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皇帝夢難圓！魏延，諸葛亮派系活動的犧牲品！

魏延——諸葛亮派系活動的犧牲品

當論及魏延與諸葛亮兩位歷史人物的時候，大多數中國人的頭腦中，都會閃現出兩個截然對立卻又栩栩如生的形象:前者是「食人之祿而殺其主，住人之地而獻其城」的奸詐小人，其依據來自《反長沙》。

後者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名臣賢相，是後世的人臣表率。

前者浮躁貪功而常常造成重大失誤；後者一生謹慎小心而終成大事。

後者名垂千古並受百代敬仰；前者身首異處遭後世唾罵。

其實，西蜀政權中的這兩個重要人物，並不是小說或戲劇中的那兩個人物。

魏延的「那一個 」形象，是《三國演義》和傳統戲劇的藝術渲染與概括，同歷史上的「這一個」魏延根本不同，與諸葛亮之間的關係，也相去甚遠。

「那一個」魏延首次亮相，就是殺韓玄、救黃忠、獻長沙、投劉備，而又被料事如神的諸葛亮喝令斬首……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人頭雖然勉強保留於脖頸，也只是「權且寄放」，如以後再有過失，則要新帳老帳一齊算。

魏延已被西蜀當權者目之為不忠不義的異己，僅有一點利用價值。

歷史上沒有魏延反長沙一節。

赤壁之戰後，劉備南掠江南諸郡時，韓玄以太守之職獨當一面留守長沙；黃忠以中郎將之職與劉表從子劉磐駐守在湖南攸縣，二人在劉表病逝、劉琮降曹後，已經隸屬於曹魏；魏延則是劉備的部曲。

部曲者，忠實的私兵。

由於地位低下，故此時名不見經傳。

其漸露頭角始於跟隨劉備進取四川的戰爭中。

《三國志·魏延傳》第一句即說：「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

」根據以上史料看，韓玄、黃忠、魏延三人互不隸屬，且根本不在一地，《取長沙》這齣戲不可能上演。

歷史事實是，從魏延、諸葛亮先後投奔劉備起，直到劉備白帝城病逝，這兩個在西蜀政權誕生中分別建立了重大功勳的人物，共事於劉備的割據之業，卻沒有機會過從交往，是一對不曾同堂共處的「同堂弟兄」。

諸葛亮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投奔劉備，雖較魏延晚一些，但從「三顧茅廬」後，就成為劉備的股肱。

魏延在建安二十四年前，最高軍銜僅是牙門將軍。

以魏延低微的身份，不可能同諸葛亮交往，甚至沒有謀見一面的理由。

劉備是出名的梟雄，自然十分警惕自己孵化出梟鳥;一生謹慎的諸葛亮，對劉備特性知之甚詳，不會與外臣私交，不可能同一個牙門偏將存在來往。

魏延終因忠誠勇猛和劉備的識人之明，破格地脫穎而出了。

建安二十二年夏，蜀、魏定軍山之戰，以夏侯淵被斬，劉備全勝而落下帷幕。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自稱漢中王，並要返回成都經營後方。

由於漢中軍事、經濟地位的顯要，所以「當得重將以鎮漢中」，「公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

出乎眾人之所料，「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

「任命一發，致使一軍盡驚」(以上史料同前)。

此前的魏延與關羽、張飛、馬超、黃忠等高級將領比，在劉氏軍事集團之地位則相去殊遠。

關羽遠在荊州，其他諸人均在劉備身邊，劉備置張飛情緒和全軍議論於不顧，而破格任用魏延，不僅反映了魏延傑出的軍事才能，也反映了魏延深得劉備的信任。

如果魏延「腦後生有反骨」，焉能受此重任!而又焉能不辱使命!第二年，蜀漢政權在成都建立，加拜魏延為鎮北將軍。

一夜之間，魏延由牙門偏將成為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雄踞一方的藩臣，其顯赫地位，可與關羽比肩為貳，應該說這是魏延人生中最為得意時期，雖然在軍事將領中排列於關羽、張飛、馬超、黃忠之後，但能獲得主子的信任和放手繼用，則是下屬最大的榮譽。

