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山謁蔣琬，千秋知己屬同鄉

作者：唐雪元（系中華網精英中國副總編輯、中訪網首席記者）

春到綿陽，有幸到西山公園的鳳凰山上一游。

鳳凰山，名好悅耳，山上林木蔥鬱，鳥語花香，更兼有聞名天下的「西蜀子云亭」和與諸葛亮媲美的一代名臣蔣琬的墓。

「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何處不青山。

」此話放在湘人身上，何其多矣！單講蔣琬的出生地零陵湘鄉，後來就出了不少名人：晚清名臣曾國藩、建國大將陳賡、譚政，革命導師毛澤東曾經在湘鄉求過學。

而蔣琬，應該是湘鄉第一個成為宰相級別的人。

眼前的蔣琬墓，據說高4.65米，墓圍31.6米，為八角形復缽式建築，由座、身、檐、頂四部分組成，形制奇特。

墓前立有一通高2米的石碑，上書「漢大司馬蔣恭侯墓」。

眼前的蔣琬墓、祠歷經1700餘年歷史的風風雨雨，其中最早見於陳壽《三國志·蔣琬傳》，文中敘述了魏國大將鍾會奉命攻蜀，因敬仰蜀漢名臣蔣琬，攻下涪縣後，特去祭掃蔣琬墓的史實。

陳壽與鍾會同時代人，此事發生在蔣琬死後17年，從中可見其人的為官政聲與人品，實為楷模。

置身蒼翠的林木間，眼望頭上那片蔚藍的蒼穹，往事越千年，事跡可浮現……

蜀漢建興十二年（234）八月，一代名相諸葛亮心力交瘁，溘然長逝於五丈原軍中前線。

蜀漢政權，頓時失去擎天棟樑。

靈柩運回成都，舉國上下一片哀聲，上上下下一時無所適從，惶惶不安：誰能繼丞相料理軍國大計？誰能力撐危局挽狂瀾？面對強大的曹魏，蜀漢又處於「危急存亡之秋」。

答案是蔣琬。

諸葛亮死後，他成為蜀漢的執政者，主政12年，政通人和，經濟復興，百姓安居樂業，蜀中呈現了一派「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的大好氣象，使得蜀漢在三國鼎立的局面下存在41年之久。

領袖之度，諸葛胸懷不及他

蔣琬（？－246），字公琰，零陵湘鄉（今湖南湘鄉）人。

赤壁之戰後，劉備奪取武陵、零陵、長沙、桂陽等江南四郡，年輕的蔣琬歸附了劉備，後隨從入蜀，曾任廣都（今四川雙流）長。

有一次，劉備借外出遊覽的機會，突然來到廣都，看到蔣琬沒有把公務處理好，當時還喝醉了，不禁勃然大怒，要治其罪。

時任軍師將軍的諸葛亮求情道：「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

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

」諸葛亮真是慧眼識人，這時就稱蔣琬為「社稷之器」，稱讚他勤政務實，把「安民」作為執政的根本，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

人啊，得人知遇何其重要，得諸葛亮青睞，蔣琬真是大大的造化，只是免去了廣都長職務。

不久，又任命他為什邡令。

建安二十四年（219），劉備稱漢中王，蔣琬又升為尚書郎，成為政務中樞的一名官員。

跟對領導有肉吃。

章武三年（223）四月，劉備託孤於諸葛亮，病卒於永安宮。

五月，太子劉禪即位，是為後主，改元建興。

「封（諸葛）亮武鄉侯，開府治事。

頃之，又領益州牧。

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此時，諸葛亮任命蔣琬為丞相東曹掾，主管二千石長吏及軍吏的任免升遷，可謂委以重任，後又提升他為丞相參軍。

建興五年（227），諸葛亮上《出師表》，進駐漢中，蔣琬與長史張裔統管丞相留守府公務。

建興八年（230），張裔卒，諸葛亮又提升蔣琬為丞相留府長史，加撫軍將軍。

整個諸葛亮北伐期間，蔣琬一直留守成都，籌劃提調，保證了兵員和糧餉的供應，進一步得到諸葛亮的推重。

諸葛亮多次稱讚道：「公琰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

古往今來，多有這樣一類人：就個體而言，才能超拔，但心胸狹隘，不能容物容人，缺乏凝聚力，因而就群體而言，其才幹實難發揮積極作用。

這樣的人雖然是人才，但不是大才，不是領袖之才。

諸葛亮臨終前，身份最高的官員，軍中是魏延，朝中則是吳壹（《華陽國志》、《三國演義》寫作「吳懿」）。

魏延，時任蜀軍前鋒、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封南鄭侯，智勇兼備，功績顯赫；但他「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也就是說他驕傲自大、目中無人，大局觀念較差。

