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北伐原因與天水三國文化

諸葛亮北伐原因與天水三國文化

王鈺/文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和紅。

」歷史的煙雲已流過了一千八百多年，「浪花淘盡英雄」的人物，隨著時光年輪的流逝，已灰飛煙滅，但山，還是那座山，河，還是那條河。

諸葛亮北伐的那些古戰場和動人的故事給後人留下了一筆文化遺產和精神源泉。

一、諸葛亮為何要北伐？

按理說諸葛亮明知蜀國是彈丸之地。

但為何要進行北伐？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孫、劉聯軍大破曹軍的「赤壁之戰」後，又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自法正獻計，劉備集團取得了益州，三國鼎立之勢巳基本形成，劉備集團從此擺脫了先前在荊州等地時受孫、曹兩面包圍的困境而事業大振，從而一步一步有了立足之地的根據地，但與曹、吳力量對比還是懸殊太大，只能說喘息之氣，應是休養生息發展階段，但在公元222年劉備為報關羽之仇，欲奪回荊州，出重兵攻打東吳。

起初勢如破竹，士氣旺盛，但之後被陸遜用火攻將蜀軍打得狼狽不堪，公元223年，劉備也病死於白帝城，時年63歲。

劉備死後，蜀後主劉禪昏庸無能，國內矛盾日益嚴重，南方之夷也乘機不斷挑釁反叛。

「南蠻多種，性不能教，連合朋黨，失意則相功，居洞依山，或聚或散」。

加之蜀國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原劉璋舊臣和入蜀的文臣武將相互猜忌和論資排輩、攀比爭位的風氣不免存在。

諸葛亮為轉移國內矛盾，穩定局勢，而提出「匡扶漢室」的口號為藉口進行北伐。

這一點筆者在《答非法正者》一文中可透出信息：「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幡然翱翔，不可複製，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也就是說早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諸葛亮就發現了國內矛盾尖銳的問題，法正原是劉璋舊臣，「為迎備而叛於璋」，並陰獻策於備，助其取益州，被委任為蜀郡太守、楊武將軍，後為尚書令，護軍將軍。

但法正顯貴後，利用權力、報復仇怨，擅自殺害毀謗他人。

有人向諸葛亮告狀：「法正太縱橫，您應奏明主公，抑制他的威風和權力」。

諸葛亮為此而說了這段話，為法正辯解，意為內外交困之際，法正足智多謀，善出奇計，也是新得益州的功臣，要融合主客關係，穩定局勢，法正雖為劉璋舊部，但對有功之臣萬不可一時一事錯失懲辦他，而使劉璋舊部的益州人士疑懼、離心，便是制小失大。

