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皇帝夢難圓，諸葛亮力圖組建荊州藉體系！

夷陵之戰失敗後，隻身逃回白帝城永安宮中的劉備，為悲憤和羞愧交加，痢疾小疾竟轉為沉疴。

自知將不久人世，從成都召來丞相諸葛亮托咐後事，口授了一道稀世遺詔：「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國，終成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見《三國志·先主傳》）。

諸葛亮雖然想受「十錫」直接做皇帝，但是卻受複雜的形勢制約而難以實現。

以當時形勢觀察，諸葛亮根本無法做皇帝。

受涿州籍、益州籍兩股勢力的掣肘

劉備集團主要成員的構成，與曹魏、孫吳有很大不同，以曹操、曹丕為首的曹魏集團，是以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曹彰、曹真、曹休、夏侯尚等家族子弟為核心的，其他非曹姓成員則來之於五湖四海，不可能形成地域性的幫派勢力。

孫權集團的主要成員，大多來之於東南一隅，經歷孫堅、孫策、孫權三世而逐漸凝聚，也不可能形成地域性幫派勢力。

由於劉備經歷坎坷，這一集團的主要成員大體來之於三個方面，其一是涿州籍官員。

他們從劉備招幕兵勇參加鎮壓黃巾農民大起義開始，主要成員有關羽、張飛、趙雲、魏延、陳到、劉琰等將領，有糜竺、孫乾、簡雍等文臣。

這些人是久經失敗考驗，始終如一的死士，是棒打不散的「鐵哥兒們」。

其二是荊州籍官員，主要成員有諸葛亮，龐統、馬良、陳震、伊籍、廖立等謀臣文官，有黃忠、申耽、申儀、劉封、馮習、張南、霍峻等將領。

其三是益州籍官員，主要成員有許靖、秦宓、呂乂、彭羕、費詩等文官，有王連、張裔、楊洪、黃權、孟達、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鄧芝、張翼、楊戲等將領，更有法正，李嚴等文可安邦、武可定國的全才。

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條件下，農民階級的畛域觀念特別嚴重，它反映在社會政治領域，就是幫派意識，流氓階層則更為強烈。

以籍貫地域形成政治幫派的，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

劉備儘管出身於破落貴族，小時跡近於市井少年；圖謀自立中又以「投奔」作掩護，從而獲得「梟雄」這一十分醜惡的綽號。

但是劉備又是非常人，雖然其文治武功都很平平，但善於待下卻是突出的優點，具體表現在禮賢下士，通達寬容，知人善任，平易近人等方面，所以其核心成員雖來之三個方面，他都能以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加以延攬和使用。

但是請注意，在成都自稱漢中王及稱帝之後，他派往外地鎮守一方的軍政大員，是以涿州籍為主。

劉封雖系荊州籍，但被劉備收為義子，這種血緣關係的無機延伸使他獲得了殊榮，自然成為涿州籍的重要成員，故而以副軍中朗將之職駐節上庸（今湖北房縣），統領宜都太守孟達，征北將軍申耽，西域太守申儀等，也成為藩屏皇室的一路諸侯。

文官中，涿州籍亦占重要地位，糜竺雖然才能平平，劉備奪得荊州後，仍拜其「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諸葛亮）之右，賞賜優寵，無與為此」。

（見《三國志·糜竺傳》）孫乾、簡雍等大致如此。

諸葛亮雖然籍貫山東沂南縣，但他是從荊州發達的，且和荊州士人源淵很深，從後來的作為看，他不僅自認荊州籍，且成為獨一無二的代表人物。

荊州籍中，龐統、黃忠等對奠定西蜀政權的貢獻最大，但龐統戰死於雒城，黃忠獲得後將軍爵位後不久病死，特別是關羽荊州失敗，劉備猇亭失敗時，荊州籍官員損失最大，侍中馬良被殺，大都（元帥）馮習、先鋒張南均死於戰場，申耽、申儀投降曹魏，殘留荊州籍官員之中，受到劉備晚年重用的，僅諸葛亮、董和兩人。

益州籍地位十分特殊，儘管他們與劉備交往其淺，但是劉備要把益州作為鞏固的後方，就不得不重用蜀人，自然要起用一大批素無淵源的益州籍軍政精英，法正以卓越的軍政才能和反戈投奔的功勞，被任命為京畿之地的「蜀郡太守，揚威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成為劉備麾下的第一人。

諸葛亮擔當丞相後，雖然強調「寬濟以猛」（即以嚴刑峻法替代劉璋時代的法制松馳）的治蜀原則，但對法正揚眉吐氣後，多次挾嫌報復殺人傷人的違法行徑，也只能緊閉雙眼聽之任之。

劉璋時的蜀郡太守許靖曾對劉備鼠首兩端，更加之徒負虛名缺乏才能，劉備雖然很蔑視，依然使他在三年中完成了仕途「三級跳」，即公元一一八年任左將軍長史，第二年任太傅，第三年又升為司徒，班列僅次於諸葛亮。