諸葛亮雖然用他擔任先鋒，卻並不那麼喜歡他，而他也確實難以勝任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執政重任。

吳壹時任左將軍，封高陽鄉侯，是吳太后的哥哥，資格既老，又有國舅之尊；但吳壹雖然地位很高，且有戰功，卻缺乏把握全局的能力，也不宜作諸葛亮的接班人。

除開魏延、吳壹二人，在諸葛亮的丞相府官屬中，地位最重要，又經過長期考察的，一是隨軍長史楊儀，二是留府長史蔣琬。

楊儀才幹突出，辦事能力很強。

建興三年（225），諸葛亮以他為參軍，署府事；建興五年（227），隨諸葛亮進軍漢中；建興八年（230），遷長史，加綏軍將軍。

「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谷，不稽思慮，斯須便了。

軍戎節度，取辦於儀。

」但他「性狷狹」，意思是指他性格狹隘，不能容人，並非協調文武，共濟危局之才。

為此，諸葛亮臨終時，儘管委楊儀以指揮全軍撤退的重任，卻沒有選他作接班人。

相比之下，既忠於職守、辦事踏實，又品格高尚、具有雅量的蔣琬，才真是「社稷之器」。

因此，諸葛亮最終選定蔣琬為自己的接班人。

正因如此，在諸葛亮逝世，楊儀統率北伐大軍回到成都後，後主謹遵諸葛亮遺志，任命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次年（建興十三年，235）又「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使之正式成為蜀漢的最高官員（諸葛亮死後，蜀漢不再設丞相）。

蔣琬胸懷寬廣，謙恭和順，容物容人，具有不同尋常的領袖氣質。

事實上，諸葛亮病逝五丈原後，魏、吳虎視眈眈，蜀漢國力脆弱，人心浮動不安。

在此危難之時，請看堪當重任蔣琬如何表現？《三國志·蔣琬傳》云：「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

蔣琬繼諸葛亮之後之所以能成為蜀漢眾望所歸的執政者來支撐大局，同他的個人魅力密不可分。

他不卑不亢，待人寬厚，處事冷靜，善於團結同僚。

部下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對上司不願曲意逢迎，蔣琬同他談論，他常常默然不應答。

於是，有人便向蔣琬進讒言，說楊戲輕慢上司。

蔣琬當即駁斥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

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

不僅不怨恨楊戲，反而認為楊戲是個快人、直人而予以肯定。

部下督農楊敏曾在人前批評蔣琬做事糊塗，能力有限，趕不上前任諸葛亮。

有人將這話轉告蔣琬，主張推問整治楊敏。

蔣琬十分平靜地說：「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

後來，楊敏犯罪下獄，眾人以為楊敏必死無疑，豈料蔣琬心無親疏厚薄，依法秉公處理此案，使楊敏得免重罪。

其公正無私寬厚容人如此！這與生活中那些只喜歡別人對他溜須拍馬大唱讚歌而聽不得不同聲音極力排斥異己的昏庸官僚相比何啻千里！

可惜這幾條史實沒有被羅貫中采入《三國演義》中，致使蔣琬的美德未能得到充分的表現。

不過，《三國演義》對蔣琬豁達大度的胸懷還是有所描寫和肯定，一個典型的例子對楊儀的處罰。

楊儀雖有才幹，但是個狷狹自私的小人。

小說第105回說，諸葛亮死後，楊儀自覺才能超拔，且平定魏延功高蓋世，理應繼任諸葛亮之職。

沒料到諸葛亮選定的接班人是蔣琬，於是楊儀深恨蔣琬等人，「自以為年宦先於蔣琬而位出琬下，且自恃功高，未有重賞，口出怨言，謂費禕曰：『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將全師投魏，寧當寂寞如此耶！』」結果，「後主大怒，命將楊儀下獄勘問，欲斬之。

