十幾個宰執官加以配置；文散官從29階增至37階，武散官從31階增至52階；組織中九寺五監與六曹等功能重複卻並行不悖，大批官吏「閒坐終日」卻不影響其晉級升遷，越來越多的冗官從圍城外紛至沓來。

毫無疑問，這不僅是趙匡胤的煩惱，也是帝國繼任者的煩惱。

比如若干年後，那個叫宋真宗的皇帝就感覺，天快塌下來了。

——范軍《大宋權力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