在進退兩難之時，如果沒法正為主公獻策哪有今天才使其展翅高飛，事業有進。

併流露出只是他有大功、才幹，才不去追究的意向。

這實際上是一種寬免處理方式，示恩的批評藝術。

從這一點可看出，諸葛亮早就知進漢中入蜀地新舊臣之間和當地民眾的矛盾。

公元223年，劉備卒後矛盾更顯突出，劉備託孤後諸葛亮面對這種矛盾如何處理？我們又從建興四年（226）《與孟達書》中可透露出這方面的信號。

當然他心裡也知道蜀國弱小，曹魏名將林立，土地幅員遼闊，與曹魏之戰肯定是「拿雞蛋碰石頭」，但為了緩和國內階級矛盾，將其轉移到民族矛盾才提出了北伐，上書出師。

這就是《前出師表》的出籠。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

《後出師表》直接說明了「百姓窮困，兵將疲憊」，然只有戰爭才可減壓和緩和國內各種矛盾，轉移視線，轉移目標，人心凝聚一致對外宣戰，才是一種有效途徑。

至於一些學者認為北伐是因為「當時境內富饒，軍資殷實，正是好時機，便上表北伐」。

其實並不是象《出師表》中所說的「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

而是諸葛亮自己給自己打氣，為三軍壯膽。

也有的學者說從諸葛亮《隆中對》中可看出有雄才大略和「興復漢室，統一中原」的信心，北伐只不過是《隆中對》中的一種體現而已。

然而此一時、彼一時，當時的《隆中對》只不過是描繪的一幅藍圖，而入蜀後實際情況與《隆中對》的理論發生了根本不同。

還有的學者乾脆說：諸葛亮好戰，是個戰爭「販子」，窮兵黷武，加劇了蜀國滅亡。

這些說法筆者卻不這麼認為。

二、諸葛亮第一次北伐為何選擇隴右這條道

蜀漢建興五年（公元227年）後主劉禪昭准了諸葛亮上疏的《出師表》，諸葛亮率諸軍由成都北駐漢中，屯兵於沔陽（今陝西勉縣）以北的陽平北和白馬山一帶，諸葛亮召開軍事會議，與眾將商議如何攻魏，大將魏延（督漢鎮遠將軍）建議；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可搗關中。

「從斜谷，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

但諸葛亮沒採納魏延建議，而選擇了走隴右這條道，原因有三；其一，斜谷道溝壑縱橫，懸崖絕壁多，森林茂密，行軍難度大；其二，曹魏把守嚴，容易遭伏擊，敵方力量強；其三，穿斜谷，越秦嶺出秦川，此道雖近，但谷深道難，糧草運輸不便。

而隴右道有利因素也有三：一是道路相對平坦，能施展戰場。

斜穀子午道「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

越過隴山可迂迴攻克關中。

路雖遠些，卻易進兵施展；二是隴右道敵方力量較薄弱，避強攻弱可取；三是諸葛亮吸取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取陳倉道（寶雞）過散關至河池（徽縣西）以征戰漢中張魯的教訓，曹操因地理問題不得不退出攻漢中，加之，退出時燒掉散關道路之間的棧道，蜀軍如行此道須大費氣力，從物力人力費耗大。

諸葛亮決定選擇隴右道之後，建興六年（228）春，第一次出師北伐採用當年漢高祖劉邦大將韓信的「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聲東擊西的計策，先派趙雲、鄧芝為疑軍，從褒城北上，修斜谷道以出軍進攻之勢，吸引魏軍，而自已率大軍出祁山，因而在隴右古道上發生了魏蜀之戰。

三 、「木牛流馬」究其何物

提起「木牛流馬」，人們會自然而然地想到《三國演義》里大顯神威的一種作戰運輸工具，多少年來，人們對這個「千古之謎」猜測不絕，究其是一種什麼樣的運載工具呢？

據1997年7月7日《西安晚報》刊發了一則消息，陝西洋縣農民郭統霄經過幾年的努力，反覆琢磨研製的「流馬」長1.2米，高1.4米，其中設立了槓桿連杆結構、平衡結構、調步結構等內部機關，這匹自重35公斤的流馬，可載重50—100公斤。

該馬沒有膝關節，只需適當加點牽引力或推力，雙蹄便可行走，並可轉彎調頭，如需馬停步，只需把舌頭一按，即可將行動機卡死。

隨後他又參照牛宜於在曲折路上行走，行走時牛頭左擺右擺，前後腳交叉走，轉彎比較靈活的習性，根據運動力學原理作了「木牛」。

四川省博物館文物修復專家李剛把3000多年碎陶瓷片復原成一輛完整的馬車，該車的斷代在東漢與三國之間，種種跡象表明，該車很可能就是歷史上傳說的諸葛亮的「木牛流馬」。

有的文物專家見到這輛馬車時，證實了「三輪馬車」的真實性，一般馬車只有兩個輪子，馬不僅費力，還要承擔重量，而三輪馬車減輕了馬的承重負擔，增加了馬車的穩定性，讓他牽引力更大，從而運送更重的貨物。

其次，傳統的二輪馬車的車身和馬之間靠「轅」連接，「轅」的長度註定了馬車轉彎半徑大，不適合在狹窄的路上行走；而三輪馬車在前面的輪子和後面的車廂之間有個「轉向器」，方便在狹窄的山路上行走。