」但寬厚的蔣琬不但沒有記恨而落井下石，反過來還替楊儀說情：「儀雖有罪，但日前隨丞相多立功勞，未可斬也，當廢為庶人。

」蔣琬這種不感情用事容物容人的氣量明顯優於諸葛亮。

諸葛亮雖然智慧超絕，善於識人，但在用人和處理問題上常夾雜著個人好惡之情。

魏延英勇善戰，但生性「矜高」，傲慢少禮，又有主見，敢於向諸葛亮提出不同意見，因而向來不被諸葛亮所喜歡。

街亭之戰中，不派魏延等宿將擔當大任，而重用自己關係親密卻無任何實戰經驗的馬謖據守要衝，終致北伐失敗。

晚年在處理楊儀和魏延之間的矛盾問題上明顯偏袒楊儀而壓制傷害魏延，直接導致他死後魏延不服楊儀節制而同室操戈，給蜀漢集團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失。

羅貫中借費禕之口指出：「楊儀於丞相前累譖魏延，因此逼反，人皆知之」。

其實，《三國演義》的讀者都明白，逼反魏延的豈止是楊儀，諸葛亮亦難辭其咎。

諸葛亮的偏心狹隘與蔣琬的公正豁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正是由於蔣琬虛懷若谷，容物容人，善於化解矛盾，使得他當政的十多年中，蜀漢上下齊心，百官勤勉，政治清明，民風純良。

這充分顯示了蔣琬深具魅力的領袖素質。

政家之范，幹練穩健恭君僚

作為蜀漢後期的中流砥柱，蔣琬的聲望不僅僅建立在優秀的人品上，更建立在他出色的才幹上。

蔣琬考慮問題細緻周到，辦事精明強幹，沒有辜負諸葛亮的信任和期待，很好地挑起了鞏固蜀漢政權的重擔。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儘管對蔣琬的描寫十分簡略，但蔣琬精明幹練的辦事作風和處變不驚的應變能力依然得到了形象的再現。

第98回寫東吳孫權繼曹魏、蜀漢之後登壇稱帝，派使者赴成都通報情況，並向後主表示願與蜀漢建立同盟以抗曹魏。

其時，諸葛亮駐紮漢中。

成都君臣反覆「商議」，「眾議皆謂孫權僭逆，宜絕其盟好」。

蜀漢君臣此時還嚴守所謂「正統」，其迂腐、不懂權變可知。

獨有蔣琬不贊同與東吳絕交，因為絕交只能使東吳反目為仇，對蜀漢相當不利。

但他又不便違背「眾議」，他深知諸葛亮的意見能起決定性作用，因而他向後主建議：「可令人問於丞相」。

詢問的結果是諸葛亮與蔣琬不謀而合，從而避免了一次吳蜀危機，足見蔣琬的精明和老辣。

第105回寫諸葛亮新亡，蔣琬執政之初，蜀中舉國上下人心震悚，大有倒了擎天柱的悲觀。

而就在這時，邊庭告急：由司馬懿率領的曹魏大軍尚在渭南一帶，隨時可能入侵漢中。

而「東吳令全琮引兵數萬屯於巴丘界口，未知何意」。

這對於蜀漢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以致後主驚問：「丞相新亡，東吳負盟侵界，如之奈何？」——其實不難理解，孫吳增加巴丘（今湖南嶽陽）守軍數萬，無非兩種可能，一是防備魏軍乘虛進攻蜀漢，二是也有在蜀漢難以支撐時趁機奪取地盤的意圖。

在這嚴峻的時刻，蔣琬處變不驚，從容鎮定，正如《三國志·蜀書·蔣琬傳》所云：「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

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

」針對強敵曹魏，他奏明後主，晉升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司馬懿無隙可乘，只得退軍。

針對孫吳的增兵，在不明對方真實意圖的情況下，他提出做兩手準備：「臣敢保王平、張嶷引兵數萬屯於永安，以防不測。

陛下再命一人去東吳報喪，以探其動靜。

」於是，後主遣右中郎將宗預往見孫權，重申聯盟抗魏的宗旨，結果很快消除了東吳君臣的覬覦心理，使孫權折箭為誓：「朕若負前盟，子孫絕滅！」蔣琬面對突發事件，處變不驚，從容措置，充分顯示了他善於應變的大將之才。