而鎮邊的將領中，益州籍亦為數不少，僅降庲都督一職，先後有鄧方、李恢、張翼、馬忠等；劉備東征孫吳時，率偏師於江北側應的鎮北將軍黃權也是益州籍；及至諸葛亮時代，益州籍的鄧芝、王平、張嶷、馬忠等，都以軍功才能成為西蜀的重要將領。

永安宮託孤並不只諸葛亮一人，而是「託孤於諸葛亮，尚書令李嚴為副，」而且加封其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

」（見《三國志·李嚴傳》）相比較之下，荊州籍將領沒有了獨當一面的人物。

三種勢力只所以能較好地結合起來，都因為劉備的善於攏絡和平衡關係。

劉備之後，雖然諸葛亮掌握國柄，但是涿州籍、益州籍文武大員，依然把希望寄託於以劉禪為代表的蜀漢政權，榮辱與共，不可能默認皇權轉移。

壯大荊州籍難盡其意

由於西蜀在爭奪荊州中兩次慘敗，荊州籍文武大員已七零八落。

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諸葛亮就巧妙地利用劉備削弱涿州籍和益州籍力量。

關羽死後，劉封在涿州籍中的地位日顯突出，於是力勸劉備殺了他，理由則是：「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

」（見《三國志·劉封傳》）顯然，這不能成為殺人的正當理由，諸葛亮是注重法制的，法律懲罰得以事實做依據，而不能以將來的可能為口實。

力主殺掉劉封的原因，除了考慮到政權的穩定之外，當然有為自己掃除當國障礙的因素。

諸葛亮執政後，為重整壯大荊州籍煞費苦心。

此一時期中，涿州籍和益州籍官員雖多有不同程度的升遷，但遠不及荊州籍官員升遷的量大面廣，更趕不上令人吃驚的破格。

在荊州籍中，馬謖的身份最為特殊，他不僅有才，而且其兄馬良與諸葛亮有八拜之交（或者是兒女親家，故此馬良稱諸葛亮為尊兄，馬謖自然是諸葛亮的小兄弟）。

儘管劉備臨終時叮嚀：「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見《三國志·馬謖傳》）劉備將一個邊遠地區的小太守獨獨提出來叮嚀，顯然考慮到他與馬良的特殊關係。

但劉備死後，立即將其從越嶲太守任上調回任相府參軍。

自此之後，「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同上）。

南征出師時，諸葛亮置送行的同僚於不顧，而將馬謖招上車輛行走了幾十里路程，這與其說有事相商，莫如說是一種姿態，是給馬謖以殊榮，並為之後的破格提拔營造氣氛。

果然，第一次北伐出師時，諸葛亮拒不聽取大家的推薦，將久經沙場，功績顯著的魏延、吳壹拋之腦後，任命從不曾染指軍旅的馬謖擔任先鋒，「統大眾在前。

」如果不是街亭失敗，馬謖在西蜀軍隊中的二把手地位會從此確立。

馬謖雖然被斬於漢中，但是並沒有遏制諸葛亮破格提拔荊州籍其他將領的意圖，襄陽人楊儀原是荊州刺史傅群的主簿，投降關羽後任命為功曹，至劉備稱帝，僅得到沒有任所的弘農太守一個虛銜。

諸葛亮主政後不久，就將楊儀從地方官提拔為參軍，及至北伐時，升遷為長史，加封綏軍將軍，並以長史身份主管全軍的規劃布署和糧草的統籌分配，職務相當於今天的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長，與大將軍魏延有了平起平坐的職責。

姜維本是天水籍，其才能不過中等，由於在第一次北伐中投降過來，當然成為諸葛亮制約涿州籍和益州籍將領的一枚棋子，立即從中郎這下級軍官提拔為中監軍，繼而又升遷為征西將軍，並成為軍事上的接班人。

廖化是荊州襄陽籍，才能很一般，「西蜀無大將，廖化做先鋒」是老百姓對此人的客觀評價。

關羽任襄陽太守時，廖化為主簿，身陷東吳時思歸劉備，以詐死脫身。

由於這一節，被劉備破格使用，也不過任宜都太守。

諸葛亮主政以後，立即調任相府參軍，不久又升為「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剌史，封中鄉侯」，官任與功勳卓著的益州籍宿將張翼比肩而立。

荊州籍的文職官員升遷更快。

蔣琬是荊州零陵籍，劉備時僅為尚書郎，諸葛亮於建興元年開府治事，立即調蔣琬任東曹掾（組織部長），又遷為參軍，相府遷往漢中時，蔣琬和益州籍勛舊、相府長史張裔留在成都做代理丞相。

