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說「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寄臣以大事」。

後人也說：「諸葛一生唯謹慎」。

這說明謹慎是他的特點也即最主要的優點。

由於謹慎，他無論在個人生活，持家律已，待人處世，還是政治大節方面，都可說是世人表率；在規劃戰略政略，處理軍國大事方面，也思慮精詳，處置得宜，高人一等。

因此，他的高風亮節，堪稱封建時代美德的化身；也為世所公認的三國時期眾多英雄和古代政治家中的佼佼者。

雖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

他也有其短處，如徐文所論述的首次北伐時「失人失策」，既不用魏延之策，又誤用馬謖其人，失掉了奪取關中和長安的一次極好機會。

但「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他並不文過飾非，自貶三等，這已是難能可貴了。

即如同時代的英雄曹操、孫權、劉備等征戰一生，也曾多次打過敗仗，甚至大敗仗，所以對諸葛亮也不可過於求全責備。

如責他沒有「親臨前線督戰」、「與士卒同甘共苦」，後面又批評他「事必躬親」、「管得太細太死」，豈不是自相矛盾？至於說他在其後的北伐中不敢取「循秦嶺以東」，大膽深入敵後的戰略，則是無視魏方增兵易帥加強守備後，間道出奇已無可能的現實。

徐文進一步說：「諸葛亮一生確實謹慎到了謹小慎微的地步」，這更難以苟同。

諸葛亮於公元207年以軍師（即顧問、參謀）身分出山輔佐劉備。

208年聯合孫權取得「赤壁之戰」勝利後，使此前已奮鬥了二十四年尚屬寄人籬下客旅孤軍的劉備集團占有了荊州，214年取得益州，219年又取漢中稱王，實現了「三國鼎立」的第一步戰略目標。

此後，由於關羽和劉備違反《隆中對》所定「聯孫抗曹」的戰略方針，加之驕傲輕敵，先後「大意失荊州」、「火燒連營七百里」，不僅荊州人地兩失，備所統益州水陸兩路大軍也幾乎全軍覆沒，從而大傷元氣，使進而統一天下的大好形勢逆轉。

到223年「白帝託孤」時，地只剩下益州一隅，且南方叛亂未平，能臣猛將多已身故。

在這種情況下，劉備把「光復漢業」的全部重擔都託付給他，並公開宣示「若嗣子（指劉禪）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試想：諸葛亮能不兢兢業業，小心謹慎，生怕有失嗎？何況除一出祁山外，以後再也沒有出過類似失誤，幾次的進軍路線和大體戰況是：228年，亮出散關，因陳倉為郝昭所拒，糧盡而還，斬魏將王雙。

229年，亮出漢中，遣陳式攻取陰平、武都二郡，復丞相職。

230年，魏曹真伐蜀，亮出漢中拒之，因大雨月余，雙方罷兵。

231年，亮出祁山，張郃往救，留王平拒之；亮轉攻上邽等地，數敗司馬懿主力；糧盡退軍，張郃追擊被殺。

234年，亮出斜谷，「以前者數出，皆以糧運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

秋八月病故五丈原軍中。

及軍退，司馬懿視察其營壘處所，稱讚他「天下奇才也！」總之，諸葛亮以弱擊強，使魏方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

終因糧運不繼主動撤退，以圖再舉。

退軍之際，能二斃魏方大將。

最後病故撤軍時，令姜維斷後，返旗鳴鼓，還「死諸葛嚇走活仲達。

」這些都足以說明諸葛亮高超的治軍才能。

還應說明的是：諸葛亮不僅自己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實際行動報答劉備，身故三十年後蜀亡時，其子諸葛瞻（37歲）孫諸葛尚（19歲）都戰死沙場，以身殉國，可說是一門忠烈。

在封建時代，這種肝膽相照，親密無間，以大局為重的君臣關係可說是絕無僅有的典範。

《虎嘯龍吟》諸葛亮

「用人唯賢」才能長治久安

徐文說：諸葛亮用人「知矱偏頗」，「求全責備」，「似乎就喜歡那些謹小慎微，好做表面工夫的人」，「有生之年未能選拔和造就燦若群星的文武雄才來輔助和繼承他的事業」。

似與史實不符。

諸葛亮集軍國大權於一身，南征北伐，常年統軍在外，先後負責留守成都的張裔、蔣琬都能保持內部政治穩定、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源源不斷地向前方輸送兵員、軍需、糧草。

管理宮中事務的董允能上匡劉禪之失，下制黃皓為非。

對吳外交則鄧芝、陳震、費褘、宗預等都能不辱使命，為孫權所敬重，重建和鞏固了蜀吳聯盟，收互相支援呼應之效。

225年採用馬謖「攻心為上」之策，平定南方少數民族的叛亂，留守的李恢、馬忠、張嶷等都鎮撫得宜，不但南人再不復反，還「軍資所出，國以富饒」，成了可靠的後勤保障基地。