蔣琬的過人之處還體現在他善於處理複雜棘手的問題。

魏延楊儀事件是蜀漢有史以來最大也是最複雜的內亂，諸葛亮執政時，魏延領丞相府司馬，楊儀為丞相府參軍，一文一武，都參與軍機大事，是諸葛亮在軍事上的左右臂。

但二人向來水火不相容，諸葛亮又未能秉持公心妥善化解他們之間的矛盾，終致二人在諸葛亮死後徹底反目。

魏延不服職位低於自己的楊儀節制，而楊儀仗諸葛亮遺令，撇下魏延不管，獨領大軍南撤，使魏延勃然大怒：「豎儒安敢欺我！我必殺之。

」於是魏延率部徑先南歸，放火燒絕棧道，以斷楊儀歸路。

其後，二人羽檄交至，紛紛向後主誣告對方叛逆朝廷。

在不明事實真相的情況下，太后及蔣琬等朝廷大臣都保楊儀而疑魏延。

這其中的原因很簡單：滿朝文武都知道諸葛亮不喜歡魏延，因諸葛亮的名望而偏向楊儀是很自然的事，同時，楊儀是不懂軍事的文官，照常理推測貿然造反的可能性不大，而魏延是驍勇善戰的武將，造反的可能性比楊儀大，因此對魏延加以防範亦在情理之中。

當蔣琬率軍北上處理這一事變時，魏延已殘死於楊儀的追殺，並被踐踏頭顱和夷滅三族。

魏延的悲劇固然同他的意氣用事有關，但公報私仇的楊儀和偏心的諸葛亮實負有罪責。

魏延屢建戰功，善養士卒，在軍中頗有威信，加上魏延實無叛逆之心，如果不給魏延一個公正的結論，恐怕難服眾心。

為蜀漢整體利益著想，蔣琬毅然推翻先前的判斷，將事件真相如實稟告朝廷：「（魏）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

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

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三國志·魏延傳》）算是給魏延摘去了叛臣的帽子。

接著又幫助後主妥善處理相關事宜：念及魏延前功，給予厚葬；楊儀統領大軍安全南歸及扶孔明靈柩至成都有功，但在誅殺魏延事件中顯得自私狹隘和殘忍歹毒，因此加楊儀為中軍師而「無所統領」，即升其職位而不讓掌兵權。

這樣的處理十分得體，既安撫了同情魏延不幸命運的將士，又抑制了囂張狠毒的楊儀，從而避免了蜀漢內部矛盾的激化。

毛宗崗對此處置非常欣賞，在《三國演義》105回的行批中評曰：「處置得停當，想必蔣公琰所教也」。

的確，在蜀漢的政治家中，蔣琬最善於處理內外複雜事件和棘手問題，其辦事的穩健和老到甚至是諸葛孔明所不及，即使置於整個三國時代，蔣琬仍不失為一位出類拔萃的政治奇才。

在人們心目中，蜀漢後主劉禪非常「笨」，但他決非一無是處。

衡量一國之君的好壞，不是看其個人才幹如何，而主要應看兩條：其一，國家是否安定，政治是否清平；其二，君臣關係是否正常。

梁武帝博學多通，才華出眾，但賦斂苛重，忠奸不分，晚年佞佛，一手造成侯景之亂，以致黎民塗炭，自己也被餓死，實在難逃昏君之責；隋煬帝天資聰穎，文武兼備，但窮奢極侈，橫徵暴斂，濫殺大臣，導致天下大亂，更是不折不扣的暴君。

劉禪作為一國之君，最大的毛病是「平庸」，無所作為；最大的優點則是「安於君位」，沒幹什麼突出的壞事。

與歷史上形形色色的昏君、暴君相比，他的表現還不算太差，堪稱「庸主」的典型。

　就君臣關係而言，曹魏後期，司馬氏靠政變上台，又以陰謀詭計和殘暴手段壟斷權力，其與曹魏皇室之間，全無信義可言：架空少主，威逼太后，兩度廢立，甚至悍然殺害皇帝，血濺宮廷；而被害的魏主曹髦則留下一句千古名言：「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吳國末帝孫皓在位期間，對大臣視若仆隸，任意殘害：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定策迎立他為帝，僅僅四個月後，他就殺了二人，可謂恩將仇報；右丞相萬彧在他為烏程侯時即與之交好，最早迎他為帝，卻因進諫被責而自殺；中書令賀邵屢次進諫，引起他不滿，邵中風，口不能言，被他懷疑裝病，拷打得體無完膚，終被殺害；侍中韋昭有良史之才，因撰寫《吳書》時堅持據實而書，竟被下獄，亦遭殺害……他殺人還常常花樣翻新：或鋸人之頭，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