筆者還剪貼了1991年6月27日「敦煌古代科技展」在台北展出時的消息，張學良將軍和蔣緯國先生結伴來到展場，參觀到「木牛流馬」前也有一場爭議。

張將軍說：「這個『木牛流馬』就是『獨輪車』。

」講解員馬上解釋說：「這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是獨輪車，另一種意見認為是四條蹄子的馬車」。

蔣先生說：「張將軍，我認為獨輪車可走平地、坡地，但對古代高低不平的路，獨輪車恐怕無法走了，只能用四個蹄子才能走動，我作為學物理出身的，有多年從事軍事，也多年研究過這個問題。

」張將軍即反譏說：「照您這樣說，木牛流馬是在沒有路的地方才用的嗎？」

筆者查考《風俗演義》、《搜神記》、《後漢書》皆曰：「木牛流馬是一種轆車，而轆車是一種木製的獨輪車。

」

由此可見，眾說紛紜。

陝西農民郭統霄研製的「流馬」是「沒有膝關節，雙蹄便可行走」的，「木牛」是「前後腳交叉行走」。

四川省博物館李剛專家用文物復原成一種「三輪馬車」。

張學良將軍認為是一種「獨輪車」，蔣緯國先生認為「只能用四個蹄子才能走動」，而《搜神記》等認為是一種「轆車」，路車就是「獨輪車」。

「木牛流馬」究其何物也。

筆者曾翻查一些資料考證，意見的分歧主要在於幾輪車。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諸葛亮集》、《作木牛流馬法》等文獻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

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腳，衡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看來「木牛」靠牛足行動，牛足有「一腳四足」，「轉者為牛足」。

「牛足四肢是能夠轉動的輪」，「雙者為牛腳」說明木牛的腳是成雙成對的，，木牛又是足又是腳，二者區別在於：「腳」是指從膝到踝骨部分，而「牛足」指著地的腳掌，也是「車輪」，「牛腳」則為連接車輪與木身的部件，這說明「木牛」形狀、結構有四足、雙轅的四輪車。

由此聯想，木牛是由兩人拉著走，或是前拉後推行走的。

「流馬」是在「木牛」的基礎上改制的，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指出：「『流馬』是改良的『木牛』，前後四腳，是人力四輪車。

」因木牛「載多而行少」，諸葛亮改進後的流馬「載少而行多」，木牛便成了流馬了。

據《三國志》載：諸葛亮用木牛流馬運糧共三次。

建興九年（231年），「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建興十一年（234年），「流馬運米集於斜谷口之邸閣。

」最後一次建興十二年（235年），「亮率大軍由斜谷出，以流馬運。

」

雖然「木牛流馬」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製作結構複雜，而且行走緩慢，所以不是一種廣泛使用理想的運輸工具，很快被歷史淘汰了。

四、諸葛亮北伐幾齣祁山

人們說起諸葛亮北伐戰爭，習慣俗稱「六出祁山」，其實「五出祁山」，而真正來天水只有兩次，第一次和第四次。

公元228年春，諸葛亮率大軍攻祁山。

「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抵禦亮軍」。

諸葛亮用馬謖督軍在前，郃與馬謖戰於街亭，因街亭失守，亮遂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並揮淚斬馬謖，第一次北伐失敗。

第二次實際上是陳倉戰役。

公元228年11月，諸葛亮再次上表《出師表》，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後出師表》，這次戰役「試探性」的採納了魏延穿子午谷的戰役，率軍出散關包圍陳倉攻二十餘日，被魏將曹真拒之，結果只斬了魏將王雙而退回漢中。

第三次是在建興七年（公元229年春），實際上是陰平之戰，，與魏雍州刺史部郭淮大戰武都、陰平之地。

建興九年（公元231年2月）諸葛亮又率軍攻祁山，以「木牛」運軍響器械，攻打上邽（今秦州區西南），大敗司馬懿於西城。

6月，因李嚴假傳聖旨，糧草接濟不到退軍，但還保祁山，在木門道射殺了魏將張郃，這是第四次，也稱「復出祁山」。

最後一次是進駐「五丈原」，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 ），諸葛亮率大軍攻魏，以斜谷出山，以「流馬」運糧駐於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戰於渭南(今陝西關中道)，因恐軍糧不夠，司馬懿堅壁不出，其年8月，諸葛亮病卒於「五丈原」軍中，時年五十八歲。