在短短四年內，在內政、外交都取得成效，恢復了元氣的基礎上，諸葛亮就開始了北伐戰爭。

雖然首出祁山失利而返，但卻選拔了王平、姜維兩員大將。

王平是行伍出身，大字不識十個，劉備北定漢中時主動來降的。

馬謖守街亭時，他為部將之一，對謖違亮節度，舍水上山，不下據城的錯誤再三勸諫不聽。

謖敗，「眾盡星散，唯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

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拾諸軍營遺迸，率將士而還」。

所以謖等敗將被軍法處置的同時，平反加官封侯，以後多立戰功，成了鎮守漢中的大將，與東方的鄧芝、南方馬忠，構成了邊防「鐵三角」。

244年，魏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中，時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平指揮若定，迫使魏軍退還。

姜維雖是一出祁山時被迫來降的無名小將，卻是亮所培養、提拔的軍事上的接班人，稱讚他：忠勤時事，思慮精密，既有膽義，深解兵意，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

維也不負所望，能繼亮遺志，「九伐中原」，終因主客觀條件限制，互有勝負，未獲成功。

後因黃皓亂政，維諫劉禪不聽，外出屯田沓中以避禍。

263年，聞魏三路大軍近二十萬人伐蜀，曾報告劉禪調兵遣將，加強守備。

因皓迷信鬼巫，認為「敵終不自致」，啟禪寢其事，而群臣不知。

因此漢中失守，維被迫退守劍閣，擋住了鍾會十多萬大軍。

魏軍因糧草不繼，曾打算退兵。

由於鄧艾率精兵冒險偷渡陰平，直逼成都，劉禪出降，並命維所統大軍降會。

他還想借鍾會意圖叛魏自立之機，以圖恢復，事敗被殺。

當時，蜀國只有28萬戶，94萬口，只相當魏國的五分之一。

不僅諸葛亮生前「六出漢中」使司馬懿「畏蜀如虎」；亮身後又支持了近三十年，不是黃皓亂政，還不致亡國。

這不正說明他能不拘一格選賢任能的成效嗎？！至於說「蔣琬、費褘、姜維等人均無大的作為，反為黃皓、譙周等人所牽制」，也屬苛責於他們。

試想在眾寡不侔，攻守易體，強弱勢殊的情況下，還能多次主動出擊，不正是大有作為嗎？再則，在封建社會，姜維對於劉禪不聽勸諫，寵信黃皓，終至亡國，實在也無法可施。

否則「清君側」把皓殺掉，豈不和曹氏、司馬氏一再「逼宮」難以區別了嗎？對於譙周，又當別論。

他曾上疏勸諫劉禪不要廣增聲樂，擴建宮室。

又作《仇國論》，認為國小力弱，宜休兵息民，以待天時。

鄧艾進圍成都時，有人建議逃往吳國，或奔往南中，周力排眾議，認為統一之勢不可阻擋，只是遲早問題，不如直接投降。

「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三國志·本傳》）。

對此，若撇開封建正統觀念，從統一大局來看，卻未可厚非。

諸葛亮用人不避親貴，有過必罰，特別對品質不良的人，防其內亂。

對此，徐文說他「對於有點個性和雄才大略的人卻往往因其小而失大」、「對確有所長，又有些缺點的能人也往往使用不得法，處置極端偏頗」，也是不審時勢的看法。

當時，自董卓、曹操以來，以下凌上，奪權篡位的事例層出不窮，而劉禪卻是平庸之主。

諸葛亮當然顧慮自己身後，某些有能力又自負的人會不忠於漢室而引發內亂，這是他所不得不防的首要問題。

試想，劉封為備養子，關羽圍樊城時連令發兵相助，封都拒不從命；後又欺凌和激反孟達，喪師失地，敗還成都；賜死時，又嘆息未聽孟達勸降之信。

這樣的人，備死誰能駕馭？何況罪有應得，亮勸備殺之又有何錯？廖立驕橫，引起公憤，亮與眾大臣連名以「誹謗先帝，疵毀群士，羊之亂群，猶能為害」，加以廢置，也無不當。

李嚴與亮同受顧命，卻勸亮「宜受九錫，晉爵稱王」，被亮回書拒絕（見《諸葛亮集》）。

亮二出祁山，連打勝仗之時，嚴在漢中督運糧草，因天雨難繼，派人假傳聖旨，叫亮退軍。

軍退後，又假說「軍糧充足，何得便歸」。

並欺瞞劉禪說是「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

經亮以前後文書質對，才被迫認錯，當然被彈劾廢置。

但亮不搞株連，繼續重用嚴子李豐，並手書加以慰勉。

廖、李二人毫無怨言，只希望自己改正後能重新起用。

所以陳壽說他「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三國志·本傳》）。

諸葛亮用人還有一大優點就是發揚民主，容納不同意見，接受群眾監督。

為丞相時《與群下教》中說「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者也！」並表揚董和「在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