如此獸行，自然使君臣關係極其緊張。

相比之下，劉禪在位期間，與大臣的關係顯然要好得多。

歷史上劉禪的在位期間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前期，即諸葛亮輔政時期（223－234）；中期，即蔣琬、費禕執政時期（234－253）；後期，即黃皓由干政到專權時期（253－263）。

在這三個時期中，劉禪基本上能守君道，優禮大臣；即使後期昏庸日甚，也幾乎未見殘害大臣之事。

蔣琬沒有諸葛亮那樣的地位和威望，卻能輔佐後主劉禪十二年之久，君臣關係一直良好，頗為難得。

同時，他還唯才是用，在同僚中培養了一支和衷共濟的執政團隊。

費禕與蔣琬年資相近。

後主即位時，蔣琬為丞相東曹掾，費禕則為黃門侍郎；蔣琬提拔為丞相參軍，費禕已遷侍中；諸葛亮逝世前，蔣琬為丞相留府長史，費禕則為丞相司馬。

諸葛亮挑選的接班人，蔣琬排名第一，費禕次之。

當後主遵照諸葛亮遺言，任命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時，費禕轉任後軍師。

對此，費禕沒有絲毫不服，而且對自以為才能超過蔣琬，因沒能執掌國政而大發牢騷的楊儀加以規勸。

不久，蔣琬升遷為大將軍，費禕則晉升為尚書令，作為蔣琬的助手，負責處理日常政務。

他十分尊重蔣琬，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延熙二年（239），蔣琬進位為大司馬。

四年後，費禕升任大將軍、錄尚書事，與蔣琬共同執政。

對於費禕，蔣琬也非常尊重。

二人性格、風度有所不同：「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蔣琬以穩重嚴整見長，費禕則以敏捷幹練著稱。

但他們能夠優勢互補，精誠合作，每有大事，必充分協商。

延熙七年擊退魏軍後，蔣琬堅持將自己兼任的益州牧一職讓給費禕。

蔣琬逝世後，費禕自然成為蜀漢的頭號大臣。

提董允，諫諍後主。

董允（？－246），字休昭，南郡枝江（今湖北枝江東北）人。

董和之子。

董和在劉璋手下曾任益州郡太守，執法嚴謹，為政清廉，深得民眾擁戴。

劉備奪取益州後，任命他為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共同負責處理左將軍大司馬（劉備當時的主要官銜）府事務。

他勤於國事，為人坦誠，事有不妥，能與諸葛亮反覆磋商，深得諸葛亮稱讚。

董允繼承家風，年輕時即與費禕齊名。

初為太子舍人；後主即位，遷黃門侍郎，頗得諸葛亮信任。

諸葛亮北伐，留他與郭攸之、費禕總攝宮中之事。

不久，費禕調任丞相參軍，董允遷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

由於郭攸之性格溫順，而董允忠直敢言，諫諍後主過失的責任實際上都落在他的肩上。

他「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

……後主益嚴憚之。

……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

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

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

皓畏允，不敢為非。

」⑾延熙七年（244），董允以侍中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與蔣琬、費禕並為蜀漢重臣。

延熙九年（246）卒。

此後，陳祗為侍中，與黃皓內外勾結，千方百計討好後主，黃皓才開始干預政事，進而逐步專權，使朝政日非，終至亡國。

因此，蜀漢民眾無不追思董允。

《華陽國志·劉後主志》讚許道：「（董）允立朝，正色處中，上則匡主，下帥群司。

於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一號『四英』。

」

善用人，人盡其才。

蔣琬還秉承諸葛亮的人才思想，善於發現和使用人才，使一批德才兼備之士成為蜀漢的棟樑之材。

——姜維（202－264），字伯約，天水冀縣（今甘肅甘谷東）人。

原為魏國中郎（《三國演義》誤為「中郎將」），參天水郡軍事。

建興六年（228）春，諸葛亮首次北伐，姜維歸蜀，時年二十七，從此深受諸葛亮信任，得到精心培養。

蔣琬執政後，把姜維晉升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

延熙六年（243），又把姜維晉升為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承擔聯絡羌、胡，圖取曹魏涼州的重任。