劉備之後，表面上，西蜀進入了劉禪時代，實質是諸葛亮時代，「建興元年(公元223 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

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見《三國志· 諸葛亮傳》)。

這時的魏延，也進入人生的尷尬時期，一方面，他的職爵都在大步升遷，在諸葛亮封侯的同時，魏延被封為「都亭侯」。

建興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

建興八年，魏延與曹魏名將後將軍費曜、雍州刺史郭淮大戰於陽溪，並獲得全勝。

軍事勝利給魏延帶來更多的榮譽，「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即持有皇帝符節，代皇帝出巡)，進封南鄭侯」(見《三國志·魏延傳》)。

請注意將軍前邊的一個「大」字，關羽最高的軍銜是前將軍;張飛是右將軍遷車騎將軍;馬超是左將軍遷驃騎將軍;黃忠勉強是後將軍；趙雲，最高軍銜是鎮東將軍，後又因箕谷之敗，被貶為鎮軍將軍。

他們的軍銜上均沒有「大」字，生前更沒有侯爵。

而在爵位上，魏延的南鄭侯屬於縣侯，高出了諸葛亮武鄉侯一個等級。

關羽是漢壽亭侯，張飛是西鄉侯，李嚴雖負白帝城託孤之重，也僅是都鄉侯，黃忠雖立有諸多功勳，爵位僅是沒有采邑之地的關內侯。

截至諸葛亮病逝魏延出事止，在蜀軍諸多將領中，授「大將軍」銜的，惟魏延一人;獲得「假節」這一殊榮的，也只有張飛、諸葛亮、李嚴、魏延四人;惟關羽遠在荊州，有著相對的獨立性，因之「假節鉞」(即擁有代皇帝巡察，可先斬後奏的權力)。

魏延較之前四個，獲得的榮譽為最高;同關羽相比，互有高低。

在之後，蔣琬雖也有過「大將軍」封號，但已是諸葛亮、魏延死後，不可以類比。

然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則是在任用和精神遭受折壓與排擠。

劉備時，諸葛亮為之贊畫運籌，重大的政治、軍事決策，都由劉備拍板定奪。

後劉備時期，政令軍令皆決於諸葛亮一人，劉禪不過一印章皇帝。

魏延一再升遷，與其說是諸葛亮對魏延功勞、才能、德操的肯定和褒獎。

莫如說是對他以安撫手段達到排擠疏遠的目的。

諸葛亮用人，向以荊州籍為標準，其次則是順從了，劉封就是這兩個標準下的犧牲品。

劉備時期，劉封已是西蜀政權中的干城之一，攻打劉璋奪取益州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溯流而上，所在必克。

益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郎將」（見《三國志· 劉封傳》）。

在西蜀政權建立後，劉封在鄂西統領著孟達、申耽、申儀等幾支部隊，與關羽俱為封疆大吏。

劉封居然是荊州籍但劉備養子。

關羽荊州失敗後，孟達等叛降曹魏，劉封斷然拒絕了孟達的引誘，毅然率所部回到成都。

劉備曾責備劉封不曾救援關羽，但沒有責罪的意圖。

諸葛亮也不認為劉封有罪，但「慮封剛猛，易世之後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 」（見《三國志·劉封傳》）。