失街亭自貶之後，又作《勸將士勤攻已闕教》要大家以國事為重，多指出和糾正自己的失誤。

當時有個李邈，當過太守、參軍等官，偏懷疑諸葛亮這種權臣，功高震主，總有一天，不是篡位，就是身敗名裂。

對此，亮並不怪罪，而是深自反省，注意不可越分（亮死後，邈上疏說劉氏從此得保，應該慶幸，為劉禪所殺）。

總之，由於諸葛亮堅持「德才兼備」的用人路線，並以身作則，不僅選拔了大批賢士，輔佐和繼承自己的事業，還確保了「阿斗太子」劉禪安穩地做了四十年皇帝，蜀漢一直沒有發生內亂。

較之同時代的曹操，死後二十年，魏國政權實際上就為司馬氏所把持，司馬師廢曹芳，司馬昭殺曹髦，司馬炎從曹奐手中「禪代」為晉。

孫權晚年後宮爭寵，死後大臣擅權，幾次宮廷政變，其子孫和、孫霸、孫亮，先後被廢被殺。

從國家長治久安來說，諸葛亮的用人不是高明得多嗎？鄧艾滅蜀後，就驕橫跋扈，擅自作主，因而被捕。

鍾會更想據蜀叛魏自立，因而被殺。

也從反面證明光有才能而無德行的人，即使能立不世之功，反而對國家的危害性可能更大。

《虎嘯龍吟》魏延

魏楊悲劇屬於咎由自取

正如徐文所述，魏延確是有勇有謀，獨當一面的大將之才，也屢建大功。

但缺點也很突出。

本傳載「常謂亮為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

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

唯楊儀不假借延」。

即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對亮都是組織上服從，思想上不服，人家都怕他，只有楊儀不買他的帳。

「延以為至憤，有如水火。

」但楊儀也非等閒之輩。

本傳載：劉備與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闢為左將軍兵曹椽，為漢中王后，又拔為尚書。

後為丞相長史，「亮數出軍，儀常規劃分部，籌運糧谷，不稽思慮，斯須便了。

軍戎節度，取辦於儀。

」可見是個得力的參謀兼後勤的幕僚長。

他也有同樣的弱點：「性狷狹」，即不能容人。

「亮深惜儀之才幹，憑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主要靠費褘調停其間。

褘傳載：「延儀相憎惡，每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

儀泣涕橫集。

褘常入座其間，諫喻分別。

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褘匡救之力也」。

對此，孫權都旁觀者清。

《資治通鑑》載：234年，費褘使吳，權提醒他「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

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

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褘以外交詞令答「儀、延之不協，起於私憤耳，今當掃除強賊，混一涵夏，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廢舟楫也」。

褘回來定會向亮轉達，亮當然心知肚明，有所防患。

果然，亮死延先發難。

他以領軍繼續北伐為由拒絕斷後之命，想就此接掌軍權，擅自擬定給各將領的命令，要費褘與已聯名通知。

褘以勸說楊儀為由逃回後，延見儀按亮部署退軍，便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

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

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出擊儀等。

儀令王平於前御延。

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

延獨與其子數人逃命，奔漢中。

「儀遣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

」試想：亮死軍心不穩，舉國震悼，當依遺命全師而退，以固國本。

此時司馬懿率軍追擊，延反挑起內亂，先斷大軍歸路，如若得逞，後果不堪設想。

幸而姜維斷後，嚇退懿軍，王平又以大義相責，驅散延眾，得以安返漢中。

不過楊儀「自以為功勳至大，宜當代亮輔政」，但僅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

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

琬遂為尚書令。

儀又「自以為年宦先琬，才能逾之，於是怨憤形於聲色」。

甚至說出後悔當時沒有舉軍投魏的牢騷。

總之，雖然二人並無反漢投魏行動，確都有奪取蜀國軍政大權的野心（因為取得蜀國大權與投魏討賞相比，當然前者為重。

他們也自認可以達到目的）。

比較起來，延舉兵相向，危害極大，其罪當誅；儀口出怨言，危害較小，後來自殺，也屬咎由自取。

可以說魏楊都是有大才，有大功，但不能正確對待自己缺點，發展到有野心，有大罪，以致晚節不終，性命不保的悲劇式人物。

陳壽評論說：「覽其舉措，跡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對此全面揭示出來，引為鑑戒是好的。

但偏袒一方，為其開脫罪責，對另一方則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未免有欠公允。

如此結局，蜀漢一下失去文武兩個能人，是一種損失；不過也引爆了兩顆導致內亂的定時炸彈，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壞事化為好事。

徐文說「此番折騰之後，蜀漢元氣大傷，給蜀國造成每況愈下之勢」，則言過其實。

且諸葛亮是人不是神，生前一直未能感化二人，死時何能緩解其矛盾。

其暫將軍權交付楊儀，並密表將全權交付蔣琬，足見其知人、用人之明。

費褘處魏楊之間，一直以國家利益為重，也顯其能、其直。

反責怪他們，更屬過分。

至於「夷延三族」是儀挾嫌報復，亮所不為。

臨終命延斷後，也可能是「由他去吧！」之意。

反之，延若得逞，則身死族滅者或不止楊儀一人而已。

總之，魏延此舉，既違軍令，更無朝廷授權，所以遭到前線將領的一致反對，也得不到自己部下的支持，加之孫權預料在前，陳壽評論在後，為之翻案，實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