蔣琬逝世後，費禕繼續重用姜維。

延熙十年（247），姜維升任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

費禕逝世後，姜維又於延熙十九年（256）進位大將軍，成為蜀漢最高官員。

——鄧芝（？－251），字伯苗，義陽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

後主即位不久，鄧芝出使孫吳，順利恢復同盟關係，被孫權評價為：「和合二國，唯有鄧芝。

」諸葛亮北住漢中，以鄧芝為中監軍、揚武將軍。

蔣琬執政後，將鄧芝晉升為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不久為督江州，鎮守蜀漢東面疆域。

延熙六年（243），又將他晉升為車騎將軍，系方面大員中地位最高者。

他「賞罰明斷，善恤卒伍」，不僅保證了蜀漢東面疆域的完整，而且維護了與孫吳的友好關係。

——王平（？－248），字子均，巴西宕渠（今四川渠縣東北）人。

街亭之戰後，王平受到諸葛亮的賞識，遷後典軍、安漢將軍。

蔣琬執政後，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王平領漢中太守，協助吳壹把守蜀漢的北大門。

建興十五年（237），進封安漢侯，代吳壹督漢中。

延熙元年（238），蔣琬住沔陽，王平又任前護軍，署琬府事。

延熙六年（243），蔣琬還住涪，拜王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

儘管他「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

使人讀《史》、《漢》諸紀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

遵履法度，言不戲謔」，以兢兢業業的精神保證了蜀漢北境的安全。

——馬忠（？－249），字德信，巴西閬中（今四川閬中）人。

他才幹優卓，劉備伐吳敗退永安，一見馬忠便非常賞識。

建興三年（225），諸葛亮南征，以馬忠為牂牁太守。

建興八年（230），召為丞相參軍，協助長史蔣琬署留府事，併兼領益州治中從事。

自建興十一年（233）起，一直鎮守南方，深受諸葛亮器重。

蔣琬執政後，馬忠由奮威將軍晉升為安南將軍；延熙五年（242），再晉升為鎮南大將軍。

他「寬濟有度量……處事能斷，威恩並立」，維護了蜀漢後方的安定。

《三國志·蜀書·王平傳》云：「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跡。

」可見蔣琬用人，各得其所。

蔣琬死後，朝廷追諡為「恭」，「恭」是恭敬的意思，看蔣琬一生待人處世，不管是上司領導還是同僚下屬，都是非常的謙虛有禮，諡為「恭」，蔣琬名副其實。

治國之策，貴柔守靜民生息

在世人看來，蔣琬是治國之文臣，在軍事上無所建樹。

《三國演義》沒有把蔣琬作為重要人物來加以刻畫，恐怕正是這一因素的影響所致，因為《三國演義》流傳、成書於漢民族遭受欺凌的宋元時期，人民崇拜民族英雄，渴望民族英雄收復失地，《三國演義》將蜀漢作為漢民族的象徵，那些捨生忘死主動討伐北方強敵的蜀中將領如諸葛亮、姜維之流自然成為小說熱情謳歌的對象。

然而，客觀公正地講，儘管蔣琬沒有具體指揮過一場重大戰役，但他英明的戰略思想對蜀漢政權的鞏固和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審時度勢，大膽修正北伐戰略。

劉備、諸葛亮等蜀漢早期執政者都渴望在有生之年完成北伐中原、統一中國的大業。

尤其是諸葛亮，幾乎把畢生的心血投入到統一大業之中。

《三國志·諸葛亮傳》說，諸葛亮「爰整六師，無歲不征」，但始終「未能有克」。

北伐曹魏是蜀漢制定的宏偉目標，這個戰略思想本身並不錯，諸葛亮的失誤就失誤在急於求成上。

「連年動眾」，窮兵黷武，這是犯兵家之大忌的。

戰爭的勝負在許多情況下取決於國力是否雄厚，蜀漢連年征戰，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入不敷出，使本來就處於劣勢的國民經濟更加單薄，諸葛亮晚年不得不承認蜀國「民窮兵疲」，對北伐中原之戰他本人也沒有任何必勝的信心和把握，「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睹也。

」可見諸葛亮生前的北伐之戰基本上屬於毫無實際意義的消耗戰。

有鑒於此，成為執政者的蔣琬審時度勢，以極大的勇氣果斷修正諸葛亮的北伐戰略：改變「無歲不征」的局面，推行道家「貴柔」、「守靜」的戰爭思想，以守邊為本，以靜制敵；為節省財力、人力，將北伐大本營由漢中遷往涪縣（今四川綿陽），將漢中作為北伐基地；在經濟上，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減輕賦稅，使民休養生息。