因擔心以後難以駕馭，於是找藉口提前殺掉，其心胸及駕馭能力實不敢加以恭維！

諸葛亮五出祁山時，「魏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對長安形成兩面夾擊之勢。

但「亮以為此縣(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制而不許」。

「延常謂亮為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見《三國志·魏延傳》注釋《魏略》）。

諸葛亮與魏延北伐路線的分歧，實質是戰略目標的不同，前者是執行劉備的既定方針，乘虛蠶食魏國防守較為薄弱的涼州。

後者是要鯨吞魏國重兵設防的關中，戰略目標是鯨吞司州。

司州包括今天陝西的關中，豫西、豫中，及晉南、晉中。

由於東漢王朝的東都洛陽和西都長安都在此州，故取名司州，意為司掌全國。

該州是魏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中心，豈肯輕易令弱小的西蜀奪取！魏延是夠大膽了，大膽得已有點異想天開。

蜀軍偏師從城固、洋縣翻秦嶺，再經寧陝出子午谷直逼長安，確實是一支奇兵，如能實現，必然使關中震動。

但是洋縣以西是西城（安康），只要蜀軍敢冒險犯難走子午棧道，側背就會暴露無遺，魏國西城守軍絕不會坐視不理，如果溯旬陽河向西北斜插寧陝、東江口拒險固守，並截斷蜀軍後路，這一萬西蜀兵馬就只能束手待斃了。

退一步討論，即令蜀軍（包括諸葛亮所率的十萬主力）能進入關中，則又能如何？關中與漢中在地形上有相似之處，都是江河沖刷而成的梭型平原；但又有很大差異，隔開兩個平原的秦嶺在軍事意義上完全相反。

劉備奪取漢中時，六、七百公里的秦嶺棧道成為曹操支援夏侯淵的巨大障礙，而巴山中的金牛道、荔枝道、米倉道不僅距離短得多，而且坡度平穩，相對要好走一些，從成都馳往增援十分方便。

正是由於交通的方便，所以在古代，漢中在行政區域上大多都劃歸益州。

劉備既占了地形的絕對優勢，軍事上又處於全盛時期，因之能一舉奪取漢中。

諸葛亮在西蜀國脈喪失殆盡時，即令能勉強率軍進入關中，立即會東、西、北三面受敵，艱險崎嶇的秦嶺棧道，更成為西蜀支持前線的巨大障礙。

假如棧道北端遭封鎖或被燒斷，西蜀大軍就猶如進入瓮城，只能被動挨打，卻無還手之力，而糧食更會成為首要問題。

諸葛亮多次否定魏延的進軍路線無疑是對的，但只是軍事方略的才同，並沒有別的含意。

不讓錯誤的意見發表，本質上也就堵寒；正確意見，只能養成下級的「面從」。

陳壽把魏延是作為「貳臣」為其立傳的，與劉封、李嚴、楊儀諸人等量齊觀，因之，不存在為尊者諱問題。

即令如此，陳壽也未再舉出與諸葛亮之間還存在分歧、矛盾的事例，更沒有魏延貳臣作為的記載。

諸葛亮五出祁山時，重用荊州籍、打壓、涿州籍代表人物魏延則比較明顯，第一次出兵北伐時，硬肯破格提撥馬謖「督前部」和不用涿州及益州籍宿將吳壹就是一突出例證。

打壓排擠歸打壓排擠，但魏延畢竟是不可多得的軍事幹才，諸葛亮要取得北伐的勝利，還得利用魏延「善待士卒，勇猛過人」（《三國志·魏延傳》）的特點，在此同時，諸葛亮又十分器重先為參軍後遷長史的綏軍將軍楊儀，此人為諸葛亮「常規畫分部，籌度糧谷，亮深惜儀之才幹」(見《三國志·楊儀傳》)。

但這兩人關係卻十分緊張，「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 (見《三國志·費禕傳》)。

鬧到水火不能相融、冰炭不能共器的地步，也夠激烈了。

諸葛亮雖「常恨二人之不平 」，但「不忍有所偏廢」(同上)。

多虧費礻韋充當潤滑劑，經常調解勸說，分別利害，以至召開會議時，費要坐在兩人中間，以防變故出於突然。

由於此公的作用，才「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同上)。

這就有些奇怪了，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雜牌的綏軍將軍、相府長史與大將軍、南鄭侯、涼州刺史的地位相去殊遠，魏延蔑視楊儀有理由，楊儀敢蔑視揚儀沒有理由。