值得注意的是，張裔被吳國扣押時，是諸葛亮營救回來的，有活命之恩。

不久，蔣琬就將張裔長史一職取而代之，成了唯一的代丞相。

諸葛亮更在一封密奏中告訴劉禪：「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

」（見《三國志·蔣琬傳》）費禕是荊州江夏籍，劉備時，僅是太子府舍人，後升為庶子，劉禪登基後任黃門侍郎。

如此低下的身份，自不列朝臣末端，也不與相府發生關係。

諸葛亮南征返回時，臣僚們在幾十里以外躬候迎接，這些人的職位年令都遠遠高於費禕，而「亮特命禕同載。

」將費禕叫上自己乘坐的車輛，不僅是一種殊榮，而且是一種暗示，是破格提拔重用的先聲，「由是眾人莫不易觀」（見《三國志·費禕傳》）（即從此之後，眾人都對費禕另眼高看了）果然，諸葛亮剛剛在丞相府坐下，就派費禕出使東吳，一回來即升為侍中，又升任相府參軍，繼而又中護軍、司馬的節節高升，並成為丞相一職的第三梯隊。

此外，荊州籍的董和、劉巴、陳震、董允等都被重用，在《出師表》中，諸葛亮向劉禪推薦的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等，是清一色的荊州籍。

換言之，就是要排除涿州籍、益州籍官員對朝政的干預，以便自己駐節漢中時，成都不生肘腑之變。

內憂外患已使諸葛亮焦頭爛額

諸葛亮時代，西蜀面臨非常複雜的局勢。

自荊州喪失之後，國土面積急驟縮小近一半，人力物力損失更多；而且丟失了進取中原的橋頭堡。

與曹魏和孫吳比較，西蜀已處於絕對劣勢。

猇亭慘敗後，軍隊數量和軍心士氣受到嚴重削弱和沉重打擊，正如他在《出師表》中估計的那樣：「今……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在南方，少數民族的「叛亂活動」日益嚴重。

乘劉備亡故之機，孟獲在南中，高定在越嶲，雍闓在建寧，朱褒在牂牁先後「反叛」，西蜀後方受到嚴重危脅。

公元二二三年諸葛亮率軍南征取得勝利，並留下七擒七縱的佳活，但南方少數民族的「叛亂活動」一直就沒有平息，見諸史籍的大端有：諸葛亮北還之後，「南夷復叛，殺害守將」（見《三國志·李恢傳》）。

公元二三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見《三國志·馬忠傳》）。

「越嶲郡自丞相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見《三國志·張嶷傳》）。

「叛亂」始終熒繞於諸葛亮心頭，這裡所謂的「反叛」，實質是少數民族大起義。

由於繁重的兵役、徭役、賦稅，不堪忍受的內地民眾起來反抗者也時有發生，見諸史籍的大端有：「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見《三國志·馬忠傳》）。

建興五年，乘諸葛亮北駐漢中勉縣之機，「廣漢綿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見《三國志·張嶷傳》）等。

建興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鄧）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見《三國志·鄧芝傳》）。

國內漢民的叛亂即漢民起義，說明民眾不堪繁重的兵役、徭役和賦稅，已無法照常地生活下去了。

在西蜀統治集團內部，皇權與相權矛盾已見端倪。

劉備時代結束時，荊州籍處於絕對弱勢，權中之權的軍權概為涿州籍和益州籍控制，從南征開始，諸葛亮雖從李嚴處接過軍權，但魏延、李嚴、趙雲、張嶷、吳壹等還在軍隊中居於主導地位，諸葛亮雖然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但對軍隊的指揮仍受著制約，因之不得不謹慎行事。

在諸葛亮的苦心經營下，荊州籍雖然逐漸恢復了元氣，但是在西蜀政權內，依然是三籍鼎立的局面。

在外有強敵威脅，內有民眾起義，統治集團內部又有兩籍掣肘這樣錯綜複雜的矛盾中，諸葛亮只有戰戰競競地謹慎再謹慎，才能使西蜀這隻破舟不至於傾覆，「諸葛一生唯謹慎」是後世的共同讚頌，卻都忽略了造成他謹慎性格的客觀環境。

要說將皇帝取而代之的艱難程度，曹操父子的經歷可啟示後人。

曹操從中平六年（公元一八四年）起義兵討伐董卓開始，就在軍隊中形成以曹氏家族為核心的中樞集團，其領袖地位從不曾動搖。

隨著中國北方的統一，民眾對他已信賴依附，但他寧肯將皇袍當襯衣穿著，也絕不肯取皇位自代。

這除了心理障礙外，主要還是擔心發生意外的動亂。

在經歷了三十六年之後，曹丕才完成了這一過程。

曹丕將不當皇帝的假戲要演到那個份上，也是在製造輿論收攬民心，以便避免意外的社會震動。

身處各種複雜矛盾中的諸葛亮，一直到死，連軍權還未完全掌控，皇帝夢當然難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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