諸葛亮北伐「五出祁山」，二次來天水作戰，留下了「五出祁山，兵伏木馬，揮淚斬馬謖和諸葛點將台等千古佳話。

五、北伐戰爭構成了天水一大文化要素

一切文化現象的產生、演變、發展都有一個過程，既是歷史的必然，也是現實的需要，既有自身的規律，也有相應的社會背景，諸葛亮北伐戰爭給後人留下了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它的作用，構成了當地「五大文化」的基本要素。

我認為，構成天水三國文化的構件有這幾種：

首先，從諸葛亮自身來說。

他的威望對其後人的影響和世代崇敬有相當的吸引力。

各地來天水憑弔者、懷古者、崇拜者、尋訪者，觀光旅遊者等，逐漸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現象。

祁山武侯祠、木門道武侯祠、玉泉觀武侯祠、天水雄關、隴城街亭和諸葛軍壘等，來者懷有著一種特別的情結。

人們將諸葛亮作為一種智慧的化身和「神奇」的力量。

那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激勵著人們的一種思想境界；還有那「淡泊明志，寧靜致遠 」，修身養德，勵精圖治的思想內涵，潛移默化著一種人格先哲至理，人們在尋訪古戰場遺蹟的同時，又尋找著一種精神世界，這樣就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形態。

具體地說以諸葛亮北伐為主調，以古戰場遺址為補充，其表現形式充滿了活力。

其二，從古戰場遺址和出土的實物來看。

祁山、鹵城（鹽官），木門道，冀城，街亭、西縣，天水關、葫蘆谷，諸葛軍壘、武城（武山縣城西北，漢稱「南安」）甘谷靴子坪、鐵籠山等地，從總線條看。

但細看還有祁山的上馬石、調將台、圈馬溝、九營寨（也稱九土堆）等；木門道的石鼓、拴馬灣、伏馬灣，張郃坪、土鍾堆等；天水關的西漢水、藏兵灣、鐵門栓、鐵堂莊，紮營地，躲箭石、姜維墓等；街亭的隴山道、涉水道、街泉亭（馬謖敗處）、臥牛坪（王平駐軍）、演教場等；鐵籠山有八營坪、馬跛里、泄兵山等。

古遺址有大有小，大有大的戰場，小有小的故事，給人留下了一頁頁太多的回味。

再從出土的文物來看：劍、刀、矛、戈、箭頭、譙斗、盔甲、車馬器殘片，吊鍋、弩機等，這些實物有的館藏於甘肅省博物館、天水市博物館、秦安縣博物館和禮縣博物館，或散藏於民間，這些實物證明了當年哪種刀光劍影、「鼓角爭鳴」古戰場歷史的存在。