正常情況下，即令有不同意見也只能委婉提出，或者在私下講給諸葛亮，何止於爭論得魏延要拔刀殺人！作為三軍主帥的諸葛亮，面臨如此局面竟不置一詞，而只是「常恨二人之不平」！以今天推理，別說是最高級別的軍事會議，即令是芥菜般的小部門，兩個副職不顧大局地鬧矛盾，常常使會議炸場子，主持會儀的一把手絕不會漠然置之，他必須私下談話，評論是非，絕不容許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如仍不能解決，會斷然採取組織措施，太丟自己的臉了！最壞的辦法也會斷然辭職讓他們鬧去。

恨恨連聲而不予解決，只能理解成諸葛亮是楊儀的幕後人，沒有諸葛亮，楊儀不敢那樣放膽；魏延殺楊儀，也是殺給諸葛亮看的。

諸葛亮死後，魏、楊內訌迅速爆發，魏延是內訌中的失敗者和犧牲品。

內訌在如此不適當的時機爆發，諸葛亮臨終安排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楊儀沒有指揮軍隊的經驗和威望，官不過長史，且同無以匹敵的征西大將軍魏延形同水火;更重要的是，按道德標準，應該說楊儀腦後有反骨。

此公曾經是荊州刺史傅群的主簿，「背群而詣襄陽太守關羽」；而且有一個致命缺點，即「儀性狷狹」（見《三國志·楊儀傳》）。

用今天話說，就是性情暴躁，心胸狹窄，難以與人和衷共濟。

他追隨諸葛亮之後，與蔣琬同為丞相參軍、長史，自以為資格為老，才能也超過蔣琬，對不被諸葛亮死前推薦成為接班人心懷憤懣，於是「怨憤形於聲色，嘆咤之音發於五內」，竟為統率大軍撤回時，沒能舉眾投降曹魏而後悔。

他對費說:「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兵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

」(同上)，當然，這都是後話。

諸葛亮至死時候，並沒有忘記荊州籍這一小圈子，不肯讓資格最大，功勳卓著的逐州魏延掌握最高軍權，更不願涿州藉在自己死後翻身，因之要利用餘威將魏延割捨。

讓楊儀統率主力撤退而魏延斷後，諸葛亮似乎有一些飢不擇食，顧不得楊儀的才能、德性和威望，於匆忙中做出不計後果的決定。

其實不然，他的臨終安排是經過反覆思考的。

活著的時候，他對魏延、楊儀二人「不忍有所偏廢」；臨終時，只得忍痛打破感情平衡的天平而割捨魏延。

其實這是陳壽的認識，同實際情況有很大差距。

因為籍別的不同，諸葛亮於臨死時候，也沒有忘記荊州藉這個派系的前途命運，不能讓除了劉禪外已經沒有了制約的魏延掌握止為重要的軍權，決定徹底犧牲他。

所以病逝前召開秘密軍事會議時，排除了首先應該參加的征西大將軍魏延，而只召集「長史楊儀、司馬費禕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

安排了楊儀率領全軍秘密撤退，而「令延斷後」，同時作了最壞打算:「若延不從命，軍便自發。

」(見《三國志·魏延傳》)從而為魏延釀造了一樽鴆酒。

魏延是毒酒的自飲者。

聽到諸葛亮病逝楊儀領軍消息的魏延，氣勢洶洶地說道：「丞相雖死，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同上）同時扣押了傳達軍令的費禕脅迫其聯名發出截然相反的軍令。