事實證明，蔣琬從實際出發，制定、實施貴柔守靜的戰略決策給蜀漢帶來了生機，在蔣琬和費禕相繼執政的近二十年中，除一些局部征戰外，沒有貿然發動過一次大規模的戰爭，使得蜀漢社會經濟穩步發展，綜合國力明顯增強。

只可惜這種富有實效的戰略方針到姜維執政時被完全拋棄，蜀漢又回到了「無歲不征」的老路，姜維九伐中原，幾經折騰，虛弱的蜀漢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就煙消雲滅。

陳壽在《三國志》中曾對蔣琬、費禕、姜維三人的執政得失做過一個總評：「蔣琬方正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

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

」說蔣琬、費禕承諸葛之成規是不完全符合實際的，因為他們在軍事上恰恰改變了諸葛亮的北伐戰略，但說姜維一改蔣琬制定的守柔居靜的國策而窮兵黷武終於導致蜀漢「隕斃」，則點到了要害處。

蔣琬等人的成功和姜維等人的失敗充分說明了決策的重要性，值得後世執政者深思。

深思熟慮，積極籌劃北伐戰役。

蔣琬推崇居靜守柔的道家方略，為蜀漢的穩定收到了明顯的效果。

但道家的居靜守柔之道在軍事上不是消極的防守，而是積蓄力量，待機而動，老子所謂「以奇用兵」，意即等待時機成熟突然發起攻擊，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蔣琬在努力增強國力的同時，也在積極籌劃蜀漢的北伐戰役。

《三國志·蔣琬傳》說：「琬以為昔諸葛亮數窺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

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

」蔣琬對諸葛亮生前的軍事行動作過認真總結，認為失敗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道險運艱」，糧草、兵員供應無保障；二是進攻方位一成不變，敵人預先有所準備，憑高守險，不易攻克。

為此，蔣琬深思熟慮，決定調整主攻方向和進攻策略，將西出漢中改為東出漢中，將攻堅戰改為奇襲戰，計劃順漢水東下一舉奪取魏興、上庸等郡。

魏興即今陝西安康地區，上庸即今湖北竹山、房縣、竹溪等地。

上庸一帶是三國時期一個戰略要地，占領此處可以威脅荊襄，進而占領荊襄。

蔣琬的本意正是攻其無備，出奇兵襲占上庸後再積蓄力量窺視荊襄，北向宛、洛，同時派一大將經略涼州，進攻關中，實行兩面夾擊，完成諸葛亮早年「隆中對策」的戰略意圖。

只可惜蔣琬身患重病，未能及時實施這一戰略企圖。

更加上蜀漢大臣多受諸葛亮謹慎作風的影響，沒有多少人敢冒風險來支持蔣琬的決策，「眾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結果使得蔣琬的北伐東征大計中途流產。

蔣琬死後，再也無人謀劃東征之策。

蔣琬奇襲上庸的軍事構想現實不現實呢？戰國時代，秦將白起正是從這一線路攻入上庸進而攻破楚國郢都的，當年劉備攻占漢中後曾派劉封進攻上庸也是沿著這條線路獲得成功的，足見蔣琬的軍事部署雖冒風險但切實可行。

無數事實證明，毫無章法的軍事盲動是蠢才，而基於周密計劃和充分準備的軍事冒險是奇才。

所以，蔣琬雖然沒有在軍事上建立驚世奇功，但他毫無疑問是蜀漢最清醒、最富戰略頭腦的軍事家之一。

其實，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生活中，都存在著這樣一種現象：許多人自以為才高八斗，但未必有真才實學；另有許多人不言不語，謙虛自卑，但卻是真正的高才、英才。

三國時代的蔣琬無疑屬於後者。

因此，儘管蔣琬在文學名著《三國演義》中是個毫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們不應忘記，他是一位真正的三國歷史名人，是我湖湘一位不可多得的社稷之器。

風起，日暮，人催。

再次回首蔣琬墓，一詩縈繞耳邊——

語到仙雲齒亦香，蔣侯祠墓併流芳。

小心自可襄諸葛，大度猶能恕二楊。

一代名臣留片壤，千秋知己屬同鄉。

零陵公輔長沙守，南國文光信有光！