不管遺址或實物就形成天水三國文化的主靈魂，滲透著文化形態的包容性。

其三、以文學、民間故事和戲劇暨影視來看。

一部《三國演義》家喻戶曉，無論明代這部長篇小說，還是戲劇、或者說三國的系列連環畫，留給人們的印象深刻。

（一）、近年，以「三國」為題材的天水文學作品時有出現，閆虎林編纂的《天水關》、《木門道》，白尚禮的《鐵堂峽》等書出版。

《走過天水關》、《馬謖辯》、《街亭嘆息》《遙望街亭》等散文和中、小篇小說或遊記在有關刊物常有發表，這就有意無意的形成了天水三國文化的內容。

(二)、說起「三國」，天水人說故事太多，張郃箭失木門，揮淚斬馬謖，諸葛裝神，隴上割麥，姜維兵困鐵籠山，諸葛軍壘土台的來歷，魏延與司馬懿大戰葫蘆峽等。

（三）、影視、戲劇起了推波助瀾的三國文化熱作用。

80年代初，河南電影製片廠攝製了一部豫劇電影《天水關》在全國放映，天水名聲打響。

90年代初期，電視劇《三國演義》播放後，一時形成了「三國熱」， 電視劇後半部的諸葛亮北伐，天水的名聲更是鵲起。

1996年天水電視台攝製了六集《天水三國》電視專題片。

2008年甘肅電視台拍攝的《說三國》也影響較大。

（四）、三國的戲劇更是在舞台上一種文化傳播，有些戲劇是根據《三國演義》加工、創造、內容更加豐富，影響更大。

天水各地在過廟會和節日上演，以秦腔的三國戲劇可以說品種多，內容雜。

如：《大報仇》、《祭靈》、《六出祁山》、《智收姜維》、《失街亭》、《諸葛裝神》、《五虎上將》、《隴上割麥》、《空城計》、《祭燈》、《戰北原》、《伐魏》、《秋風五丈原》、《草船借箭》、《借東風》、《葫蘆峽》、《出師》、《斬魏延》、《出關斬將》、《失荊州》等，1996年全國第九次諸葛亮學術研討會在天水召開，天水秦劇團為來自全國的專家、學者還趕排了《武侯春秋》，為代表演出，影響較大。

（五）、天水人過年耍社火化妝為三國時期的人物的馬社火隊走村串寨，鞭炮相迎，情禮相贈，成為村與村，人與人和睦相處交流的「橋樑」，無意識的形成了一種三國文化氛圍。

（六）、歌頌諸葛亮和感懷的謁拜題詩和楹聯，也構成一種特殊文化，成為人們受益不完的文化資源和精神食糧。

其四、從旅遊和「結親」的文化來說。

90年代初期，電視劇《三國演義》播放後，引起三國旅遊熱，慕名來天水觀光旅遊者絡繹不斷。

尤其1996年10月全國第九次諸葛亮學術研討會在天水召開後，全國和國外的專家、學者將天水的文化大大推進了一步，並與天水結下了濃厚的情緣。

比如，全國諸葛亮學術研討會的會長丁寶齋從湖北就來天水兩次進行地域考察研究；成都武侯祠博物館的譚良嘯教授、徐州師範大學徐明俠教授多次來天水；原浙江蘭谿市文化局副局長徐國平先生在天水參會後，經常來電話交流，據他撰寫的《論諸葛亮後裔家族文化》一文透露：諸葛氏二十七世子孫諸葛大獅於宋末元初舉家遷至浙江高隆崗（今諸葛鎮）「聚祖於斯後」，姜維的部分後裔緊隨其後，從此也遷至此地，與諸葛亮村相距幾華里，「朝夕相處，和睦相生。

」諸葛亮第四十八代世孫諸葛坤享來天水面對祁山、木門道神像感觸地說：天水、蘭溪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們的先祖曾在這留下了足跡，但也留下了我們「結親」的情緣。

並抄速了祁山、木門武侯祠堂的簽薄。

浙江《蘭溪日報》社的副總編來天水後撰寫了《諸葛亮北伐在天水 後裔卻在蘭溪》的文章。

其次，各地旅遊團也來憑弔，感受古戰場。

來自四川蘆山的一位學者說，在蘆山縣城有座明代建築的高大宏偉的「姜慶樓」，蘆山各地有「鎮西將軍」姜維廟，那裡人們生活習慣基本與天水差不多，大概這裡的居民大部分可能來自天水緣故吧（當年姜維的一些部下和諸葛亮「拔西縣千餘家」的後裔）。

2013年12月，天水新大陸旅行社委託我陪同日本東京大學歷史考古專業的山中教授等6人考察了三國古遺址，當來到祁山武侯祠、木門道武侯祠、諸葛軍壘等，面對塑像深深鞠一躬，表示回去後要好好寫一文。

三國文化在天水的形成與發展，是天水人的驕傲，又是天水的一筆文化財富，如何弘揚這筆財富，有益於天水的發展和提高，發揮它的作用，應是天水人再深入思考的一個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