費禕見大事驟變，藉口為魏延說服楊儀交出軍權而脫身逃回。

這是一場貨真價實的軍事政變，雖然不是針對蜀漢政權的謀反，也是針對代帥楊儀的奪權。

此時的魏延已經十分不冷靜。

長期遭受排擠打壓的惡氣，還沒有因諸葛亮的死亡稍有渲瀉，又為揚儀領軍而惡氣攻心，他的這一不尋常做法，犯下三個致命錯誤，首先，對諸葛亮死後軍心士氣低落到谷底缺乏清醒的估計。

本來，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就是窮兵黷武、一意孤行的舉措。

西蜀小國寡民長期遭受戰爭水火的蹂躪，苦戰厭戰反戰的情緒由來已久。

諸葛亮一死，將士思歸情緒潛然隱藏於舉哀的背後，在這一非常背景下，欲再發兵與強大的曹魏交戰，已經完全不可能。

其次，軍事政變，貴在詭秘而速發，應在條件允許的範圍內，做得常人不可以捉摸。

魏延既同費禕聯名簽署了軍令，就不能放費禕歸去，更何況費禕是荊州籍核心之一。

應設法賺來楊儀、姜維等，能多賺一個是一個。

魏延通過公開誠信的手段去實現軍事陰謀，這就構成一對目的與手段極不相容的矛盾。

費禕一走，軍事陰謀完全暴露於手握重兵的政敵，魏延已經失去了制人的主動而受制於人了，在楊儀率兵回撤後，軍事政變已宣告失敗，而受制於人了。

在揚儀率兵回撤後，軍事政變自然沒有了成功的可能。

再次，在軍事政變尚未發動就已失敗的情況下，魏延不思改弦更張，居然率領斷後部隊徑先南歸，並燒斷主力部隊回歸的閣道。

不誇張地說，魏延已有一些歇斯底里，把同楊儀之間爭奪軍事指揮權的矛盾，發展成兩支西蜀大軍之間的對立;把諸葛亮退軍和自己進軍的分歧公開於全軍上下，更把自己擺在全體將士的對立面，他們的似箭歸心同魏延的繼續北伐已尖銳對立。

兩對矛盾中，魏延都處在十分孤立的地位。

所以，在南谷口與楊儀軍隊相遇而發生局部戰鬥時，「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同上)。

在楊儀、魏延矛盾激化時，惟一能夠緩解、協調這對矛盾的，是皇帝劉禪。

此前，兩人都有表章飛奏朝廷，相互指責對方「叛逆」。

毫無主見的劉禪，就此事徵詢朝臣意見。

在情況完全不明的時候，群臣本無從盲目表態，穩妥的辦法，是命令雙方首先脫離接觸，然後規定出各自的回軍路線，先將軍隊帶回來再調查處理。

奇怪的是，《出師表》中，諸葛亮給劉禪推薦了一大串忠貞賢能之士，而在關鍵時刻，卻沒有一顆頭腦理智清醒，僅因為魏延「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的缺點，終造成同僚「當時皆避下之」這一表面和諧，實則過分緊張的關係。

緊張關係在關鍵時候起了重要作用，西蜀高級官吏董允、蔣琬等面臨大事時，竟像押寶一樣「保儀疑延」。

這是史家陳壽的認識。

若以前因後果看，蔣琬等人的表態，也不過是「黨同伐異」，其心胸和政治經驗都無法高看，就連忠貞品德都要大打折扣。

諸葛亮為魏延釀造了一樽鴆酒，魏延又不自覺地端起來一飲而盡，最後的結局已無法改變。

魏延被馬岱追殺於虎頭橋(今漢中市北街十字，有虎頭橋遺址)，之後，楊儀又將他「夷滅三族」。

魏延欲殺楊儀是真，叛西蜀是妄!魏延要反叛西蜀，就應率軍北投曹魏，而不是南面攔截。

要叛蜀降魏，就沒有必要向劉禪表奏楊儀「叛逆」。

魏延之死咎由自取，夷滅三族是楊儀的獸性發作，是蜀漢政權的大不幸。

諸葛亮皇帝美夢做到這裡，也經變成了一場魔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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